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沛 阮一帆: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评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集中表现在对二战历史的重新书写和德国历史罪责的重新评价上,是一种泛政治化的历史编纂思想。两德统一前后,德国知识界先后兴起了颠覆二战历史逻辑的“旧历史修正主义”和强调“大轰炸受害者”角色的“新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德国历史修正主义对19世纪以来德国史学秉持的理性主义传统造成了严重冲击,对当前德国政治右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在方法与风格上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并发展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一种异变形态。希望夺取左派话语权的“新右派”知识分子团体、以科尔为代表的少数德国右翼政治家、渴望德意志民族“正常化”的部分精英和民众,以及两德统一后德累斯顿城市历史在国家记忆中的地位跃升,共同推动了德国历史修正主义的高涨。西方国家积极推动重写二战尤其是苏德战争史,也给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德国处理历史修正主义的经验给我国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了若干重要启示。

孙文沛 阮一帆: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评析

“历史修正主义”(Historical Revisionism)作为一种历史书写风格由来已久,它通过对历史记录——历史事件的始末、影响、证据以及历史参与者的动机和决定等——的重新诠释,推翻某一在学术上、政治上和社会上已经得到公认且流行的历史观点,并用自己的观点取而代之,从而赢得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解释权”。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出现在德国(本文“战后德国”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所指德国不含1949—1990年的民主德国)知识界,围绕二战历史的重新书写和德国二战罪责的重新评价所展开的历史修正主义行为,已经超越了历史书写风格的范畴,演变成了一种泛政治化的历史编纂思想,其言论在德国政界和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反映了二战后少数德国人的政治图谋,值得深入关注和探究。

一、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回顾

1.颠覆二战历史逻辑的“旧历史修正主义”

“冷战”时兴起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的德国“旧历史修正主义”主要表现为:颠覆二战历史逻辑,重新解释二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通过淡化、相对化纳粹罪行(特别是“犹太人大屠杀”)来淡化甚至否认德国对二战应该承担的罪责。

右翼历史学家、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堪称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的“旗手”和“教父”。他在196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及其时代》中就表现出淡化纳粹罪行的历史书写倾向。通过比较德国、意大利、法国的“法西斯主义”现象,诺尔特将法西斯主义的一般特征定义为反马克思主义、反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否认其具有种族主义或反犹主义的属性。诺尔特在1979年出版的《什么是国民》中提出,“大屠杀”是“反共产主义的极端暴力”,是希特勒的预防性措施。1980年他在《法兰克福汇报》(以下简称《汇报》)发表《历史传说和修正主义之间》一文,提出不能只从胜利者角度考察和书写二战历史,也不能只听受害者的一面之词。

纽伦堡大学教授赫尔穆特·迪瓦尔特(Hellmut Diwald)在1978年出版的《德国人的历史》一书认为,“大屠杀”被有意地误导、欺骗、夸大,以“彻底剥夺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权利”。党卫队首领希姆莱曾寻求降低死亡率,将犹太人迁移到东部地区而非蓄意谋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规模死亡,是因为那里关押的囚犯丧失了劳动能力。迪瓦尔特很明显是在极力淡化“大屠杀”。

诺尔特和迪瓦尔特对二战历史的修正在德国学界收获了一批拥趸,最终引发了1986—1987年的“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这场争论也成为德国历史修正主义者的首次集体亮相。

