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的论述与战略性措施

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积极参加体力劳动。1958年5月,毛主席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毛主席装土,刘少奇砸夯,周恩来拉车,朱德挑担。后来,周恩来又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领导及部分司、局负责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中央领导带头参加体力劳动,对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1960年冬,中央国家机关又组织万名干部下放基层劳动。

【本文为作者望长城内外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毛主席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的论述与战略性措施

“干部”一词是外来语,用来指在国家机关和公共团体中起骨干作用的人员。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首次使用了“干部”一词。从此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科学、文化等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中担任一定公职的人员都称为“干部”。《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指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这是对我国党政干部本质特征所作出的科学概括,也是区别于任何剥削阶段官吏的根本标志。

党的十八大提出并在十九大上重申:目前,我们党面临着“四个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我认为,在这“四个危险”当中,最可怕的是脱离群众的危险。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党,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的源泉,一旦脱离了群众,就会精神懈怠,就会能力不足,就会消极腐败,所以,脱离群众的危险是“四个危险”当中最可怕的危险

毛主席一贯重视我们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为了防止我们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在建国以后,他先后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和论述,并采取了一系例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毛主席的这些重要论述和措施,对于今天我们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建国以后毛主席关于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的论述

在毛主席心目中,“群众”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词汇。他对群众曾经用过“民众”、“工农大众”、“人民大众”和“人民群众”等不同称谓。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指出:“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他还强调:“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由于干部是权力的载体,是党和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党群关系主要体现在干群关系上,因此,毛主席始终关注干群关系并紧抓不放。他向来认为,融洽的干群关系,首先应当做到的就是“平等”,即领导干部必须尊重群众,平等待人。平等是民主的前提,而民主是政权的保障。他厌恶“高贵”、“特权”,喜欢“普通”、“平等”。毛主席将这种平等的干群关系,建立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铲除“贵族阶层”之上,使广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进而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1956年11月,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此后,毛主席又多次论述干群关系问题,并深刻指出:应当“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大力倡导各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将军下连队当兵等制度。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措施,“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后来,他又要求领导干部“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除了解决好干群关系问题,毛主席还十分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冷暖安危,并把是否认真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看作是否切实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是否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检验标准。他认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要为这些“最基本群众”即“大多数人民”服务。

仅以医疗卫生工作为例,便可看出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体恤与关怀。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就向全国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1958年夏,毛主席读了《人民日报》关于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一口气写下两首七律:《送瘟神》,将他体贴、关爱普通群众的心态表现得鲜活感人。

1960年3月,毛主席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其中特别强调开展卫生工作的意义。指出:“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至今还记得当时流行的“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等标语口号。这些口号通俗易懂,深入人心,深深包含了毛主席为使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所倾注的心血。

1965年6月,毛主席批评卫生部门的工作只注重为占全国人口15%的城市服务,为其中的领导干部服务,而忽视了占全国人口85%的广大农民的医疗和健康。据此,他要求卫生部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卫生部门定期分批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为广大农民看病;城市高干医院设置普通门诊,对一般患者开放。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城乡普通群众看病难的状况,受到普遍拥护和欢迎。

建国以后,毛主席关于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他的生命本色和政治本色,体现了他无比热爱人民群众的“赤子情怀”。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是因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时刻装着人民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我们的革命斗争才会取得胜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和拥护,这既是历史的结论,也是历史给予我们永远的启示。

二、建国以后毛主席为防止我们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所采取的战略性措施

1、干部参加劳动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中国共产党自井冈山时期就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使原有的干部队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是摆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防止干部出现官僚主义的倾向,毛主席想了不少办法,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外,他特别强调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希望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以克服不愿意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

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下发全党,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毛主席指出:“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同日,经毛主席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要使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5月15日,经毛主席审定,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登载于《人民日报》上。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一个个文件的发出,使大家认识到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积极参加体力劳动。1958年5月,毛主席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毛主席装土,刘少奇砸夯,周恩来拉车,朱德挑担。后来,周恩来又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领导及部分司、局负责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中央领导带头参加体力劳动,对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1960年冬,中央国家机关又组织万名干部下放基层劳动。

毛主席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干部应参加体力劳动的要求,当时的国际背景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及随后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赫鲁晓夫公开挑起中苏争端。这一年,波兰和匈牙利先后发生群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的连续出现,使毛主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感到忧虑,并对如何加强各级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毛主席提出干部应该参加体力劳动,正是防止干部特殊化、密切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

