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从人痘到牛痘 文明冲突的一个阵地战

话语权的丧失,我们失去了这项光荣。此后,医药传教士的这一方针也传入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完全遵照西方医药传教士的原则,彻底抛弃中医(汉医),将汉医定为非法,从而以最具体的实际行动脱亚入欧,投入西方怀抱。日本的这一做法后来又经中国大批赴日留学生再带回中国,中医的命运从此一蹶不振。如今,面对新冠肺炎,中西医之争再次汹涌。本文不再展开,仅此以为前传。

1979年12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灭绝。但这个说法不够准确,严格的说法是:全世界天花病毒已经在野外灭绝。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还保留了两份天花病毒活体样本。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世界卫生组织已召开多次会议,讨论何时销毁这两个样本,以实现人类彻底灭绝天花的目标。人类历史上,天花野外灭绝是件大事,毕竟,这个病毒仅在20世纪就造成3亿多人死亡。从古至今,世界上多少人死于天花,没有准确统计数据。

天花历史非常久远,但究竟起于何时、何地?没有准确答案。有人说起源于古埃及,也有说起源于古代印度。这种说法来源于少量的文字记载,这也可能是一种不公平:有记载的,就说它是源头;没记载的,可能更早,却能“逍遥法外”。毕竟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没有文字的年代,比有文字的年代要长得多。

而天花蔓延到全世界是因为15世纪欧洲人开始的大航海。此后不久,全世界几乎每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出现了天花。西方历史学家认为,美洲印第安人大规模种族灭绝的原因之一,就是欧洲人带去的天花等传染病。当然,从来没有人要求欧洲人为此道歉,因为欧洲人也很冤:天花不是欧洲发明的,欧洲也有很多人死于天花。

对于中国来说,有一点非常清楚,天花是外来的。但是,天花何时传到中国,由什么途径传到中国,同样是一个历史迷雾。一般认为,天花在汉朝传入中国。中国人曾经称天花为“虏疮”,因此有人认为,是汉朝在对外战争中的俘虏将天花病毒带进了中国。也就是说,天花在中国的肆虐历史有近2000年。4世纪时东晋医学家、科学家、道士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明确记载了天花的症状、危害以及药物治疗法。但那时的治疗效果显然不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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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之后约300多年,唐朝名医孙思邈写了一部医书《千金要方》。后人从这本书里推测,孙思邈时代可能已经有了治疗天花的种痘术。又过了约300多年,北宋的一则记载说,四川峨眉的一位医者能种痘,人称神医。后来还被请到北宋都城开封,为朝廷大官种痘。现在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没有更多的记载,彼此之间也没有关联,更缺乏后续线索。中国历史上比较清晰、成熟的种痘技术出现于16世纪的明代。而笔者认为,唐宋时期的这些记载应该可信,而且非常重要。

中国古代的种痘技术又称“人痘”,即从得了天花的病人身上取得病毒活体,植入人体后,获得免疫。换句话说,就是以得一次小病的代价,获得对天花的终身免疫。古代技术条件不如今天,具体来说,在天花没有流行时,很难保存活体病毒。因此,古代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在实验室里按部就班地试验。古代人痘技术只能在每次天花流行时进行接种和试验。一位医生有一次种痘试验,下一次不知道何时才会有。然而,经过很多医生漫长的历史积累,几百年后,到了明代,中国的人痘技术终于成熟。中国古代后来也有记载说用玻璃瓶保存病毒并埋入土里,但很难确认这种做法的成功率有多高,也不知道它确切的起源时间。保存活体病毒的方法古人称之为“养苗”,后来的“疫苗”就来自这个说法。

中国古代的人痘技术有几种方式,例如,将得了天花的小孩的衣服拿给没得病的孩子穿。这种做法显然是没有“养苗”,只能在天花流行时采用。其他还有“水苗法”,意思是将天花病毒稀释以后再用。这种做法显然也不是“养苗”,而是流行时的做法。其他还有“鼻痘法”,就是将少量的活体病毒从鼻腔植入。这些做法都是在没有实验室的条件下,在每一次天花流行的时候,由不同的医生在不同的地点,各自试验、尝试。所以才经历了数百年逐渐成熟的。仅就“稀释”我们就可以想象,其间经过了多少失败。因为从病人身上获得的活体病毒毒性较大,稍有差池就可能让未得病者丧命。事实上,即便是欧洲后来出现的牛痘技术,也有因接种死亡的(后来出现的青霉素要打皮试,也是因为本来是治病的青霉素,本身也可能致死)。而中国古代认为,接种人痘的死亡率在5%以下才算成功。笔者认为,仅这一概念的确立,就要经历无数的试验和漫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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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中国到16世纪明朝晚期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人痘技术,使得天花的死亡率大为下降。后来,这一技术传到了欧洲。有一条记载比较清晰,康熙时期,一位俄罗斯人在北京学会了人痘技术,又将这一技术传到了土耳其。当时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任公使的英国人蒙塔古夫人,将这一技术带回了英国,时间大约在1717年以后。法国著名学者伏尔泰讲述了蒙塔古夫人的故事,使得它广为人知。而且,伏尔泰还特地说明:

