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前后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反思与历史启示

苏联解体前后的十余年间,其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大致状况是我国加强和改进青年价值观教育包括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参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青年价值观教育急转直下、走向颓败的深刻教训在于,不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主导权、话语权建设,任由虚无主义和“去政治化”等错误思潮泛滥;以抽象人性论动摇价值观教育的哲学基础;指导思想层面的多元无序导致主流价值观的失语;未能认清教育的根本问题且教育目标和政策体系缺乏一贯性。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青年价值观教育,必须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营造价值观教育的良好社会生态,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青年价值观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明确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基础性任务,保持价值观教育目标和任务的连续性、一致性,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文化观。

苏联解体前后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反思与历史启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苏共和苏联如一面镜子,时刻给予我们警示。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在中苏(俄)关系亲疏远近的历史交替中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苏联(俄罗斯)意识形态建设的总体评鉴。时至今日,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苏联解体这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1]的研究。我国学者重视对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的多维分析,如在经济、政治、文化、党建、意识形态等方面,形成了众多研究成果。以青年价值观及其教育为考察视角,回溯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十余年间苏联(俄罗斯)青年价值观教育的整体状况,对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主流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苏联解体前后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历史回眸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总体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解冻”“反思”思潮不断发酵,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步“失守”,人们既有的社会主义价值认知被日积月累地蚕食,直至最后价值体系瓦解,一个时代宣告“终结”,苏联青年价值观教育也悲剧性地“谢幕”。

1.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苏联青年价值观教育:由盛及衰的现实图景

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青年价值观教育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蓬勃发展。1919年2月,列宁在党纲草案中提出: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2]】

这一纲领对当时青年一代的价值观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成为学校教育的目标。把科学知识启蒙与理想信念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抵制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克服各种旧的陋习,是当时苏联青年价值观教育的一条主线。1924年1月列宁去世。别具威望的人民领袖的逝去,曾使人们一度对社会主义感到迷茫,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也时有发生,但继任者斯大林以从未动摇的社会主义信念带领苏联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重视思想文化教育,进一步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尽管斯大林时期逐步形成的“苏联模式”后来饱受争议,但其无疑创造了非凡业绩,成就了苏联教育的辉煌。1930年8月苏联宣布全国实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直接推动了各地学校建设。“1937-1938学年,苏联大学生人数超过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大学生人数的总和。1939年全国识字的劳动居民的比例已经达到97%,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国家注重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几方面培养学生,加强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新人。”[3]正如霍布斯鲍姆针对这一时期所评论指出的:

【“无论何种尺度来衡量都非同小可。对数以百万计出生村野的人来说,即使在当年最艰苦的年代,苏联的发展之路也意味着新视野的开启,代表着由无知的昏昧走向光明先进的城市。至于个人的启迪、事业的开发,自然更不在话下。新社会证据确凿,不由得人民不信服。”[4]】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青年价值观教育在缓慢的发展中错失了改革创新的契机,转而出现了实践形式上的保守化和无力化。1953年9月赫鲁晓夫开始主政。在执政的11年里,他在青年价值观教育这一问题上并不明智,甚至有些专断,缺乏历史、长远和理性的考虑。1961年斯大林遗体被从红场的列宁墓中迁出,葬在克里姆林宫的长墙之外,这一做法动摇了人们既有的思想基础。加之政治“解冻”之后逐步出现的价值贬损、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现实与所宣扬的理想之间的鸿沟日益明显,青年一代实际上出现了价值认知的“断裂”。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造成了苏联党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混乱,并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左翼力量造成巨大冲击,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重要诱因,也为西方资本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掌权后,试图将自己打造成斯大林一样的英雄人物,但他不注重推进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深化改革,使得“苏联模式”的体制性弊端日渐累积,保守主义、官僚主义日益增长,特权阶层逐步形成,思想走向僵化。勃列日涅夫对意识形态治理重视不够,在应对各种错误思潮方面缺乏系统整体设计。在他长达18年的执政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学校价值观教育未能随着世情时情的变化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实际上逐步滑向了“停滞”“走过场”。曾任俄罗斯教科院院长的尼康得洛夫在后来反思德育问题时提出:

【“大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时候,言行之间的不统一就越来越大,德育遇到的问题,直到苏联末期我们也没能够解决。”[5]171】

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形式化、无力化事实,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逐步形成的。

