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 书评二则

本文试图以里夫金书中提出的新技术本身为起点,讨论“零边际成本社会”和“协同共享”经济模式的可行性。本文认为,内生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新技术集群虽然使经济模式存在开放协同的可能,但其同样具有垄断和剥削的特点。新技术革命能否改变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尚有诸多疑问。

书评一:新技术革命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吗?—— 评杰里米•里夫金的《零边际成本社会》

 

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 书评二则

 

摘要: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到《零边际成本社会》,里夫金阐述了以物联网、分布式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结合的能源网络等技术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可能带来的改变。本文试图以里夫金书中提出的新技术本身为起点,讨论“零边际成本社会”和“协同共享”经济模式的可行性。本文认为,内生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新技术集群虽然使经济模式存在开放协同的可能,但其同样具有垄断和剥削的特点。新技术革命能否改变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尚有诸多疑问。最后,文章概括了本书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启示。

作者:王亚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杰里米.里夫金是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的主席,同时也是著名的社会批评家和畅销书作家。他大部分著作的主题均聚焦于科学技术变革对于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的影响。

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意识到制造业对于经济体的重要性。2009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工业再造计划,呼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同年12月,美国政府出台《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详细分析了重振制造业的理论基础及优势,成为美国发展制造业的战略指引。然而,理论界对于以何种方式恢复制造业以及其可行性展开了诸多争论。

2012年,里夫金的新书《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书中他深刻地分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和影响,勾勒出新技术集群的具体内容和发展趋势,并且呼吁各国迎接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到来。2014年,里夫金的最新著作《零边际成本社会》出版,这本书大致上是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观点的进一步阐述。在概括了前两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后,里夫金从“零边际成本”这一概念入手,描绘了新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可能带来的改变,并且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大胆的预测。那么里夫金笔下的新技术革命包含了什么内容,零边际成本社会和协同共享经济又有多大可行性呢?

一、什么是新技术革命?

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里夫金描绘了新技术集群以及其零边际成本的特点,他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将被逐渐改变为一个新的经济范式,“协同共享”是这一体系的主要特征。

首先,本书的第一部分回顾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源与发展。他认为新技术与市场的共同演化推动了欧洲从封建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并且最终改变了当时欧洲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随着工业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上帝”逐渐让位与“市场”,传统的神学世界观也逐渐被经济世界观所替代。,里夫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进一步丰富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关于新技术集群的描述,并且提出了一个超越市场与政府的经济模式,即“协同共享”。那么究竟新技术集群包含了哪些要素呢?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里夫金强调,当代世界经济是建立在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基础上的。然而由于这些化石能源的逐渐枯竭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世界正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通过考察工业革命史,他指出新型通信技术和新型能源的组合往往意味着重大经济转型的来临。譬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动力和印刷机的结合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信技术与内燃机的结合。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来说,则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融合为前奏的。总的来说,就里夫金看来,分布式的信息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

从本质上看,此次技术革命依旧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基础。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里夫金大致描述了可能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产生重要影响的四个重要方面,即物联网、能源互联网、微信息化制造和网络教育,它们均以新型网络信息技术为核心。具体来说,物联网是由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物联网协同组成的有机整体。他认为物联网通过将传感器和驱动器嵌入物品本身,可以帮助人们更加广泛地收集大数据,并且利用高级分析方法创建预测算法和自动化系统,将价值链的边际成本降低并接近为零,极大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同时,随着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日趋增长和完善,并且与先进的网络技术联合构成能源互联网时,人们能够在网络上共享绿色电力。于是,作为现代社会几乎一切生产和生活行为基础的能源供给便也可能接近零边际成本。而这一点是在以化石燃料能源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生产生活中不可能达到的。网络的分布式、协同和横向规模化特性将改变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的生产模式。以3D打印为代表的微信息化制造方式以其开源、增材、“去人工”、和“本地制造”等特点将使产品生产和流通的边际成本再次接近于零。最后,随着大量的免费、开放式的网上课程不断增多,人们可以随时获得几乎零边际成本的教育资源,并且获得相关认证。与资本主义旨在把学生培养为产业工人的传统教育模式不同,接近于免费的网络教育可以使人们更加自由全面的发展。

在本书的剩余部分,里夫金主要描述了新技术集群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带来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将使未来社会向协同共享的经济模式过渡。他相信能源机制和信息技术塑造了文明的本质,决定了文明的组织结构、商业和贸易成果的分配、政治力量的作用形式,指导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在于,通过能源的民主化,人类将迈入分散式的资本主义时代,权利结构也会越来越扁平化,社会向更加合作和分散关系发展。与一些学者认为的共享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的观点不同,里夫金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才是贪婪和毁灭的本质原因,它疯狂地逐利,驱动了市场导向的形成。然而,随着新技术革命使人类社会告别物质资源的稀缺,逐渐走向丰裕。协同共享将超越政府与市场成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

二、“零边际成本社会”和“协同共享”是否可行?