【“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有这样的习惯”。】

后来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档案中人们发现,1700年1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斯特医生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寄信人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经商的一位商人。他在信中,向李斯特医生介绍了中国的“人痘技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英国皇家学会的另一位医生举行了一次学术报告,内容就是介绍中国的“人痘技术”。从时间上说,后一位医生得到中国“人痘技术”的信息应该比李斯特更早,也就是说,结合伏尔泰的说法,按合理推测,英国人至少在17世纪末就已经知道了中国的“人痘技术”。但是,蒙塔古夫人给自己的孩子接种人痘是1718年,那时,她还在土耳其。1721年,伦敦流行天花,蒙塔古夫人已经回到伦敦,便积极推广人痘接种。当时包括皇家学会会员在内的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技术,不得不先找了四名死刑犯当众试验,结果成功了。伏尔泰说,蒙塔古夫人救了死刑犯两条命,一条是绞刑架上的命,一条是天花肆虐下的命。自此以后,人痘技术才在英国得到推广。那么,英国从1700年(或以前)得知人痘技术到1721年被动接受人痘技术,为何会出现20多年的时间差?

伏尔泰在讲述蒙塔古夫人的经历时已经提示了我们。伏尔泰说,蒙塔古夫人的牧师反对她给自己的孩子接种人痘。牧师说,这不是基督教的做法,即便有效,也只对异教徒有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人痘技术”从字面上传到英国时,傲慢的英国人不相信异教徒中国人的这种办法能有效,所以才将其束之高阁。直到天花开始流行,才在蒙塔古夫人的坚持下,用死刑犯死马当活马医地试一下。

人痘技术在英国获得成功后,将近80年时间,英国人一直使用来自中国的“人痘技术”治疗天花,直到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发现了牛痘,1798年詹纳发表了关于牛痘技术的学术论文。进入19世纪,牛痘技术由英国推广,在全世界传播。此后,历史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世纪以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都将战胜天花的功劳归之于英国的牛痘技术。今天在百度上查“牛痘”或‘天花疫苗’,也都是这个结论。“人痘技术”几乎不再有人提,人痘技术的历史功绩几乎被遗忘。即便偶然提到人痘,也只把它当成落后技术。为什么会这样?

人痘技术是从得了天花的患者身上获得病毒,牛痘是从牛身上获得病毒。两者有几点区别,首先,人痘技术除非在天花流行时,获得病毒、保存病毒比较困难。牛痘是牛的传染病,人类没有天花流行时,它也存在,使得在技术条件落后的年代随时有病毒源。其次,人痘由于病毒毒性强,即便要“稀释”,也具有一定的危险。而牛痘病毒在牛、猫、鼠身上都有,如果传染给人,症状较轻,致死率不高。英国的詹纳医生当时发现挤奶女工很少得天花,最终发现是挤奶女工以及屠夫感染了牛痘,从而获得了对天花的免疫。也就是说,相对于人痘,牛痘更容易获得,更安全。

大自然的神奇有时令人费解。比方说在天花蔓延到全球的时候,牛痘并没有。牛痘作为牛的传染病大都在欧洲,尤其以英国这个岛国为多。对此,我们可以说英国因祸得福。正是因为牛痘病流行,加上天花流行,才使得挤奶女工感染牛痘能获得天花免疫有了统计意义。

但是,它丝毫不能否认人痘的价值。当人痘技术在西方使用了几十年后,从根本上说,种痘防疫的概念来自“人痘”;种痘需要稀释,提高安全性,是中国长期的历史经验;疫苗如何存活保存,如何植入人体,中国人也提供了多种实践。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人痘技术”一千多年的历史积累,牛痘技术根本不可能这么快成功。英国的牛痘技术其实就是站在中国这一巨人的肩膀上,才获得了成功。那么,为何发明人痘技术的中国巨人被遗忘了?历史只是记住了向前多走了一小步的英国牛痘技术?这又要说到西方传教士。

