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通过“楔子战略”分化中越关系

对于中国周边的系列中小国家来说,当中美矛盾和冲突加深时,那些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小国很可能选择倒向强者一方,以获取短期国家利益,哪怕是中国的前盟友。

1、从越南到朝鲜——共产主义国家的代际退化

对于中国周边的系列中小国家来说,当中美矛盾和冲突加深时,那些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小国很可能选择倒向强者一方,以获取短期国家利益,哪怕是中国的前盟友。中国周边国家类似的案例非常多。例如,朝鲜多年以来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可靠的盟友,正是因为金日成开创的“主体思想”坚定地将共产主义理想放在了民族国家短期利益之上,这就导致朝鲜一直与美国互为仇敌,从而不得不与社会主义的中国结盟。

然而在国际共运仍然处于低潮的时刻,当前的朝鲜政权是否仍然将共产主义理想放在短期民族国家利益之上?随着代际的推移,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共产主义理想淡化、而投机性短期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理念增强的局面,比如前苏联经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这个轨迹的蜕变。越南等很多中小社会主义国家也经历类似的轨迹。苏俄和中国由于其体积和潜力太大,无论其怎么蜕变,美国对其打压和肢解的意图不会改变。然而那些社会主义小国则与其不同,美国必然会利用这些中小国家,满足其短期国家利益,来牵制中国和苏俄。今天与美国关系打得火热,而与中国爆发严重边界纠纷的越南,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毫无疑问,从“主体思想”可以看出,朝鲜当初对共产主义道路的选择远比越南更执着更彻底,而越南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民族主义成分较强的典型国家。然而,在金正日、金日成身后的朝鲜,是否有足够的“主体意志”将共产主义道路坚持下去?

2、乔治·凯南的越南战略

冷战刚刚开始,美国便有一项基本的战略,那便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选择那些民族主义性质强烈的中小型国家,来分化瓦解社会主义体系,以最终颠覆整个体系并肢解俄罗斯和中华民族。美国对那些坚定地共产主义国家视作仇敌,而对那些民族主义倾向强的中小型共产主义国家则视作可以招揽的对象。

美国冷战之父乔治·凯南,是越南战争的坚决反对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位为美国垄断财团服务的顶尖大师是位和平爱好者。他认为,美国卷入多年的越南战争,是“在那里建立某种反共政府而进行的一次时间漫长、耗费巨大、没能成功、而且从一切方面看都是不幸的努力”,但是在乔治·凯南看来,“我们看作越共的那批人”——“实际上他们主要是民族主义者”。乔治·凯南认为,“胡志明主要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尽管他满口共产主义词汇,但他喜欢的却可能是在他同共产主义世界的关系和他同我们的关系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假如我们当时鼓励他这样做得话。”[47]越战前,乔治·凯南等几位美国的核心谋士建议不要卷入越战,美国可以鼓励北越的民族主义情绪,同北越保持良好关系来分化和对抗苏联的力量。当然,美国最初没有听乔治·凯南的意见,随后美国陷入了越战泥潭。然而,奇怪的是,与当年在朝鲜半岛美国力保韩国政权的态度不同,美国从越南彻底撤军,事实上彻底抛弃了南越政权,越南全境得以迅速统一。如果认为这是美国老百姓的反战情绪导致的,那便是高估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民主作风。这里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接受了乔治·凯南的意见。因为继续支持南越、保持南北分裂将无法与北越改善关系,而北越恰恰既是一个不容易打败的对手(即潜在的朋友),也是一个民族主义性质较强而美国可以分化利用的对象。

实际上,美军刚刚撤出越南、越南刚刚统一,美国便抓紧机会发展与越南的关系。早在1976年11月,美驻联合国大使安德烈-杨 ( Andrew Young ) 就公开地宣布:“我们把越南视为亚洲的南斯拉夫。……越南可以发展成一个类似南斯拉夫的独立共产国家和对抗中国的缓冲器。……一个强大与独立的越南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48]1977年3月卡特总统特派员伍德科克访问越南(一个月前中国刚刚回绝越南的求援,见下文),几乎提出了无条件的两国关系正常化方案,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向越南提出,只要越南要提供有关“在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军人”的讯息,美国就可以接受越南加入联合国并随时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和经贸关系,同时提供设备物资全方位援助越南战后建设。[49]

众所周知,种族主义和反共主义,是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理念。美国将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视作死敌,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是美国最统治者——垄断资本财团的根本性威胁。然而苏联解体后,美国仍然要继续打压和肢解叶利钦主导的亲西方的俄罗斯,这显然是种族主义理念的彰显。虽然叶利钦极度亲美亲西方,在美国看来却是肢解俄罗斯的最佳良机,于是俄罗斯民族不得不选择普京。对比美国对越南和朝鲜的不同态度,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更欢迎那些中小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美国曾在欧洲通过分化南斯拉夫的方式来对抗苏联。毫无疑问,在亚洲继续采用“楔子战略”,分化越南对抗中国,这是越战结束前美国就已经确定重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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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越南自1977年2月后开始反水

1977年,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向越南伸出了橄榄枝。自然地,越南暂时选择全面倒向了苏联一边。而在此之前,越南其实更多地站在中国一方。胡志明在世及掌权时期,越南与中国铁一般的关系自然不用多说。中苏矛盾激化后,越南实际上也站在中国一边。1962年秋,中印两国发生边界冲突,苏联支持印度,但北越明确地站在了中国的一边。1963年10月,在中苏大论战开始后不久,越南劳动党党刊《学习》发表了一篇题为《和平还是暴力?》的文章,批评苏联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右倾机会主义者”,表明了越南劳动党在中苏论战中支持中国观点的立场。1963年12月,越南劳动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三届九中全会,第一书记黎笋公开表示,“最令人满意地贯彻伟大列宁的教导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50]与赫鲁晓夫对美投降彻底抛弃越南不同,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重新开始重视越南。1971年基辛格(及随后的尼克松)访华及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中越关系出现波折,但毛泽东并未因中美之间关系的缓和而抛弃越南,中国反而在1971年之后加大了对越南的支持和援助,虽然越南的民族主义倾向已经开始露头,但中越之间仍然保持了同盟关系。