1986年春,科隆大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出版《双重毁灭:德意志帝国的分裂和欧洲犹太人的末日》一书,将犹太人大屠杀和二战末期东部德国居民被驱逐视为两场同等性质的浩劫,并认为这种驱逐和屠杀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不应该过分强调大屠杀而忽视德国人遭受的灾难,整个欧洲都是1945年的输家。同年4月25日,纽伦堡大学教授米夏埃尔·施蒂默尔(Michael Stürmer)在《汇报》发表《无史之国的历史》一文,认为应该积极评价德国历史来树立民族自豪感,而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就是纳粹历史。缺少引以为傲的过去“正在严重损害国家的政治文化”,促进德国人积极看待德国历史是“道德上合法和政治上必要”的。6月6日,诺尔特在《汇报》发表《不愿过去的过去》,认为联邦德国社会主流历史观中过分强调德国人背负的“集体罪责”,已经固化成一种政治立场,妨碍了对纳粹历史的理性研究,让纳粹历史成了“不愿过去的过去”。诺尔特认为,20年代苏联劳改营是纳粹种族屠杀“逻辑上和事实上的前奏”,古拉格劳改营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思想事实上是一种防御性思想。1987年,诺尔特出版《欧洲内战1917—1945》,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总体历史观: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相继出现在欧洲,纳粹主义是受到威胁的欧洲中产阶级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绝望回应”和“过度反应”,双方的仇恨导致了“欧洲内战”。他还认为,如果十月革命后欧洲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同美国和苏联一样成为世界一极,那么德国必将是这个新的“欧洲合众国”的核心。如果德国在三十年代继续遵守《凡尔赛条约》解除军备的话,很快就会被苏联攻灭,“欧洲合众国”的希望就不复存在了。经过这一番颠倒是非的逻辑重构,纳粹德国挑起二战俨然是背负整个欧洲命运、向黑暗势力的一次抗争,这一行为变得合情合理而且令人同情。

诺尔特惊世骇俗的言论招致当代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强烈反击,后者于1986年7月11日在《时代周报》发表《一种损害赔偿方式:德国现代史书写中的辩护倾向》,对诺尔特等人的动机、方法论及其危害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哈贝马斯指出,奥斯威辛作为“终极之恶”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对其进行任何相对化尝试都是不允许的。而诺尔特却将对犹太人的屠杀说成“毒气致死的技术过程”,将奥斯威辛的意义美化为“(杀人)技术模式上的革新”。诺尔特以“哲学式历史书写”的方式玩弄修正主义的把戏,其“因果关系论”纯属臆想,目的是“摆脱过去的负担,愉快地保持道德中立”。诺尔特等人通过鼓吹德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欧洲中心”地位来煽动一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并传播一个能够培养民族共识的历史图景。然而,“魔鬼就隐藏在细节之中”,联邦德国二战后重新融入西方政治文化是通过克服“欧洲中心”的意识形态来实现的,否认大屠杀的罪责、召唤民族身份将会破坏“德国与西方联系的唯一可靠基础”。

同年10月7日,哈贝马斯再次发文《论历史学的公用:联邦德国的官方自我认同破裂》,提醒在思想多元化的开放社会任由历史修正主义发展是非常危险的,要高度警惕诺尔特将修正主义的历史论文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而不是学术期刊上。他指出,学术争论向公共领域的传播,会把历史学变成实现政治目的的危险工具。“这不是波普尔与阿多诺的区别,也不是学术歧见问题或者价值判断自由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历史的公用问题……学术研究的结果首先必须经过中介和各种媒介的闸门,通过参与者的视角,才能进入传承传统的公共河流中。”奥斯威辛之后,德国人只有传承经过严格审视的优秀历史传统,才能建立正确的民族自我认知。

“历史学家之争”是一场完全公开的争论,其内容在报纸上迅速传播,吸引了一批历史学和临近学科的学者参与其中。历史学家汉斯·蒙森(Hans Mommsen)发表《新的历史意识和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相对化》,指出早在苏联“大清洗”之前,“反犹主义”和根除犹太人的想法就已在德国社会长期流行。因此,所谓古拉格和奥斯威辛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仅在方法论上站不住脚,其假设和结论也是荒诞的。诺尔特在希特勒的思维体系中构建的“因果关系”,实际上转移了屠杀犹太人的主力——国防军将领和德国官僚的决定性责任。

