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市场,小农为何总是输得很惨?

农民是厌恶风险的。农业本身是一个低回报的行业。农村的年轻人都不愿从事农业,而是选择外出打工,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都是在二三产业难以找到就业岗位的中老年人。根据农业部的调查,目前国内农民以中老年人为主,平均年龄在55岁以上。农民置身农产品市场,绝不奢望什么高回报,没有任何一个农民想过通过农业发家致富。

股民与农民,谁的命运更悲惨

近期股票市场哀鸿遍野,小散户被市场打得落花流水,广大股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股市岂止有风险,简直就是一个大赌场。

近期的农产品市场,也出现了多个“跌停”。广东火龙果滞销,农民把火龙果倒进池塘喂鱼。广西荔枝滞销,大量荔枝烂在地里。河北的西瓜滞销,每斤2毛多卖不动。这些农民和股民一样,亏得一塌糊涂。

股民本身是风险偏好比较高的一个群体,他们很清楚股票市场的投机性,但每个股民都存在赌徒心理,之所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因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股市的高风险也对应着高回报,股民选择入市,是因为经不住诱惑,毕竟,运气好时,股市来钱太容易,几个涨停资产就可以翻一番。每个人都梦想着能够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只是每个人得运气不同罢了。

与股民不同,农民是厌恶风险的。农业本身是一个低回报的行业。农村的年轻人都不愿从事农业,而是选择外出打工,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都是在二三产业难以找到就业岗位的中老年人。根据农业部的调查,目前国内农民以中老年人为主,平均年龄在55岁以上。农民置身农产品市场,绝不奢望什么高回报,没有任何一个农民想过通过农业发家致富。农民本本分分地种地,早出晚归,不辞辛苦,只是为了基本的生存。农民期望的是通过辛苦的劳动,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产品滞销问题越来越突出,到现在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不过滞销的具体品种、滞销的程度、影响的范围有所不同罢了。对于农民来说,农产品市场,又何尝不是一个大赌场。农民每一次播种,都是在和市场赌博。播下的是希望,收获的却并不总是喜悦。农民增产不增收早已经成为常态。股民是积极主动地去冒风险,而农民却是没办法回避风险,股民可进可退,农民却没得选择,农业是他们最后的谋生手段。

把股民和农民相提并论,很多股民可能会觉得是一种侮辱。的确,两个群体在中国社会的地位相差太大了。截至目前,中国股民大约9000万,但股民发声的渠道很多,发出的声音很大,各路媒体每时每刻都在紧盯着股票市场,各种专家学者分析行情,股市的涨跌牵动着整个主流社会的神经。与此同时,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生活在农村的居民6.6亿,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数据,全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户2.2亿户。农民虽然人数众多,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当然,股票市场和农业市场、股民和农民也有相似之处。股市里血本无归的都是小散户,无论行情如何,那些入市做庄的大资本都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农业行业里越勤劳越贫困的都是小农户,那些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却可以闷声发大财。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农业市场,都遵循一个游戏规则,那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据说,这是市场经济的铁律,神圣不可侵犯。

可是,面对股市下跌,政府曾经多次出手干预,此次所谓的“股灾”,国家机器更是倾尽全力拯救股市,用全国人民的财富为股民的贪婪买单。如果说资本市场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不能完全自由放任,那么,农业关系到13亿人的吃饭问题,关系到几亿农民的生计问题,又如何能够完全交给市场?此时此刻,举国上下盯着股市,有谁会关注那些在市场经济的泥潭中苦苦挣扎的农民?

小农被迫卷入大市场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小农经济,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总是尽可能地自给自足,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能够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数量有限,所以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也只能勉强糊口,难以承受市场带来的风险。虽然历史学家反复搜寻证据,试图证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总体来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农业形态仍然以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人地矛盾紧张,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业的主要目标还是为了养活人口,而非为了追求利润。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人口增长放缓,同时由于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化肥的大规模使用,单位面积农产品产出大幅增长。农产品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主要农产品供过于求。

恰在此时,国家在农村启动市场化改革,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逐步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培育农产品市场。当时,农业究竟是计划为主还是市场为主,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陈云多次强调农业生产仍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自觉利用价值规律,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不能让“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冲垮国家计划”。但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却是,农业转向全面的市场经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的主导形态从传统的半自给的生存型农业转向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目标的产业化农业。2亿多农户成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竞争分化。