牛痘技术进入中国比较可靠的实证是在1805年。当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公司任职的英国医生皮尔逊,为在澳门的外国人和中国人成功地接种了牛痘。在此之前似乎也有,但可能失败了。为什么?今天因为有冷藏技术,疫苗保持活性比较容易。前面说过,人痘技术保存活疫苗较难,其实,最初的牛痘技术也一样。只不过由于牛痘毒性较小,可以在患者身上保存。所谓“接种”,就是一个一个地人传人,如果时间间隔太长,人体保存的牛痘活疫苗便失效。再一个,如果哪位接种了牛痘疫苗的人,不愿意被医生采痘、采苗,或者人离开了,找不到了,牛痘疫苗人传人“接种”的链条就断了。以澳门的皮尔逊医生来说,他的牛痘疫苗来自菲律宾的马尼拉。笔者没有查询到英国如何将疫苗续接到马尼拉,猜测可能是通过印度、马六甲的接力棒传递。从马尼拉到澳门,是通过一条船上载了很多孩子,航行过程中,孩子挨个接种,最终到澳门,疫苗在人体内依然有活性,再继续接种。

皮尔逊在澳门首次成功地接种牛痘疫苗并不是为了中国人。在英国人殖民香港之前,澳门是中国境内外国人最集中、最多的地方,当时大约有几千外国人。葡萄牙最初要垄断与中国的贸易,不愿其他外国人进入澳门,中国又不愿给外国人再开第二个澳门,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驾船来到中国,要么随到随走,不能长期停留,要么就在澳门之外另找地方。但外国人在澳门以外建立的据点后来都被中国政府驱逐了,包括占据台湾的荷兰人,也被郑成功驱逐了。澳门葡萄牙人排斥其他西方人的做法,也导致他们经济利益受损。在中国政府、其他西方国家以及澳门自身利益的多方影响下,澳门最终同意对其他外国人开放,如此,即便不干活,至少可以通过做“二房东收房租”赚钱(大房东是中国政府,澳门葡萄牙人每年要向中国政府交地租)。因此,鸦片战争割让香港以前的一段时间,西方各国商人如要在中国长期居留,一般只能在澳门。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此专门设立了澳门公司。所以,皮尔逊医生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常驻澳门,主要是给东印度公司澳门公司的职员和家属看病。就接种牛痘疫苗而言,给英国人以外的西方人接种,也是情理之中。之所以也给当地的中国人接种,实际上是为了保证疫苗不断种。

1816年,皮尔逊医生向英国汇报时说,牛痘首次进中国后十年间,已经有两次失传,原因是中国人不信任。每次失传后,都不得不从菲律宾再次引种。皮尔逊说,他在澳门总共给数千人接种牛痘疫苗,详细数字缺乏,但笔者认为主要是在澳门的外国人,当时澳门的外国人总数约5000左右。皮尔逊所称的数千人,可能包括一部分中国人,他们很可能是受洗之后为外国人打工的中国雇员。真正使牛痘技术在中国人中间广为传播的,其实是中国人。

当时有所谓十三行,即中国政府授权指定与外国人做贸易的中国商人,其中一位行商名叫郑崇谦,他认为牛痘技术可以在中国普及,便招募了几个中国人,跟着皮尔逊学习牛痘技术。其中有一个叫邱熺。邱熺原先是商人,不懂医术,但跟着皮尔逊学习牛痘技术后,开始钻研医术,尤其是中医。皮尔逊曾经说,中国人对洋医不信任,这既有文化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愤怒的中国人,出于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愤慨,曾经捣毁了在广东的教会医院。邱熺通过将牛痘技术与传统的人痘技术的结合,并用中医理论加以解释,同时配备防止牛痘接种并发症的中药,使得中医界和中国民众增强了对牛痘的信任,也确实改变了人痘技术不方便的局面,使得更简便的牛痘技术得以推广。邱熺还带了不少学生,其中之一是他的儿子邱昶。牛痘技术传到北京,就是邱昶所为。

