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通:“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辨析

不能低估在民主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占大多数的燕赵地区人民群众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程度,例如五四运动发生在北京,抗日战争时期出过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堪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然而面临生死关头革命队伍里的变节分子、日寇铁蹄蹂躏下赧颜事仇的大小汉奸以及共产党内的蛀虫刘青山张子善之流产于燕赵地面的又何止星星点点?在党中央要求全党同志“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今天,燕赵大地需要的应该是荆轲高渐离们那种为着心中的崇高理想和信念而“羽声慷慨”、一往无前的精神,上述“颜元情结”显然是不可取的。谬见如此,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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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通:“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辨析

燕赵地区古称冀州,是华夏先民栖息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发源和传播的主要地区之一。自战国末燕太子丹礼送荆轲西行刺秦的故事被司马迁采入《史记》以后,“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之言便屡见于文人学士笔下。但若以此概括燕赵地区即今河北省(含京、津地区,下同。一一笔者注)的历史文化传统,却不能说很准确,至少应该说对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而言不够准确。这个结论不是笔者的发明。一千二百年前“文起八代之衰”、提倡“文以载道”的韩文公愈就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了。他在著名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用“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破题,其实是借以指斥当时割据河北的藩镇。

【“作者在称赞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下连‘称’字,……‘古称’云云,即‘历史上说’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则现在可能还是那样,也可能不是。……‘今’之燕赵是不是仍‘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目中,这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河北(燕赵)己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些年,其风俗怎能不变?风俗既然变了,变得再没有‘感慨悲歌之士’,那么董生到那里去,就未必‘有合’,……”(《〈古文观止〉)、〈续古文观止〉鉴赏辞典》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第一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条,霍松林撰)】

笔者不揣冒昧,冀以狗尾续貂,谨窃韩公之意而申之。

考古发现表明,今河北省中部是商的始祖契居住过的地区,也曾是袭杀了商王亥的有易部落的势力范围。商族三次迁都,最后定于殷,今河北省南端在商朝王畿之内。商族的封国和部落在今河北省境内的有土方、苏、燕亳、孤竹、亚氏、有易氏、杂氏、赓氏、启氏、受氏等,其中孤竹(在今卢龙县附近)在商末出过伯夷、叔齐两兄弟,是后来儒家所称道的不事异姓的士大夫气节的先驱。荆轲刺秦的故事,未尝不可看作伯夷叔齐绝食自杀在积极意义上的重演。史载伯夷叔齐临终歌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孔子赞之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史记·伯夷列传》)】

又载卫人荆轲“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被田光荐于燕太子丹,受命西行刺秦,众送“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瞠目,发尽上指冠。”(《史记·刺客列传》)这大概可以算做“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典故的由来(《史记·货殖列传》称“赵、中山……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此“悲歌”似不得与彼“羽声’同日而语,就是说,古代燕、赵民风均可以“慷慨”一语以蔽之,但内涵略有不问。前述韩愈文称古事举乐毅为例。毅为燕将,遭嫉避难于赵,封望诸君,却念念不忘燕国。可见韩愈所谓“古称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虽然“燕”“赵”并举,但侧重于“燕”。一一笔者注)。后人常以“慷慨赴死”与“从容就义”对举,前者主动,后者被动,其气节之凛然则是一致的。

在战国七雄中,燕、赵各居其一。两国间一度隔着一个中山国。赵并中山而与燕接壤(就其较发达的部分而言)不过数十年。赵国被秦军坑卒四十万于长平,与荆轲刺秦同为战国末期惊天动地的大事,对秦国的敌忾同仇使“燕赵”并称成为历史的选择。实际上燕境另含今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各一部分,赵境另含今山西省、山东省和河南省各一部分。但因燕都、燕下都和赵都均在今河北省境内,故今人习惯上以“燕赵地区”为河北省的代称。历史表明,“羽声慷慨”虽是高渐离送荆轲身负使命坦然走向死亡时两人所发,却未在燕赵大地产生回音,而是随着秦帝国的建立成为绝响。以后我们看到的是韩公子张良椎始皇于博浪沙、楚将项燕之名被陈涉吴广用为反秦号召、燕子梁兴义兵于会稽。终秦汉共四百余年之世,以气节著称者史不绝书(如汉苏武),燕赵之产无与焉。倒是东汉出了个大经学家马融,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后代(奢号马服君,子孙因以为氏。一一笔者注),其近祖马通封重合侯(领地在今冀鲁两省交界处,原属齐国。一一笔者注),“坐兄何罗反被诛”(《后汉书·马援传》),通父马严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马援戒兄子书》的受者之一。该书所谆切提示不可效仿,惟恐“画虎不成反类狗”(同上)的杜季良(名保,京兆即今西安人。一一笔者注)“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同上),颇有荆轲高渐离的遗风,终因马援的评说和仇人的告讦而被皇帝摒斥;而该书主张“效之”,虽不成事犹“刻鹄不成尚类鹜”(同上)的龙伯高(名述,亦京兆人。一一笔者注)则是“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任官时左右逢源(同上)。史称:

【“(后汉安帝)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骘召。”(《后汉书·马融传》)】

看来,乃叔祖的家训是起了作用的。

从汉武帝向西北拓疆直到元朝建立统一的中华大帝国,燕赵地区都是北方各民族大融合形成人口众多的汉族的主要地区之一。这个过程长达一千余年。一方面,这个地区承续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居主体地位的儒家和与之互补的道家等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北方原来的各游牧民族在汉化的同时也逐步封建化,并率先接受了来自西土的佛教,又孕育出国产的道教。历史上产生或传入过又先后消亡的景教(以及也里可温)、祆教、摩尼教、真大道教、太一教都曾在燕赵地区大行其道。这都说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是这个时期燕赵地区社会心理的主要特征。意识形态多元化的载体是知识分子,即朝廷内外的文人学士,其中儒生占主体地位。他们所信奉的儒学是汉学的体系,重训诂词章而轻义理。汉武帝定儒学为一尊、汉章帝重树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今文经学的权威,但后世能够身体力行孔孟之道者为数不多。特别是在燕赵地区所处的黄河以北,由于统治这块土地的历朝帝王以及唐代的藩镇大都出身于北方较落后的民族,且多以篡弑手段上台,故对儒学正宗孔孟所倡的严“夷夏之防”和汉儒加以系统化的“三纲五常”避之唯恐不及,遑论提倡?在这个背景下,除了唐中叶安史之乱中有过一位被安禄山“节解,以肉啖之,詈不绝”(《新唐书·忠义传》),死得颇为壮烈的代理常山太守颜杲卿和他的堂弟平原太守颜真卿(兄弟俩是唐京兆万年即今西安人。《新唐书·颜真卿传》:“禄山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一一笔者注)外,当年燕太子丹为存故国而竭力抗秦的气节不复存在,以致千年之后,也是在韩愈痛感燕赵风俗“变得再没有‘感慨悲歌之士’”百年之后,该地区竟出了一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历任四朝,二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自号“长乐老”的冯道(882一954其乡里瀛州景城在今河北省泊头市东北。一一笔者注),而且恰恰是这位“长乐老”,“少纯厚,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恶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平生甚廉俭”,做过许多济民拯难的好事,特别是流传至今的那首唐诗《伤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云云。一一笔者注)之被后世帝王所重视,就出于他的推荐。在他身上,似乎能够见到汉朝龙伯高的影子。他还首倡实施由官府组织力量校定并刊刻儒家《九经》文字,算是儒门功臣之一(均见《旧五代史》本传。实际上冯氏还曾被契丹国任为太傅,见《新五代史》本传。一一笔者注),旧史家对他颇多恕词。又过了一个半世纪,冯道的“世业农”的老乡、被宋徽宗赵佶称做“河北种田叟”、后任南宋济南知府的刘豫(1073一1146,籍在原属赵地的景州阜城)粉墨登场,在东平府当上了由金朝册立以大名府为都的“大齐皇帝”,八年后被废(《宋史·叛臣传》),则可谓遗臭万年。

就燕地的社会心理而言,其国家观念淡漠的传统后来一直延续着。在位甚久,有“小尧舜”之称的金世宗曾感叹:

【“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遭残破者,凡以此也。”(《金史·世宗纪》)】

与之相对应的是,“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同上)。大约从韩愈开始(也有人上溯至隋朝王通。一一笔者注),在被封建史家奉为正朔所在的黄河以南地区孕育出以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金世宗未提及赵人,是因为自后晋石敬塘割燕云十六州(其中十二州在今河北省。一一笔者注)给契丹国后,实际上把燕与赵分割了。在原来属宋朝后归金朝的原赵地的大部分地区,尽管出过刘豫那样的败类,仍有一些朝野士人参与了为理学催生的大合唱。例如今大名县一带,就先后出过敢言尽言的“殿上虎”刘安世(《宋史》本传)、坚守大名城宁死不降金的郭永(《宋史》本传称“永博通古今”,“见古人立名节者未尝不慨然掩卷终日,而尤慕颜真卿为人”。一一笔者注)和为被俘的徽钦二帝“护驾”而死的李若水(《宋史》本传)。据说是李若水的绝命诗句“每事恐贻千古笑”、“艰难惟有君亲重”便颇见理学色彩。

