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炳祥:“大锅饭、铁饭碗”是否一定养懒汉?——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大锅饭、铁饭碗”是东西方无数志士仁人和广大劳苦大众不懈追求的理想世界。在我国,“大锅饭、铁饭碗”这种理想境界的实现,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国各族人们通过几十年浴血奋斗的结果,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使我们的全体国人从自己切身的感受中,体会到了它的无比优越性,激发了自己爱党、爱国、爱集体、爱社会的热情与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精神,使我们的国家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迅速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才能实现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奇迹。所有这些,有力地证明了所谓“大锅饭、铁饭碗”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种种说法的荒谬性。同样的,那种以砸“大锅饭、铁饭碗”为主旨的改革的做法也是错误的。

【本文为作者屈炳祥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屈炳祥:“大锅饭、铁饭碗”是否一定养懒汉?——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这似乎是一个令人喷饭的话题。因为“大锅饭、铁饭碗”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被改革的重锤砸得精光,至今一丝儿不剩。再提起,似乎是有点像唐吉坷德与风车作斗争一样可笑。但是,即便如此,有话还是得说。因为这是一个事关改革的根本方向、根本性质的原则性问题。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近40年,但是,我们的老工人、老党员以至于那些受过马克思主义正统教育的学派人物至今对此仍大惑不解。“大锅饭、铁饭碗”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吗?为什么要砸呢?曾记得当年,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媒体人,曾不厌其烦,在国内主要媒体连篇累牍发表要文予以解说。以《人民日报》为例,在1982年11月到次年的2月这一段时间,连续发表了七篇社论,对“大锅饭、铁饭碗”进行了抨击,力陈“不吃‘大锅饭’”、“不端‘铁饭碗’”的正当性与科学道理。到现在为止,近40年时间纵然已去,但是,人们对于“大锅饭、铁饭碗”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争来论去,到底争什么、论什么?笔者见,这里涉及的具体问题虽不少,但核心问题却只有两个,即第一,“大锅饭、铁饭碗”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这与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结于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否相矛盾?第二,“大锅饭、铁饭碗”是不是养懒汉,无法调动人的积极性?

这里,笔者也趁此机会,就这些问题谈点个人认识,不妥之处,敬请学界朋友批评指正。

一、“大锅饭、铁饭碗”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这与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结于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否相矛盾?

“大锅饭、铁饭碗”这一说法,就字面上看似包括两个方面,即一个是“锅”,一个是“碗”。其“锅”讲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人平等,个个有饭吃,没有贫富悬殊;其“碗”,讲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人都有劳动的权利,没有失业与贫困,终身衣食无忧。其实,二者合起来就表示一个意思,即不论多少人,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大家都是平等的,都在同一个“锅”里吃饭,谁也欺负不了谁,谁也不会被谁欺负。只要这个“锅”在,大家的“碗”里总会有饭可吃。这样一来,不论对于谁,“碗”也就成了铁的,终身摔不破。这就是“大锅饭、铁饭碗”的真实含义。

“大锅饭、铁饭碗”并不是一种严格的科学用语,它只不过是我们的国人对过去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的那种没有失业、没有贫困、没有两级分化,共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最朴素、最真实的表述。这一点,只要看看那些亲历者的叙说就清楚了。新浪博客上有一个名叫“心中不落的太阳”在“铁饭碗就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一文中这样说道:“铁饭碗天然具有不可更改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给人民大众一个铁饭碗。”(1)此外,他还将自己和他们那一代人所享受过的“大锅饭、铁饭碗”的优越性此作了概述。他指出:“1.凡城镇适龄青年,中学和大学毕业生,一律纳入地方各级政府的招工或分配计划,绝无失业之忧。2.任何用人单位无权解雇本单位所用人员。3.员工的医疗费用、子女上学、住房、退休养老,均由其所在的企事业单位或国家承担。员工生、老、病、死均无后顾之忧。4.全国统一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加班加薪,节假日加班发双薪。5.从事高温、高空、井下、水下、高压等特殊岗位工作,均有可观的岗位津贴。6.员工结婚一律享受七天婚假,夫妻两地分居的可享受十五天探亲假,产妇可享受五十六天产假,哺乳期女工可在六个月内每天脱岗两小时给婴儿喂奶。以上假期和待遇,一律带薪,除非个人自愿放弃,一律严格执行。在执行以上假期和待遇时,单位只有更加关怀员工的义务,没有任何刁难的权力。7.在高粉尘和有毒等特殊岗位作业的员工,除享有岗位补贴和劳保福利外,企业还统一组织定期进行健康状况检查,被查出患有职业病的员工,可无条件享受带薪全额免费治疗和休养;工伤事故发生后,不管受伤者是否负有责任,一律由单位承担抢救和治疗费用,伤残员工带薪休养终生。8.生活遇到困难的员工,可向单位提出救济申请,经群众评议同意后,可得到经济补助,度过难关。9.员工有权批评、问责、批判单位负责人、厂长和管理人员的错误,对企业的发展规划、重大决策、管理规定及各项技术工艺提出批评、建议和革新,参与企业管理和被提拔到管理岗位或领导岗位,确保员工(工人)的主人公地位。10.员工和高层管理人员只是岗位分工不同,政治地位平等,无贵贱之分,工资待遇也差别不大,基本保持均衡和公平,无两极分化。11.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厂长和高层管理人员,没有“法外特权”,在党委领导和工会组织及广大职工的监督下,可基本杜绝利用职权腐化堕落和贪污犯罪。”等等,等等。