马克思认为资本不断积累的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资本家永不停歇地积累财富的欲望会促使他们主动采用较为先进的技术,以便获取利润或者超额利润,此类技术进步的原动力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此后,一些经济学家,例如:凯恩斯、兰格等,也认识到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矛盾。他们同样认为追求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新技术会从根本上威胁到体制本身。与他们类似,里夫金设想了一个可以带来“生产率极限”和“最优公共福利”的资本主义体制,它的运行逻辑完全符合市场竞争规则。最终,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终极技术”产生,生产率被提高到理论上的最高点,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接近于零。在此情况下,古典和新古典的经济理论将失效,以此为基础的商品和服务定价模式将完全被颠覆。随着资本主义积累模式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利润”将会逐渐消逝,整个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理念也将改变,未来新的协同共享经济模式将对其取而代之。

新技术革命到底能否改变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以新技术革命为基础的“零边际成本社会”以及协调共享的经济模式究竟有多大的可行性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里夫金虽然没有系统描述它们赖以建立的条件,但是笔者认为从本书中大致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第一,制度惯性和垄断集团。理论上,一些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制度和既得利益会影响技术。具体来说,他们强调市场上所有运动中的机构都存在共同利益和利益冲突。新技术常常通过改变工作条件或工作程序,或者通过引进新的原材料和新的质量标准来改变要素供给者与运行中的机构的关系。变化的结果将导致一个利益集团的获益远远大于另一集团,或者一个集团通过损害另一个集团的利益而获益。因此,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会反对新技术。一些学者通过建立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的生产过程模型,发现由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利益存在着巨大差别,要想使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更有效率更加全力投入,资本家必须维持对于工人的权力并且控制劳动过程。因此,在工资、失业率以及监督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何能更有力的控制工人的劳动过程便成为资本家选择技术时重要的参考因素。由此便可能导致了资本主义企业技术选择的无效率,并且严重阻碍技术创新活动。与上述理论类似,本书中里夫金提到在某些情况下,新技术革命中也可能出现某些制度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例如:全球性的能源企业、电力企业或者设备企业会联手阻止能源互联网的建立。这些企业会把智能电网变为一个集中管理的结构,以实现新能源的商业化。他们对新技术往往采取垄断和阻碍的行为,从而使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建立遇到重重困难。

第二,成本问题。首先,纵观技术变迁史,任何新技术能否在生产和生活中得以大范围运用的关键在于价格,即生产成本是否足够低廉到可以量产或是生产工艺达到可以量产的地步以至于成本显著地下降。一些学者们对此也抱有类似的观点,如:只有在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核心投入品”的价格下降到足够低时,新技术才会开始进入普遍应用的阶段。书中提及的物联网芯片、传感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微信息化的制造工具等都会面临上述的成本问题。其次,里夫金在书中描绘的各类新技术集群至多能达到是“零边际成本”,并不是“零成本”。因为在此之前,任何技术创新在前期的发明阶段,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书中提到的诸如新能源网络、物联网、微信息化制造等的建立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成本以进行全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如此巨大的固定成本该由谁承担,是充满争论的议题。最后,所谓的零边际成本究竟能否达到?书中里夫金所描述的几乎所有新技术都只能使边际成本最大程度地接近于零,而并不是等于零。例如,以3D打印技术为代表微信息化制造虽然能以其增材、开源等特点节约大量的成本,但是任何制造技术都需要原材料的供应,此类成本几乎无法省去。同时,在上述物联网、新能源系统等运行过程中,修理维护成本也是无法避免的。目前看来,尽管各类新技术革命可以使生产力提高到一定高度,但要做到实实在在零边际成本的可能性并不高。因此,在边际成本只能接近于零,而并不等于零的情况下,里夫金所描述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破产、资本主义制度的消逝、协同共享的经济模式的建立等就不禁令人感到怀疑了。

第三,相对过剩人口。新技术的发展能否恰当地解决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的问题,是零边际成本社会和协同共享的经济模式是否能够建立的一个重要条件。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资本的量的扩大是资本积累的最初表现,并且它是通过资本构成的不断发生质的变化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来实现的。对劳动的需求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价格下降和竞争斗争也会刺激每个资本家通过采用新的机器、新的改良的劳动方法、新的结合……就是说,提高既定量劳动的生产力,降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从而把工人游离出来,总之,就是造成人为的过剩人口。”然而,里夫金在书中对这一问题的阐述却稍显模糊和矛盾。一方面,他认为自动化、微信息化制造等技术会造成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甚至“知识劳动者”也会成为牺牲品。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品生产等各方面的自动化,可以将劳动力解放出来,并转移到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中。新技术革命可以使消费者从事自我生产,从而消除资本家、工人间的差别。但究竟什么是如何解决相对过剩人口的具体方法,里夫金在书中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第四,社会资本和地缘政治。本书中,里夫金试图通过列举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卡洛儿.罗丝的“共享的喜剧”、奥斯特罗姆对于共享模式的设计原则,来说明在经济资源由稀缺转为丰裕时,协同共享经济模式的可行性。诚然,共享模式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表现出了比市场模式更有效率的结果。但是,笔者认为此种经济模式是否能够成功还必须考虑社会资本和地缘政治的因素。里夫金在书中列举的合作共享的成功范例均是在较小的社区或网络开源的前提下。虽然新技术革命可能会为这一模式的兴起建立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是要想在更大的社群范围甚至整个社会中推行合作共享的经济模式,恐怕还是要面对监督不足、激励不足等种种问题。此外,一些学者还认为自治合作的兴起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如:人们有能力并且乐于从事社会活动、取消国家机密甚至国家的消亡等。因此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因素也可能成为阻碍经济模式向协同共享转变的重要原因。