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苏联青年价值观教育形势可谓急转直下。表面上看,当时面向青少年的学校价值观教育的任务定位与社会主义性质一致,但实际上主流价值观建设的长期松懈和屡屡失误,以及大量贪腐案件的频发高发,累积起来的社会不满情绪已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沦为一部分学生的笑饵。相比于宣扬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高级党政干部觉得物质利益最实际和更管用。“到了80年代,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苏联精英来说已经很长时间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了。”[6]与此同时,作为一位“自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7]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和“批评禁区”①再次掀起了更为严重的一股“反思历史”热潮。他宣称“全人类的价值和利益高于一切”,“社会主义选择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推到首位”。[8]他主张不分阶级、民族与国家的“人类大合作”以及排除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的“世界大融合”,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这实际上不是对原有价值观教育的弊端进行改革,而是性质和方向的改变,这种改变无异于把思想阵地向资本主义拱手相让。1986年,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被改为“哲学导论”,新编教材删去了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1986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存在“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要求重新编写。而后,苏联高校中的一些党史、国际共运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等纷纷改名或关闭,“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成了被嘲讽的对象,有的教师被迫改行或改换门庭转而教授“西方哲学”“西方政治学”等课程。像安德烈耶娃②这样一些坚持马列主义的人士遭到了无情打压。在当时背景下,迫于一些混乱的历史问题,教育部不得不在1988年6月宣布取消该学期的中学历史课程考试。1988年通过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9年出台的《教育条例》等文件,都强调对教育要用“新思维”进行“根本性改革”,促使学校教育“民主化”和“人道化”。③苏共主要领导人纵容或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直接导致党内思想混乱。隐身于戈尔巴乔夫身后的“精神教父”、主管苏共新闻宣传工作的雅科夫列夫有意放任对思想舆论的管理,甚至鼓动一些势力将批判矛头对准苏共和所谓的社会“阴暗面”。一些有争议的文艺作品被“解禁”,一些有影响力的报刊电视媒体负责人被调整,意识形态阵地已经不再掌握在坚持马列主义的人的手中。④此时,打开了思想“闸门”之后的各种混乱观念在青年人心中种下了“苏共历史一团漆黑”“社会主义就是专制极权主义”的恶念,意识形态阵地正逐步失守,“塔西陀陷阱”之悲剧正在这最早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的国度上演。⑤

2.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青年价值观教育:迷失与无序

原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叶利钦出任俄罗斯联邦首届总统。他宣布一种意识形态占垄断地位的时代不复存在,并在教育领域推行“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⑥俄罗斯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局面继续着,此时,“青年人的公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是不存在的”[5]171。所谓“不存在”,说的就是学校价值观教育的混乱和停滞。

1991年1月,在苏联解体前夕,联邦教育部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普通教育机构教育活动的民主化》,该文件直指原有价值观和道德教育的结果只能使学生丧失个性,培养出循规蹈矩、缺乏理性认知的学生,甚至认为对儿童的“社会化要求”已经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1994年12月,俄罗斯教育部推出了一项过渡时期的历史教育战略,要求废除统一的人文学科教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垄断,实现历史研究概念方法的多样性,更新历史教育内容,为教学体系编纂新的教科书。之后,“去苏联化”“去苏共化”“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书籍大量出现,否定历史、自我抹黑的教材大行其道[9],大中小学教育教学体系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彻底被抛弃。人们既有的价值共识基础和社会认同的根基被彻底颠覆,过去被视为崇高而神圣的理想追求被视为荒诞可笑的,价值观教育已沦为空洞、抽象的形式。

【“在课程设置中,取消了原有的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关的所有科目,增加了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含量。原有的开展道德教育的主要组织——共青团、少先队等也都陷入停滞状态,非正式组织、家庭则承担了更多的教育责任。道德教育的转型虽然使其破除了苏联时期道德教育中僵化教条、脱离实际、人性化缺失等弊端,但是国家在道德教育领域中的缺位,带来的不仅仅是突破僵化束缚的惬意,而且也导致民众的价值观陷入无所适从的迷茫之中,对成长中的青少年群体的消极影响达到了令人担忧的境地。以‘自由’‘民主’等漂亮口号掩饰的放任往往比整齐划一带来的结果更可怕。”[10]】