这样的“大锅饭、铁饭碗”正好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也正是人类社会自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不懈追求的崇高理想。在西方,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一批思想家就曾梦想要在人类社会实现生产资料公共占有、生产劳动共同参与、生活资料平等分配这样的大同世界。在中国,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也曾提出要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匀称,无人不温饱”的理想社会。不论是西方的思想家,还是我国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他们所追求的美好社会,不就是要为全社会的劳动者找到“大锅饭、铁饭碗”吗?然而,由于其历史、阶级及整个社会的局限性,使他们的理想、追求终不得实现而留给人类一个遗憾的结局。

但是,尽管如此,人们寻找“大锅饭、铁饭碗”的追求始终未有终止。在我国近代社会,涌现出了一批以不让我们的国人再受穷、受苦、失业,永远有事做、永远有饭吃为己任的革命志士,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早年就立志要在中国实现“世界主义”,或“四海同胞主义”,即“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之所以如此,就是要为全中国的劳苦大众造大锅饭、铁饭碗,实现“有饭大家吃”。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1]683次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又指出:“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2]808“有饭大家吃”这话、这思想,后来毛泽东不断地加以重复、加以强调,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深明其意。

造“大锅饭、铁饭碗”,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宗旨。这不仅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世界共产党人第一个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早有明确规定,而且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纲领中也向自己的同胞和共产国际作出了忠贞不渝的宣示,指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实行社会革命。”[3]其基本目的就是要在全中国为全体劳苦大众造“大锅饭、铁饭碗”,实现“有饭大家吃”。

“大锅饭、铁饭碗”之所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之所以能体现出如此巨大的优越性,不是偶然的,而正是我们的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数十年的浴血奋战与牺牲而得来的。同时,“大锅饭、铁饭碗”还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各种客观条件作用的必然产物。众所周知,在我国上世纪50年代经过城乡社会主义改造,以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得到建立,一举改变了我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那种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弊端。这是我国历史上发生的一次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革命性变革。这一变革的实现,使我们的全体国人从此摆脱了数千年私有制带来的失业、贫穷、乃至过早夭折,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与严重的两极分化等灾难性后果,为他们能够在平等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以平等身份、平等资格进行共同劳动,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并且在此基础上以同一标准公平地分配劳动产品,进而也为他们建设自己的幸福生活提供了充分的必要条件。试想,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没有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没有人们之间平等关系的建立,没有按劳分配制度的实现,人们终身生活在“丛林”之中,承受“丛林法则”的统治与奴役,成天的诚惶诚恐,不仅要为平日的生存而奔波与打拼,并且每日每时都要担心被老板炒鱿鱼或同伴的竞争而丢饭碗,等等。处于这样的一种窘态下的人们,能享受到“大锅饭、铁饭碗”的优越性吗?

