李玲:人力资本、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

本文试图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考察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原因。与一些三十年前经济发展基础与我国类似的人口大国相比较,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成就可能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角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在健康、教育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我国经济发展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基础。本文与传统上用教育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本不同,将教育、健康和生育视为人力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在于寻找到一条依靠劳动密集投入的路径,保障全民健康、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降低人口的死亡率和生育率。用最低的成本启动人力资本内生改善的机制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就能够拥有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这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地把握全球化的有利时机创造经济奇迹提供了内部动力。本文认为,中国建国后低成本高效率的人力资本的累积方式,不但为探索后续的经济奇迹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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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没有现成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持了三十年平均9.8%的经济增长率,被称为“中国经济奇迹”。但是许多研究表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够完全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例如,我国实行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但是目前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也积极参与全球化,但是都没有像我国一样,出现连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东欧、俄罗斯甚至出现了经济的大幅度倒退,一些拉美国家深陷债务危机,印度进行大刀阔斧市场化改革后也表现平平。在实践中,无论与传统的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都有自身的特点。“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有我国特定的原因,这也是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对“中国模式”日益感兴趣的重要原因。

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动力,不仅有利于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执政兴国的基本经验,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未来较长时期保持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同时,“中国经济奇迹”是我国特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一部分,对于其他国家也有一定借鉴意义,如果能够科学总结其经验并逐步推向世界,将有利于我国的国际战略。

和一些三十年前经济发展基础与我国类似的人口大国相比较,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成就可能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角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在健康、教育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我国经济发展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基础。而中国在人力资本建设方面的经验也应该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人力资本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又是发展的最终目的

马克思认为,发展生产力主要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二是通过提高人的能力和素质来提高生产力。在构成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处于主导和能动的地位。所谓人力资本,通常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和劳动熟练程度等等)来表示的一种资本类型。实践中,人力资本通常用劳动者的数量、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等指标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可以节省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数量,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吸引其他国家的资源、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入本国;有利于推动科技进步。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技术、制度一样,都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当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减弱,人力资本在这一阶段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大。同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和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本身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

三、1949-1978年,我国在人力资本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建国之前,我国人力资本水平极低。1949-1978年,我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人力资本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突出表现在健康、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其结果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时,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遥遥领先,一些指标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

(一)健康

新中国建国以后在人民健康事业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平均寿命从1949年左右的35岁增加到了80年代早期的70岁。出生婴儿死亡率也从1950年估计的约千分之二百五十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千分之五十。比较60年代到70年代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指标的增速,中国遥遥领先。1980年,中国的平均寿命高于很多收入水准比中国高的国家,甚至接近某些发达国家。(见图1)从成人死亡率的数据上看,中国也远低于相似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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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部分国家1977年人均预期寿命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ex 2008

注:CHN为中国,IND为印度,IDN为印度尼西亚,NGR为尼日利亚,BRA为巴西,ZAF为南非,MEX为墨西哥,DEU为德国,FRA为法国,GBR为英国,USA为美国,JPA为日本。所比国家选取的标准是世界各地人口上亿主要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相同来源数据以后不再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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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80年部分国家成人死亡率(每千人)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ex 2008

中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健康禀赋背后,究竟是怎样一种实现机制呢?

首先是广泛发动群众,改善基本公共卫生状况,消灭危害人民生命最严重的急性传染病,1952年起“爱国卫生运动”兴起。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爱国卫生运动的任务和目的是:“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振奋精神,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由此可见,爱国卫生运动已经跃出了卫生防疫领域,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通过爱国卫生运动,中国消灭了天花等疾病,基本消灭和控制了鼠疫、黑热病等疾病,大大减少了血吸虫病、疟疾和其他传染病。为了保证这些运动能取得成效,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以预防为主的基层组织。许多公共卫生工作者受到培训,传染病预防中心或防疫站也在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地区建立起来,并配置了必要的卫生设施。这些防疫站同生产队卫生站、公社卫生院以及其他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相互紧密配合,成功地履行了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职责,使得中国的卫生基础设施有了根本改观,也奠定了中国“新社会”的基础。

另外,一套行之有效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极大的帮助当时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地区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这套体系包括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合作医疗,遍布乡村的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能够基本胜任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赤脚医生。在1978年召开的著名的阿拉木图(Alma Ata)会议上,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发展中国家解决基层医疗卫生问题的唯一范例。另外,整体健康产出绩效的改善,得益于充分贯彻了以预防为主的方针。而这一方针的实现依托于城乡医疗体系的完整性和协调性,由于个人终生处于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庇护之下,使得社会计划者有动机通过积极的预防和健康干预来减少疾病发生后带来的成本,避免因个体死亡而带来的社会损失,而多级网状的医疗机构布局可以使得信息和资源迅速通达到基层。当然这样的卫生服务体系本身依托于计划经济模式,甚至容易受到政治因素乃至领导人注意力的影响。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样上下连贯的医疗体系为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生育