抽象人性论支配下的青年价值观教育渐渐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充斥全社会的极端主义、利己主义等,将年轻一代“裹身”于非良性社会生态之中。这自然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一些青少年在社会动荡和价值无序中走上犯罪道路。⑦此时,俄罗斯青年价值观教育面临诸多危机。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院士Б.C.格尔顺斯基于1997年出版的《21世纪的教育哲学》一书收录了一份材料——《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公开信》。⑧信中写道:

【“在苏联悲剧地解体之后,形成了独立的俄罗斯新国家。已经很明显,俄罗斯执政当局面临着最严重的教育难题”,“最近五年内(1992-1997)教育领域没有出现任何积极进展,相反,情况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严重了。中小学和高校教师们仍在罢教;各类学校的物质技术基础更加陈旧了……”,“而主要中之主要的,是人们在受苦受难;一度具有最高威信的俄罗斯教育和俄罗斯科学继续毁灭性地跌落;而生活成功的标准越来越少地跟所受教育的程度及其质量挂起钩来;有教养的人在今天的俄罗斯,越来越难以得到充分使用,现在时髦的是完全另一种价值观和人品。”[11]160】

在第二封信中,Б.C.格尔顺斯基强调:

【“俄罗斯经历着可能是他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

【“我们的学校及所有教育环节的贫困窘境不仅持续下来,而且在许多指标上甚至急剧恶化了,走向了这样一个极限,超过此极限便必然出现社会的精神——道德的颓丧,导致对俄罗斯甚至对全世界的毁灭性后果。”[11]226】

在一时失去明确的方向与责任之后,价值观教育只能成为“无舵之船”,不再具有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的功能。

3.21世纪之初的俄罗斯青年价值观教育:重新重视与逐步改善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执政历时近15年,解体前夕的苏联及独立的俄罗斯联邦⑨在思想文化和历史领域可谓混乱不堪,指导思想多元化造成人们思想上的虚无混乱,严重影响了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塑造。就连对共产主义似乎有着一种天然仇恨的雅科夫列夫也曾回忆说:

【“俄罗斯当时就像一艘迷失方向的航船,在漆黑的没有航标的海面上漂泊。”[12]】

学校极力强化非意识形态化,俄罗斯社会价值观分崩离析,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失去了政治信仰和精神支持,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⑩1/3左右的17岁青少年不希望出生并生活在俄罗斯,而是希望出生并生活在其他国家,一半以上的回答者表示如果可以选择居住地,那么他们就不会留在自己的祖国。[5]202很多青少年对国家持消极态度。当时俄罗斯采取的很多教育措施都是为应对现实危机,而转型之后一系列深层、长远问题凸显出来。这些问题在普京执政之后仍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

针对这种局面,普京在2000年宣誓就任总统后大力整顿思想文化领域,提出“俄罗斯新思想”,倡导爱国主义,全面重建价值观教育体系。爱国主义教育被重新置于国民教育的核心位置(11),为俄罗斯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同时,普京主张重新评价苏联历史中的若干问题,引导民众正确看待苏联历史问题,并加强青年组织建设,巩固思想教育成果。2015年在普京主导下成立“俄罗斯学生运动”以实施2025年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其主要任务是培养青少年的爱国精神,让他们学习俄罗斯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和道德观[13],即“完善青少年德育领域国家政策,促进青少年掌握俄罗斯社会固有的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青少年个性”[14]。

可以说,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未能科学地建立起一套适合自身社会发展需要的青年价值观教育体系,采取的各种价值观教育措施也缺乏相应的科学理论支撑。21世纪以来俄罗斯在反思历史和重塑民族精神的过程中,尽管时如“摇摆的天平”,但总体发展趋势向好。在普京主政之下,俄罗斯社会正逐步走出地缘政治灾难所造成的曲折和伤痛,青年价值观教育也重新受到重视。

二、苏联解体前后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历史教训

【“苏联解体的根本和关键原因在于执政党的变质。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在于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这个党,执行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1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6]】

在青年价值观教育方面,苏联留给我们的教训十分深刻。

1.对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建设重视不足,思想意识领域“宽松软”

价值观教育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既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形式,又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基础性内容,体现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缺乏统一的价值体系的支撑,价值观教育必定出现偏离,导致价值虚无现象。公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从来不是自发产生的,因此意识形态主导权、领导权、话语权建设至关重要。冷战时期,美国总统尼克松坚信:

