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荐华:“今日交通文轨”,“缔造先从江汉起”——张之洞黄鹤楼名联的正解与新读

今天纵览20世纪的中国历史,借用这句“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也算恰如其分。武昌首义于推翻帝制、开创共和居有首功,武汉保卫战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成了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与转换,意义亦不可小视。但是,20世纪中国最有缔造之功的难道不是毛泽东吗?众所周知,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开辟的正确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武汉是大城市,但以笔者少年时代在这座城市所受的教育与熏陶而得的常识,这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实际就发端于武汉这座大城市。1926年,毛主席在武昌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在汉口参加了中共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的八七会议,之后中国工农红军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也主要分布在以武汉为中心的湘鄂赣三省。

【本文为作者用心荐华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用心荐华:“今日交通文轨”,“缔造先从江汉起”——张之洞黄鹤楼名联的正解与新读

二行短文,总共26字,述古况今,已属不易,更兼预见惊人,竟好似穿越了人类的历史与未来,往前二千年,往后已有百年,再往后或可以千年计,你相信吗?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
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

皮明庥著《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首章以“缔造先从江汉起”为题,终章末节专门介绍“张之洞在武汉的楹联和书法”,说此联为“武昌黄鹤楼联并书刻于石”。刻石今天似已不存,不过,作为专注武汉城市历史数十年的大家,所言应为不虚。另外,称之为“黄鹤楼联”也稍有疑问。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为黄鹤楼题写过不止一幅楹联,那时清代最后一座黄鹤楼即同治年间复修的黄鹤楼尚在(后于1884年毁于一场大火),但这幅楹联从内容看写作时间应该比较晚,黄鹤楼已然不存。

冯天瑜著有多个版本的《张之洞评传》,并主编过《黄鹤楼志》,在这个问题上堪称双料的专家。他先认同过此联是黄鹤楼楹联,以后又说是张之洞1907年奉调入京后为奥略楼(门生故吏为纪念其勋业而建造)所题(《武汉:白云黄鹤的故乡梅花绽放的江城》,《东方早报》2009年9月8日;《黄鹤楼打造高品质文化展示平台》,《长江日报》2011年10月10日),再后又说是张之洞1907年离任入京前在蛇山临江处题写(《“支点”说的历史文化依据》,《湖北日报》2012年10月22日)。最后这个说法应该最合情理。

奥略楼曾经长期被误认为黄鹤楼,有毛泽东1927年的名篇《菩萨蛮·黄鹤楼》为证。黄鹤楼故址所在,即武昌蛇山临江处。黄鹤楼文名最盛,张之洞抒发豪情,虽眼前无楼未尝不可以心中有楼。如果不拘泥细节,笼统地将这幅楹联称为黄鹤楼联,应是无伤大雅、且有益于大雅。但是其写作时间,本来是有助于理解内容的,可是看起来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反过来根据内容来推断了。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这幅名联至少有另外3个一字之差的版本。原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现重建张之洞与武汉近代工业博物馆)正门,以及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重张的黄鹤楼公园新大门,都将上联中的一个字即“缔造先从江汉起”中的“先”字改为“都”字(现在是否又有修正不得而知),坊间还有另外2个版本改为“多”或“皆”字。孰正孰误?这也可以通过完整解读此联的内容来说明。

解读关键词:“昔贤”与“文轨”

所以,重要的问题是,张之洞的这幅楹联到底在说什么?皮明庥解读说:

【“大有以武汉地区为切入点,谋求中华振兴的勃勃雄心。”】

冯天瑜解读说:

【“将江汉交会的武汉在全国的枢纽地位,从历史纵深度和全球广阔度加以界定。”】

皆过于笼统,实际上,二位先生都漏读了这幅楹联中的关键词,因而不能准确地把握张之洞的原意。

先说上联。上联的关键词是“昔贤”,到底什么意思?如果说是泛指,应该解释不通,因为历朝历代称得上整顿乾坤的帝王将相不知可以拉多长一个名单,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恐怕都没有到过江汉交汇处,更别说从此处开始大展宏图了。换个思路,仅算清朝历任湖广总督驻节武昌者也有近百人,他们中间又有几人政绩具有全局性意义?非要这么解释,还嫌不够,还要把“先”字改成“都”字或“皆”字,只能说蛮霸无边。改成“多”字,似乎退让了一步,也还是说不通。所以,“昔贤”不可能是泛指。