三、关于新技术的疑问与思考

里夫金认为,由于新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经济环境逐渐由稀缺转为丰裕,新技术集群的特殊属性可以使生产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并且在零边际成本的社会中,协同共享的经济模式将取代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可以看出技术是里夫金在本书中的逻辑起点,也是其分析的核心。但从学者们已有的思考与研究出发,笔者认为对于新技术还存在种种疑问。

首先,技术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总处于不断进化的过程中。那么存在“一劳永逸”的技术吗?布莱恩.阿瑟认为每一个作为解决方式的技术都会带来新的问题。以碳为基础的化石技术导致了全球变暖,核电技术带来了核废料。每个技术都包含着问题的种子,是一个基于人类历史普遍性经验的通则。那么书中里夫金所描绘的种种技术是否也是如此呢?例如:新能源技术是否会导致气候变化;协作共享的网络技术如何保护个人隐私;人工智能是否会破坏社会伦理等。因此,现实中究竟能否出现里夫金笔下致使丰裕社会出现的“终极技术”,笔者认为还应历史地,辩证地研究。其次,虽然新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改变企业组织形式、形塑大众文化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却不能忽略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子系统对于技术的影响,它们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技术变迁的方向。例如,一些学者认为诸如互联网此类新技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会受制于资本积累的过程。虽然一些新技术带有民主化、开放化的趋势,但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会影响甚至决定信息革命的发展过程和最终模式。并且学者们更加注意到金融垄断资本与互联网的结合预示着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然而,里夫金在书中主要聚焦于新技术的特点及其影响,对于政治、社会等对新技术反作用的研究稍显不足,不免容易让读者得出类似“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前提下,在一定制度背景和生产方式的框架下研究包括技术创新、结构变化以及经济和社会运动共同演化规律。最后,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因此,在资本积累逻辑下诞生的新技术究竟将进一步加重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还是会把劳动力从市场经济中解放出来?新技术革命导致的协同共享经济模式究竟将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还是最终被资本主义制度同化吸收?书中里夫金虽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他更多表现的仅仅是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畅想,而缺乏科学的论证。回顾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学者关于技术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由于技术理性背后存在着控制手段和强权意志,一些学者对于技术进步持保守甚至悲观主义的态度。当然,人类一方面要看到技术的工具理性,即技术解决问题,促进生产力发展一面,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必然导致一个合理化的社会。在技术演化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社会价值规范对与技术的设计与发展的影响,从而促使科学技术摆脱资本的霸权。

四、对中国的启示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在“后危机时代”和“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书中对新技术集群兴起和协同共享经济模式的描述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经济更好更快增长,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一些方向和思路。首先,我国在新技术革命中需要正确认识所谓“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认为目前中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期,应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经济,许多传统制造业应该转移淘汰出去。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盲目的“去工业化”战略给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国家带来的一定的负面影响。里夫金在书中阐述的微信息化制造是新技术集群的核心之一,同时也为协同共享的经济模式创造了丰裕的物质基础,可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未来的现代产业体系应该是以网络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制造工艺为基础的新型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结合。

其次,发展新技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目前,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应用新技术的同时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进一步实施赶超战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科技技术差距,以实现产业链的升级。同时,我国还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坚持自主创新和创新驱动,发挥创新在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尽快在新技术层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此外,工业化所带来了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国内公众关注的焦点。如何能在保持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限制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是我国发展新技术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实际。里夫金笔下的新能源技术和能源互联网无疑为我国指出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其具体实施与大范围推广,还需要我国研究人员的科研攻关和系统论证。

再次,从美国“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起始,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被认为是促使经济走出危机困局,恢复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危机后,学者更提出一种“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主张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以获取结构改革的空间。本书中,由于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产生之前需要投入大量的技术创新资金等固定成本,里夫金同样非常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不过他的认识更倾向于一些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决定经济发展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哪一种技术—经济范式最终在竞争对抗中占据主导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其相对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我国来说,如何处理好基础设施建设与促进新技术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地方债务等问题的关系,从而保证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是学者们以及有关部门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

最后,里夫金认为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除了“政府”与“市场”模式之外,让“社区”入股是更有效采用新基础设施的方法。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不同,此次技术变革是一种垂直方向的规模扩张,它需要的社会资本更多,金融资本更少,最好通过共享管理来实施,并且他认为合作社是启用新技术集群的最佳途径。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促进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建设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当然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然而,在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生产不断社会化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敢于摆脱某些传统经济学观念的桎梏,积极探索和发展一些新的、更有效的经济模式,从而最大地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

综上所述,中国在采用新技术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中,应处理好各个产业间的关系、强调制造业的基础地位,实行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努力建立自主技术创新体系,同时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并且积极探索各类建设中新路径与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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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二:一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评析杰里米•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

 

里夫金《零边际成本社会》 书评二则

 

摘要:《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阐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通信/能源矩阵如何支持开放、协同、横向规模化的物联网体系运营,以此为基础人类社会具有了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可能性。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本文着重考察了:里夫金对生产方式演变的研究是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联网控制权竞争体现出的公众反新自由主义过度商品化斗争的性质;物联网时代的合作制经营能否实现经济民主最终完成对资本逻辑的超越。本文认为,尽管里夫金分析了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所需的配套制度变革,以及当前协同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的激烈对抗,但忽略了这场生产方式革命背后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从而使物联网技术能否摆脱资本主义对其的应用处于了不确定的局面。