【“使西方的信息穿过每一道屏障(不管是通过人员互访,还是通过交换书籍,还是通过相互广播),将会给这些屏幕后面的千百万人带来希望,并且逐渐侵蚀苏联制度的基础,就像渗透的水可能侵蚀一个监狱的基础一样”,“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17]】

苏联致命的错误在于,对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问题认识不清,甚至是作为不力。让不信仰甚至反感马克思主义的雅科夫列夫掌管意识形态工作,让对苏共历史和理论充满怀恨的人出任国家电视台台长,其结果可想而知。自赫鲁晓夫之后,意识形态建设大多是表面功夫,更缺乏随时代变化而进行的整体的、连续的顶层设计。对思想意识领域的错误言论不做深入引导,而且自上而下盛行因循守旧之风、附和之风、形式主义之风,沉醉于“自我优越感”中而不自知,丧失忧患意识。在“宽松软”的氛围之下,意识形态建设包括青年价值观教育必定出现严重的形式化、失实化问题。

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一时间无法较快地确定规范且符合实际的学校价值观教育体系,加之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突变及多种价值观念并存的无序和混沌,使得青年教育观教育处于“阵痛期”,甚至是“真空期”。青年价值观教育系统是国家意识形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小环境”与“大气候”的辩证统一关系,脱离了意识形态领导权主导权的强有力支撑,价值观教育必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指导思想的多元无序,导致公众思想陷入混乱

在自为或不自为状态中的多元化指导思想,必然带来大众价值观念上的虚无主义、极端主义,加剧社会离心倾向。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的指导思想是“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目标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同时指出苏共要“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这种以“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消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鸿沟的思想蔓延至教育领域,表现为重新编写教科书,取消相应考试,倡导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等,搞乱了党心民心。从淡化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及诋毁领袖英雄、否定历史,到“民主化”“公开性”的逐步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逐步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种新思维“将世界相互依存的同一性和人类共同利益增长的趋势绝对化,抽掉了客观存在的阶级内容”[18],由此造成青少年思想上的虚无主义和无所适从。历史虚无主义盛行,苏共历史被抽空,苏共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存在的根基。

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被彻底放弃,俄罗斯联邦引入了西式“民主、自由”思想。社会各阶层、集团从各自利益出发,提出各种思想理论,俄罗斯社会一度出现了十多种社会思潮,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以前所尊崇的价值观被完全否定,社会结构和秩序失去稳定性,认知结构尚未完全定型的青少年无法及时有效地以既有的或者新的社会准则和规范来规约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价值观发生了急速变化,甚至出现了文化认知上的“自我断裂”。

【“不假思索地仿效国外大众文化的卑劣模式,这加剧着人民精神的颓丧,造成着一种表面肤浅的以为能最轻快地吸收西方生活方式的幻想,使青年人产生着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之真正动力的一种完全扭曲的观念。”[11]230】

在此状况下,极端民族主义、虚无主义、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封建专制主义乘虚而入,导致青年的国家观念、个人道德素质的不断弱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大行其道。

3.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弱化,抽象人性论动摇价值观教育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青年价值观教育的核心。但是,苏联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逐步弱化,决策层人为地放弃对青年加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特别是改变了价值观教育的哲学基础,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而不是唯物史观来构建价值观及其教育的理论体系,必定导致青年教育滑向价值虚无,造成价值观教育的虚无化、空心化。

应该看到,当时苏联的一些理论家反思哲学领域的教条主义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在这一过程中错误地走向了极端,片面地认为“人的存在是哲学问题的核心和理论出发点”,提出“人的存在高于一切”,并据此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批评“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历史决定论”,把引导学生确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变成了抽象的“人与社会”“科学与人生”之类的课程,去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范畴、概念、观点,放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集体主义道德原则,这就必然使价值观教育失去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当“培养什么样的人”定位模糊甚至错误时,“如何培养人”就必定沦为形式主义。未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贯穿于青年价值观教育全过程,未能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看待社会问题,转而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时代变化,是苏联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4.价值观教育目标和政策体系缺乏一贯性,未能认清教育的根本问题

教育是久久为功的事业,必须有明确、相对稳定的目标、理念和保障体系。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立什么样的德,树什么样的人”,是根本和全局性的大问题。苏联时期,共产主义是道德教育的重点内容。从肇始于赫鲁晓夫的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解冻”思潮,到勃列日涅夫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虚妄、自大与不力,再到戈尔巴乔夫打着改革旗号推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国家的价值共识如“倒立沙斗”一点点被卸空,青年价值观教育也逐步在一种“民主化”、批判反思化的过程中走向形式化虚无化。