中越关系的转折点发生在1977年2月。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越南上下进行了沉痛哀悼。众所周知,1976年10月中国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国进入对毛时代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的特殊时期。1976年11月越南展开了对中国的试探性接触,范文同提出中国为越南提供新的援助。1977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回复越南:“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和去年严重的自然灾难,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许多困难……所以实在无力向越南同志提供新的援助。”[51]而越南对此怀恨在心,在他们看来,1977年,显然不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中国一方面正与美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却罕见地彻底回绝越南的求援(之前中国最多是打个折扣,实际上大体上满足了越南的历次要求),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越南显然认定中国已经开始最厉害地“背叛”越南。更何况,在这个时刻,苏联和美国都在抓紧机会拉拢越南。

如果说,1977年2月之前,越南还曾想试图在苏联和中国之间保持中立的话,在此之后的越南已经决定彻底倒向苏联,而这必然意味着与中国翻脸。1977年底越南出动5万军队进攻柬埔寨,遭到了中国的激烈反对,于是,越南在1978年7月越共四届四中全会上明确定位:越南“基本的和长远的敌人是美帝”,而“直接的敌人”和“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北京和柬埔寨”。[52]此时的越南已经远远不再期望中国的援助,因为1978年的6月苏联已经将其拉入了“经互会”。1978年11月8日黎笋代表越南在克里姆林宫与苏联签订了具有军事意义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而苏联更是施加压力要求所有的“华沙条约”成员国共同声援越南。[53]

4、中国当年仍有机会将越南留在自己身边

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的民族主义情绪如脱缰野马,完全印证了乔治·凯南二十多年前的判断。当然,对此,毛泽东也是深知肚明的,当年中国对越南革命和建设的支持援助,除了“同志”情,更多的是“兄弟”谊。当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拉拢越南时,毛泽东仍然将越南争取到了身边,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后,中越关系仍然基本稳定,这是一种十分高明的外交手腕。而中朝联盟的紧密程度又远远强于中越。

毛泽东是高明的战略家,他不仅能联合盟友并肩作战,甚至能征服敌人的内心,当时急切地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美国尼克松政府便是最典型的案例。再如,1961年面对受苏联怂恿的印度,中国一方面用强力坚决压制住了印度及苏联的扩张冲动,同时也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通过领土退让、优待印度俘虏等方式最大程度上争取了印度,此后六十多年中印边境再无战争。再比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苏之间形成了决定世界格局的“大三角”关系。中国没有因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便放弃了对越南的支援,更没放弃对东南亚共产党及全世界反美左翼力量的支援。中国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就完全倒向美国一边,这样便避免了“大三角”的失衡。越南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与中苏都保持友好状态,选择在中苏之间站在中间的位置上,以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而1972年大国战略家毛泽东的真正目的,是与美苏之间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最终形成苏、美两霸都不得不争取中国的局面——1972年拥有两弹一星的中国可以同时顶住美苏两方的压力,已经远远不同于1949年的光景了。从1949年的“一边倒”,再到1972年的“三足鼎立”,毛泽东总是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最正确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生前已经最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1977年后越南的反水,给中国带来惨重的损失。随后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而导致的惨烈的中越战争,更给两国人民带来了难以消弭的隔阂。自1979年开始,中国已经摆出完全与美国结盟对抗苏联体系的姿态,从而使中美苏大三角失衡,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而内忧外患不断,处于极为被动的一方。而最终的结果是形势逆转,苏联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也被迫全面倒向美国,美国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最大得势者。伴随着苏联的蜕变,越南也与美国正式走近。冷战结束,随之出现了美国一极独大、全面称霸世界的局面,美国开始全方位围堵中国,越南更是与原来的死敌打得火热。美国不仅实现了将越南变成“亚洲的南斯拉夫”的原初战略,甚至正在将越南变成“亚洲的以色列”——美国挑拨中越边境纠纷与战争仇恨,利用民族主义冲动的越南极大程度上牵制了中国。中国原来对越南的巨额援助,几乎功亏一篑。回头看1977年的中国,其实仍然有一定的机会将越南这个“兄弟”争取到自己身边,至少有一定机会能够使其在中苏之间以及冷战结束后的中美之间保持中立。越南在1976年11月对中国提出的求助,相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并非无法承受的负担,如果毛泽东确立的中越关系框架能够基本得以保持,越南就不会一边倒地投靠苏联,也不会肆无忌惮地入侵柬埔寨,中越之间也不会有惨烈的战争及后来的边境纠纷。

越南的反水,从道德上看当然是越南的错误。但是假如以道德或者情感的义愤来代替冷静客观的地缘战略分析,其结果很可能会危害国家根本利益。毛泽东无论是处理中朝、中越关系,还是处理中美、中苏关系,还是处理中印关系,其战略考量都极其理性和深远。

与中越战争中中国的人员、经济和领土、领海损失相比,毛时代的对越援助的代价其实一点也不大。而1976年11月越南提出的对华求助与之相比,更是小菜一碟。更何况,后来的中越之间的南海纠纷,已经持续地消耗了大量的中国国力,并且还将继续消耗下去,未来中越之间仍有爆发战争的风险。历史已经屡次证明,毛泽东是真正的战略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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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美国 楔子 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