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天娇:解决城乡危机与探索红军道路的同构 ——以毛泽东《寻乌调查》为中心

1930年,随着根据地运动的逐步推进,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为应对党内不同路线的分歧,深入思考红军在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的关系问题,以寻乌调查为契机,毛泽东细致考察了寻乌县城的市场。《寻乌调查》深刻呈现出商民农户的困境根植于半殖民半封建的国情,并揭示出红军的出路蕴含于为人民探索出路之中。通过平抑地主、军阀、帝国主义等压迫势力,以农村土改运动带动县城经济,建立工农商广泛的统一战线,红军重新激活了城乡社会,也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寻乌调查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一系列的调查工作,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工作之外初步了解城市的经济运行规律,为新中国建国后处理城乡关系奠定了基础,也为进入新时代的当下中国提供宝贵的借鉴经验。

胡天娇:解决城乡危机与探索红军道路的同构 ——以毛泽东《寻乌调查》为中心

1929年初,为突破敌人的追击,毛泽东同朱德率红四军进驻寻乌县的罗福嶂山区,后因战事吃紧,在中共寻乌党组织负责人古柏的通报下,朱毛二人率部撤离险境。此次毛泽东在寻乌仅停留短短一日,对寻乌城仅有大略的一瞥。一年后,1930年的5月初,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再次抵达寻乌并成功占领这座县城,成立了寻乌县苏维埃政府。5月中旬,红军分别在安远、寻乌、平远等地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趁此机会,毛泽东在古柏的帮助下,邀请商人、贫农中农、县署办事员、曾经的小地主、秀才等不同职业不同阶级的人开了十几天的会,写成了《寻乌调查》。

寻乌地处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毛泽东十分注重它的价值,认为若将其研究透彻,则此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也能基本明了。《调查》中对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都做了相当细致的记载,是至此为止毛泽东完成的最大规模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不仅关注农村中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的情况,还对寻乌的商业、手工业予以较大的篇幅分析。

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这回到寻乌……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1]

当时毛泽东革命工作的重心仍在农村,那么他为何“分心”去关注城市中的工商业呢?这与其时的革命形势发展及毛泽东的革命思路有密切联系。本文以《寻乌调查》为主要文本,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毛泽东写作《寻乌调查》的结构性因素,梳理寻乌市场遭遇的种种发展障碍,以透视其时中国县城的普遍困境;最后,总结红军为激活寻乌市场所采取的种种细致措施以及由此收获的经验,进而说明《寻乌调查》不仅是为解决寻乌问题所作的一次调查,更是一次为中国革命道路该怎么走提供有效解答的实地研究。在当下,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依旧为中国建设事业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

一、写作《寻乌调查》的结构性因素

1927年7月国民大革命破产后,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的旗子已与军阀无异,提出应坚决地竖起红旗,“小资产阶级也必在红旗领导之下”[2]。八七会议后,他拒绝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机会,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3]。同年10月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创建。1928年,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的部队成功会师。在艰难的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总结了如何将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的教训与经验。1929年,朱毛部队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1930年,连克宁都、乐安、永丰、兴国、南康、大余、南雄、信丰等县城,打通闽赣粤的边界,扩大巩固了苏区。在战斗期间,毛写下《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切实实践了波浪式的推进革命,在扩大中深入的斗争策略。

另一方面,中国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性质,此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写道: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4]】

诚如此言,在大革命结束后,在不同外国势力支持的新军阀间混战局面愈演愈烈,例如1929年和1930年便爆发了蒋桂大战与平原大战。由于军阀间不同的利益考量,使多次“会剿红军”成为单方面的“进剿”[5];而军阀战争使得敌军部队时有调动,形成地区间军事力量的差异,红军能够“专拣软的欺”[6]。不同军阀所覆盖的势力范围所不能及之处,乃是红军根据地生长拓展的沃土,客观上为红军发展提供了便利。

1930年,由于革命的逐步推进,也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战争一触即发,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在 2月26日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中认为红军“在战略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汇合”,要求朱毛领导的红四军转变路线,猛烈地扩大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