作者:李怡乐,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一、引言

杰里米·里夫金先生新著《零边际成本社会》是一部值得经济学研究者充分关注的作品。相比较近年来其他关注物联网、3D打印等新型技术范式的作品,里夫金系统阐述了物联网平台的应用使得生产组织具有了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并称之为“协同主义”。在协同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随处可得,不存在生产资料所有者购买劳动力和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雇佣劳动得到解放;产品生产不再以利润为导向,对使用价值的关注超越对交换价值的关注;甚至,人们可以超越拜物教式的货币形式实现劳动时间的直接交换。显然,这些条件已经打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私有制、雇佣劳动,以利润为导向的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该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而言无疑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与此同时,3D打印和绿色能源技术的发展会宣告物质不再稀缺,不仅主流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行为模式将会彻底改变;合作制生产作为零边际成本社会唯一可行的经济模式,将超越主流经济学处理各类经济活动的制度安排时在市场与政府间的武断二分。这也意味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将彻底改写现行的经济理论。

当然,里夫金先生的研究和预言也极易被冠之以技术决定论和乌托邦主义的帽子。他对于物联网技术平台能够脱离资本主义对其的应用,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共享模式正逐步去除人类的物质主义倾向代之以“同感意识”,都抱有看似过度的乐观。作者本人显然也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协同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官僚体系同时是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的,甘地式的发动群众在家里或社区进行“大众化生产”才是协同共享时代的典型生产组织方式。

然而,《零边际成本社会》依然是一部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深入解读的作品。首先,里夫金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研究是以技术史演变为基础的,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作对照解读,有助于读者正确把握和评价里夫金的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其次,当前资本主义与协同主义就物联网平台的掌控和使用方式展开的斗争,应被视为公众反对新自由主义年代过度商品化的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反剥削斗争,斗争的结果决定了物联网技术能否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的应用;第三,物联网通信/能源矩阵意味着民主、合作的生产组织将比资本主义的垂直整合模式具有更高效率,这是否支持一种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发展通过经济民主和劳动解放,逐渐实现向无阶级社会的自然演进;第四,里夫金的研究有助于打破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霸权,为发展中国家在物联网时代的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

二、《零边际成本社会》的逻辑与主要观点

我们首先需要对“零边际成本社会”的概念做一个解释。里夫金先生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所能推动的技术进步会在大多数生产领域引向零边际成本的结果,但是资本谋求利润的动机会使其建立垄断,以避免零边际成本这一“自然结果”对利润的侵蚀。于是作者发问,为什么不能是建立新的经济模式而是选择“垄断”呢?如果有人认为利润下降会损坏社会的创新能力,最终削减大众福利,那么新的经济模式索性打破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经营活动,转而以共享价值的满足帮助人们获得同样甚至更高的福利。物联网平台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零边际成本社会》全书的核心逻辑是极为凝练的——正如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范式宣告资本主义的垄断和规模经济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发展趋势支持合作共享作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

里夫金运用“通信/能源矩阵”这一概念总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演变的技术基础。

第一阶段:中世纪后期市场经济的兴起依托于印刷术、风力和水力组成的通信/能源矩阵。印刷革命提升了人们的读写能力,为商贸活动中提供了更客观、准确的描述方式,促成了复杂商业合同与信用的形成;能源方面,水磨多由庄园主投资和掌控,新出现的分散的“平民风车”则使市民阶层有能力冲破掌握在封建主手中的动能;公路与水路运输的改进加快了交易速度,使远距离贸易成为可能。

第二阶段:18世纪末至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通信/能源矩阵是以蒸汽印刷和蒸汽机车为代表的燃煤蒸汽技术。蒸汽印刷速度快、价格低大大提高了欧美工人的文化普及率,为更复杂的生产和经营经营做好了准备,火车则缩短了一切商业活动的空间距离和事务处理时间。至此,“我们今天所言的资本主义才应运而生”。需要注意的是,铁路和蒸汽印刷所需的高额投资催生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大型垂直一体化企业自上而下的指挥控制模式,效率提升需要以集中管理的方式将剧增的生产与流通环节进行整合,从而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

第三阶段,19世纪末电话、石油、内燃机催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通信/能源综合体。石油开采、提炼、销售过程的复杂链条,以及在大规模汽车制造中出现的分散式生产活动,又一次推进了集权式管理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以把握行业整体运营;电话的应用则使得企业可以实时、有效地监控规模更大的垂直整合业务。综合而言,里夫金认为,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通信/能源矩阵使得经济集聚、集权式管理成为了最有效率的结果。

第四阶段,由互联网、绿色能源网、开放物流系统组成的物联网新型通信/能源矩阵产生效率的原理则截然不同。网民在互联网上以几近免费的方式制作和分享各类知识与文化产品,极大压缩了传统出版行业的利润空间;正在发展的3D打印技术采用共享式的软件和就地取材的各类可再生材料,消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和由资本掌控的生产过程的奥秘,里夫金称之为“制造业的民主化”。能源网络中,所有用电设备都将安装连接到物联网的传感器和软件,反映电力的实时使用信息,帮助公众对电力使用情况进行编程优化。人们还可以在家中和工作场所不断生产可再生资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共享绿色电力。物流互联网要求打破传统私营物流管理造成的效率损失,以美国为例,所有仓库都被连接在开放供应网络中,企业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以最高效的路线发货。随着3D打印技术的进步,企业还可以将产品的代码传到当地的3D打印机上,直接打印出货品并交货。物联网连接了智能网络中的所有机器、企业、住户与车辆,持续不断地收集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信息并为这些活动提供实时数据,最大可能的优化生产过程与分销路线,从而提升热力学效率和生产率。