元朝第一位皇帝世祖忽必烈立国前后的惨淡经营使燕地社会心理趋向为之一变。《宋元学案·鲁斋学案》的序录称:

【“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迭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

赵江汉即赵复。《鲁斋学案》记他在故乡湖北德安(今安陆)被元军俘虏后,“至燕,以所学教授学子,从者百余人。当是时,南北不通,程朱之书不及于北,自先生而发之。”南宋丞相文天祥兵败被俘不屈,自认“以位备将相,义不得不殉国”(《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五)并在元大都狱中写下了千古绝唱《正气歌》。诗称:

【“是气所磅礴,凛例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

宋儒主张“理气合一”。文氏所称“正气”,实际上就是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即“三纲五常”。忽必烈囚之达三年之久,劝降不得,终“以中山薛保住上匿名书告变,杀宋丞相文天祥”(《元史·世祖纪》)。文氏遗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史》本传)】

这使他成了实践理学的一个典范。在理学思想的熏陶下,从元至清初,燕赵腹地的“容城三贤”先后名世,其中刘因和孙奇逢是理学家,杨继盛则因达到理学的“格君心”之最高境界的死谏而千古不朽。元明清三朝均定都北京。自元朝始,原燕地与赵地的大部分被统称为“腹里”地区,直属于中书省,明、清则以之为直隶省,使“燕赵”名副其实成了今河北省的代称,直到清末,燕赵地区充当畿辅重地达六百四十年之久。元末明初。该地区饱经兵燹,人口锐减。1391年明北平布政使司辖人口约200万,到1403年顺天八府所属人口仅有约19万。于是明成祖朱棣下令向北京周围大量移民并在该地区招募流民、安置罪囚,其中来自江南各省的富户就达数千家。这可以看做燕赵地区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但与上一次不同,它的结果是汉、回、蒙古(到清初又增加了满族)等兄弟民族的相依并存和南方风气的北移。

由于理学受到元明清三朝统治集团的推重及其教化中心的北移,畿辅即燕赵地区的社会心理便不能不打上深刻的理学烙印。出身于本地的朝官如元代王恂、刘因,明代李三才、赵南星、孙承宗、阎应元,清代魏象枢、魏裔介、纪昀、张之洞,处士如元代关汉卿,明清之际孙奇逢,清代颜元、李塨、王源、刘献廷、曹雪芹,皆出入于理学而自成一家。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实行的定期在大庭广众中宣讲《圣谕广训》的制度。所谓“圣谕”,是康熙、雍正父子亲自起草或由大学士们起草后经他们钦定的理学论文,乾隆把它们辑在一起,便成了通俗的理学教科书。畿辅重地当然是这种普及教育的模范地区。结果一方面是“神权、皇权、族权、夫权”四根绳索紧紧地束缚了普通人的思想,以致引发了无数“节妇”、“烈女”之类的人间惨剧;另一方面则在朝野士人中招回了已经久违的“气节”之魂,并通过他们把“忠君爱国”的思想渗透到老百姓当中。后者在燕赵地区产生的的社会效应是显然的:元末农民起义虽然酝酿于赵地永年县,却始终未能在畿辅造成大的声势;明末李自成起义军进军北京时周边地区为明朝殉节的地方士绅不计其数,而后金大军以明朝继承者的名义入关,地方士绅又纷纷起来从农民军手中夺回政权;原籍通州的阎应元经科举考试由世代寒素踏入仕途,只是明朝的一个低级官员,清军逼近常州府江阴县城下时,南明小朝廷已经建立,他受全城士民拥戴,率众抵抗,兵败不屈而死;清末义和团发源且主要活动在燕赵地区,其声势之大几可撼动清王朝的统治,但其主要的口号却是“扶清灭洋”。