1994年,德国联邦议院修订《刑法典》第130条,将公开否认或辩护纳粹大屠杀的行为确定为刑事犯罪行为,归类为“煽动罪”(Volksverhetzung)。“任何人在公共场合赞成、美化或辩护纳粹暴政,从而损害受害者尊严、扰乱公共和平,将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罚金。”在学者和法律的双重阻击下,颠覆二战历史逻辑的“旧历史修正主义”逐渐衰微。

2.强调“大轰炸受害者”角色的“新历史修正主义”

两德统一后,沉寂了半个世纪的1940—1945年英美空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Bombenkrieg)历史开始升温,并逐步成为德国知识界的热点问题。在此语境下兴起的德国“新历史修正主义”主要表现为:从“受害者”角度对“大轰炸”历史进行批判性书写,认为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是道德上的暴行、法律上的犯罪,通过强调德国平民所受的苦难来淡化、相对化甚至否定纳粹罪行。

1999年,旅居英国的德国作家温弗里德·格奥尔格·泽巴尔德(Winfried Georg Maximilian Sebald)出版《空战与文学》(Luftkrieg und Literatur)一书,成为“大轰炸”讨论的重要催化剂。泽巴尔德认为,战后德国社会对“大轰炸”记忆始终保持沉默,几乎没有历史或文学作品涉及这一主题,“大轰炸”在德国集体意识中似乎没有留下痛苦的痕迹,这是不合常理的。

2002年,柏林作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出版《大火:1940—1945年大轰炸中的德国》(以下简称《大火》)一书,以令人震惊的修正主义方式回应了“泽巴尔德之问”:丘吉尔处心积虑彻底毁灭德国,是“大轰炸”的煽动者和执行者,是同纽伦堡审判中纳粹分子一样的“战犯”;1944年后纳粹德国的空中防御已经崩溃,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纯属报复性的残害平民行为,属于明显的“战争犯罪”;盟军空袭和德军空袭在道德层面存在区别,盟国空军赢得空战的同时也在有意识地“擦除”德国城市,而德国空军仍然是“地面支援的战术武器”;德国是近代欧洲的文化中心,英美盟军试图通过空袭对德国人进行“文化灭绝”,进而消灭欧洲文化的精髓。作者将英美轰炸机飞行员比作纳粹搜捕和处决犹太人的“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使用“灭绝”(Ausrottung或Vernichtung)这样专指“大屠杀”的术语来形容“大轰炸”的后果。《大火》在客观上“制造”了这样的结论:“大轰炸”等同于“大屠杀”,盟军空袭和纳粹罪行之间存在一种“平衡”(Aufrechnung);二战双方都在进行“灭绝战争”,大屠杀只是现代“灭绝战争”的“一个例子”。

在书写方法上,《大火》体现了去语境化和本土化的特点,而且叙事风格近似于文学而非史学。作者专注于“大轰炸”事件及其背后的英国战略,旨在还原一段“失落的记忆”。作为历史背景,《大火》只描绘了被轰炸城市(如德累斯顿)长达数百年的文化历史,几乎没有展示二战的更广泛背景,比如德国对他国的侵略、“大轰炸”是英美“总体战”的一部分等。

《大火》问世后,德国知识界对其褒贬不一。作家科拉·斯特凡(CoraStephan)称其为一首“献给死者的赞美诗”,弗里德里希第一次找到了适合描述“大轰炸”的语言和风格。曾在“历史学家之争”中严厉批判诺尔特将纳粹罪行相对化的历史学家汉斯·蒙森此时却称赞弗里德里希突破了德国文化记忆中的一个禁区,帮助“大轰炸”回归到德国人的历史意识之中。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Wehler)则批判《大火》的话语过于情绪化,旨在制造一种新的“受害者崇拜”(Opferkult)。历史学家拉尔夫·布兰克(Ralf Blank)批评《大火》缺乏学术严谨性,没有查阅原始档案,而是依据德国和英国的二手文献得出充满漏洞的结论。