1958年7月底,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期间,双方除了在“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外,毛主席与赫鲁晓夫在干部是否应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毛主席介绍说,中共中央现在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并规定中央委员每年要有四个月到各地搞调查研究。赫鲁晓夫不赞成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他说:“拿我们费德林来说吧,他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每天需要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如果让他脱离外交部的工作,把他下放劳动半年,他回来后就会感到落后了。因此需要拿出相当长的时间来补课,来研究这半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什么新问题,外交部半年来做了什么工作,等等。”对于中共的这些做法,赫鲁晓夫表示很不理解。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还对访苏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说,让干部把时间浪费在体力劳动里,得不偿失。

在我国,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做法一直坚持到20世纪70年代末。实践证明,通过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激发起广大干部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加强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增强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也培养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因此,艰苦奋斗、乐于奉献成为毛泽东时代的风尚,理想闪光、意气风发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印记。

2、依靠群众对干部进行监督

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他们将要回重庆时,毛主席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建国以后,毛主席十分重视发动和依靠群众对干部进行监督。如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全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1957年4月至1958年8月在全党进行的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都发动群众向各级党组织和干部提出批评建议。虽然这些运动不同程度地出了一些偏差,但是毛主席重视发动和依靠群众对干部进行监督的初衷是好的。后来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也充分证明,脱离群众监督的执政党必然会走向垮台。

3、选拔优秀工农干部进入各级领导层

建国以后,为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领导班子配备实行“老中青三结合”;选拔一些有文化、有培养前途,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包括一些大学毕业生到基层任职锻炼;选调一些年纪较轻、政治素质较好,但文化较低的工农干部到大中专院校进修;选拔一些优秀的工农干部进入各级领导层特别是参加省部级以上的领导班子等等。

这些措施特别是选拔优秀工农干部进入各级领导层的做法,对于防止各级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 ,即使是普通工人农民出身的干部,离开基层的时间长了,对基层情况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少,与基层群众的距离也会越来越大,虽然每年下基层调研也能了解一些基层情况,但都是很有限的,而且时间一长,在决策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干部群体自身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如果在各级领导层配备一些优秀的工农干部,这些干部每年以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基层工作,并参加领导层对重大事项的决策,作为基层群众在党政机关的代表,这样就能够较好地避免在对重大事项决策时损害基层群众的利益。然而毛主席提议的这项措施,只实行了不到10年,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完全废止了。

三、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反证了毛主席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的论述与战略性措施的正确性

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列宁一开始也曾经试图通过人民选举、设立工农检察院等方式来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与官僚特权。但是,当时俄国社会的现实表明,在封建落后的俄国实行人民直接选举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为此,列宁不得不进行政治的妥协,采取干部委任制的方式以应对国内国外的严峻形势。其后,经过斯大林的努力,以任命制为核心的苏联干部制度正式确立并逐渐巩固起来。在列宁时期,干部来源有三个:一是职业革命家,二是从优秀工农兵群众中选拔社会管理人才,三是留用旧政权的军政官员。

在斯大林时期,苏维埃俄国在30年代建立了官阶等级名录制度。这项制度明显是借鉴了沙俄时期的“官阶表”制度。沙俄时期的“官阶表”制度,将全国官职分为军事、行政、宫廷三类,每类又分为14级。苏联的官阶等级名录制度也将领导干部分为14级,但规定高级领导干部的职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由子女来继承。在官阶等级名录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官阶等级名录制度体制,即掌握干部、控制机关、把握权力的机制,它实际上是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核心。官阶等级名录制度的实质是党的领导机关从上到下控制着所有干部的任命。官阶等级名录制度的核心是党的官阶等级名录制度,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仅列入党的官阶等级名录制度的总人数就达50万人。此外,列入所有行政管理领域的官阶等级名录制度的官员总数共计约100万人,包括行政、经济、军队、外交等官员和工会、妇女、共青团等社会组织的领导人。