总之,不同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通信/能源矩阵将生产引向垄断和集中,物联网平台创造的是点对点平等接入的产消者,使用的是分散的随处可见的可再生产能源,其规模扩张的方向也是横向而非纵向的。正如公共广场上的节日庆典,是参加者的内容提供赋予了活动以意义。物联网的效率发挥正在于集体创造组成了协同共享的各种经济机会,合作可以取代交易满足人类的各项需求。

那么,实现协同主义社会的路径到底如何呢?除了物联网技术平台的直接支持以外,里夫金还提出了这样一些关键的条件:

充分挖掘物联网的协作本质,要求对相应基础设施的投资由社会资本控制,而不是继续被盈利性资本把持;要求对公共资源的管理由公众协议完成,而不是被商业资本以专利的方式圈占。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各类合作社组织成为了最适宜的制度安排,既能筹集到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源,又能以自我管理的共享模式保证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是互惠而非盈利的。最后,里夫金做出了人类意识将在新经济模式下产生巨变的预期——互联网所具有的分布式、协作的本质正在提升人们的同感意识和生物圈意识,很多年轻人已打破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主义综合征,超越所有权观念,形成产品和服务的共享网络,提升物品使用效率、减少浪费,此举在进一步压缩传统零售商利润的同时,为协同共享经济的扩张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如果说蒸汽机将人类从封建束缚中解救出来,使人类在资本主市场经济中追求自身利益,物联网则把人类对市场经济的追求提升到了对协同共享的非物质共同利益的追求的高度。”这段概括极易让人联系起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名句“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尽管里夫金先生认为马克思对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能源结构演变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他本人也较少直接使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概念,但其描绘的协同主义经济画面着实是对“商品拜物教”、“私人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全面超越,由此“生产和积累过剩”,“环境危机”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顽疾都将被克服。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人类进化过程中技术演变的强烈关注,使得其思想经常被做片段式的解读,并被错误地当作“技术决定论者”;而里夫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与演变的分析同样是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对照分析将帮助我们更客观地评价里夫金所预期的这场协同主义革命的科学性。

三、技术演进、阶级关系与制度变革

后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引述多来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经典的高度概括性的段落,并将其进一步凝练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然而,简单的决定论观点事实上无视了马克思对历史变迁性质的辩证分析。通过引述《资本论》第一卷“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的文字——“工艺学(technology)会揭示(reveal)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哈维强调马克思的用语是“揭示”而非“决定”,尽管马克思对技术研究给予了很多关注,但是不能就此将技术当作人类社会演化的引导主体,否则马克思就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而是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把一种元素看成所有其他元素的决定者,这在社会学理论中是危险的,不论是技术决定论、环境决定论、阶级斗争决定论、理想主义、劳动过程决定论等都具有同样的误导作用。辩证式的、非因果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才是技术史研究重要的理论基础。

里夫金的研究特别突出了,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经济转型都出现在人类发现新能源并建立新型通信媒介之时”,其“附属的科技平台不但成为基础设施,也决定了组织运营经济的方式”。当然,他也关注到了为资本主义扩张奠定意识形态基础的思想运动,并将新教改革形象地称为“上帝让位于市场”,资本主义行为人的力量由此得到了释放。但是,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叙事中,里夫金的确缺少对相应的阶级关系演变的关注。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马克思笔下以“协作”为起点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演化路径显示的是,即使没有分工和技术变革,已经产生的雇佣劳动关系帮助资本所有者同时支配更多人的劳动,就使得他获得了更高的团队生产率水平,站在了当时生产力的前沿。其革命意义在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变为“资本的内在生产力”,这彻底改变了生产组织的核心以及后来技术变革的控制权和方向。

在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一篇经典文献中,布伦纳索性指出,资本逐利和竞争可以带来创新与积累,但是这一机制只能在相应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形成,因而阶级结构的历史转型,才是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转型的中心。这解释了为什么可以在欠发达国家轻易地复制资本主义的贸易条件和技术水平,但是在这些国家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时,他们对剩余的生产和使用方式依然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难以形成对相对剩余价值的长期追逐,结果是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演化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的观点大致可与布伦纳形成呼应,“当每次技术革命登上历史舞台时,社会—制度框架需要改变,以适应并促进在技术—经济领域发生的转型。”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制度变迁的能力和愿望是不同的,这取决于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与观念。

上世纪末,关于信息与通信技术分散化、灵活化、协作性的特点与福特制集权式、标准化、科层制的差异就引起过学界的讨论。在《光阴似箭》一书中,弗里曼和卢桑曾提及“据记载,技术的性质决定了调节体制的概貌和特征……大规模生产技术必然无情地导致一种与具有层级技术结构的大型企业的管理体制相类似的集权调节体制。恰恰相反,信息通讯技术群集则往往被认为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具有低限度中央控制的自我调节的网络。”但是他们将这称为一种“互联网乌托邦式的观点”,甚至是政客为推动新自由主义哲学,刻意为网络赋予的自由精神和民主价值。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在信息通讯技术早期,人们关注中小企业在进行创新和创造就业中的重要作用,到2000年互联网市场的发展却又预示着再次走向大公司对新进入者的兼并和对多种专业细分市场的控制与垄断。故而弗里曼和卢桑认为“一种普适性技术的确对政府系统和公司管理系统产生影响。可是,‘影响’不同于‘决定’……信息通讯技术革命中出现何种类型的社会,取决于对立的社会群体和政治势力的力量和计划,而不仅仅取决于技术本身。”