《大火》的出版进一步带动了“受害者”情绪的升温。2004年,军事史学家罗尔夫·迪特尔·米勒(Rolf Dieter Müller)出版《空战1939—1945》,他认为英国并没有试图炸死希特勒,而是计划对柏林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向德国民众施加压力。“轰炸判处了柏林平民的死刑,而不是希特勒。”2007年,开姆尼茨工业大学教授洛塔尔·弗里策(Lothar Fritze)出版《空袭恐怖的道德》,认为德军对华沙、鹿特丹和考文垂的轰炸与盟国对德“大轰炸”在合法性上有本质区别,前者没有违反国际法,后者轰炸平民违反了国际法。盟军不仅“宣布全体德国人民为敌人,从小孩到妇女”,而且以一种非常不人道的思维方式,“把敌政府同它所统治的人民联系起来”,把敌国当作“同质的一体”,并企图摧毁它。美英政府强调“大轰炸”的正义性,是为了给二战后的历次空袭行动提供合法性的源泉,例如,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平民的轰炸。

当德国学术界陷入“受害者”争论难以自拔时,德国政府充当了历史争论的仲裁者。2005年,时任联邦总理施罗德在德累斯顿空袭60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战争结束60年后,我们看到一些人企图滥用人民的痛苦,伪造历史的联系,甚至否认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行。我们将竭尽所能反对这些重新解读历史的尝试,我们不允许因果颠倒,不能把罪行和痛苦互相抵消。”2010年,德累斯顿市政府向公众发布《历史委员会对1945年2月13日至15日德累斯顿空袭的最终报告》,确定空袭遇难人数约25000人,盟军飞行员没有对居民进行低空飞行射击,空袭时并不存在数十万难民停留于德累斯顿。该报告有力回击了历史修正主义者对“大轰炸”后果的夸大和“受害者”角色的滥用。

3.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对德国的影响

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对民族罪行的相对化处理、“受害者”的自我设定以及隐藏的政治动机,决定了它必将越过学术的边界,向德国民众渗透以获取支持。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对战后德国学术和政治生态都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在学术层面,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以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倡导下,从传统史学演化而来的历史科学最先在欧洲破茧而出,从那时起,凭借坚实的史料、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使用严谨的方法研究历史,成为德国历史学界的共识。然而,二战后兴起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严重冲击并消解了这一共识。历史修正主义者按照解构主义的方法片面追求打破原有秩序,削弱主流历史学家的话语权力,并且凭借对政治口号的滥用,无限扩大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力。可以预见,在新兴的互联网时代,随着主流历史学家话语权力的日趋分散和人群中历史认知的日益多样化,历史修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现象仍将在德国长期存在。

在政治层面,历史修正主义者致力于重新解释关键历史事件、挑战大是大非的历史结论,为一些右翼政客的极端言论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论依据,对当前德国政治右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历史修正主义已成为德国极右翼政党和团体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副主席亚历山大·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就公开表示:“奥斯威辛作为一种标志摧毁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所有涉及纳粹的东西都变得不可言说,我们扪心自问,还能像英国人和法国人那样大声说出民族自豪感吗?”2017年1月,选择党图林根州领导人比约恩·赫克宣称,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是一种“耻辱”,“德国是世界上仅有的把一座耻辱纪念馆建在首都中心地带的国家,我们需要对历史纪念政策进行180度的改变”。极右翼政客纷纷为历史修正主义张目,更加速了这一思潮在民众中的传播。

其次,德国知识界和民众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接受度和宽容度日益提升。值得注意的是,1986—1987年德国知识界在“历史学家之争”中表现出的敏感程度和论战氛围在2002年《大火》出版后不复存在。在称赞和批评的声音之外,《大火》的价值更多地被德国知识界视为开创了一个将“大轰炸”作为公开议题进行讨论的机会。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和汉斯·蒙森等早期左派学者在批判弗里德里希的某些风格(比如“语言脱轨”)和观点的同时,承认他在全面描述空战方面所做的努力,认为他对德国平民的苦难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这说明,左派学者面临“大轰炸”叙事的时候,民族情感同样难以割舍,很难将学术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大火》还点燃了德国媒体和民众对二战空战的关注热情,关于“大轰炸”的纪录片、文学作品、电影和展览大量出现,亲历者叙述和情绪化的叙事风格吸引了大量观众。以《青年自由报》为代表的新兴右翼媒体在互联网上极力宣扬“炸弹屠杀”(Bomben-Holocaust),强调“受害者”角色的悲惨叙事俘获了大批年轻民众。