学校的首要任务是立德树人,而立什么样的德、树什么样的人,这是根本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不清,教育的目标和政策体系必然会左右摇摆、漂移不定。对于广大青年来说,如果没有正面价值引导和良好道德环境,思想上就会出现困惑迷茫。当社会充斥政治斗争、学校价值观教育严重滞后、青年发展面临极大困扰和威胁时,“因政治搏斗而互相仇视的俄罗斯社会,越来越远离善良、仁慈、社会责任心这种全人类理想了”[11]225。重塑民族精神、建构新的价值认同,自然成为普京执政的重大任务之一。

三、苏联解体前后青年价值观教育对我国的重要启示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稳健发展的宝贵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逐步认识并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度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和舆论工作,特别是围绕青少年这一重点对象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不断加强和改进价值观教育。以苏为鉴,新时代我国青年价值观教育应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1.切实加强意识形态主导权话语权建设,营造价值观教育良好社会生态

任何时候的青年价值观状况都是整体意识形态状况的反映,也是社会生态的反映。青年价值观教育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点领域,也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环节,意识形态决定了价值观教育的现实状况与发展进路。

【“亨廷顿认为苏联败在了意识形态上,败在了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信仰和信念的动摇上。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站稳脚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保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19]】

软化、放松、忽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话语权建设,纵容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不注重党群干群关系和党风政风建设,必定导致社会思想领域的无序和混乱。因此,加强和改进青年价值观教育,必须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切实营造良好社会生态。

新时代我国青年价值观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鲜亮底色,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主流话语体系,警惕“价值中立”和后现代主义的错误思想,避免价值观教育走偏走邪。对当下一些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失语”“失踪”“失声”现象,尤其是高校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弱化的现象,必须高度警惕。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贯穿和融入青年价值观教育全过程,帮助青年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要重视承载价值观的理论内容建设,引导广大青年立足新时代深入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有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才能为青少年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

2.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

坚定正确办学方向,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教育才能沿着科学的轨道健康发展。扎根中国大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人民为中心办教育,是从根本上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的根本前提。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20]】

我们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各领域、各学段。高校的学科、教学、教材、管理等也应围绕这一目标来设计。在实际工作中,各级各类学校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工作和根本任务,内化到学校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将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

3.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基础性任务,对青少年进行精心引导和栽培

苏联解体前后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失误就在于错误定位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内容,不知道青年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和学校应该怎样去培养这种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我为什么要对青年讲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因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要扣好。”[21]】

加强青年价值观教育,最基本的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长期坚持,久久为功,真正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大青年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22]】

价值观教育应结合青年的思想实际和行为特点,把传统教育方式与现代教育方式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道德与法律结合起来,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结合起来,依托主渠道,探索新形式,搭建新平台,创新传播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青年人的日常。各级各类学校应“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23]。

4.保持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相对连续性一致性,突出教育实效性

苏联解体前后价值观教育目标、任务、政策等方面的突变与模糊,既有价值体系的“自我否定”与新的价值体系的“空洞重构”,造成了这一时期青年价值观教育的无序与无力。无论何时,保持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体系的理性认知、自觉认同和实践确认,是价值观教育实践最可贵的一条经验。反映在实践中,就是要保持教育目标、任务以及政策支撑体系的相对稳定,特别是教育目标和任务的连续性,并在实践中循序渐进,进行一体化的规划设计,注重教育的实际效果。从不同教育的特点来看,价值观教育相对于知识性教育来说,更具有稳定性,也更需要连续性。这是由一定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相对稳定之特性所决定的。从唯物史观来看,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在特定经济基础下保持相对稳定,价值观教育目标、任务的贸然改变必定会带来观念上层建筑的改变,并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导致社会结构性风险。因此,应保证价值观教育目标、任务的连续性、一致性,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不断完善和补充政策支撑体系。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青年价值观状况能够与主流价值体系相符合,能够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相同步、相适应,就在于我们既保持了价值观教育目标和任务的相对稳定,又能够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做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加强和改进教育方式方法。

5.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文化观,科学对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

价值观既构成了文化的核心,又在文化中得到涵养。世界上的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24]】