上述可见,不论理论、还是现实都说明“大锅饭、铁饭碗”就是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这是不可怀疑的。可见,那种否认“大锅饭、铁饭碗”是社会主义优越性表现,以砸“大锅饭、铁饭碗”为初衷的改革是根本错误的。

至于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在它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大的经济总量上,而不在于“大锅饭、铁饭碗”看法,笔者认为,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它们是从不同的侧面来反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差别只是体现在一个体现在生产力上,一个体现在生产关系上。因此,我们不能将这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用一个来否定另一个。

另外,如果按照一些人的逻辑,如果“大锅饭、铁饭碗”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么,是否只有砸了它,才能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笔者认为,非也!不信,还是请看看那位名叫“心中不落的太阳”的作者在“铁饭碗就是社会主义的标志”一文中怎么说的吧!他指出:铁饭碗终于被砸破了,人们并没有看到金饭碗,换来的却是下面的这些东西:1.企业改制,国退民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几十年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家当被别人装进了口袋里。2.置换身份。主人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丧失怠尽,被一纸合同置换成了被雇用、被剥削者。老板可以随意辞退员工。铁饭碗换成了泥饭碗。3.下岗失业。干脆没有了饭碗。4.下岗职工与农民工、大学毕业生一起挤破头找工作。僧多粥少,找不到饭碗。5.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自己凭本事看着办,四座大山压在身上,生老病死皆堪忧。6.八小时工作制成了美好回忆,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还得拼命干。有怨言?老板一句话:不想干就滚蛋!7.被随意克扣工资,稍有过失就被罚款,受辱受气没有人的尊严,工伤病残老板不管,维权说理,比登天还难。8.创业单干,最怕市场变幻莫测。若经营稍能有起色,又难敌行业垄断。最后极少数人成功,绝大多数破产。败了,比给别人打工死的还惨。9.凭借个人奋斗或运气成为“白领”一族,内心世界也难得平安,不敢为公平正义仗义执言,只有灭失良心才能保住饭碗。10.为了饭碗,无数女工被老板玩弄,或被逼为娼,身心倍受摧残。等等,等等。

面对此,作者最后还指出:由于“大锅饭、铁饭碗”被砸,“于是便有了血汗工厂,有了黑煤窑,有了开胸验肺,有了邓玉娇和刘汉黄,有了维权上访和群体事件等等等等。”

这就是砸“大锅饭、铁饭碗”给我们国人带来的结果。真的是好惨,好可悲!

二、“大锅饭、铁饭碗”是不是养懒汉,无法调动人的积极性,不利于发展生产力

说“大锅饭、铁饭碗”是养懒汉,无法调动人的积极性,不利于发展生产力,这是既不讲事实,也不讲道理,完全是胡说一气。对此,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李怀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黄英伟和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狄金华三位学者对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老工人的调查所得到的成果,可予于澄清。

这三位学者曾于2012—2013年间分别在上海、武汉、南京、北京、宁波、广州、西安以及其他地方一共访谈了近100位企业退休人员,并对获得的资料进行了科学分析与研究。他们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几乎所有(请注意这四个字。笔者注)受访者都强调,他们当时在生产中‘有积极性’或‘积极性蛮高的’、‘干劲大’或‘干活拼命’,甚至不计报酬加班加点;拖拉、偷懒的行为‘少得很’。”他们还指出:“多数(请注意这两个字。笔者注)受访者认为,他们在‘文革’前十来年表现最好。在其中某些特定年份,工作热情尤为突出。”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甚至包括“‘大跃进’期间,工人们更是热情高涨。”其中,还引宁波人丰布厂的一位退休工人回忆说,“‘大跃进’的时候,大家积极性可高了,没日没夜干的。不讲金钱回报,也不计较时间多少。白班干完就接着干夜班......。‘大跃进’的时候最厉害了,干活干得最猛了。白天干完,晚上干,干12个小时。晚上6点干到早上6点。”[4]

最后,使研究者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概而言之,我们的访谈所得出的总体印象是,在毛泽东时代的正常年份,国营企业的工人一般都能尽职尽责地工作。不少受访者认为,懒散现象变得严重,反而是在1978年之后改革启动之初”。“那么,为什么退休工人的回忆,与后毛泽东时代的主流话语相左?”[4]这说明,过去,我们的官方话语和主流媒体关于所谓“大锅饭、铁饭碗”养懒人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当然,在毛泽东时代,要说完全没有养懒人也不完全符合实际。古人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此,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整齐划一,人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毛主席说过,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左中右,都会有先进与落后。这是普遍现象,普遍规律。这就决定了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懒人的存在也是在所难免的。譬如,在那至今被老一辈人成为火红的年代,全国城乡一片热气腾腾,战天斗地、降山伏水,哪怕是严冬酷暑也不停息。然而,在像安徽省小岗村那种地方的人却懒懒散散,优哉游哉,或者等着政府送救济,或者敲着三棒鼓去要饭,没有几个干正事的。但是,这些懒人的存在,不是我们的公有制决定的,也不是“大锅饭、铁饭碗”决定的,而是我们在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存在的某些不足所致。不过,这也是极少数或例外。这些极少数或例外的存在,不代表整体或主流,并且这些都还是可以通过加强领导、改进工作等方面来解决。