二、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孙文沛 阮一帆: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评析

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布什政府曾给一些反战人士扣上“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帽子。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 McPherson)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说,“对过去的解释会随着新证据的变化而变化,对证据提出新的问题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新的观点。历史学家对于理解过去的无休止的追求——也就是‘修正主义’——使历史变得至关重要和有意义”。他对历史修正主义的理解在当今西方学界颇具代表性:历史修正主义者使用新数据、新技术得出新结论,比如秘密档案的解禁、DNA检测技术的应用,从而还原了“历史真相”。但是,诺尔特、弗里德里希等人修正二战历史并非出于纯粹的学术目的,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兴起还有着深刻的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原因。

1.学术层面: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异变

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在方法与风格上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后在西方异军突起的后现代主义史学。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引领的后现代主义史学(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就是以一种全面反叛者的形象出现在历史学领域。他们批判传统史学中强调历史整体性、连续性的“宏大叙事”格局,主张发展碎片化的“微观史学”。一方面,对传统史学中历史知识客观性的质疑和挑战,既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出发点,又是它的杀手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主张通过新发现的“材料”“日记”“档案”等对以往的历史纪录进行大规模修正,进而实现对历史的重构。与传统史学相比,后现代主义史学否定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否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因而失去或放弃了历史研究的“求真”和“镜鉴”功能。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史学过分强调研究对象的琐碎化和风格的多样化,虽然能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历史体验,但并不能建构一种与传统史学相匹敌的理论体系、一种能够取而代之的史学观。

其实,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也是符合后现代主义史学上述三项重要特征的: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只解构不建构、研究对象的微观化。诺尔特等人认为传统史学有三个致命缺陷:历史记载的不完整性、历史书写的选择性、历史学家本身的主观性。事实上,诺尔特和弗里德里希修正出的二战历史图景漏洞百出,无法建构一种令人信服的二战史观。而强调“大轰炸受害者”角色的“新历史修正主义”,已经全面转向对二战军事史、文化史乃至生活史的修正。也就是说,在“解构主义”“厚描述”“语言学转向”等史学观念风靡一时的背景下,诺尔特等人大胆借用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经验和方法,后者也为诺尔特等人提供了避风港和遮羞布。

然而,后现代主义史学和历史修正主义追求的目标却是截然不同的。以“犹太人大屠杀”为例,后现代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1989年出版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将其归因为现代文明充分发展必然产生的“副作用”,而同时期的诺尔特将其归因于德国对布尔什维克“阶级屠杀”的恐惧和回应。表面的学术歧见掩盖了双方的目的差别:前者是从社会学的角度重新反思“大屠杀”,后者是为德国转移、推脱“大屠杀”中的责任。

而讽刺的是,以福柯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者在最初就意识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可能对“大屠杀”带来不利影响——怀疑“大屠杀”的历史记载、“故事情节”甚至真实性,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温和的立场”对待主流的“大屠杀”历史观点,不愿让自己和否认大屠杀的修正主义者有任何关联。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关键区别就在于此,它服务于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此愈发偏离了历史研究的正常轨道,成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异变形态。

2.国家层面: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新右派”