根据时代背景与革命形势,毛泽东在进行调查时注重寻乌县城状况,至少存在以下几个结构性的因素。第一,此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工农奋斗的共产党向来需要关注城市,关心为外国列强、国内军阀势力所裹挟的中小商人的贸易和处境。第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区不断扩大,毛所结交的“绿林好友”逐渐超出农村的范围。红军能上山,也能下山,身体能下山,思想也应该紧跟上。1930年初,红四军频频捷报,不仅在农村得到发展,也广泛开辟了处于县城的根据地。因此,如何处理与农村截然不同的城市情况,日渐成为一个切实的问题。第三,1930年,中共中央多次向朱毛施加压力,批评他们为兜圈子主义,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甚至指责毛泽东为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认为他的整个路线和中央全乎不同。毛泽东的路线与中央当时所提倡的路线主要矛盾在于,中央认为应该使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红军应攻打城市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而毛泽东在战斗中形成了波浪式推进革命的战略思路。为明晰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也需要针对分歧,回答“城市中的各阶级是怎样作业的”“城市中市场的经济形势如何”等问题,只有厘清了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思考红军在农村与城市工作间的关系,分析如何争取城市贫民、民族资产阶级,红军何时应与工人斗争汇合及如何汇合等问题。县城位于城乡交界处,研究一个县城则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铿锵有力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认为中国革命需要“本本”,也需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7]。因此,毛泽东在革命期间花大力气调查研究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县城样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城市状况,应对党内存在革命路线差异的问题,为如何推进中国革命明确方向。

二、寻乌市场的经济大变化

在调查寻乌的城市商业时,毛泽东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寻乌城的市场。寻乌城处于全县的中心位置,沟通南北半县,东江与赣州的贸易往来。纵观寻乌城的经济变动,毛泽东产生了不胜今昔之感,在短短三十年间,寻乌城的经济萎缩了一半。寻乌的整体经济下滑就是一个总的特征,这个经济大变动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第一,随着洋货入侵,寻乌作为地方性的经济中转地位被削弱。曾经的寻乌城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成为繁荣的贸易中心。以杂货铺最大宗的生意——布匹为例,在20世纪初,由于寻乌地处赣江与东江之间,“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还要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更不消说,因此中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当然便发达了”[8]。但自从梅州的洋货生意发展了,赣州的土货便逐渐被淘汰,使得从前南北的生意往来就此中断,寻乌也就少了许多客物流。这个变动使得寻乌的布匹生、水货与伞行生意都受到打击。为何洋货如此盛行?因为洋货价格较土货更贱,而质量往往更胜一筹,随着社会新风尚形成,洋货也更受欢迎;同时洋货还背靠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国内商品自然无法与之竞争。

第二,寻乌的商业借贷体系受到冲击。做生意需要本钱,在过去,中游商家可以向上游商家赊借物品,下游商家可以向中游商家赊借,而下游商家也可以将商品赊借给本地的农民,这类赊借,寻乌人称之为“缴”。依靠着赊借,一家店铺往往能够做成比本钱多两三倍的生意,也能稍解农民一时囊中羞涩。商铺间赊借的手段有益于商铺扩大经营,寻乌城商品经济曾经的繁荣也得利于此。“缴”之所以能够畅通运转是因为商铺间信誉的存在,而信誉形成的基础则在中下游商铺的生意能够顺利进行,所赚的利润除敷于成本与生活之外,还能偿清缴费。如此,大小商铺间互利的循环才能不在任何一个环节上断裂,商品与资本才能够在上下游充分流动。在当时,赣州、梅县、兴宁等地都可以通过“缴”来做生意,然而1928年以后就“缴不动”了。原因有天灾,也有人祸,作为消费者的农民依靠脆弱的农业体系勉强生存,在洋货入侵后日益失去手工兼业的收入,又深受封建势力租、税、捐的盘剥,缴了商品后无力偿还,当一个链条断裂后,建立在信誉基础上的赊借系统就崩溃了。如此一来,农民无法在手头紧时赊到商品,商品经济由此成为更没有人情味的经济,而商铺也无法依靠“缴”来扩大自己的经营,随着消费者的短缺,依靠自行积累资本以拓展店铺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因此,“缴不动”本身是寻乌城经济衰弱的一个表现,也进一步地打击了寻乌城的商业。