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没有或很少有偷懒的现象?这主要来自全体国人莱布尼茨说过:“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从享受“大锅饭、铁饭碗”带来的幸福感,使他们对我们党、人民政府产生的高度的信任、信赖与拥戴,对自己的企业产生的高度的认同感、归宿感以及忠诚度。这样,久而久之,就在他们的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只有国家好、企业好,才会有我个人好”的可贵精神品质,进而也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大公无私、勤勉奉献、团结奋进、安定祥和的良好氛围。所有这些,都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才是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不竭动力与力量源泉。另外,还有我们党长期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倡导的各种各样、生动活泼的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的群众性活动,也对国人起了极大地教育激励作用。

至于所谓“大锅饭、铁饭碗”无法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年,我们的国人“没日没夜干的”“白班干完就接着干夜班”,一连“干12小时”,这不就是积极性吗?是的,并且还是高度自觉的积极性,是凭借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信赖与忠诚而来的积极性,这是最可贵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积极性,所以,就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从1952年到1978年,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生产总值,从261.5亿元人民币(以下同。笔者注)增长到3416.4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年均增长达到50%以上;全员劳动生产率,从1952年的每人每年4184元,增加到1978年的11130元(按1957年不变价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0.23%。(2)在当年科学技术水平那样落后、机械化程度那样低的条件下,能有如此之高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是创纪录的,实在是很不容易、非常可贵。这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难得一见的奇迹。对此,研究者也不得不对媒体人及经济学家们当初的解读与宣传表示怀疑。他们指出:“如果企业职工果真如改革初期主流媒体宣传及学界解读的那样,缺乏起码的生产责任心和劳动积极性,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的快速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是不可想象的。”[4]

另外,我国在主要产品的具体生产方面,也有了极大的进步。50年代初期我国除了大宗农产品外,国人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最基本、最简单的工业品都生产不了,如火柴、肥皂、煤油、铁钉等,这些不起眼、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小东西都不能生产。而到了1978年,我们不仅能够生产那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还可以大量生产钢铁、石油、机械、电器及电子类产品等等,成了世界上上少有的工业化国家。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的钢产量达到了3178万吨,已经超过了英、法、意,成为仅次于美、苏、日而跃居世界第四位;石油产量达到了10400万吨,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八产油大国”,达到了基本自给。原煤产量达到了61800万吨,跃居世界第三位;发电量达到了2565.5亿度,跃居世界第七位;(3)此外,尤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在高科技领域,我国还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核能开发与应用及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且还在有些领域已经接近或达到了一般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

我国各项事业如此高效率、高速度的发展,不正是我们全体国人在享受社会主义“大锅饭、铁饭碗”的优越性而被激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精神而创造的结果吗?怎么说“大锅饭、铁饭碗”无法调动人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呢?

如果按照经济学家及和媒体人的说法,只有砸了“大锅饭、铁饭碗”,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事实怎样呢?很不幸,完全适得其反,令人非常失望。研究者们发现:改革初期承包制的引入,改变了传统的人事流动机制,厂领导对工人有了更大的控制权。厂领导的这种更大的控制权使工人极度反感,滋长了对工厂的不忠,同时还由于工人“主人翁”地位的丧失,使他们变成了老板的雇员。于是,使工人产生了被疏远和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如果你干得不好,他要把你解雇。工人们说:“现在干活,因为是替别人打工,今天在这里干,明天不知道在哪里干,所以思想完全不一样了。这跟我们过去不一样。过去只要干着,生老病死都有保障,所以大家都想把这个厂弄好”。现在,工人认同感减少、情感依恋消失,生产士气下降。过去较为罕见的盗窃、破坏活动,现在在工人中间变得越来越频繁,管理人员的贪污腐败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更谈不上所谓积极性。[4]这就是砸了“大锅饭、铁饭碗”后的真实写照。