因此,走出“技术决定论”,分析物联网时代生产方式革命所需要的制度协同配合显得尤为有意义。“技术革命所引发的转型范围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它还渗透到政治领域甚至意识形态领域,并进而影响技术革命的潜力据以展开的方向。”教育制度、知识产权体制、安全法、贸易规则等共同形塑了我们最后所能看到的“信息社会”的制度基础。《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提到的几个典型案例表明里夫金先生同时也注意到了物联网时代配套性制度变革的重要性。

首先,有关于教育制度问题。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洞察相类似,里夫金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教学模式旨在把学生培养成为熟练的产业工人,教室变成了一个微缩工厂,学生像机器一样接受教育。他们习惯于听从命令,反复学习,并强调有效率的执行力。但是协同主义时代,通过把学习环境扩展到公众共享空间,学生们认识到,协作是高度社会化生产的核心和灵魂,人类被赋予了与生俱来的同感能力和成为更大团体的一份子的渴望。但是需要对此保持冷静的是,当前各大学积极提供免费网络课程,更多的是源于将学生吸引到传统创收教育中的期望,以及快速圈占网络教育空间的同行竞争意识。尽管里夫金先生对慕课时代的全面到来抱有很强的乐观,却没有充分说明到底如何破除传统教育产业中的执念。倒不如说技术革命创造了教育制度及其所宣讲的意识形态转变的可能性,而后者的彻底变革将决定技术到底如何被使用的思想环境。

其次,有关于专利、知识产权和垄断法规的建设。政府是否允许对基因授予专利决定了原本属于生物体共同所有的“公有物”是否会被盈利性企业变为可在市场中开发、收益和出售的商品,这也最终决定了我们能否享受基因测序成本趋近于零提供的低成本医疗服务。与此同时,利润至上的网络社交媒体不断尝试封存来自共享空间的用户数据,要么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增值服务,要么向第三方出售相关信息。在没有成熟的网络反垄断法的情况下,仿佛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情景重现,互联网上的功能分区正在被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寡头企业所垄断,如google这样针对个人需求提供全面服务的搜索引擎与过往的电力公司一样正在形成“自然的垄断”。里夫金关注到的上述现象,也曾在伊本•莫格勒的“网络共产党宣言”中被呈现:数码社会各种文化消费品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人们有机会超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商品交易规则,在文化创造者中建立起真正自由的经济活动形式。但是这与资产阶级的财产信条存在冲突,保护“思想所有权”的主张要求压制技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国家的力量被用于禁止自由创造。

再者,有关于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问题。物联网效率依靠嵌入万物的“传感器”,它们将精准记录所有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以及万物的运动状态,在依靠精妙的数据分析最小化浪费最大化热效率的同时,我们也将成为“透明人”。当然,里夫金先生认为“透明”并不可怕,人类社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制度才出现了分隔,而年轻一代的偏好恰恰是减少个人隐私并随时在社交媒体上与世界分享自身的状态。不过他也注意到,透明时代的到来,不仅需要彻底的意识形态变迁,也需要完整的法规建设明确个人数据的使用规范。今天,在经济活动的组织尚未突破资本主义盈利目标的状态下,我们的行为正越来越多的被商业用途所记录。例如,大多数社交和新闻媒体都会在醒目位置给出商品推介,商品类型则是根据用户在购物网站的浏览记录或者在搜索引擎中留下的痕迹。

综上,里夫金先生将技术系统演变作为了社会变革最核心的解释变量,不同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视角,他几乎从未将阶级关系变革作为历史的推动力,这将导致下文所述其研究中的局限。但是,我们也不应武断的将里夫金先生归为技术决定论者,他关注到了技术本身的非中立性,决定技术如何被使用的制度环境将塑造最终我们所能看到的生产方式。里夫金先生清楚地看到,“当前输电公司、建筑行业、IT部门等都正在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变革,力求在“新兴的、结合了市场和共享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那么我们到底如何能在一个高度资本化和集中化生产体系中,展开足够有力的斗争,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协同的、点对点的、横向扩张的通信能源革命,毕竟这场革命是以削弱资本主义为目的的。里夫金先生着力阐述了当前资本主义与协同主义在争夺物联网控制权上的对抗,并为超越资本主义对物联网体系的应用提供了组织基础——合作制生产与管理。

四、反公共资源商品化的斗争

里夫金在书中提及20世纪80年代的解除管制和私有化浪潮使很多国家的政府变为了空壳,社会共有事业被转至私营领域,公民集体权利被剥夺。私有化和商业开发急剧提升了极少数人的生活标准,却是以牺牲生物圈本身为代价的。面对政府的不作为甚至帮凶作用,人们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律和政府监管通常都鼓励地球的商业化”。对此,应当有社会组织将“共享”作为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种组织模式,以夺回经济平衡。里夫金曾引述了这样的观点“公共权益共享是比政府和市场更基础的东西。它拥有广阔的覆盖范围,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遗产,在使用它时,我们通常无须缴纳费用。大气和海洋,语言文化,人类的知识和智慧宝库,和平与宁静,生命的遗传基因,这些是公共权益共享的各个方面。”