苏联解体前后青年价值观教育的问题还体现在缺乏正确引导青年对待西方文化和本民族文化关系的教育。文化“自知之明”(12)的不足常常与价值观教育的乏效相“表”“里”。由于文化战略的失误,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青年表现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浓厚兴趣,而在对待不同文化问题上,苏共并没有推出有预见的、合理的、科学的举措。对西方文化的信赖甚至膜拜使得自身文化陷入自我否定的“泥潭”,这一教训异常深刻。

价值观教育要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文化观。首先要引导广大青年科学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其内在联系,引导青年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其次要引导广大青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引导青年承担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使命,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后要引导青年立足中国、博采众长,对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

总之,我们应谨记苏联的教训,立足当代中国实际,始终坚持以习近平关于青年教育的重要论述为遵循,抓紧抓牢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管青年原则,理直气壮地加强青年价值观引领,紧扣新时代要求推进青年价值观教育实践创新。

【杨增岽,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察网摘自《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注释:

①戈尔巴乔夫把“禁区”分为五个方面,他认为这些“禁区”都是在“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旗号下存在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展得更为封闭的,并希望媒体和知识分子成为批评和打破“禁区”的主要力量。实际上这些焦点问题是对十月革命和斯大林时期党内斗争、大清洗、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二战的初期失利和民族关系的重新评价。参见: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486.

②1988年3月13日的《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列宁格勒工学院教师安德烈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的书信。该信表达了她对当时苏联改革道路、公开性、取消批评禁区和取消文化管制等许多问题造成青年价值观层面的消极影响的担忧。这之后她遭到了打压。

③1989年通过的《苏联高等学校暂行条例(示范)》把高等教育在价值观方面的教育目标定为“实现个人对发展智力、提高文化水平和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这就抽去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内容,而代之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

④苏联部长议会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后因果》一书中谈到了“公开性”“意见多元化”带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版物大量出现的问题,如《新世界》的销量在当时达到了150万份,而该刊在2005年的印量则不过8000份。显然,“民主化”“公开性”助推了当时各种非主流甚至非法出版物的传播,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⑤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所有这些经历使我得出了以下结论:人们在沿着改革和渐进发展的道路前进时,能够利用自由带来的益处。选择剧变就会导致混乱、破坏,还常常会出现新的不自由。”可惜时间无法回溯,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这套错误改革,最终使得学校演变为虚无主义的泛滥之地,把苏联人民带进了严重的社会灾难之中。参见:米哈伊尔·谢尔盖维奇·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M].潘兴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302-303.

⑥1991年1月,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委员会在《关于普通教育机构中教育活动的民主化》的决议中直指此前教育形式和目标的“统一化”和“唯一性”问题,认为对儿童“社会化”要求已经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参见:朱小蔓,李铁君.当代俄罗斯教育理论思潮[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194.该决议把以往的教育形式同侵犯个性和自由对应起来,实际上就是要取消对青年一代的统一的社会教育和管理,否定此前的青年价值观教育,鼓吹教育的民主化和无阶级差别。

⑦1990年到1993年,少年犯罪率增长了36%,其中重罪案增长了63%。1993年未成年人犯罪案和未成年人参与的犯罪案达22.4万起。1993年俄联邦有10.5万名少年被判了罪,这比1990年增长了32%。参见:肖甦,王义高.俄罗斯教育变革探讨[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241.

⑧格尔顺斯基先后于1992年和1997年两度公开致信叶利钦以表达对教育的隐忧之情和科教兴俄的建议。

⑨俄罗斯脱离苏联独立是1990年6月12日,苏联解体是1991年圣诞节。叶利钦在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时退出苏联共产党,1991年12月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

⑩《俄联邦儿童教育社会调查(2000-2004)》显示,2002年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青少年人数达到47000人之多,其中占1/3的人既不在学校上学,也没有工作。

(11)《2001-2005俄罗斯联邦公民爱国主义教育》和《2006-2010年俄罗斯联邦公民爱国主义教育》两份纲领的出台,目的就是在培养公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意识的基础上凝聚全社会的共识,重塑国家形象,促进社会发展。

(12)文化的“自知之明”一说是费孝通先生在《文化与文化自觉》中提出来的,所诠释的是文化自觉问题,意指一定文化中的人们对自身文化能够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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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报,2018-09-11(1).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

[2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1).

[23]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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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苏联解体前后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反思与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