在赫鲁晓夫时期,实行了干部的轮换制和任期制。这两项措施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赫鲁晓夫主观随意性大,政策反复多变,实行的干部政策造成了干部队伍的不稳定,触动了一些干部的既得利益,失去了众多领导干部的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赫鲁晓夫的下台。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强调干部队伍的稳定,结果导致干部制度僵化,出现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化、干部队伍老化和领导干部的特权待遇不断扩大等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集中的权力和享受的特权将领导干部集合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官僚特权阶层。据俄罗斯学者估计,这个官僚特权阶层有50万至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约300万人。特权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高级职务津贴,免费或折价的住房、别墅,特供商品等等。由于职位带来了特权,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也随之产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干部,一般都具有高等教育的学历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但他们已经丧失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经常挂在嘴边的空话。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领导干部的特权待遇仍然保留,官僚特权阶层的范围有所扩大。有的俄罗斯学者学者认为,这个时期,官僚特权阶层加上他们的亲属,约占当时苏联总人口(2.845亿)的3%,计850余万人。苏联解体后,苏联时期的财富管理者摇身一变,成了俄罗斯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社会财富真正的占有者。

苏联由于权力的集中和特权的扩大,最终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以权力和特权为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完全脱离了普通民众,失去了民众的认同与支持,民众也就以冷漠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阶层的荣辱兴衰。所以,苏共的亡党亡国也就毫不奇怪了。

有人认为,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实行干部(官员)的委任制,即所有干部(官员)都是由上级任命的,而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我认为,这不是苏共亡党亡国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世界上大量的事实证明,上级任命的干部(官员)不一定就是坏的,民众选举的官员也不一定就是好的,例如,希特勒和陈水扁就是靠民众选举上台的。

其实,苏共亡党亡国最根本的原因是苏共始终没有解决好内外的群众监督的问题。对于党的领导干部要接受群众监督的问题,列宁早在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他指出,党的上层领导“要受党的‘下层’,受全体加入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 列宁全集第12卷P130,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他还说,“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 列宁全集第43卷P109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在列宁看来,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党)是由党的领导干部与广大的普通党员所组成的,党的领导层在作重大决策时,要受广大的普通党员的“领导”,也就是要广泛地听取广大普通党员的意见,充分代表他们的意志;此外,党的领导层还要时刻接受广大普通党员的监督。只有这样做,党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率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

可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的领导干部就逐渐脱离了党内外的群众监督。由于在苏共执政的前几十年,苏共的高层领导大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具有较强的共产主义信念,因此,在那个时期,苏共虽然也犯过一些错误,但苏共高层领导在主观上还是积极想为苏联的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的。例如斯大林,虽然也犯有一些过失和错误,但他从不以权谋私,为了国家利益,他在卫国战争期间断然拒绝了希特勒提出的用被苏军俘虏的元帅保卢斯换回他被德军俘虏的儿子的要求。因此,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党和国家的基本航向还是向着共产主义的。

然而到了赫鲁晓夫时期,苏联这条船的航向开始右偏,在国内搞“全民党”,在国际上与帝国主义妥协。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高层领导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也就逐渐丧失了。在他们的头脑里,人民群众的份量越来越轻,而个人和官僚阶层的份量却越来越重。上行下效,苏联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也都蜕化变质,最后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

十月革命以后,在当时国内外极其复杂的环境下,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层,并相应地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干部制度。这种高度集中的干部制度在苏联的发展历程中,曾经起到了十分重大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苏共始终没有解决好党的下层监督和领导党的上层,人民群众对党进行监督的问题,因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共的干部制度逐渐成为体制性障碍,最后导致苏联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蜕化变质,成为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

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做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民意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经写道, “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目前没有谁给这个谜作了明确的解释。”谢尔盖不解地说,“看来……是一些正常的人……而现在却像盲人一样,蹒跚地走向深渊。”由于苏联的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他们的头脑里首先想到的是个人和官僚阶层的利益,对民众的意愿和要求漠然视之,干部的特权和腐败拉大了同民众的距离,党群关系破裂,结果苏共代表的只是官僚干部。因此,在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危机时刻,苏联民众也就冷眼旁观,或是为之欢呼。

而作为苏联共产党代表的苏联干部也没有对苏共和苏联的败亡加以抵制,而是趁机进一步追逐权力和私利。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精英构成中,最高领导中来自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占75%,政党精英中占57%,地方精英中占82%,政府中占74%,商界精英中占 61%,总体占69%。很明显,由于苏共始终没有解决好党内外的群众监督的问题,因此,苏联的干部制度不仅没有选拔造就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反而培养造就了苏共和苏联的掘墓人。

认真分析苏共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使我们在今天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生前关于防止干部脱离群众的论述与他所采取的战略性措施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确性。也让我们不由地在内心里发出赞叹: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毛主席当年的这些重要论述和措施,对于今天我们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党只有坚持按照毛主席所开创的解决党内外群众监督问题的道路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才能真正克服和战胜“四个危险”,防止重蹈苏共亡党亡国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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