第三,寻乌市场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数目日益萎缩。寻乌城中开杂货铺的、做手工的店铺有很多,例如黄烟店、伞店、理发店、豆腐店、首饰店等。其中存在的学徒制度本是一条寻常人家的孩子上升的渠道,毛泽东感慨其中的阶级制度相当的模糊。这与农业中存在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的阶级断层不同。对当时处于重重压迫的农民来说,一旦失去自己的土地而成为佃农,那就只有不断沦落到更可悲的处境的可能,而绝无向上重新积攒土地的机会。而对于杂货铺学徒来说,他本身也是无本钱、无产的存在,但在学徒这个位置上仍然存在经过学习与劳动提高自己的境遇的向上途径。以情形最好的杂铺店学徒制度为例,一个学徒能够凭借自己的聪明勤勉实现阶梯式的上升,这个步骤可以划分为“学徒-帮工-先生”,其地位的上升都有外在的具体表现:在学徒时期跟着先生学习帮忙积累经验,学到的技艺就是学徒的报酬,其余没有工钱,穿的也是破旧的衣服;在三年学习结束后,学徒需要在店内帮忙一年,此时属于帮工性质,有工钱拿,老板还会为其准备探亲盘费、娶妻的礼物,并负责四季衣物,褪下旧衣服,穿上新衣服以示身份地位的变化;在一年的帮工期结束后,他有能力在外另寻店家,此时学徒的身份彻底退去,他成为店中令人尊敬的先生,可以与老板讲定薪俸的数目,随着店内生意兴旺,先生的工资也会逐渐提高,甚至可以分享店内的红利。即便是待遇相对较差的手工师父,例如制作黄烟的工人,他们的身份没有先生那么高,但也同样由老板提供伙食,拿着与杂铺店先生类似的年薪。而随着寻乌经济的萎缩,先生的薪俸也随之减少许多,更严峻的情况是因为店铺生意清减,缴不动货,又受到洋货的冲击,很多店铺都雇不起先生。例如,水货铺老板“汤尧阶,蕉岭人,资本二千元,没有请先生,缴用以外,无钱赚。早几年开油盐行很赚钱,前年起蚀本,改做水货”;伞店“从前(光绪年间)彭店雇工六七人,于今只雇两个人了”[9]。越来越少的店铺能雇得起先生,意味着愈少无产者能指望着做学徒来提高自己的境遇。例如,受洋货严重冲击的伞店内就罕有新学徒,因为人们认为这一行当是难有希望的。可见,寻乌的经济下滑,也表现在学徒制这一向上渠道的逐渐封闭。而当市场所能容纳的就业人口越来越少时,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宁。

第四,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干扰了寻乌市场的正常运作。首先,寻乌失业人口多,游民占全城人口的10%,当这些人在城内无所事事、无法为生时便容易选择落草为寇,威胁店铺生意。例如,开潮盐行的周裕昌先前有本二千元,“因做纸生意被匪劫失本九百多元,现只存千元左右了”[10]。由于游民匪徒聚集,市场商业受到破坏,商业的进一步凋敝则会制造出更多的失业人口,形成恶性循环。其次,小小的寻乌城中不仅上演着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的荣枯得失,还是不同政治势力斗争的舞台,前后便有光复派、新寻派、合作社派与官方势力等派别,其斗争摩擦可被总结为反动派间的矛盾、反动派与革命派的斗争。在军事混斗期间,商铺不仅无法做生意,且容易被反动派无差别强行派款,还有被抢劫的风险。例如,“民国五年郭怡和遭了一个大抢,光复派率领农民千多入城,抢了许多别的店子。随即官军克复,又大抢郭怡和,抢去六千九百多元东西。从这年起,就衰下来,一年不如一年”[11]。

第五,普通商人受到反动势力的盘剥。商业阶级也与农业阶级一般,存在着不同的性质区分,有资本较大的商人、小资产阶级、兼地主的商人、不话事的商人,也有积极干预政治的商人。毛泽东指出:

【“商人群众中却有几个人参加那统治全县的县政府。不过那几个人也不是完全代表商业资产阶级说话,他们是接受地主的领导,帮着做些事。这也是因为寻乌城商业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12]】

干预政治的商人例如主做生意兼小地主的严国兴,便花费六七千元参选省议员。又如,何子贞“一面当公安局长,又当警察队长,又当国民党委员”[13],其父亲何学才承包牛捐,“一千七百多元捐额,实际则收二千三四百元”[14]。无论明着暗地,政府军阀对商业的打击还有很多不同方式。军阀、操持政权的特权阶级磨牙吮血向商界,普通商民自然毫无发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形下,为了拥有特权不受压榨,反而去剥削普通商民,使更多有资本的狡猾商人投靠封建反革命的势力,形成又一个恶性循环。可以看出,普通商民不仅在经济上备受盘剥,在政治上也处于极低的地位,无法扭转于己不利的盘剥政策。

当毛泽东进行调查时,寻乌人以“世界不好”来形容当时的情景。这个形容的确很精准,反映出即便是小小寻乌城的兴衰枯荣,也与这个世界的变化息息相关。寻乌市场凋敝的原因总结如下:一、背靠帝国主义势力的洋货大举入侵,军阀混战党派相争使国内市场没有安稳公平的发展条件;二、苛捐杂税与无差别派款,使得寻乌城脆弱的市场进一步萎缩;三、在一个环绕这手工业、农业的城市中,农民是县城市场重要的消费者,因此商业的枯荣是与农业,农民阶级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农民遭受深刻的盘剥使得寻乌市场缺乏主要的消费对象、市场失去活力;四、日益萎缩的市场使得很多手工从业者,中小商民被挤出原本的岗位,由此寻乌城失业人群极其庞大,形成流匪势力,愈加给寻乌城的商业增添了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寻乌城商业的衰弱也就无可避免了

三、改善寻乌问题与探索红军工作方向的同构性

由上文可知,红军所抵达的寻乌是一座逐渐没落、市场运转疲怠、居民生活缺乏出路的城市。其时,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大地上,与寻乌处境相似的县城与城市不计其数。如何重新激活县城与市场的活力?答案依旧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一贯重视做调查,不仅重视农村调查,也重视城市、县城的调查。除寻乌调查,毛泽东在根据地探索期间还曾对遂川县城草林圩、长汀城、会昌筠门岭等地进行调查,掌握了较为丰富的各县城资料。由此观之,寻乌调查并不是孤立的调查,而是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次调查,以往的革命建设经验,联系实地的考察探访,为改善寻乌问题奠定了基石,而寻乌作为县城的典型案例又为中国革命该如何进行提供了答案。可以说,这既是为寻乌市场寻找出路,也是探索红军出路在何方的一次调查。

(一)寻乌市场的出路:五种“平”

在总结茶陵斗争经验时,毛泽东以商业买卖与军事策略作对比,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15]。赚钱这个譬喻即意味着有上升的可能性。在市场上,这个上升的可能性指的是学徒凭借自己的努力有成为师父、工人与先生的可能,小生意能够通过店主的细致经营得到积累慢慢扩大,通过公平的买卖,民众有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希望。上升不仅意味着经济状况的改善,也意味着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非常朴实真切的盼望。与之相反,蚀本则象征着上升可能性的封闭。做生意者的确也总是蚀本不干,然而在“世界不好”的情况下,为勉力维持生活,蚀本也不得不干。当出路向所有人敞开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出一种向上的活力,而当出路向绝大多数阶级封闭的时候,社会就奄奄无生气。因此,寻乌市场所应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寻找到出路的问题。这个出路不是指保证每个商铺走上富裕之路,而是让上升的可能性向整个市场开放。

如何做到这一点?首先,红军在过往革命中形成对商人、手工业者的正确认识;其次精细的调查为改造工作的落实奠定了基础。下文将结合《红军第四军军党部布告》与解放寻乌后的市场变化,来谈谈红军是如何为县城市场寻找出路的,从中也可以佐证为何毛泽东对待城市,商业各阶级的道路是正确的。

