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开: 毛泽东的“力量”到底来自哪里?

进一步而言,“政治委员”也好,“党代表”也罢,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乃至“党指挥枪”也只是一个形象化的表述,包括“支部建在连上”只是对组织构架的一个概称。若深究其实质,应该是——经过毛泽东亲自摸索、总结、实践并坚持的一种适合国情的运作模式,包括政工干部的培养、选拔与调配,由此落实下去的并非通过权力“监督枪”或“指挥枪”,而是宣传教育、贯彻执行共产主义信仰之后的“带领枪”,进而,升华为张学良至死也没有搞明白的那股“力量”!

【本文为作者朱新开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他(毛泽东)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这是1991年,张学良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访问时,谈及红军长征发出的感慨。不过,他并没有讲明白,显然也没有搞明白,“他有这个力量”的“力量”到底源自哪里,以及怎样发展升华为比力量更大的威力?总之,张学良只是笼统地归结为毛泽东“天生能领导”。

朱新开: 毛泽东的“力量”到底来自哪里?

众所周知,毛泽东坚持确立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原则,迄今被视为我军战无不胜的法宝,若归纳其中的逻辑关系,便是:党→支部→枪杆子。不过,只是将“力量”诠释到这个层次就太过肤浅了,若深究的话,就要从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讲起了。

一、开创中国军队政工的蒋介石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孙中山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立了政治部,并于1924年5月率先在黄埔军校实行党代表制,首任党代表是廖仲恺;同时设立校政治部,周恩来是继戴季陶、邵元冲之后的第三任主任。当然,校长是蒋介石。

朱新开: 毛泽东的“力量”到底来自哪里?

《黄埔军校政治部服务细则》规定,政治部“为校长、党代表之政治教育的佐理机关”,以及“本部对于全校官佐、员生、士兵、夫工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由此,蒋介石反而成为“开创了中国军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人。

其实,在实行党代表制的前一年,蒋介石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苏时,曾对苏联红军的政委制进行过考察,他在日记中有如此记述:

【大约军事指挥上事务皆归团长,而政治及智识上事皆归政党代表,尤其是精神讲话及平时除军事外之事务,皆归代表也。】

从蒋介石的一句“大约”,便可见这是走马观花的结果,尤其他将“政治委员”肤浅地理解为“政党代表”了。不过,算是他误打误撞撞到了门槛,因为“党代表”确实适合当时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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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政治委员”与“政党代表”的区别,则需要在了解相关过程之后,才能更容易理解。

二、政委与党代表有一定区别

1926年2月,《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正式颁布,党代表制由此被正式确立;5个月后,国民革命军出兵北伐;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由此失败,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部随之被撤销,更改为政训处(全称“政治训练处”,后文详述),党代表制也就消亡了。

与国民党的反革命行动相对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八七会议”,毛泽东于此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并在会后奔赴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

朱新开: 毛泽东的“力量”到底来自哪里?

在秋收起义受挫转往井冈山途中,毛泽东通过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至于“党指挥枪”,则是定型于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

在三湾改编与古田会议之间的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以下简称《军事工作大纲》),要求各地“工农革命军”统一更名为“红军”,并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同时指出:

【红军应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监督军官,并负责进行政治工作。】

这显然是在移植苏联模式,因为苏联红军于1918年实行政委制之初,便规定“政治委员是苏维埃政权在军队中的直接政治代表”。由此可见,“政治委员”是指国家政权的代表,并非蒋介石理解的政党代表。当然,苏维埃派出的政委自然是在代表党,但从组织关系角度而言,是“党通过国家政权派出政委指挥枪”,而非“党派出政委指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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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显然与苏联的国情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布尔什维克先于1917年发动“二月革命”,在首都夺取部分政权并迫使沙皇退位后,仅是在由资产阶级掌控的临时政府之外成立苏维埃;随后,又经资产阶级反对“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七月事变”,布尔什维克再发动“十月革命”夺取中央政权,进而由上至下接收全国军队,结果就是顺理成章地由苏维埃派出政委,以落实“党指挥枪”。

在中国,国民党是通过孙中山的个人魅力,并依托地方军阀先行建立南方政府,再通过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军事骨干,然后发起北伐并一路收编地方军阀,其过程大致与苏联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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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国民党从苏联移植的党代表制,其实在《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中,虽然规定“党代表在军队中,为中国国民党之代表”,但并未明确指出从哪里派出,只是在“第三章 党代表之任命”中规定:

【——自团以下,及其相当组织之党代表,由政治训练部任命之;
——自师以至更高级军事组织之党代表,由政治训练部提出,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通过,军事委员会任命之;
——但遇紧急时,得由军事委员会主席之署名及政治训练部主任之副署,先行任命。】

仅凭此规定而言,在国民党军队的实际操作中,“军权”必然会强势压制“党权”。

三、我军的政工更加适合国情

相比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是通过1927年的“三大起义”,即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先掌握军队后才逐步建立苏维埃。