里夫金先生关注到的上述现象,正是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典型特征。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和长期困扰其的积累过剩,意味着它必须不断发掘新的商品形式,为过剩资本找到新的循环空间和盈利途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的万物商品化运动不仅造成了大量公共权利被私有化,提升了劳动力再生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使劳资间的相对权力和收入分配格局向资本倾斜;为积累而积累的资本逻辑进一步扩张,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其结果是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空前的威胁。当劳动力和自然空间的过度商品化威胁到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正常质量时,社会力量可能形成一定的反向运动来对抗资本扩张对人与自然生存权利的侵蚀,政府也会出台相应的法规来维持这些“生产条件”的长期存续,以协调资本的短期和长期利益。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内解决环境危机的主张无异于隔靴搔痒,除非以全新的生产方式替代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和利润为目标行为逻辑。如今来自开放网络的共享信息,也在不断地被资本尝试垄断和商品化,用于各类盈利目的。有学者提醒人们“不要相信企图把我们大家可共享并可从中平等获利的东西拿走、并把它交给对其独占并获利的任何人。”因而,反物联网平台的资本主义应用本身是公众反对新自由主义将万物商品化待价而沽的一种抗争。

对大众有利的一点是,在互联网管理中,第一次形成了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方参与的模式。在过往有关于全球治理事务的谈判中,公民社会仅仅是观察员身份。但是,现在凭借新媒体进行点对点生产的从业者和参与者很多是来自公民社会,这使得我们拥有了更强的谈判能力,面对大型互联网公司控制公共资源宝藏并将其用于商业用途的做法,协同主义的支持者要积极促成“公共设施的反垄断法规”,不能重走“社会共享资源公司化”的老路。对此,大卫·哈维所提出的联合那些分散在地球上不同的社区受环境恶化影响的弱势群体,形成反资本主义斗争共同体的主张,与里夫金发动第三方力量把物联网时代共享资源掌控在大众手中并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是相呼应的。

五、合作制与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物联网时代的协同主义意味着“共同拥有和集体管理”,它将打破资本主义对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和商业化运用,在开放式、协同式的物流网络中,协同主义本身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效率,而人类社会也并非没有这方面的组织经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为此提供了支持。在对于公共资源保护和公共品供给的大量实地研究中,她提出,面对人类所处的多样的复杂的经济情境,政府与市场作为组织协调经济活动的两大主体这一简单二分并不奏效。她要将创造性还给在特定公共空间中进行生产活动的当事人。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大量的田野研究和实地调查,奥斯特罗姆发现公地的使用者将会通过“低成本”的交流与谈判,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彼此的使用和再生产行为做出合理的规制与监督。建立对他人的信任,且形成与正在使用的生态系统相适合的制度准则,是解决公共空间管理最重要的问题。参与者之间民主化的共同协定是使共享可行的黏合剂,持续的协作与反馈不断造就社会信任的纽带,使得集体长期有效的运行。左大培教授曾感叹奥氏的理论正是“本来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既然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演进路径意味着集体所有、合作制生产将是最适宜的生产组织安排,那么,共享主义时代合作制生产的兴起能否被视为一场经济民主化的运动,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超越?

布鲁诺·约萨(BrunoJossa)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研究合作制生产与社会主义关系的代表性学者,在他看来,合作制企业中,资本不再被用于奴役劳动,商品也不再是外在于工人的客体,而是工人集体选择的产物,这就在事实上消灭了雇佣劳动关系和资本关系。技术发展趋势支持自治型企业处在更高的效率水平上,随着合作制企业的数量逐渐大于资本主义企业,将会上演一场走向社会主义的渐进式民主革命,而这种演变符合马克思对于合作制生产历史重任的终极期待——通过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实现劳动的真正解放。

然而,合作制在多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中是长期被轻视的。约萨 (Jossa)曾归纳过合作制被轻视或误读的原因,对照物联网时代经济生活的典型特征,历史上合作制内在的难以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阻碍也有望得以攻克。

第一,在历史上合作制生产只较少且不完整地出现过,从未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自身较少再关注合作制企业,从19世纪70年代起合作运动开始遭遇困境。作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很难将一场不成功的运动视为建立共产主义的适宜工具。对此,约萨认为,合作制生产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但是将合作制定性为资本主义的,抑或将其视为立即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具在过去都大大抑制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热情。然而,物联网时代我们的处境有所不同:基础设施修建、规模扩展和内容提供都更多依靠社会资本和共享管理来完成,网络共享系统支持的是深度的合作,这为合作制成为主导生产方式提供了自然的技术基础。

第二,合作制的创造者是谁?很多人认为,合作制能够诞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中,是要基于国家的扶植。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期望过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政府可以帮助工人废除剥削。科学社会主义的缔造者是已经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无产阶级。合作制的价值仅在于它们必须是工人的独立创造。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对工人本身有能力形成合作,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达成共识。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为争夺物联网平台的控制权,公众自发的协同主义运动正在与资本主义展开斗争,当合作制取代资本主义工厂体系成为主流生产方式,就将打破资本所掌控的经济权力,并建立经济民主。