1968年,对现代社会发展状况的悲观情绪酝酿成为一场席卷西方的学生运动风暴。学生运动成为“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水岭,同时也划清了联邦德国自由主义左派与保守主义右派的界线。从“集体罪责”(Kollektivschuld)到“克服过去”(Verangenheitsbewaltigung),对德国二战罪责的讨论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学生运动中崛起的自由主义左派开始掌控二战历史解读的话语权,对纳粹历史的彻底否定和批判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甚至成为联邦德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勃兰特与施密特政府将联邦德国的历史合法性定义为“自由运动”(Freiheitsbewegung)——从德国的雅各宾派到纳粹德国的抵抗运动,将1871年统一的俾斯麦帝国和纳粹德国联系起来加以否定,将德国的分裂视为对纳粹罪行的合理惩罚,认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建会再次给欧洲带来厄运,因此承认民主德国并推行“新东方政策”。联邦德国右派先后在文化和政治领域丧失了话语权。

然而,陷入困境的右派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聚集,形成了“新右派”(Neue Rechte)知识分子团体。这一团体具有以下特征:支持基民盟、自民党等右翼政党,拥护联邦德国的民主共和制,但也不完全否认纳粹罪行;希望借由所谓“右派葛兰西主义”来反制左派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的优势,“以右派的知识霸权取代左派的知识霸权”,从而夺取话语权,影响社会,操纵国家发展方向。民族主义是“新右派”的重要精神动力,他们反制左派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民族历史。作为“新右派”中的急先锋,诺尔特、希尔格鲁伯、弗里德里希等人修正二战历史的逻辑起点不约而同:德国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历史意识,“恢复历史”是民族自信的前提条件。

1982年,以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为首的基民盟——基社盟上台执政,联邦政府的二战历史政策开始右转。科尔急于使联邦德国摆脱纳粹历史的阴影,提出以“正常化”为导向的历史政策,引导年轻一代德国人重塑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他要求德国人必须“再发现”他们的历史意识,才能认识到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真实特质。德国人不必总是纠结于自我反省,全世界终将认识到德国历史中的积极面。就是在这种历史观支配下,才发生了1985年科尔邀请美国总统里根参观党卫军公墓的政治丑闻。

1990年,两德实现统一。这一变化一方面严重削弱了德国左派的解释权和道德自信,另一方面大大刺激了右派对民族新认同的渴望和“大国心态”的复苏。此后,科尔多次在公开演讲中使用“我的祖国”(Mein Vaterland)这一饱含国家主义色彩的纳粹时代常用语,并执着地希望德国引领欧洲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极”。1993年,科尔在演讲中把德国人和其他民族并称为二战“受害者”。以科尔为代表的德国右翼政治家修正历史的冲动,导致科尔执政的16年成为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最为猖獗的时期。迎合政府心意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得到了官方各种隐蔽或公开的支持——放任“学术自由”、委任政府顾问、给予奖励资助等。为“去纳粹化”摇旗呐喊的施蒂默尔曾长期担任科尔的顾问和写稿人,历史修正主义“教父”诺尔特在2000年获得“德国基金会”颁发的“康拉德·阿登纳”奖,以表彰他为纳粹历史研究所做的“贡献”。

两德统一和“冷战”结束还给德国社会的二战历史记忆制造了新的话题,一些记忆禁区不复存在。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莫勒(Robert G. Moeller)评论说,“一旦柏林墙倒塌,德国人就有可能反思所有德国人所遭受的苦难,重新审视其历史中属于冷战优先事项的部分”。空中战争,特别是德累斯顿作为“记忆之地”,为德国人的记忆转移和情感共鸣提供了潜在的基础。科尔很早就意识到德累斯顿有可能成为德国联合记忆的象征,他在1989年12月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就向德累斯顿圣母教堂献上花圈。20世纪90年代,德累斯顿迅速上升为一个全国性的记忆场所和所谓“德国苦难”的终极象征。从1998年起,在一年一度的“大轰炸”纪念活动中,德国右翼极端政党和团体聚集德累斯顿,频繁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宣传反西方(近年成为反难民)的民族主义思想。德累斯顿在国家记忆中的地位跃升,为强调“大轰炸受害者”角色的“新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语境和动力。