《红军第四军军党部布告》由朱毛二人联合发布于1929年6月,全文共一千余字,十分简洁犀利,现摘引一段如下

【你们明白你们的地位么?你们是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洋货不断的进口,中国工商业不能发展,你们想,打倒了帝国主义于你们益处几大?半封建的地主阶级集中了多数田地在他们手里,重租重息,农民贫困到十分。乡下人无钱到城市买货,城市工商业因此凋敝不能发展,打倒了地主阶级,废止收租制度,农民得到了完全的收获,向城市买货的力量大大增加,你们想,城市的生意不会大大的发达么?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及其政府打倒了,帝国主义失了走狗,地主阶级失了代表,工农兵政府掌握了政权,民权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就算有成功的希望了,你们不觉得这于你们是有益处的么?】

布告一开始便非常清晰地提出共产党的任务,这三大任务涉及三类需被打击的主体,即帝国主义势力、地主阶级、国民党,恰与使得市场大受打击三个主要因素完全重合,这就将商人的现实利益与共产党的使命紧密结合起来。需要注意的是,这则布告的写作对象其实有两个:一是商人,通过简洁明了的剖释,向商人说明他们需要奋起反抗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与国民党,而共产党则是与商人目标一致的同盟军;二是红军本身,在布告中反映与总结了红军当时对受压迫的工商阶级的认识与工作方法,即与工农利害一致的商人是潜在的革命力量,是亟需被团结的。

那么,红军如何与商人、做生意的手工者形成稳固的联盟?结合压迫市场发展的三大主体分析,红军改善寻乌县城市场的策略可以用五种“平”概括,即平稳市场环境、公平竞争、公平筹款、政治平等、平抑税款。

1.从大环境而言,帝国主义势力、地主阶级与国民党等特权势力造成社会动荡,影响市场平稳发展。在寻乌,红军发出了对商人极力保护的声明,鼓励中小商人做生意,为市场形成一个较为良序的交易秩序。此“平”在于平稳市场环境。

2.在帝国主义势力下,洋货入侵,给国内商业,手工业带来极大的冲击。而革命有利于国产工商的机器化的发展,例如在先前便抗租胜利的寻乌南半县,裁缝行当上“机器化的速度更发快”[16]。此“平”在于以同等的制作器械与洋货进行公平的竞争。

3.红军对筹款对象作出明确的划分。寻乌调查同年4月,朱德、毛泽东在广东南雄领导红军发动群众,不向二千元以下资本的商人筹款,对有二千元以上的商人进行累进比例征收。此“平”在于公平筹款。

4.红军占领寻乌成立苏维埃之后,实现了人民的自我赋能,普通商户拥有参政的权利,例如曾做过小商的赵镜清、刘茂哉、刘星五就担任寻乌县苏委员,参与寻乌调查。政治地位的提高不仅意味着中小资产阶级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意味着他们将进入一个包容不同阶级的民主会议,在这里他们能够接触到来自社会不同人群的声音,了解更广泛的阶级利益。由此,才能更真切地认识到与工农阶级团结的重要意义。此“平”在于政治平等。

5.地主阶级与特权阶级对普通商民、手工业者施加的各类苛捐杂税,共产党一并废除。例如,商民痛恨至极的“百货捐”,在群众斗争发展的南半县便加以废除。更重要的是,减轻捐税负担的受惠者不仅有商人手工业者,还有广大贫苦农民。在红军的带领的土地革命中,农民不仅不再被地主的劳役、捐租税等重负,还能够分进土地。如此既增加了农民的消费能力,又有利于县城商业恢复活力。此“平”在于平抑税捐,荡平商业门栏。

五个“平”为中小商人、手工业者指明出路,也勾勒出毛泽东对于城市的工作思路。尤其是平抑税款,使农民与商户、农村与县城的密切关系再次得到清晰的展现,红军在农村进行的开拓运动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包围城市,还是经济意义上的双向激活。