事实还表明,砸了“大锅饭、铁饭碗”,即使用金钱与物质利益的手段来刺激也不能调动国人的积极性。对此,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设计者以及国营企业管理层甚少意识到,重新引入奖金并不总能产生预期的结果。最近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使用金钱激励,可能‘损害和降低当事人的积极性,不利于他们遵守规则’,这对团体内部那些希望获得公众认可的成员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他们会把货币激励,视作对他们的不信任,和对彼此达成的心理契约的破坏。生活在封闭的‘单位’内部的中国国营企业工人,也不例外。”另外,还指出:“80年代以后,他们在厂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赚外快或跳槽的机会,从而在收入来源上减少了对本单位的依赖。例如在上海,工人常在周末或假日到其他单位‘干私活’。有些师傅甚至在上班期间请‘病假’,去集体小厂,特别是周边迅速成长的乡镇企业,协助安装设备或培训工人;也有人请了假,去温州做卖烟之类的小生意。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中获利,成为‘万元户’,或者创办民营企业,成为百万富翁。过去一直为自己的‘铁饭碗’而自豪的国营企业工人,失去了往日的荣誉感和优越感。效益低下甚至破产的国营企业,对他们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4]这说明,金钱和物质利益也不是灵丹妙药,也难得调动人的积极性。这就再一次从反面证明:只有社会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才给我们的国人以荣誉感、优越感、幸福感和吸引力,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这是任何金钱与物质利益的刺激都不能替代的。

当然,我们全体国人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精神的迸发也不完全都是“大锅饭、铁饭碗”作用的结果,这只是一个重要方面。除此之外,还有如我国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确立及其对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全体劳动人民国家主人公地位与权力的赋予、我们党的领导及全体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表率激励作用、党长期在全体国人中坚持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这些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仅仅只有“大锅饭、铁饭碗”这一项,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三、反思改革,把“大锅饭、铁饭碗”重新还给人民

众所周知,恩格斯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即“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5]589这就是说,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应有之意或本质规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这样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6]214他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6]215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这种与生产力既相适应又相矛盾情况的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改革。至于我国这次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曾这样解释,说我们过去实行的那一套,“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7]50由此,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改革就是要使那种“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重新得到解放,恢复其生机与活力,促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另外,不仅如此,我们的改革还有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它们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发展生产力的时候,千万不可忽略了生产关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并且告诉人们,从来的经济主体或社会的统治阶级,尤其是现代资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十分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且更加重视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因为这是维系经济主体、社会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决定性条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一社会的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除了它的初期与最后即将崩溃的时期需要借助于国家的暴力机关的权威外,在其正常发展阶段,大都主要凭借其对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来实现。因为生产关系总是同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一同进行的,并且也会随着前者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加强与增长起来。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以往所有的统治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总是最看重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仅仅以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为限,每一次生产过程,工人总是以劳动力商品出卖者的身份走进去,然后又走出来,始终保持他的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永远作为资产阶级剥削的人身材料而存在;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他对资本的这种从属关系由形式上的转变为实质上的。资本就是这样将工人日胜一日地绑在自己的柱子上。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8]626还指出:“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8]629资产阶级就是这样通过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来实现和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不断巩固自己对工人阶级及整个社会的统治地位的。依据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的改革除了解放、发展生产力之外,还更应该在于完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应该在于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另外,还须明白,不论是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还是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后都要落实到对人或劳动者的关怀上,促进劳动者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完善,都不应该是我们改革所要实现的目的。我们改革的最终目的只能是为了人,为了实现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即共产主义就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9]491因而,一切共产党人、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目的就是要在“消灭私有制”、“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9]489基础上,“为一切人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实现一切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所以,我们的改革,不能仅仅以实现所谓解放、发展生产力为目的,也不能仅仅以完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目的,而必须把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把那种被解放、发展了的生产力和完善、发展了生产关系的全部成果落实到人的身上,实现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基于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的改革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相统一的原理,并且还要把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放在更加重要的位子上,把最后的落脚点放到实现人的发展上。那种单纯地为解放、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有害的。现在,我们反思改革,就是要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相统一的原理来审视、评价和总结过去的改革,指导今后的实践,将改革引向正途。当前,尤为重要、尤为迫切的任务就是遵照我国宪法的要求,搞好所有制结构调整,真正做到两个“毫不动摇”,恢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恢复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恢复劳动者主人公地位,消除事实上早已存在的雇佣劳动制,把砸掉了的“大锅饭、铁饭碗”还给人民。上世纪20年代,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还都提出要“节制资本,扶助农工”,难道今天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占据我国国民经济绝对、绝对优势(4)的情况下,还不应该对之设定一个底线,仍然任其无限制地泛滥吗?难道我国的工人、农民及其子孙后代还应该世世代代无止境地给新生的资产阶级做打工仔吗?难道我们几十年的改革其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吗?难道我们孜孜以求、且不懈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吗?