刘仰:从人痘到牛痘 文明冲突的一个阵地战

邱熺著《引痘略》

邱熺父子以及其他中国人在国内推广牛痘技术的成功,还有一个被忽略的角色。皮尔逊曾提到牛痘疫苗进入澳门后两次失传,原因其实就是接种的人不多,不能做到广泛的“人传人”。自邱熺等人学会接种牛痘后,十三行的中国行商们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支付给接种者的。在“人传人”的接种链条中,从被接种者身上采苗、采浆,是往后续接的关键。洋医主要给洋人接种,澳门的洋人接种后,是否愿意被采浆,帮助他人,很难说。澳门由洋医接种的中国人也不多。而且,皮尔逊拿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薪水,没义务也没兴趣为更多的中国人接种。因此,十三行筹集的资金,给予每个接种后愿意被采苗、采浆的中国人以酬金奖励,使得疫苗“人传人”的链条得以延续不断。对于十三行的历史评价,一般来说不是太好,尤其是按照西方的看法,十三行就是官商一体的对外贸易垄断。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站在中国立场,仅就牛痘技术推广而言,十三行的做法其实是为国家做贡献。1805年,皮尔逊在澳门首次接种牛痘疫苗成功,30年后,在邱熺等人以及十三行的大力推动下,中国接种牛痘疫苗的人数达到约100万。顺便说一下,在这里我们是否看到英国人最近说的60%以上感染以获得“群体免疫”的由来?

人痘技术、牛痘技术的评价和历史沉浮,在那时就带来一个问题,并延续至今,即中医和西医的关系。粗略地分,人痘技术似乎可以算中医,牛痘技术似乎可以算西医。但从种痘免疫的角度说,免疫学究竟算中医还是西医,就很难说。而且笔者认为,将人痘、牛痘区分为中医、西医,其实太武断了。如果我们说牛痘是中医的继承与发展,在笔者看来也毫无问题。历史的发展掺杂了文明冲突和政治对抗,使得这个问题从那时起就有了一个复杂的背景。

英国医生皮尔逊1832年离开了中国。在此期间,另一位英国医生李文斯顿也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于1808年来到中国。李文斯顿在中国的活动,与英国加尔文宗传教士马礼逊,有较为密切的关系。1807年,马礼逊受伦敦传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其使命除了传教,还有收集中国的各种资料、信息、情报,为英国进一步获得在中国的利益而服务。由于东印度公司当时严重缺乏中文翻译,1809年,马礼逊又兼职做了东印度公司在广东的中文翻译,多赚了一份工资。马礼逊的名声主要是因为他编撰了一部《华英字典》,整个篇幅将近5000页。名为字典,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例如,其中关于中国科举制度、教育制度的介绍,篇幅之大,远远不是字典性质,几乎可以单独成书出版。由于马礼逊的特殊使命,加上他在马六甲办了一份英文报纸,专门向英国国内介绍东方,很快有了名声。英国国内很多机构,例如大学、专业协会等,纷纷委托马礼逊收集中国专门领域的资料。其中包括园艺、医学等领域。马礼逊一个人承担不了那么多的情报收集工作,便将收集中国野生植物、医药、疾病等内容的任务,分包给了李文斯顿医生。

为了这项工作,马礼逊和李文斯顿购置了很多中医药书籍,最终由李文斯顿完成了报告。此后,1820年,马礼逊、李文斯顿在澳门开办了一家诊所。但是合伙开诊所的目的各不相同,马礼逊的目的是向病人传教,李文斯顿的目的之一是在以前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更深入地了解中医。因此,李文斯顿医生具体负责的这家诊所里聘请了当地著名的老中医,还有中医药房的药剂师。事实上,这家诊所最初看病主要是中医,李文斯顿给人看病反倒成了次要,由此他能在各种病症医治过程中观察、请教中医治病的方法和疗效。一段时间后,李文斯顿充分肯定了中医,认为中西医各有长处,中医有些方法是西医所不及的。这一态度恰似同一时期皮尔逊医生的牛痘技术与邱熺的人痘、牛痘相结合。后来有人将李文斯顿称为中西医合作的第一人。但是,李文斯顿于1825年去世后,这个短暂的中西医合作阶段便彻底结束了。