新中国在建国以后出生率有一段上升时期。五十年代前半期,出生率(birth rate)保持在37‰,这是长期战乱之后社会一旦转危为安必然出现的一种补偿现象。但从50年代中叶开始,出生率开始下降。“三年灾害”期间,生育率猛降,在63年左右达到历史最高点,然后又平缓降低,在70年初回落到37‰,在70年代末下降到20%以下。1974年,城镇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2个以下。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农村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七十年代中期也开始大幅度下降。(见图3)但即使是农村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计划生育政策有影响前的4-5之间,与同水平甚至更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也是处在较低水平的。(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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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1954年到1983年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年鉴2003》;《中国统计年鉴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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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部分国家1977年妇女总和生育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ex 2008

中国在70年代拥有一个相对较低的生育率水平。这个社会成员的健康与教育水平联系紧密,首先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得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1981年我国总死亡率从13.18‰下降到6.36‰,下降了越一半,而婴儿死亡率在同一时期下降了四分之三,大大超过其他年龄。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婴儿和幼儿死亡率都显著的低于相同经济水平和更高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这使得家庭减少了通过多生育子女来提高子女存活数量的激励。(见图5)妇女地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学避孕技术的采用是生育率下降的另一组重要原因。从建国以来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女性走过了一个“解放”历程,使得当时的中国女性与历史上所有女性划开了界限,全面为社会认同和接受。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受教育年限增加使得初婚年龄推迟,也使得妇女在生育决策上拥有话语权,这些变化也了推动总和生育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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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80年部分国家婴幼儿死亡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ex 2008

生育率对人力资本其他禀赋在性别和代际间的结构有重要影响,而女性在其中扮演了中枢性角色。生育率的降低意味着用于生育和照料儿童时间减少,不仅使得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大大提高,同时意味着占半数人口的女性获得教育的机会进一步增加,而获得更好教育机会的女性不但为家庭带来更多收入,也因其在家庭中通常扮演的角色为家庭成员带来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节育、教育、健康在伴随的妇女的解放的过程螺旋式上升,在性别和代际间不断改善人力资本的存量。

(三)教育

新中国建立以来到70年代末期,中国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成效斐然。首先是降低人群中的文盲比例。1949年建国时,中国的文盲率有80%,建国以后,扫盲运动兴起几次高潮,使得人群中,尤其是青壮年中的文盲率大幅降低。下表为1982年人口普查得出的分年龄段受教育程度,从中可以看出扫盲运动在解放前出生,建国时为青年的人群中较为明显。到1981年,全国共扫除文盲约1.4亿人,农村青壮年中的文盲率减少到15%左右。拥有基本的读、写、算的能力是劳动者参与现代社会生产过程的基本前提。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十五岁以上人口文盲率已经降至30%左右,同期印度仍然维持在60%(见图6),即使进入2000年后,中国的文盲率已经降至10%左右,而印度仍然维持在40%。因为建国前的文盲率相对较高,如果仅比照青少年的识字率水平,中国在1980年就已经领先于于包括巴西、墨西哥等较高收入的国家在内绝大部份发展中国家。(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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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分年龄段的教育程度(据1982人口普查)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年鉴198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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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980年部分发展中国家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

数据来源:UN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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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80年部分发展中国国家15-24岁人口识字率

数据来源:UNESCO

在正规教育上,中国在70年代末以前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根据世界银行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的小学入学率在25%左右。在改革开放初期,学龄儿童入学率就基本稳定在90%,在1979年,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3%,接近工业化国家水平。其中小学生中45%为女生。在中学一级,毛入学率是46%(包括未到年龄和超龄的学生),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远远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与初、中等教育相比,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发展要低于亚洲同期同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大学入学率不到2%,而世界的平均水平则为12%。由此可见当时国家在人才培养的基本方略是将资源用于基础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科学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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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中国1955-1985学龄儿童入学率、小学毕业升学率和初中毕业升学率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统计摘要2005》

注:1952年-1977,1979儿童入学率数据采集自《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1974-1980年学龄儿童数,由于部分省、市、自治区统计不全,因此学龄儿童入学率均比实际计算的降低1%-2%。

为了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人群受教育程度与同期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只里采用了Barro-Lee受教育程度(school attainment)1980年的数据。该数据主要采用了各国的普查与抽样调查数据,空缺数据用永续存货(perpetual- inventory)方法补齐。中国则采用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中6岁以上人口按受教育程度分比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拥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口显著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某些发达国家,而大学受教育程度人口显著低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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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80年代初期部分国家受教育程度比较

数据来源:www.cid.harvard.edu/ciddata/ciddata.html,《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在教育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更多的投入中等水平人力资本相对密集,价格相对低廉,收益人群更广的初等和中等教育还是发展受益面窄,资金密集的高等教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无疑是做出了后一种选择。从事后的角度看,对于亟需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以迎接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无疑是做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发生在上世纪后半叶的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一方面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寻找要与其转出的生产技术相适应的人力资本,而转出产业基本上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成果,与中等教育水平的产业工人相匹配。中国的劳动供给的数量和劳动力素质无疑适应当时产业转移的要求。