然而理学的普及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燕赵地区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传统。自金朝中叶到辛亥革命前的七百余年间,该传统可谓时断时续。从元末韩山童开始,白莲教及其变种闻香教、棒棰会等民间秘密教派便在燕赵大地不绝如缕: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全真派历元、明、清三朝而不衰;天主教一度盛行于元,明末再度传入燕赵地区后规模始终领先于其它地区,特别是在清朝长达二百年的禁教时期仍呈发展趋势,其姊妹基督新教传入后基本上能够与之和睦相处。所有这些宗教的共同点是拥护皇权,其中有反叛倾向的民间秘密宗教说到底不过是想换一换皇帝而已。因此,它们的存在和有限的发展基本上不构成对封建统治秩序(不是对特定朝代)的威胁,充其量只代表了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微弱的离心倾向,只不过这种离心倾向已足以使主要由朝野士人承载的作为理学灵魂的“气节”观产生变数。虽然从所谓“孔子著《春秋》”始,传统的中国社会就对“犯上作乱”表示深恶痛绝,而“顺民”则是统治者推行的教化所指向的目标,但当朝代更迭的紧要关头,老百姓就发生了顺从旧皇帝还是顺从新皇帝的两难选择。于是在理学内部,便出现了“理在事中”(其现实含义是正统皇权以百姓生命的存续为基础。一一笔者注)说向“理在事上”(其现实含义是正统皇权至高无上,百姓的生命只有服从它才有意义。一一笔者注)说的挑战。后者的“理”归旧皇帝,而前者的“理”虽有给旧皇帝“小骂大帮忙”的意味,骨子里却是向着新皇帝的。

燕赵地区有着根深蒂固的做“顺民”的传统。鲁迅曾痛心地说旧中国历史上的老百姓只经历了两个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话用于燕赵地区的百姓尤为合适,其“奴隶”一词便揭露出了“顺民”的真实内涵。且不说已经认同了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后金大军入关后很快席卷直隶北境,几乎未遭到大的抵抗,不至如清王朝建立后的江南那样发生“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的惨剧;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曾经长期被中国老百姓视为“异类”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组成的联军从天津登陆后长驱直入北京,给他们带路的竟都是当地人,而50年后八国联军刚刚开入北京,许多居民便急忙举出写有“顺民”字样的招牌,以求免于骚扰,便可以看出理学初创时期的精神在这个地区巳经“异化”了。

清朝初年在燕赵腹地曾出过一个著名的标榜“理在事中’的理学派别一一颜李学派(李塨《论语传注问》:“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一一笔者注),其特点可一言以蔽之:重实干,轻思辨。鲁迅曾引用前人的话说北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恰好概括了颜李学派的宗旨。该学派标榜“四存”一一存性、存学、存治、存人。其所存之性,是儒家亚圣孟子所谓人生而有之的本“善”之性;所存之学,是儒家“三纲五常”之学;所存之治,是“禹、汤、文武”三代之治;所存之人,是“与天地参而为万物长”之人。乍看起来,“四存”似有浓厚的理想色彩,殊不知它只不过是清初“顺民”心态的燕赵版而己。值得斟酌的是该学派在理学整个体系中的定位。它曾因激烈抨击理学的支柱人物程朱陆王而在近代被人炒热,俨然成了中国“随着封建农村的崩溃而来作为农民派政治学说”(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1949年8月版)的代表。其推理过程是:(颜李)反朱熹=反理学=反封建。这与颜李学派的真像风马牛不相及。该说唯一可取的是指出颜李学派与处于封建社会下层的农民有关。受理学熏陶而成的农民在太平盛世或曰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时期所表现的因循苟且、敦厚淳朴、唯古唯上、崇俭务实等品格(其根本的成因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一笔者注)在颜李的著作中备受推崇。试举颜元一例:

【“张氏不读书,兄弟五人孝友,各司其事,争为劳役。设父母主予正房,忌日则夫妻迁寝,食必献,一如亲在。有泔浆三瓮,三年不倾,曰:吾亲所积也。家众无[论]长幼孩童,自外还,必行反面礼,遍拜其家。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学人第五》)】

而李塨则引经据典:

【“古圣贤之为人也,教必先以养;其自为也,先保身齐家,而后及国与天下。……许平仲曰:‘学莫先于治生。’以不治生则无以养廉节,无以长学问。……既曰‘有用’,何不用之身家?何不勤?何不俭?何不走风宿雨,裢水负薪?何不上取之天,下取之地,如范蠡、马援,可聚可散?……吾儒道德经济,原非二途。”(《恕谷后集》卷五《与来俨若书》)】

这与当年马融之论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马氏溯其源于老庄,李氏却把它塞进了孔门。