当然,今天我们把“大锅饭、铁饭碗”还给人民,不只是要我们的人民重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营造新的土壤。常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其核心就是“天下为公”、“一心为公”。人,要能做到“天下为公”、“一心为公”,除了排除私有财产的羁绊,社会应该为之排除各种后顾之忧,尤其是民生方面的后顾之忧,比如生、老、病、死、育、学、困等等。如果一个人,在没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之后,生活还有这么多的后顾之忧,那怎么能做到“天下为公”、“一心为公”呢?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想培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必须坚持公有制,走共同富裕之路,为人们解决一切后顾之忧。为此,“大锅饭、铁饭碗”也就成了一个必要条件了。只有有了这个必要条件,人们才能一心一意、聚精会神为社会、为大众忘我劳动、无私奉献。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

这些年,人们都感到人心变了,社会风气差了。有人甚至感到,这种变化简直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于是,大声疾呼“中国灵魂告急”,要“再造中国人”!(5)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年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发展得太多了,“大锅饭、铁饭碗”砸得太彻底了,使人们失去了依靠,失去了寄托。在这种情况下,人心不能不变,社会风气也不能不变。马克思说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既然社会存在变了,那社会意识自然也会发生变化。这并不奇怪,否则,就不可思议。现在,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那种变过去了的再变过来,为这个再变过来营造新的土壤。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及相伴而来的“大锅饭、铁饭碗”。

四、最后的结语

前文已经说明,“大锅饭、铁饭碗”是东西方无数志士仁人和广大劳苦大众不懈追求的理想世界。在我国,“大锅饭、铁饭碗”这种理想境界的实现,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国各族人们通过几十年浴血奋斗的结果,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使我们的全体国人从自己切身的感受中,体会到了它的无比优越性,激发了自己爱党、爱国、爱集体、爱社会的热情与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精神,使我们的国家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迅速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100多年才能实现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奇迹。所有这些,有力地证明了所谓“大锅饭、铁饭碗”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种种说法的荒谬性。同样的,那种以砸“大锅饭、铁饭碗”为主旨的改革的做法也是错误的。

弗·恩格斯在他那天才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曾经极其尖锐地指出:“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10]59今天,我们为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必须对改革进行系统性总结与评估,认真吸收经验教训,来一次思想上、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与拨乱反正,把过去搞乱了的思想、理论重新恢复过来,真正搞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等根本理论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理论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对过去改革的一些举措做一番清理,凡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政策措施、无益于国人切身利益的做法,都应该予以纠正。毫无疑问,对曾经被砸掉了的“大锅饭、铁饭碗”也应该还给人民,让人民重享社会主义优越性与福祉,重建全体国人对我们党、政府、社会及集体的归宿感、信任感、荣誉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忠诚度。让我们的党和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共同建设好我们社会主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幸福的美好家园。

注释:

(1) 心中不落的太阳: 铁饭碗就是社会主义的标志 (中国民生网2018-03-19 ) ,另见:

http://control.blog.sina.com.cn/myblog/htmlsource/blog_notopen.php?uid=2400381015&version=7&x,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 214-215、297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20-22

(4) 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第4次国民经济普查办公室公布的我国第4次国民经济普查得到的资料显示,截止2018年,我国的企业法人单位共有1857.0万家,其中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1.9万家,占比0.6%;外商投资企业10.3万家,占比0.6%;私营企业1561.4万家,占比84.1%;国有企业仅7.2万家,占比0.4%。(这才是中国经济的真实面目 新金融传媒2019.11.20来源:国家统计局)

(5)杨晓升 中国魂告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申平华 再造中国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屈建军:中共一大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档案资讯网 2019.08.16)

[4]李怀印、黄英伟、狄金华著,江满情、勇素华、张春龙、张一平译:回首“主人翁”时代——改革前30年国营企业内部的身份认同、制度约束与劳动效率(原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5]5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屈炳祥,察网专栏学者,中共武汉市委退休干部。主要研究方向系《资本论》与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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