第三,合作制能否摆脱生产者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能否摆脱资本积累的律令?如果工人自治的企业同样是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现而已。显然这一疑虑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也可被消除,因为交换价值和利润已不再是生产者所追逐的目标,共享经济使得消费品通过社会再分配网络得以循环使用,传统商业模式的利润早已是朝不保夕的,生产者中能做的应当是在各种非营利领域中推进环境、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可以判断,物联网技术平台至少为合作制这种能够推动经济民主从而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与部分当代激进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观点形成了呼应。例如,鲍尔斯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在于发展一种新的劳动制度以取代雇佣劳动。这种新的劳动制度,体现在工厂体系的逐渐民主化,个人有权利也有义务通过直接的参与和控制构建自己的劳动生活。莱布曼认为,随着生产过程的演进,将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更加依靠劳动者的自治和创造性,从而理所当然地走向社会主义。看起来物联网技术发展正是支持了莱布曼的假设。然而,完全笃信技术演进将自然引向经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观点,事实上淡化了工人阶级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

艾伦·伍德曾对那些将工人阶级排除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主体之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将直接创造出新的社会秩序,而且社会主义民主是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自己的组织所构成的。这就把资本主义中的集体劳动者置于社会主义计划的核心……除非工人阶级自身的阶级利益引导他们进行政治斗争,进行生产方式的变迁,否则社会主义计划都必然是停留于空洞的乌托邦式的幻想。”里夫金先生也曾提及科幻电影《打印犯罪》,影片中统治者惧怕3D打印破坏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基本经济秩序,于是控制了打印机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利。

需要高度警惕的是,物联网分散式的内容提供亦有可能使得资本巩固后福特制弹性、灵活、非正规的雇佣劳动方式,加剧对工人的剥削,并进一步破坏工人在传统大规模生产空间内形成的集体力量,制造物联网资本主义时代原子化的个体。因此,我们认为,尽管物联网提供了由集体劳动者组成民主的生产合作组织的机会,但是除非工人阶级凭借自身已有的力量(例如,互联网是工人阶级的公共领域,是不同意见汇集的通道,相比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互联网能够便捷地连接最大范围的工人,形成网络劳工抵抗),展开充分的斗争,将物联网的使用权利和发展方向控制在自己手中,否则就无法挣脱资本对其的改造和应用。

总之,在资本主义和合作运动的激烈斗争中,“构成社会主义的素材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团结及其战略性地位。”要想打破资本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通信/能源矩阵的控制和运用,使之真正具备向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演变的可能,需要工人阶级和社会大众一场普遍的反剥削和反商品化的斗争。里夫金先生尽管在其著作中阐述了资本主义与共享主义抗争的表现,以及物联网技术性质对协同主义有利的一面,但是并未将上述斗争拓展至一场深远的阶级革命的历史维度,这也使得他在全书的结语中,一反前文共享经济最终会取得胜利的乐观态度,转而让步至——“零边际成本社会的技术基础是由政府、企业和非营利共享经济一起打造的”,“到21世纪中叶,协同共享可能会定义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新的经济模式将是政府、市场和共享的混合体。”这种稍显矛盾和暧昧的态度,正好印证了哈维对不依靠阶级力量,而是采用新技术、进行道德革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那些主张的批判;也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有关于技术革命的研究始终应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忽视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重要推动力,就无法把握人类历史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互动的结果;而物联网技术能否摆脱资本主义对其的应用也就处于了高度不确定性的局面。

六、《零边际成本社会》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作为一部思考如何超越物联网技术之资本主义应用的著作,《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中的很多重要观点,应当得到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视。

首先,对于所有制改革而言,将产权明确归于私人主体所有才能产生有效结果的观念可以被打破。全书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产权至上”仅仅是第一、二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意识形态;集体组织有能力在公共资源管理中起到最有效的作用,合作制将是最适宜于物联网时代的生产组织。而集体所有、合作生产恰恰也是打破对第三次工业革命通信/能源矩阵的资本主义应用所必须的。这对于我国在物联网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所有制改革和企业制度建设提出了方向,我们更有机会全面进入一个劳动解放、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新时期。

其次,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及时利用3D打印迅速建起现代文明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里夫金提及,已有成功的案例显示,运用3D打印的开源特点和原材料的广泛适用性,后发国家的社区可以重头迅速打造现代文明。这意味着落后地区有机会不去重复资本积累的老路而实现现代技术与文明的发展,但是同样需要避免这一过程被逐利资本主导,从而走上资本“空间修复”维持利润的旧途。

第三,有关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发展绿色能源合作社,消除资本逻辑和所有权崇拜,才是根本的途径。里夫金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和集中式管理,制造了高价能源、经济衰退以及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改善之道只能是通过开放、协调和民主管理的能源合作社,以及在互联网上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打破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主义综合症。与之相应,简单的打破垄断乃至私有化对于中国能源行业的改革以及环境治理而言都不是根本解决之道,历史性的举措应是加快绿色能源互联网建设,并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

七、结语

当前全社会正就物联网时代的产业格局、利润来源和人类生活展开热烈的讨论,里夫金先生以技术演进和资本主义发展史为起点讨论零边际成本社会人类的生产组织,系统阐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通信/能源矩阵为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提供的技术可能性。不同于一般的技术决定论观点,里夫金先生描绘了物联网时代打破逐利生产走向协同主义所需的配套制度变革,公众的反共享资源商品化抗争,以及合作社生产组织产生效率的原理。同时,里夫金也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在物联网时代迅速建设当代文明,避免资本原始积累和空间修复老路的可能途径。里夫金先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产力进步与生产关系演变相互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但是在向更高级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他并未将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加以考虑,没有将资本主义与协同主义的斗争视作更深远的反剥削的阶级革命,这使得生产方式演进的发生仅仅依托于技术本身和人类意识变化,从而导致其最终难以确定物联网技术能否脱离资本主义的改造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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