四、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是三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和关键动力

我们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研究,以评估人力资本水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结论如下:

1、健康水平对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5年前的人口死亡率每下降10%(如从5%下降到4.5%),对未来五年的人均GDP影响达到5%以上。在控制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后,死亡率主要代表了成年人的健康程度,这说明健康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效性的,主要通过人力资本的内部循环积累和改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等渠道。而其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贡献并不是其最关键的角色。

2、出生率对经济在同期上有显著负影响,平均来看,生育率(以15-65岁妇女为基数)在原来基础上每提高10%,(如从0.5提高到0.55),人均GDP下滑约3.8%。也就是说生育率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越慢。因为刚出生的人口不会直接转化为劳动力,同期的出生率对经济增长率影响显著,源于高生育率降低劳动参与率和青年的受教育程度,而且主要影响女性。

3、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对经济有正的影响。平均来看,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占在原来基础上每提高10%,(如从20%提高到22%),人均GDP上升4%左右。由此可见受教育水平,尤其是高中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撬动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高中以上受教育人口占比,生育率和滞后5年的死亡率三个人力资本禀赋的代理变量在平均水平上同时有10%的增减,可以导致年均2.6%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由此可见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前30年我国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创造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和关键动力。

五、我国人力资本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理解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要分析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作用,更要分析为什么我国能够实现较好的人力资本积累,这是我国能够和其他一些国家不同的原因所在,也是我国要实现未来长期持续发展所必需保持的经验。

(一)建国以来30年人力资本迅速增长的原因

1、树立了平等优先的执政理念和社会风尚

我国在建国之初的30年,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出发,大力宣传人民当家作主、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和社会公平的理念,这实际上是针对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精英主义和等级制文化而进行了一场群众运动,其结果是使得所有人都有愿望和能力去追求新的生活目标。因此,当时党和政府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群众积极参与公共卫生运动、扫盲运动、基础教育等关系切身利益的工作,并且焕发出了无尽的创造力。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经历这样的社会革命的过程,基层组织一团散沙,人民不能够有效地团结起来。

2、把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作为公共物品向全民提供

从平等优先的理念出发,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较早的建立了广泛覆盖的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体系。以公共卫生体系为例,我国建国以来,通过实施一套有效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极大的改善了当时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这套体系包括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合作医疗,遍布乡村的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能够基本胜任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赤脚医生。另外,整体健康产出绩效的改善,得益于充分贯彻了以预防为主的方针。1978年我国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初级卫生保健问题的唯一典范”。

3、符合我国国情的低成本社会福利模式

我国在生产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方面,大量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如赤脚医生,民办教师,新法接生等等,而不是主导西方社会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如专利药物,高科技诊断,高端的医学院、商学院教育等。劳动密集技术的采用符合中国当时的资源禀赋,实现了最佳的成本效益比。基于中国的经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提亚森指出,医疗、教育等是劳动密集型程度极高的社会服务,在穷国中其相对价格和成本也比较低。与富国相比,穷国只需要较少的钱就可以提供富国要花多得多的钱才能提供的服务。

4、群众运动与民主决策相结合,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在公共卫生和基础教育方面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一个最基本的经验是摈弃了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下高成本、专业化生产的方式,而是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土法上马,因地制宜,政府及时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的创新方法,如赤脚医生等,各级政府有效地把群众运动和公共服务的建设结合起来。

群众运动是能够促成集体协作的方式,是一种社会资本。卫生领域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领域的扫盲运动,实际上都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协作,而协作过程中普遍运用的人际互助模式,实际上比通过契约确立的与专家服务模式更加节省成本,同时在群体意义上实现更好的效果。这种以少量的外部资本投入,通过集体协作,促进人力资本各组成要素间的内部循环,以满足人本身的发展需要的发展模式与西方通过物质消费刺激个人需求的发展模式有根本不同。

(二)当前面临的挑战

上述分析表明,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是一个不能割断的整体,尽管前后两个三十年在各方面都有巨大差异,但是第一个三十年确实为第二个三十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丰厚的人力资源储备,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这些储备释放出来,就焕发出巨大的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要很好地为下一个三十年进行人力资本的新储备,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目前,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国医药卫生体系在新的条件下还面临许多问题,1980年以来,我国人均健康水平的改善状况迅速下降,低于许多同等起点的国家,一些指标甚至出现倒退,这不仅是基数提高的后果,也有政策和发展模式的原因;我国的教育体系尽管实现了数量上的全覆盖,但是在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上,离培养为国家有用人才的目标还有距离,当年强调的与工农相结合、面向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教育理念,现在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认真研究和借鉴自己的有益经验,真正实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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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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