皮尔逊、李文斯顿是单纯的医生,马礼逊是单纯的传教士。由于中国人对于西方人缺乏好印象,加上马礼逊所代表的耶稣教当时在中国实力薄弱,急于同更强大的天主教争夺地盘,因此,在与皮尔逊、李文斯顿等人合作后,马礼逊认为,利用医药是最有效、最快捷的传教办法。耶稣教系统的英美传教士便不断向母国呼吁,多派遣医药传教士。此后,西方的确派遣了一些集传教士和医生于一身的医药传教士,其中有两个人比较特别。一是普鲁士人郭实猎(又译郭士力),他是懂医术的传教士。早期在佛教强大的暹罗(泰国)传教时,差点被暹罗国王赶走,但因其会看病,国王又留下了他,还请他给王室成员看病。由此使得郭实猎大为推崇将医药和传教结合在一起。由于德国崛起较后,当时在中国没多少势力,郭实猎在众多西方传教士中显得尤其急不可耐,他后来积极投入鸦片战争,随英国军队到处实施侵略,对中国犯下很多罪行。事实上,郭实猎在医药传教士的背后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间谍。只不过郭实猎因为太迫不及待,使得他的间谍身份比较公开。几年后,当“中国医药传教会”成立时,成立宣言里明明白白地写着:医药传教士的“第二个益处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信息……因为病人通常对医生是坦诚的”,也就是说,医药传教士获得情报更方便。神职人员充当间谍、收集情报,在欧洲有久远的历史传统。另一位是伯驾。他是美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医药传教士,曾经给林则徐看过病。鸦片战争后,1855年任美国驻华全权公使,是美国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之一。

马礼逊去世后,1838年,耶稣教系统的多国传教士在广州集会,成立了“中国医药传教会”。其首要目的就是传教。医药传教士最初来华时,主要是兼顾在华洋人的信仰和健康,当时对于向中国人传教,并不是医药传教士的首要目的。然而,1838年以后,这个首要目的变了。它同时带来一个新问题。皮尔逊、李文斯顿等只是单纯的医生,不承担传教的责任,当医药传教士承担向中国人传教的责任时,如何处理与中医的关系,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在中西方历史上,医药都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中医很长时间与道教密不可分,所谓西医也一样。因此,在传统的中医和西医里,都有不少与宗教相关的迷信,中西方没有例外。西方经启蒙运动后,西医与宗教的关系有所剥离,似乎成为与宗教没什么关系的科学。对此,治病方式暂且不论,仅就靠治病来传教,就可以从耶稣那里找到源头。于是,我们就能理解,当西方耶稣教确立了医药传教的方针后,西医与中医的关系,在西方人那里实际上就变成了宗教与异教徒的关系。如果像李文斯顿的诊所那样中医、西医都能治好病,病人该信什么教?所以,从医药传教的角度说,必须排斥中医,必须显示只有西医才能治好病,从而导致病人只能信奉耶稣教。由此我们发现医药传教士回到了一个世纪前,伏尔泰描述蒙塔古夫人时的情形,牧师反对蒙塔古夫人用非基督教的方式治病。对于牧师来说,能否治病不重要,宗教信仰才是第一位。

这一原则首先体现在“中国医药传教会”的宣言中。这一宣言提到要“导致中国医学的科学化”。这个说法比较暧昧。但是,只要我们理解西方人认为科学只是属于他们,而不属于别人,那么就很容易理解“中国医学的科学化”就是指西医,而不包括中医。其次,“中国医药传教会”首任会长,英国人郭雷枢当年年底到美国费城为募资而发表演讲时说:“中医的医疗充满了儿戏般的迷信;……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外科手术”。很显然,这些传教士对中医的态度暴露无遗。第三,从此以后,西方医生尤其是医药传教士,再也没有像李文斯顿那样“中西医结合”,而是彻底排除中医。其表现之一是,医药传教士最初开办的诊所、医院,最多的治疗方向是眼科。因为白内障等眼睛疾病是伴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在中国此类眼疾患者不少,而中医的药物治疗的确对此成效不大,但西医的手术治疗效果好得多。这不是巧合,而是在事先调查的基础上精心选择的一个扬长避短的传教突破口。同时我们也就能理解,当西方刚刚研制出青霉素时,医药传教士就能大批获得中国政府都弄不到的盘尼西林,目的就是凸显西医的神奇疗效,促使更多人入教。

“中国医药传教会”最初规定医药传教看病治病不收费,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传教效果。这会导致传教成本很高。后来,有些医药传教士也收费,但不以盈利为目的,只收成本价。有些传教士甚至调查病人的家庭状况,真没钱,也就不收了。但不管怎么说,医疗成本高无法避免。实际上,如果采用李文斯顿当年的办法,不管是人员还是药材,成本都能降低。然而,为了保持传教的首要性,医药传教士以及教会医院坚决拒绝降低成本的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宁愿向国内募捐,当然也包括在中国募捐。