不是泛指,那么就是特指了,特指谁呢?如果没有可信的答案,也不好解释。皮明庥说:张之洞虽托辞说“昔贤”缔造江汉,真实的命意还是表白他自己在“治鄂”中的大志。也就是说“昔贤”并非实有所指(既不是泛指也没有特指),而只是张之洞用以表白自己的托辞。

但实际上,“昔贤”是有明确指向的,答案就在张之洞的湖广督署联中:

北起荆山,南包衡岳,中更九江合流,形胜称雄,吴头楚尾一都会;

内修吏治,外肄兵戎,旁兼四裔交涉,师资不远,林前胡后两文忠。

此上联说的才是武汉都会的中心地位,“吴头楚尾”,明指长江中游地区,暗示吴地和楚地的全部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可以辐射。上联说地理,下联说历史,表示有林则徐和胡林翼这二位谥号皆为文忠的先贤可以作为学习榜样。林则徐于1837-1838年任湖广总督,时中国深受鸦片之害,而林在湖广禁烟卓有成效,继而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遂有名垂青史的虎门硝烟。胡林翼因与太平军作战得力而任湖北巡抚(1854年署理,1856年实授,1861年死于任上),死后清政府追赠总督(这点很重要,不然不能拿胡林翼入湖广督署联)。胡林翼胸怀大志,曾请人绘制《皇朝一统舆图》(内有钓鱼列岛的专图可以作为钓鱼列岛自古属于中国的有力证据),他以湖北为基地全力支持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是与曾国藩齐名的“中兴名臣”。林则徐和胡林翼这二位文忠公的确是从在湖北有所建树开始,进而出头去收拾大局的,成为张之洞心仪的榜样毫不奇怪(张之洞的遗愿是得文忠谥号而未成)。此湖广督署联,或云并非出自张之洞本人,只是很得他欣赏,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足以表示张之洞心迹。所以上联“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是十足的写实。

再看下联,“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自然是讲张之洞本人的志向与功业,但具体为何?冯天瑜描述:“面对武汉三镇林立的工厂和南北贯穿的铁路”,张之洞草拟了这幅楹联,“其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张之洞确实与铁路有莫大的关系,1889年建议修筑(北京)卢(沟桥)汉(口)铁路为清政府采纳,因此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承担修筑该路南段之责,至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正式通车,是中国第一条自建的干线铁路,张与该路修筑相始终,是第一功臣。联语中本没有提及工厂,但张之洞为修筑铁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企业汉阳铁厂,也属相关事实。

不过,看到“文轨”二字,如果只想到了铁路,应该属于很严重的疏漏。中国传统中,文轨并列,表示“书同文,车同轨”,虽然“交通文轨”是新用法,与同文同轨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但“文”与“轨”可以分为二端并不因此而有变化。张之洞曾经抵制新名词,这里的“交通”也确实不是指代运输方式的新名词,而仍然是古代汉语的用法,指交往通达。由“不觉亚欧遥”的联想推断,“今日交通文轨”应该是指在“文”与“轨”二个方面与广义的西方(包括日本)进行交流,更具体的含义,“轨”的方面无疑是引进了铁路,“文”的方面则应该是指聘请了外国教习和派出了出国留学生。

揆之史实,张之洞虽然本人是科举制度的极大受益者和中国传统学术的大家,但在清末兴办新式学堂、派遣出国留学、废除传统科举制度的教育兴革大潮中,堪称是推波助澜的第一人,而湖北也是聘请外国教习最多、派遣留学生最多的省份,形成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互动。张之洞也为此自鸣得意,1902年他编写《学堂歌》称:

【“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派出洋,学外邦,各省官费数不广。湖北省,采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

也就是说,此时湖北已派出留学生400余人。研究认为,1905年湖北留日学生约1700人,占全国比重达21%(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1981年版,第471页)。一般印象,清末十年间留欧(德、比、法、英)学生,也以湖北籍居多。