理学所强调的“理”即气节在形式上表现为当事人对所仕王朝的绝对忠诚。颜李学派恰恰在这点上同理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是它被正统理学家打入另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谥之为“理学别传”。一一笔者注)甚至谥以恶名(清末程仲威在所著《颜学辩》里咒骂颜元是“吾道之蟊贼”。一一笔者注),后来又被人们在反封建的意义上褒为“反理学”的英雄的真正原因。明朝的彻底崩溃来自两大势力的攻击,一是农民起义军,一是新崛起的后金即清朝统治集团。这使清初诸儒探讨明亡的原因时陷入了两难境地:许多士绅为明朝死节,这本是对理学最高境界的身体力行,应该褒扬;但其中许多人又是在顽强抵抗失败后被清军所戮,若崇之过分,必遭新朝猜疑,蹈庄廷珑《明史》涉案诸人覆辙。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明亡的原因归结为理学家们的空谈误国,一时朱熹倡导的讲学成了众矢之的,颜李学派便是对朱熹进行口诛笔伐的一支劲旅。特别是在颜元的笔下,本来在南宋朝廷力主抗金、为官时日虽短却颇具政绩的朱熹成了一个木头木脑、只会咿呀念书闭眼打坐的儒装和尚(虽然颜元承认朱熹仍有资格做他的老师。一一笔者注)。这样,颜元便在无意中片面强调了做人的技能或事功方面而置气节于不顾。许多专治学术史、思想史的学者忽略了颜李学派的这个致命缺点,而堪称学贯中西的大文学家周作人却紧紧抓住了这个要害并从正面加以发挥。周氏的文章发表于1933年10月2日,即日本策动侵略战争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两年之后。其言曰:

【性理书评中有一节关于尹和靖祭其师伊川文,习斋所批首数语虽似平常却很有意义,其文曰:“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馀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则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
习斋的意思似乎只在慨感儒生之无用,但其严重地责备偏重气节而轻事功的陋习,我觉得别有意义。生命是大事,人能舍生取义是难能可贵的事,这就是说是无可疑的,所以重气节当然决不能算是不好。不过这里就难免有好些流弊,其最大的是什么事都只以一死塞责,虽误国殃民亦属可恕,一己之性命为重,万民之生死为轻,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谬误。那种偏激的气节说虽为儒生所唱道,其实原是封建时代遗物之复活,谓为东方道德中之一特色可,谓为一大害亦可。如现时日本之外则不惜与世界为敌,欲吞噬亚东,内则敢于破坏国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派政权,岂非悉由于此类右倾思想之作祟欤?内田等人明言即全国化为焦土亦所不惜,但天下事成败难说,如其失败时将以何赔偿之,恐此辈所准备者亦一条老命耳。此种东方道德在政治上如占势力,世界便将大受其害,不得安宁。假如世上有黄祸,吾欲以此当之。虽然,这只是说日本,若在中国则又略有别,至今亦何尝有真气节,今所大唱而特唱者,只是气节的八股罢了。自己躲在安全地带,唱高调,叫人家牺牲,此与浸在温泉里一面吆喝“冲上前去”亦何以异哉?”
(《苦茶随笔》之四《(颜氏学记)》)】

 如果我们研究周氏之所以在芦沟桥事变后沦为汉奸,说他脑子里有一个“颜元情结”,似不为过。然而一个时期以来上述周氏之论却颇受推崇(如有人重评曾国藩之处理天津教案,就几乎一字不更地照录了有关文字。一一笔者注),似可想见当年该议论在燕赵地区一定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

笔者认为,近现代燕赵地区的社会心理似乎与颜李学派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民元前后北京、天津、蠡县、博野都有一批人在洋务运动的背景下借南方戴望著《颜氏学记》的东风热炒颜李(其高潮是北洋政府正式颁令将颜李从祀孔庙。一一笔者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在李塨的家乡发起了与中国的前途性命悠关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却基本上没有触动以重因循(其宗旨是保持现行生活方式不变),轻气节(气节一词在哲学上似可被理解为一种主体精神,进一步则可引伸为理想、信念,等等。一一笔者注)为特征的燕赵民风。不能低估在民主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占大多数的燕赵地区人民群众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程度,例如五四运动发生在北京,抗日战争时期出过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堪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然而面临生死关头革命队伍里的变节分子、日寇铁蹄蹂躏下赧颜事仇的大小汉奸以及共产党内的蛀虫刘青山张子善之流产于燕赵地面的又何止星星点点?1937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撰写的《祭黄帝文》有一句话是:“燕南赵北,汉奸何多!”这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在党中央要求全党同志“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今天,燕赵大地需要的应该是荆轲高渐离们那种为着心中的崇高理想和信念而“羽声慷慨”、一往无前的精神,上述“颜元情结”显然不可取。谬见如此,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1998年11月9日初稿

12月6日二稿

1999年2月7日三稿

1999年3月4日四稿

2000年2月11一14日五稿

2000年2月18日小作修订

2000年6月21日再作修订

2000年7月4日又作修订

2000年7月6日作重大修改

2020年1月15日又作小修改

【纯通,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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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纯通:“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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