农业的市场化,彻底改变了小农的行为方式。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农户开始像公司一样,计算农业的投入和产出。农民生产农产品,主要是为了销售,而不是自己消费。随着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农产品销售的范围越来越广,从地区性市场走向全国性市场,甚至连接到国外市场。农民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抽象的市场,并不知道自己的产品究竟会被谁消费,也不十分关心农产品的品质,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农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实现产量最大化。

原本是公益性的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也开始了市场化改革,推广有偿服务。农业技术服务和农资销售捆绑在一起,技术人员向农民推广技术的过程,同时也是推销农资的过程,这一切都和农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挂钩。因此,农业技术的发展方向,不再是为了提高产品品质,也就是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增加产品的市场价值。农民最欢迎的,也是技术人员最乐于推广的,是那些最能够提高产量、提升卖相的技术。绿色革命成果在农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农民开始采用工业化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激素等等,生产出标准化的农产品。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演变,今天,中国的农业已经高度市场化了,农业已经普遍采用工业化模式进行生产了。用工业化的方式生产农产品,极大地改变了农作物自身的生物节律,产出数量提高了,产品品质却严重下降了,这是今天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对于农民来说,产量上去了,但单位产品的价格却降低了,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因此而增长。并且,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增加了,价格上涨了,进一步挤压了农民的利润。可以说,这种高度市场化的农业生产体制,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受害者。

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

自由主义学者一直把农民的贫困归结为国家的控制和剥夺,那么,从国家体制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空前自由的农民,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什么?个体的小农能够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吗?

老王是珠三角的农民,他家承包了8亩鱼塘,养殖加州鲈鱼。他从事养鱼这一行业已经十几年时间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却没有积累起丰厚的财富。他坦言,养鱼就像是在赌博,每当鱼长成上市的时候,鱼的市场价格就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完全无法预测。他养的加州鲈鱼,批发给鱼贩子最高的时候卖过23元一斤,最低的时候只有8元一斤。赶上好年景,可以赚上几十万,年景不好,也可以亏上几十万,平均下来,他家的生活也只能达到基本小康。由于风险大,每年都有人退出这一行业,撂荒的鱼塘随处可见,但同时也会不断有农户抱着侥幸的心态进场赌一把,新的鱼塘不断地被挖出来。总的来说,竞争越来越激烈,风险越来越大,个体渔农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由于大路货农产品竞争激烈,利润越来越低,迫使农民不断转型升级,放弃经济价值低的常规鱼类,开始养殖新奇特的高端鱼类。但是,高端农产品的技术门槛更高,投资更大,自然和市场风险更高。珠三角渔农的遭遇反映了小农经济与市场体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冲突。农产品作为生活必需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需求弹性小,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基本稳定,不会因为价格的降低就带来销量的大幅提高,也不会因为价格提高就大幅减少需求,同时,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长,农产品的市场供给结构和供给总量从播种的那一刻就已经确定了(果树等更是在几年前就已经确定了),不像工业品那样可以根据市场价格信号比较容易地实时调整。农产品的特殊性意味着依靠自由市场的自发调节实现供求相对平衡只是概率极小的偶然情况,不平衡才是常态。

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户无法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市场供求关系和变化趋势,只能根据身边的情况和前一两年的行情揣测未来的市场走向,每一个生产决策都是在赌博。数量众多的农户基于个体有限理性做出的选择,导致的结果可能是集体的非理性。结果我们看到,在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下,农民总是一窝蜂地一哄而上,遭遇惨败之后又一哄而下。在与市场博弈的过程中,农民吃尽苦头。不是农民不理性,而是市场太疯狂。

流通环节的控制和剥削

分散的消费者,直接对接的成本很高,必须依赖层层的中间商。流通环节的中间商,凭借信息优势、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可以控制产业链,左右生产者和消费者。由此也导致生产环节利润偏低,流通环节利润偏高。

农业部曾经有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农产品产销链条中,农民投入多、耗时长、风险大,但获得的利润相对较少,农产品涨价主要来自成本推动和产后各环节加价。例如,当时每斤粮食成本0.69元,农民获利0.055元,经销商平均每斤赚0.09元。农民卖一斤小麦获利不过9分钱,但是市场上卖一斤馒头可以赚0.18元。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必然损失惨重,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却很少成为受益者,通常价格传递到流通环节就已经终止了。