2001年《华尔街日报》发布了一个统计,1000年来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榜,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宋子文,这5位大都比较熟悉,还有一位名叫伍秉鉴,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华尔街日报》还说,伍秉鉴是19世纪前半叶的世界首富。这一点也让不少人惊讶。为何伍秉鉴会成为那时的世界首富?为何过了一个半世纪,美国人又将这份往事挖出来大声宣传?伍秉鉴就是十三行的行商之一,也称伍浩官。前面我们提到,为了推广牛痘,十三行筹集了一大笔钱,伍秉鉴也参与了。但伍秉鉴还有一个行为比较特别,他经常大手笔地赞助西医。现有资料中,笔者没有查到伍秉鉴是否信了洋教。但是,1838年“中国医药传教会”在广州成立时,伍秉鉴是42名终身会员之一。这42名终身会员中,有一个就是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人义律,并在鸦片战争后迅速派兵占领了香港。当然,终身会员的条件之一是交固定会费,但是同样包含了为传教而支付捐助。因此,伍秉鉴还有一个头衔是慈善家。

伍秉鉴为西方医药传教士捐助了多少钱,我没有详细数据。然而,分析伍秉鉴现象我们发现,伍秉鉴虽然向清政府捐了三品顶戴,也为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后出了不少钱,但媒体常常把伍秉鉴的这些行为说成是被迫、无奈,还说他最终被清政府抛弃。有意思的是,媒体还说,伍秉鉴的大量财产其实已经转移到了美国,临终前伍秉鉴还对美国友人说,如果不是年纪大了,他真想移民去美国。由此我们看到,21世纪以来,中外媒体大力宣传伍秉鉴,实际上与近年来富人移民的话题紧密相关,无非是利用伍秉鉴这个事例说明,在中国赚钱不安全,为国家出力也没用,还是把钱转到美国最好。伍秉鉴的身份在今天可能可以类比BAT大佬。给伍秉鉴冠以世界首富、慈善家,暗带富人移民的话题,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学术话题,而是政治话题,甚至已游离于历史真相之外。其中的关键,就是伍秉鉴当年确实为西方在中国传教做出了贡献,这也是他能够成为“首富”的交换条件。对于西方来说,是不是自己人,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信不信我的教,或者是否支持我传教。伍秉鉴常年支持西医,并大力支持西方在中国传教,显然属于西方自己人。

我们不能否定医药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医院,为一些中国人治疗了疾病,但我们必须指出,它的根本目的不是治病救人,而是传教。1838年“中国医药传教会”成立后不久,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两者之间并非毫无关系。很多医药传教士像郭实猎一样,积极投身于对中国的侵略。例如前文提到的美国医药传教士伯驾,现在很多人还在纪念他是广州博济医院的创始人,事实上,伯驾积极参与了中美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签订,还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提出美国人要占领台湾。

刘仰:从人痘到牛痘 文明冲突的一个阵地战

伯驾:"用手术刀把中国开放给基督福音"

与此同时,医药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锤打击就是竭力贬低中医。前文提到,在防治天花的重大历史实践中,舆论只剩下西方的牛痘,而忽视中国的人痘,就是一个必然的典型。牛痘、人痘其实有非常近的血缘关系,说牛痘是继承了中医,在笔者看来不过分。这就好比有了先进的发动机,依然不能忘记瓦特。有了先进的波音飞机,依然还在纪念莱特兄弟。但是,瓦特和莱特都是西方自己人。为了传教,为了打击异端,扬西医、贬中医已经成为西方的长期战略,而中国的人痘是广义的异教徒。因此,与人痘彻底切割,将防治天花的功绩完全归于西医范畴的牛痘技术,就是具体的战术。站在历史的长河岸边,如果要为人类灭绝天花而树碑立传,中国的人痘技术绝对应该是彪炳史册的首功。但是,话语权的丧失,我们失去了这项光荣。此后,医药传教士的这一方针也传入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完全遵照西方医药传教士的原则,彻底抛弃中医(汉医),将汉医定为非法,从而以最具体的实际行动脱亚入欧,投入西方怀抱。日本的这一做法后来又经中国大批赴日留学生再带回中国,中医的命运从此一蹶不振。如今,面对新冠肺炎,中西医之争再次汹涌。本文不再展开,仅此以为前传。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中国历史研究院”,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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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刘仰:从人痘到牛痘 文明冲突的一个阵地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