不仅如此,以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为例,彭湃在1927年11月领导成立广东陆丰县苏维埃(县级)、海陆丰苏维埃(地市级)后,随即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在中央于1928年5月发布《军事工作大纲》之前的3月初,已经被迫转入游击状态。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井冈山及其他根据地,直至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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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鉴于当时的国情,需要也必须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即由下至上,由掌握军队至夺取政权。但是,至少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与稳固之前,《军事工作大纲》要求的“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基本不能落实,也无从落实。

进一步而言,在古田会议后,红军被明确赋予的根本任务之一,便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显然,这种“倒置”的执行形式,必然会导致与苏联模式有别,也与国民党模式有别。

事实上,苏联的政委制源自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委员,并至少在苏联红军实行初期,实际是起到“党监督枪”作用;至于蒋介石的党代表制,则是起到“党协管枪”作用。

另一个事实是,苏联红军的政委制曾数度被取消,实际执行期为1918年~1924年、1937年~1940年、1941年~1942年。

也就是说,蒋介石在落实党代表制时,正是苏联红军首次取消政委制之际;蒋介石于1927年取消党代表制后,毛泽东反而通过三湾改编予以强化,至1929年古田会议正式确立“党指挥枪”,此时苏联红军仍处于无政委期。而在我军史上,仅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因通行编制中没有政委职务而未做任命,以八路军为例,1937年8月22日正式改编,但在10月29日便恢复政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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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需要搞清楚一个概念性问题,即:苏联红军虽然取消政委制,但保留了“政委”军衔,比如师级专设一名政治副师长,其军衔为团政委。显然,这是百分之百地降格了。

与之相仿,蒋介石虽然取消党代表制并裁撤政治部,但没有完全放弃政治工作,也是在各级设置政治副职并直管本部政训处,但结果是在实际运作中,被国民党军队内部讥笑为军事主官的“姨太太”。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似乎如梦方醒了,他下令成立总政治部,由其子蒋经国出任部长,又于1956年升格为总政治作战部,也就所谓的“政战”,并实际成为第四军种。如此来看,甚至比我军还要予以强化了,但根本差距在于——我军在发展的过程中,已将每一支连队打造成为政战部队,每一名战士均是政战队员。

在了解上述背景情况之后,就要说到毛泽东在其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了。

四、毛泽东奠定的并非“党指挥枪”

在中共中央于1928年5月25日发布《军事工作大纲》后,各根据地对于将党代表改为政委的态度不尽相同,有的没有执行,有的执行后又改回党代表制,朱毛在井冈山领导的红四军属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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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1928年6月4日,中央曾专门致信朱毛并明确指出:“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7月3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军事报告中明确指出:

【“红军绝对取消党代表,党代表是从国民党产生的,在苏联只有政治委员,由苏维埃政府派。”】

对此,主要是毛泽东有不同看法,并于11月25日致信中央,明确表示:

【“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故我们决定不改。”】

不过,在红四军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也就是并非全部支持毛泽东,甚至做出过完全相左的决议。

事实上,红四军曾试行过四种模式,即:1、政工人员与军事主官平等——经常吵架;2、政工人员的权力仅限于政训——军事主官权力过大;3、军事主官处于从属地位——政工人员权力过大;4、“政工人员与军事主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

显而易见,毛泽东坚持的是第4种模式,并非单纯的“政治委员”和“党代表”名称之争。更要知道,当时中央办公地在上海,只能通过书信向各根据地传达指示,有时历经数月抵达井冈山,毛泽东已经摸索并总结出新经验,结果是中央的指示随之修订或作废。

朱新开: 毛泽东的“力量”到底来自哪里?

这就要说到将“党指挥枪”定型的古田会议了,其决议是依据中央的“九月来信”做出,该信首先确认“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其次,确认红军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不过,仍然坚持“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暑命令等”。

仅从“监督”、“副暑命令”的表述而言,仍是在照搬已被苏联红军取消的政委制。不过,《九月来信》也明确指出: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

其中,所指“前委指导机关”的书记便是毛泽东,虽然红四军在古田会议后改为政委制,但毛泽东总结并坚持的“党指挥枪”原则下的组织构架与运作模式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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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毛泽东自1931年赣南会议开始遭到排挤,在1932年宁都会议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仅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若是按照“红军应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的苏联模式,他应该仍然拥有实际军权,但是,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不是。不过,“党指挥枪”仍在继续运作并发挥出更大作用,乃至让年仅27岁的博古可以轻松掌控全局。

进一步而言,“政治委员”也好,“党代表”也罢,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乃至“党指挥枪”也只是一个形象化的表述,包括“支部建在连上”只是对组织构架的一个概称。

若深究其实质,应该是——经过毛泽东亲自摸索、总结、实践并坚持的一种适合国情的运作模式,包括政工干部的培养、选拔与调配,由此落实下去的并非通过权力“监督枪”或“指挥枪”,而是宣传教育、贯彻执行共产主义信仰之后的“带领枪”,进而,升华为张学良至死也没有搞明白的那股“力量”!

朱新开: 毛泽东的“力量”到底来自哪里?

嘿,说你呢,还记得中学课本是怎样定义共产主义信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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