想到在日本和西欧有自己派出的成千上百的子弟,觉得这些地方并不那么遥远,这属于心理感受。那么实际的时空距离是不是也因为铁路建设而有改观呢?似乎可以往这方面设想。如果张之洞确实是在1907年书写了这幅楹联,这时京汉铁路通车已有一年,山海关内外铁路正好建成改名为京奉铁路通车,日本抢夺控制的南满铁路(原中东铁路支线南段)经过改造也重新运营,再利用俄国控制的在中国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和已经在日俄战争期间仓促强行通车的西伯利亚铁路,从汉口坐火车经北京、奉天(沈阳)等地到莫斯科再转至西欧,虽然还不现实方便,但确实已经可以想象了。不过,这不一定是张之洞的思考方向,也不符合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一方面,俄国铁路一直是不与标准轨接轨的寛轨,并无与欧洲其它国家接轨之意,其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只是在本国范围内连接欧亚;另一方面,限于那个时代的技术条件,以铁路连接亚欧并不比海路更有优势。而张之洞的铁路战略也只是在中国范围(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点)内的规划考虑,在帝国主义大肆侵略和相互争夺的背景下,避之尤恐不及,更不会以与外国铁路“接轨”为追求。他所期望的“轨”方面的“交通”,应该还是引入西方的铁路技术。

所以,“不觉亚欧遥”的真正含义也许是,张之洞认为,通过多年“交通文轨”的努力与实践,其治下武汉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与日本和西欧的差距已经不是不可以克服和追赶了。这里确实体现了张之洞的自得之情,虽说是登高望远,实际视野也只不过武汉三镇,但思绪却可以远到日本和西欧。

“交通文轨”异于“中体西用”

通读全联,感觉这里面最值得品味的说法是“交通文轨”。

在中国传统中,“文轨”是天下统一的象征。这个传统有二个来源:其一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另一为《礼记·中庸》中所言:“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关于二者的先后关系众说纷纭,这里且不讨论。实际上就所涉及的问题而言,二者是有区别的。作为秦统一后的举措,与度量衡的统一一样,“车同轨,书同文字”涉及的都是技术标准,而《中庸》所言的三项“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更像是泛泛而论、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最后一项“行同伦”可以有一定的标准但不可能是技术标准。以技术标准论,“书同文字”的涵义,乃是对汉字结构的规范,使汉字形体走向定形(俞伟超、高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的历史功绩》,《文物》1973年第12期);“车同轨”,就是统一车轨距离,方便道路交通。如果是引申的意义,“书同文”可以指语言文字的统一,“车同轨”可以指交通运输的开发与统一管理。不管怎样,秦汉以后,“书同文,车同轨”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达到了统一,有时可以将“行同伦”搁置在一边,而仅以“文轨”二字代表天下统一。

“文轨”之说,可谓古代中国长期统一历史经验的智慧结晶。这是因为,语言文字是信息、知识和思想的基本载体,广义的交通既包括人与物的转运也包括语言文字符号图像的传递,这些恰恰是拉近广泛分布的人类距离所必不可少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样古老的中国智慧,对今天仍有启迪,可以作为识别全球化路径和进程的关键指标而予以借鉴。当然,这样说,并非刻舟求剑,以为今天的全球化就是要做秦始皇2000多年前做的事情。实际上,当今世界主要的民族国家都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世界范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体系,如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有近百年历史,即使从联合国才开始算也有70多年历史。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人类社会对“文轨”的追求,就不应该是相同,而是相通。这是因为,一方面,“文轨”相同虽然不是一定做不到,但要做到一定会付出极大而且是不必要的代价;另外一方面,以技术进步为支撑,“文轨”相通也完全可以达到“文轨”相同所要达到的效果。即以语言文字为例,今天若要在全球范围内统一语言文字,所要支付的成本和代价以及必然造成的负面后果都是无法想象的,但可以预期的是,通过发展互联网及机器翻译技术,不需要统一语言文字,全世界人民之间也可以实现基本的沟通。

正是站在今天这样的认识高度上,我们看到“交通文轨”这个表达,不能不为之惊艳,并且产生极大的兴趣,去进一步探究百年前张之洞的思想与实践。

张之洞所处时代的全球化形势,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诚如《共产党宣言》所预断: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攻势,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国也不能例外。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之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人因而深切地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发出“保国”、“保教”、“保种”的呼喊。在张之洞看来,此三事实为一体,而盛衰兴亡的关键“其表在政,其理在学”,“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但“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于是在戊戌年针对当时所谓“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的形势,撰写了“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的著作《劝学篇》。百日维新期间,《劝学篇》得到光绪皇帝推重、下令广为刊布,于是风行一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举国以为至言。”大约针对这段史实。实际上《劝学篇》中只提及“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之后不久,张之洞决定将两湖书院按照新式学堂改革,其奏报称:

【“两湖书院学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

这才明确提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自此以后,张之洞就被贴上了一个“中体西用”的标签。以张之洞及《劝学篇》的地位和影响,视他为“中体西用”论的代表人物,自然毫无疑义。反过来,以“中体西用”论为框架来分析张之洞的思想与实践,也不无道理。一直以来,史家评论张之洞都没有超出这个模式。但是仅以“中体西用”就可以为张之洞盖棺定论吗?鉴于张之洞本人在晚年以“交通文轨”来概括他自己的志向与功业,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体西用”与“交通文轨”同样包含了学习与引进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学以致用的意愿,这是二者的相通之处。但在当时的语境中,“中体西用”只是把西方近代文明当作中国固有文明的辅助与补充。孙家鼐所言:

【“中国创办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驾凌中学,此是立学宗旨。”】

西学的地位在中学之下,说得十分明确。拔高西学地位的表达,最多也就是认为西学对于中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与中学可以等量齐观,如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而“文轨”是涉及天下统一的根本大计,“交通文轨”就其表面来说,是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就其实际来说,是中国学习西方而不是西方学习中国,而上升到“文轨”这样的高度,就是中国全面与西方文明接轨,这样的内涵显然就不再是“中体西用”这样的框架可以容纳。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事变之后,中国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张之洞也不可能没有变化。虽然其联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实际主导清末新政)与《劝学篇》形神皆似,但这只是施政的权宜,并不代表张之洞的真实思想仍然停留在戊戌年的“中体西用”上。事实是,在此前与各省督抚及朝中大臣的商议中,张之洞已经明确指出:

【“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盖必变西法,然后令中国无仇视西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华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

又说:

【“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

而变西法,

【“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

这些言论,足以证明他的真实想法是“以仿西法为主”。

有意思的是,新式学堂兴办不过几年时间,“各学堂之经学徒为具文,经学实有沦亡之疑虑”,不得不设法保护了。而张之洞想到的办法是开办专门学堂来保存中国经史旧学,1904年,他将武昌经心书院改为存古学堂,是为首创,3年后,更建议向各省推广。存古学堂“重在保存国粹”,但“与旧日书院积习绝不相同”,其理念实际上来自西方:

【“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事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至本国最为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则尤为宝爱护持,名曰国粹,专以保存为主。凡此皆以养其爱国之心思、乐群之情性。东西洋强国之本源,实在于此。”(《创立存古学堂折》)】

存古学堂无疑是鲜明的例证,但今日学者认为这是张之洞长期以来“中体西用”观念的延伸,甚或认为这是张之洞自新返旧的退步标志。这样的观察,首先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实际上,按张之洞的想法,存古学堂每省只办一二所而已,不仅不是主流,更不成比例,他曾指出:

【“若以新学为足救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已二三百所,而保粹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大局何碍?”】

——这还是1904年即废科举前一年的数据。更重要的,存古学堂的“存古”与《劝学篇》所讲的“存中学”在目标和方法上皆为不同。《劝学篇》所要保存的中学被视为“圣教”,所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强中国”与“存中学”之间逻辑关联(“国不威则教不循”),“今欲强中国”与“不得不讲西学”之间逻辑关联,但“讲西学”与“存中学”之间并无直接关联,所以还不算是直接以“讲西学”的方式来“存中学”。但戊戌年尚有强国梦,庚子以后能想的只是挽救残局,因此存古学堂所要保存的已经只是“古”,属于传统文化范畴了,而且是仿照西方理念以新式学堂来“存古”,真正是以“讲西学”来“存中学”了。照此来看,存古学堂非但不能是“中体西用”的体现,反而更像是其反动。

简而言之,庚子以后,张之洞的思想与实践较之于戊戌年的“中体西用”均有突破,所以他以“交通文轨”作为表达,并不突兀。

“交通文轨”优于“全盘西化”

张之洞从湖广总督离任4年、去世2年后,武昌首义引爆辛亥革命,即有清朝权贵议论张之洞实为“祸首”;半年之后,孙中山考察武汉、游览奥略楼时则评论说:

【“以南皮造成楚才,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就政治立场而言,张之洞从始至终维护清朝统治,所谓不言革命是也;但他的长期执政在积极的意义上为武昌起义的爆发与成功创造了条件(正反两面皆有认可),所谓大革命家是也。对此反差,则有史家评论为:

【“事机凑泊,种豆得瓜。”(张春霆:《张文襄公治鄂记》)】

但按唯物史观,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壮大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物质基础,本是正常的历史规律,张之洞不言革命而有大革命家之实效,并非只是机缘巧合。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张之洞对自身的革命性有无认识?鉴于他以“交通文轨”作为表达,我们可以说他对此应该是有所认识的。因为“交通文轨”,虽然“交通”的方式可以是缓和、渐进的,不一定那么急切,但结果一定是趋同的,而要达到与西方“文轨”趋同,中国必定要经历巨大的变革。以此而论,“交通文轨”显然具有相当的革命性质,原非“中体西用”可比。

张之洞的《劝学篇》面世不过一年,即受到何启、胡礼垣著文批评,梁启超也在《自由书》中断言“中体西用”论没有价值,

【“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

恰巧31年后的1929年,胡适以英文讨论“文化冲突”,有“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之说。数年后爆发的中西文化论战,十教授发表《中国文化的本位建设宣言》反弹“全盘西化”论,而胡适则批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建设实则清末洋务派、维新派“中体西用”论的翻版,可见“中体西用”论确实名声不佳。但胡适也承认“全盘西化”的口号并不适宜,改之以“充分的世界化”。

一百多年来关于中西文化和现代化的讨论,“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可以说是最吸引眼球的口号,而“交通文轨”则几乎无人注意(1933年的华西协和大学新校歌首句“欧亚交通,文轨新同”可能是唯一的唱和)。不过,“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可以说都不是合适的表达,也可以说这二者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而相形之下,“交通文轨”,可以说既是合适表达,又是本质正确;而其优胜之处,或者说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不是理论空谈,不是口号文宣,而是长期实践得出的认识,是对古代中国国家统一经验的借鉴,是对近代中国学习与引进西方文明经验的总结。对于当代中国的全球化主张,“交通文轨”,应该也有参考价值。

“缔造先从江汉起”

今天耸立在蛇山山脊、俯瞰武汉长江大桥的黄鹤楼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其时笔者常往来蛇山一线,作为高中学生,于对仗这种文字形式(不说楹联这种艺术形式是因为不识书法)略有兴趣,上大学虽离开武汉,但对张之洞其人的兴趣不减反增。种种因缘,于张之洞的这幅黄鹤楼名联应该早有寓目,但现在思来竟毫无印象。没有留下印象的原因,当然是那时完全不识其中之味,读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直到2013年年初再次读到,方觉眼前一亮、心中一惊,亮惊者下半联也,缘于那之前几年特别关注家乡和祖国的高铁事业,又兼客居欧西十年,“不觉亚欧遥”是之谓也。然后反复阅读、思考和查证,这才确信读懂了关键词、进而读懂了全联。本文第一节文字,主要形成于这一年。

接下来的二节文字,关于“交通文轨”与“中体西用”及“全盘西化”的比较,则形成于2018年春,乃是笔者参加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主办的“ 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追问人类共同命运”学术研讨会之后的乘兴再作。因为以中国对于全球化的认识为关切,所以推介“交通文轨”这个学界几乎毫无认识的表达,无疑,“交通文轨”是下半联的精华,在那时看来,也是全联的精华。

现在是2020年春,全球瞩目的武汉抗疫战已经锁定胜局,笔者意兴难平,觉得非常有必要再补写一节文字,否则就遗漏了上半联的精华,即“缔造先从江汉起”。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错配一下:“今日交通文轨”,“缔造先从江汉起”,则可以形成这幅名联在百年之后的升华。

在开始研读这幅楹联后,笔者发现也正好是在那前后几年它得到了家乡湖北暨武汉政学两界的推崇。他们看重的即是上半联,“缔造先从江汉起”,认为这是对武汉地区作为中国经济与人口地理中心、交通及政治军事枢纽地位的最好说明,以后演出的历史大剧(例举的重点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与抗日战争武汉保卫战)则证明张之洞所言不虚。不过,如此叙事,笔者不是十分以为然。