3.国际层面:重写二战历史的价值与氛围

为什么不仅在德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的历史修正主义者都选择重写二战历史来推动本国、本民族的“正常化”?这并非巧合。二战历史不是一般的历史,它既是一部战争史,又是一部犯罪史,具有高度的现实政治敏感性。首先,二战的性质有别于此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它是20世纪现代文明误入歧途之后的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总较量,而且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被卷入其中。因此,各参战国的二战历史书写都涉及对本国的道德评价问题,没有哪个大国的历史学家能对二战历史进行“作壁上观”式的点评。其次,二战中的雅尔塔会议确立了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和各国地位的分配,对二战历史的颠覆式修正就有可能动摇或重建某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最后,二战的冲击使很多参战国在战时出现了傀儡政权,对外力推动建立的傀儡政权及其领导人的重新评价(以美化居多),能够从源头上消解其政治对手的合法性(典型代表就是法国)。二战的特殊性衍生出重写二战历史的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对那些因二战中的侵略、屠杀而陷入道德困境的国家以及希望重构国内国际政治秩序的国家形成了巨大的诱惑。

对德国这样的战败国来说,重写二战历史不仅是在道德层面为德意志民族开脱,还隐含了“新右派”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不满,希望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全球定位。正如诺尔特在1974年出版的《德国与冷战》一书中展示的政治倾向——德国人应该回归第二帝国的价值观来摆脱成为美国民主和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战场的命运,德国应该跳出冷战思维的束缚成为第三强国。然而,诺尔特引领的“旧历史修正主义”对二战历史逻辑的生硬颠覆很难在国际社会获得认同。相比而言,“新历史修正主义”强调德国平民的“大轰炸受害者”角色,通过揭露盟军的“过失”甚至“犯罪”来扯平德国在二战犯下的罪恶和承受的痛苦,进而宣扬一种反西方(美英)的政治主张,已经在国际上收获了不少同情和支持。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积极推动重写二战尤其是苏德战争史,从而消解苏联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削弱俄罗斯民族的道德价值。1990年,逃亡英国的苏联外交官维克多·苏沃洛夫(Viktor Suvorov)出版全面颠覆二战历史的《破冰船:谁挑起了二战》,称斯大林有意扶植希特勒充当苏联全面占领欧洲的“破冰船”(Icebreaker),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保障了希特勒在欧洲的行动自由,最终引发了二战。苏联计划在1941年进攻德国,却被德国先发制人,因此在战争初期遭遇惨败。该书在苏联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了“欲灭其国先乱其史”的作用。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围绕二战历史频频向俄罗斯发难。欧洲议会将每年8月23日命名为“欧洲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受害者纪念日”,波兰领导人诬称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士兵来自乌克兰而非俄罗斯,进而质疑莫斯科举办二战纪念活动的权利。对二战历史的颠覆式修正充当了西方国家挤压俄罗斯的工具,也成为冷战思维在文化领域的延续。这种刻意营造的氛围,也给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三、德国应对历史修正主义给我们的启示

历史修正主义并非德国或西方独有,当下中国同样存在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帜肆意篡改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与当前我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目标、程度及影响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也具有相同之处。

首先,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目标定位不同。德国历史修正主义力图通过对本国“罪恶”历史的再书写来重振所谓的德意志民族自豪感,并进一步重建德国的国际地位;我国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虚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推动中国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带有明确的颠覆动机。

(2)“修正”“虚无”的程度不同。德国历史修正主义侧重于运用新的解释框架,对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重新书写和评价,努力维护德国所谓的“核心利益”;我国历史虚无主义除了碎片化的历史修改,还倾向于全盘否定中国近现代党史、国史、军史,诋毁抹黑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对已有公论的负面历史人物进行“翻案”式评价。

(3)产生的影响不同。德国历史修正主义主要是一种学术思潮,通过学术话语向社会传播,对右翼政党产生影响,推动了德国政治的右转;我国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为一股社会思潮,近年来借助互联网快速传播,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导致历史价值观混乱、主流意识形态消解的严重后果,如果对其听之任之,就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造成危害。