我家亲戚种菜种了二十几年,每年都非常辛苦,风水日晒,但常常一年下来,赚不到钱,甚至亏本,二十几年平均下来,也只是勉强度日。而跟他们家合作的菜贩子,却稳赚不赔。

问题还不止于此。流通环节还面临游资的炒作。曾经一度,游资疯狂炒作,市场上出现了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火箭蛋等现象。这种行为,坑害了消费者,也坑害了农民。

按照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本理论,哪里有利润,资源就向哪里配置,既然中间商如此赚钱,那为什么农民不去做小贩?我经常问父母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小商小贩也不是谁都能做的,那也需要能力,不但要机智灵活,还要会维持关系。在农村,要跟地头蛇处好关系;在城市农贸市场,要跟管理员处好关系;开车跑在路上,要跟警察处好关系。算下来,农民还是觉得干活比较踏实。

公司加农户,谁成就了谁?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农产品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凸显,农产品市场处在剧烈波动,既伤害了消费者,也伤害了生产者。为了解决小农经济对接市场的问题,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应运而生。政府对这一模式寄予厚望,官方文件提出“扶持农业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观点,从资金、政策等方面大力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希望农业龙头企业能够带动农户增收,实现“双赢”。

公司加农户模式在奶牛养殖行业应用非常普遍。牛奶产业链很长,从农民的养殖环节到乳品企业的加工再到乳制品的销售,养殖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远,中间环节多。乳品公司自己办牧场,不但投资大,而且风险高。为了保障奶源供应,乳品公司普遍采取签订购销合同的方式,事先确定未来一年的收购量和收购价格。奶农把鲜奶交给奶站,由奶站运给公司。在奶源紧张的情况下,乳品企业可以稳定供应,对于奶农来说,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市场风险。

但是,这只是在市场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的理想状态。当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合同也只是一张纸而已。

从2014年开始,国际市场上奶粉供过于求,价格大幅下滑。国内乳企开始大量使用进口工业奶粉包,替代收购鲜奶。面对合同,乳品企业大幅提高鲜奶收购质量标准,以此拒收奶农的鲜奶。合同到期之后,乳品企业拒绝续签合同。由此导致全国性的奶农倒奶事件。一时间舆论哗然,迅速引起了“主义”之争。因为中学教科书里反复讲的一个道理,只有资本主义才会产生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才会把牛奶倒进河里。然而,一直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竟然也发生了牛奶倒进河里的现象,并且发生在人均乳制品消费量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阶段,这不是很讽刺吗?

面对媒体报道带来的压力,农业部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地方畜牧兽医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全力以赴协调处理“卖奶难”,确保奶农利益、稳定奶业生产。某地方政府官员向媒体通报,政府已经从中协调,劝说乳品公司继续收购奶农的牛奶,与奶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帮奶农度过难关,问题已经得到暂时解决。

这套应付媒体的说辞,恐怕连官员自己都感觉很滑稽,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营行为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政府无权干涉,“地方畜牧兽医部门”纵使有心扶持奶农,又能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乳品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放着廉价的进口奶粉不用,偏偏收购高价的鲜奶,凭什么?乳品企业又不是慈善家。要求乳品企业与奶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请给个理由先!为了利润,乳品企业当然希望原料成本越低越好。伊利、蒙牛这些乳业巨无霸企业,选择把牧场建在国外,不就是为了廉价的奶源吗?他们怎么可能会考虑国内奶农的生计。《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内蒙古的调查发现,奶农倒奶,亏得一塌糊涂,乳品企业的利润却大幅增长,2014年蒙牛和伊利两大乳业巨头营业收入双双突破500亿元,利润同比增长分别为44.1%和71%。

奶农含泪倒鲜奶,乳企闷声发大财。类似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由于农户与公司之间实力悬殊,不是完全平等的市场关系,导致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没有话语权,依附于公司,农户与公司的权责严重不对等,利益分配明显向公司方倾斜。农业公司利用优势地位,从多个方面控制和剥夺农户。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模式只能成就公司,不可能实现双赢。

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

中国加入WTO之后,以及中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议,中国的小农还面临国际市场的冲击。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极力推动农产品自由贸易,试图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市场,给出的理由是,自由贸易可以进行国际分工,每个国家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互利互惠。然而,美国的农资资源禀赋优势是世界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美国农业公司享受巨额的政府补贴,这让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非常具有竞争力。如果开放市场,哪个国家能够抵挡得住美国农产品的进攻?

