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我们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是这样说的

针对某些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意无意的误解,邓小平多次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

【本文为作者胡新民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胡新民:我们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是这样说的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指导下,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党内外出现的一些新的错误思想倾向。在经过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后,及时果断地采取应对措施。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是一次思想解放的会议,但是会议也暴露出一些新的错误思想倾向。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感到有必要对党内外出现的这些错误倾向进行纠正,讲一讲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确立共同的政治底线。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时,集中谈了讲话稿要表达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他要求讲话稿要结合分析当时出现的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以动员群众同坏人作斗争。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对前段时间党内的思想状况和社会上的思潮做出了回应。他批评“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为刚刚开启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胡耀邦在会议的结束语中称赞邓小平的讲话使得整个会议开得相当圆满。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明确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 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他还特地指出“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既是为了纠“左”,也是为了纠右。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其针对性越来越表现为纠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邓小平站在全局的高度,决定作一个新的历史决议,即中共历史上第二个历史决议。凝聚着全党共识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并发布后,党内有人仍然不顾党的纪律,与社会上的某些人遥相呼应,做出了一些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事情。这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注意。1981年7月17日上午,邓小平同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就当时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发表意见。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

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经常提醒全党:有“左”就要反“左”,有右就应该反右,但是不要搞运动。他说道:“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他还特别提醒:“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那就会变成运动。”即使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的时候,邓小平仍然提醒在进行思想斗争时要注意防“左”,他说:“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对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给他们时间认真考虑,让他们进行合情合理、澄清论点和事实的答辩,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有了这种自我批评就好,不要揪住不放。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对于什么是新时期的“左”和右,邓小平认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因此,他一方面不断提醒警惕“左”的习惯势力的干扰,一方面宣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指出:“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他们没有执行。”

二、新时期的巨大变化首先归源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胡新民:我们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邓小平是这样说的

为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和战略任务,加快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合作的步伐,根据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于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23日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新时期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说到底,无非是为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早在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格奥尔格·内格韦尔为团长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就明确指出: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至于怎么能发展得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这更不违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里,邓小平明白无误地宣告,中国新时期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会违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了后来宣布的四项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一项。

毫无疑问,没有对外开放就谈不上新时期天翻地覆的变化。邓小平始终认为,要真正有效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会见应邀来北京大学讲演的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亨利·格隆瓦尔德为团长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谈到了四项基本原则和发展生产力的关联关系。他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总之,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八年来,我们取得了建设的经验和可喜的成果,这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

在1992年的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中,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是在应对苏联东欧剧变和果断处理国内政治风波后,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而提出的。这也反映了邓小平的一贯观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离开了社会主义性质去谈改革开放,那就是右倾错误;如果拒绝改革开放去搞社会主义建设,那就会犯“左”倾错误。这些都会危害社会主义建设。总之,任何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错误倾向都在反对之列。因此,他在前面那句话后面就有“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在这次南方之行中,他还特地对陪同人员说道: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邓小平始终认为,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会出大问题,当然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就无从谈起。1993年9月16日,他同弟弟邓垦谈话时再次强调: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当时我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讲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

三、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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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1986年6月10日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此后邓小平多次地提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其中有段话大家非常熟悉:“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重要,完全是因为邓小平深切地感到了加强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他还特地强调:“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针对某些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意无意的误解,邓小平多次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

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他在谈话中明确地告诉卡特,中国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西方的制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道:“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他言简意赅地说道:“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细读《邓小平文选》,还有很多非常发人深省的针对某些具体情况的论述,都可以看到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重视。例如,他警示了新时期最大的风险。他说:“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他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他非常重视新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建设,他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关于文艺工作,邓小平强调:“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文艺界的一些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本文原载《党史文苑》2015年第四期 原标题:《邓小平与四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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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改开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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