其次,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与我国历史虚无主义也具有相同之处:(1)都是经济巨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是德国历史修正主义的宏观经济动因。德国在经济上再度崛起,自然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表现。苏联解体、俄国削弱,其在二战历史上的地位必然受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条件下,各种社会思潮涌现。对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进行否定的错误思潮,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2)都是以政治目标为导向的历史再书写。两者都打着“价值中立”的幌子,但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都有明确的政治动机。两者都是意图通过对关键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反传统”“解构式”重新书写,侵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历史话语权。

(3)都存在反科学性。这也是两者政治导向本质的必然逻辑结果。德国历史修正主义与我国历史虚无主义在方法上的反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政治动机预设命题,按图索骥式地选取使用史料,聚焦且有意放大具体细节,注重并夸大心理分析的作用等。这就导致两者的研究成果大多呈现出碎片化、微观化特征,注定缺乏客观公正,无法深刻揭示历史客观规律。

德国政府、学术界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批判、反制,对我们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学术界要自觉引领社会思潮。诺尔特等人在“历史学家之争”中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就是,争论超越了历史学界的藩篱,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若干知名思想家积极参与进来,以强有力的批判对历史修正主义进行了及时阻击。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甚嚣尘上,我国历史学家应该走出书斋,积极接触社会公众并向其传播正确历史观点。只有当主流历史观点相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具备更好的流通性和可读性,才能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情况的发生。此外,既然历史虚无主义是带有政治动机和群体效应的历史编纂思想,对它的批判就应当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多个角度进行,这就需要人文领域学者的广泛交流和参与。

第二,从立法高度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哈贝马斯从“历史学研究的公共性”角度批判诺尔特的鲁莽和冒进,这提示我们,让各种历史修正主义言论不加过滤地传播到公共空间是非常危险的。政府应该为此类言论划出红线——哪些涉及大是大非、已有公论的关键历史事件是不容重新解释或评价的。目前,欧洲已有16个国家立法禁止否认“犹太人大屠杀”,相关审判有大卫·欧文(David Irving)案、厄恩斯特·祖德尔(Ernst Zündel)案等。其法理依据在于“事实”与“见解”的差异。基于事实表述的“见解”是主观的,其正确与否无从判断,受到言论自由条款的完全保护;但事实表述是客观的,错误的事实“对宪法保护的见解形成无所贡献”,因此“错误的信息并不构成任何值得保护的利益”,不在言论自由保护的范围之内。“纳粹大屠杀不存在”是一个伪造出的错误事实,要受到《刑法典》的追责。这启示我们,在历史修正主义或虚无主义的问题上,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缺乏有效的法律制裁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度在我国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形成法律威慑效应,使法律成为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利器。

第三,充分发挥课堂历史教育主渠道作用。尽管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在德国特定历史阶段甚嚣尘上,但其一直是作为社会亚政治文化的样态存在,并始终受到主流政治文化的警惕与批判。德国政府从“通过课堂教学批判纳粹主义”,“依靠教育防止灾难重演”的国家战略层面来建设学校历史教育体系,最终引领主流社会形成了正确的“二战史观”。这是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无法克服的“压倒性优势”。同样,面对我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学校的思政课堂历史教育的有效性。学校要提高政治站位,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抓好课堂历史教育。历史教育要在思想观念上解决好“坚持什么、反对什么”的关键问题,坚持传导正确历史观与批驳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相结合,做到激浊扬清、扶正祛邪。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彻底的思想理论、真理的强大力量讲好历史故事、传递正确的历史观。

参考文献:

[1]邓卓明:《社会思潮专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2]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特点及其主要表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0期。

[3]梁柱、龚书铎主编:《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

[4]符妹、李振:《欧洲新民粹主义的资本主义属性及其内在悖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5]于沛:《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孙文沛,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阮一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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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