在世界范围,农业依然是底层人口最主要的就业途径。农产品不仅仅是一种商品,同时也是公共产品,关乎人民的健康,以及底层的生存。因此,对农业产业进行保护,是各国通行的规则。众所周知,战后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小伙伴,在一切重大问题上一直以美国马首是瞻,唯独在农产品贸易问题上,日本政府态度非常强硬,甚至不惜得罪自己的老大。美国政府为了本国农业资本集团的利益,一直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希望能够打开日本农产品市场,美方强烈要求实现猪牛肉的贸易自由化,但日本则坚持将大米、小麦等5大类敏感农产品作为例外保留关税。美日围绕“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旷日持久的谈判,也因为农产品关税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始终难以达成协议。

中国为了加入WTO,为制造业打开国际市场,严重牺牲了几亿农民的利益。目前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为62%,最高关税水平甚至能达到1000%以上,而中国的农产品平均关税从入世前的54%降到15%以内,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不但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远低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关税水平。尽管中国对小麦、玉米、大米、食糖、棉花、羊毛等重要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配额外关税最高也只有65%。

当前的奶农倒奶事件,也跟国际市场有直接关系。2013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全面放开进口奶粉,本土奶企开始大量购进,库存量越来越大,到2014年下半年,奶企此时已经无力全面收购本土奶源。与此同时,全球奶源价格却持续走低,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原奶价格大幅下跌,直接冲击中国市场。2014年上半年,中国进口奶粉数量达68万吨,同比增长75%,进口额为34.33亿元,同比增长155.73%,创进口数量和进口额新高。中澳自由贸易区协议签订,大幅降低关税,更多优质奶源将进入中国,中国奶农的处境会更加艰难。

如何走出困境?

今年中国农民的处境,是小农经济模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体现了农业社会化生产与分散的小农家庭经营之间的矛盾。市场的力量太过强大,很容易就吞噬掉小农。小农在市场面前,毫无讨价还价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市场中破产,退出农业生产领域。可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对于小农来说绝对是一场灾难,绝非一个机会。那么,小农还有没有出路?

有人主张通过市场的方式彻底改造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用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取代小农户,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在农业规模化经营基础上,可以通过农超对接等方式,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这种改造方案,其实并不需要政府花费很大力气,只要政府彻底放弃对市场的调控,特别是放弃对农村土地公有制的坚守,让市场自发作用,自由竞争很快就会走向垄断,小农很快就会被大资本排挤出去。中国的土地资源被少数几家大公司经营,城乡居民的食品都由少数几家食品公司来供应。这不正是《食品公司》里面描述的美国的情景?遗憾的是,美国恰恰成为很对人推崇的榜样,规模经营已经成为主流观点,也正在成为现实,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正在实实在在地发生。这样的改造,把农民排挤出农业生产,剥夺农民从事农业的机会,使小农走向彻底的无产化,让几亿农民何以为生?要知道城市里的二三产业并不能容纳这些劳动力,务农已经是他们没有选择的选择。当少数大公司垄断了食品的生产和销售,小农被挤垮,消费者还能有其他选择吗?

对于小农的出路,台湾的经验或许值得我们借鉴。台湾以农会的方式,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农会搭建平台,使小农能够对接市场。台湾农会的基本原则,是服务小农,而不是服务资本。同样令人钦佩的是,台湾主妇联盟,把城市的消费者组织起来,形成消费合作社,推广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对接农村的生产者合作社,实现城乡对接,互利互惠。台湾中产阶级还倡导慢食运动,抵制跨国食品公司推行的快餐食品,支持本土小农。

农业具有多功能性,农业的价值并不都能在市场上体现。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让资本主导农业,不但侵犯农民的利益,也侵犯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也无法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因此,小农的出路,也是中国农业的出路,在于生产者的联合,消费者的联合,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联合,以及国家的保护。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反市场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不是在既有体制上小修小补,而是要从根本上重新构建食物生产和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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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小农 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