前面已经论及,张之洞所说的“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的“昔贤”专指林则徐和胡林翼。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也确实没有与此语相符合的人与事,孙权以武昌为都也不符合(一方面,孙权的事业属于割据称雄,算不上整顿乾坤。另一方面,他所定都的武昌不是位于江汉交汇处对面的今武昌,而是长江下游170华里处的古武昌)。进一步说,“缔造先从江汉起”之语也确实可供张之洞用以自拟,而且更为贴切。这幅楹联,对于张之洞自己来说是述古况今的实写,不是对未来的预言。但是我们在百年之后读之,可以认为它很有预见,而且预见惊人。

今天纵览20世纪的中国历史,借用这句“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也算恰如其分。武昌首义于推翻帝制、开创共和居有首功,武汉保卫战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成了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与转换,意义亦不可小视。但是,20世纪中国最有缔造之功的难道不是毛泽东吗?众所周知,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开辟的正确道路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武汉是大城市,但以笔者少年时代在这座城市所受的教育与熏陶而得的常识,这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实际就发端于武汉这座大城市。1926年,毛主席在武昌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在汉口参加了中共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的八七会议,之后中国工农红军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也主要分布在以武汉为中心的湘鄂赣三省。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的首二句,无疑是对武汉中心和枢纽地位最精准的概括和说明。武汉地区位于长江水系的中心点,这是自然的造化。在人类进入机器动力时代之前,水运是最且唯一有效率的交通方式,所以武汉成为区域中心城市。武汉还恰巧位于中国经济与人口地理的中心位置,但仅有这些天然之利还不够,真正让武汉成为全国的中心与枢纽的,还是人造的“沉沉一线穿南北”的铁路。这又回到张之洞的缔造之功。1906年京汉铁路建成通车,是武汉作为全国中心与枢纽的开端,之后,张之洞即开始筹划建设粤汉铁路及用来连接这二条铁路的长江大桥,但这项规划在他身后历经曲折,30年后粤汉铁路才全线建成,而长江大桥更要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了。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这条路线上,毛主席与张之洞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所以他肯定张之洞的贡献,表示“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新中国布局发展重工业,武汉是重点地区;而在交通规划中,武汉更是重中之重。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完成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壮举。京广铁路作为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与长江作为中国东西交通的大动脉以武汉为中心点十字交叉,此时是武汉中心与枢纽地位的顶点。

第二年,武汉长江大桥原定建成通车的时间,一条百余公里长的武大铁路也建成通车了,它将张之洞时代在大冶建设的一段矿山铁路与武汉连接起来。这条支线铁路虽不起眼,但是它培养的一名养路工后来站在高速火车的车头上引领中国铁路事业跨越发展。2009年12月26日建成开通的武广高速铁路以1000公里里程、350公里时速标准引领世界潮流,2012年12月26日由武广高铁延伸的京广高铁全线建成通车,成为一条新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这是武汉中心和枢纽地位的又一高光时刻,但也是最后的荣光。这是因为,在武广高铁建成之后的短短10年左右时间里,全国陆续建成的高铁线路已经形成几纵几横的网格,武汉的中心地位反而下降。而且,全国的高速公路也早已形成网络,再加上航空运输的迅速发展,长江水运下游更具优势等等因素,相较于周边区域中心城市,武汉已难言优势,更遑论全国的中心与枢纽。

以笔者此前的认识,武汉的中心和枢纽地位也就是这与铁路相关的1个世纪,从1906年京汉铁路建成通车,中间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连通京广铁路,到2012年京广高铁建成通车。随着武汉城市中心和枢纽地位的逐渐消退,“缔造先从江汉起”的时代也应该结束。

让人完全没有意料的是,2019年,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悄然侵入人类社会,2020年初,疫情首先在武汉爆发(或有偶然性),武汉就这样成为全球瞩目的抗疫战场。今天,在习近平主席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中国集举国之力,已经锁定了武汉抗疫战全胜的胜局(应有必然性)。而欧美所谓的发达国家轻忽慢怠,浪费了中国为它们争取的宝贵的防疫时间和防疫经验,以致于疫情在这些国家形成更大的蔓延和危机。

虽然现在距新冠疫情爆发还不满3个月时间,但中外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它必将带来世界格局甚至人类历史的巨变,许多相关的看法笔者也高度认同。简而言之,今天的时代本来就处于人类历史巨变的前夜,而这次全球范围的防疫行动,相当于做了一个前所未有且超级规模的社会实验,从而让许多面向未来的思想、制度和技术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实际数据和进一步实践的强大力量。当然,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话题。

回到本文的主题,不得不说:武汉,真是一个非凡的地方!

2020年3月25日于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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