(二)红军的出路:建立阶级联盟,以土地革命带动县城市场的经济变革

毛泽东在与《寻乌调查》同期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

【“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17]】

因此,对于红军来说,寻乌市场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帮助他们找到保护商民、处理城市商业、巩固联盟与团结更广泛阶级的方法。最重要的是,通过寻乌调查,农村阶级与城市商业阶级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得以呈现。

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在寻乌城中做生意者除单纯的资产阶级外,还有佃农与商业化的地主,对于不同阶级属性的群体,红军在实践中发明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佃农参与市场的目的在于交上谷纳钱纳。土地革命结合红军对商业的保护,使得这类对象在农业与商业上都受到保障。而商业化的地主尤其是小地主,“他们开小杂货店,收买廉价农产物候价贵时卖出去,大概百个小地主中有十个是兼做这种小买卖的”[18]。这样的生意实际上是与农业上压榨贫农联系在一起的。在小地主兼做生意者这类人身上,问题的复杂性尤为凸显:一方面,小地主以田租、谷利、放高利贷等形式残酷的剥削贫农,具有封建反动的性质,是需要被没收土地,配合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工作的阶级;另一方面,小地主兼商人在政治上受大中地主统治,在经济上亦受资本主义侵蚀与政府机关派款压榨,因此在思想上易于向民权革命运动靠拢。毛泽东指出,带了些许资本主义倾向的中地主日益与大地主相妥协结成反革命战线,而带着革命民权主义倾向的小地主则靠向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形成土地革命斗争。由于双重身份的存在,对于商人兼小地主这类对象,需要有既打击,又扶持的双重态度。

农民与中小商人间存在紧密的利害关联,都有同样的压迫敌人,因此在革命中可以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净化或转换他们身上的封建剥削成分,使得商人手工业者与农民形成紧密的联盟。同时,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打倒土豪分田地,不仅有利于农民,也有利于培育市场的消费者,重新激活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当时不冒进大城市,而是先在农村、县城进行工作,不仅出于国共军事实力差异大的考虑,也是革命循序渐进的需要。

红军的出路蕴含于人民的出路,社会的出路。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仅在于武装占领,还在于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与重塑,赋予在此生活的人民以向上的可能性,一条崭新的出路。当有活力、充满朝气的根据地逐渐扩大,才有可能替换、战胜已经逐步腐坏,缺乏生气的中心城市。在农村进行的土地革命直接带动着县城市场的经济改革,而在县城进行的经济政治变化也将有利于松动国民党对中心城市的控制,这也是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内在意涵。进一步扩大稳固革命根据地,将工农阶级与工商力量紧密结合,积攒革命联盟的力量,这是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再一次得到验证的红军的出路。

四、《寻乌调查》的现实意义

《寻乌调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次系统而完善的调查,在理论与实践上明确了红军的发展方向,再次佐证“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对接马克思主义并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历史选择。同时,在乡村以及城镇的经济工作也让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初步了解(手)工商业运行的经济规律,知悉城市与乡村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与阶级同构。这些深入现实的工作,为新中国建国后毛泽东处理城乡关系、借助城乡商业流通支援新中国工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此外,红军的出路蕴含于人民的出路,这一工作方法成为人民民主的又一生动范例,也是体现着群众路线的宝贵践履。

今年适逢《寻乌调查》写作完成的九十周年,岁月须臾而过,经典著作则常读常新。《寻乌调查》依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需要借鉴的重要文献,它对当下中国的发展有如下启示:第一,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寻乌调查》中所显现的,以调查结合实践、由具体上升至普遍为导向的解决问题思路,应该在实践工作中得到充分的落实。第二,寻乌调查显示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丰富的内涵,即农村与县城、城市应该完成双向的经济激活。当前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也应该提取其精神内核,实现新时代的“农村包围城市”。第三,寻乌县城前后状态的对比说明,让出路与上升的希望向所有人的人生敞开,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最好方式,这与中国共产党人打破僵化的旧社会结构、活泛社会流动性的解放任务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相一致。

【胡天娇,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生。本文原载《现代哲学》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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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胡天娇:解决城乡危机与探索红军道路的同构 ——以毛泽东《寻乌调查》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