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也纳看欧洲媒体的亚洲报道

一直到今天,如果你以华人的名字写一篇政治评论,要在欧洲、美洲的政治报纸上出现,是不容易的,除非你是攻击中国,但是如果你想替中国政府辩护,就非常困难。

“我们只要接触到欧洲媒体上出现的任何重大新闻,首先就会敏感地去提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欧洲观点?是不是奥地利观点?或者是不是西洋观点?还有是不是美国观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015年6月21日下午,著名国际时评专栏作家,台湾旅欧著名学者俞力工教授在做客“厦大新闻学茶座”时的开场白中就点出洞察西方媒体报道背后所隐藏的价值立场、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利益导向对从事媒体工作的人而言是十分敏感而重要的。那么,究竟欧洲媒体是如何报道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呢?欧洲媒体与美国媒体在新闻生产中存在怎样一种关系?西方媒体对待中国的态度又发生过哪些变化?俞力工教授以《从维也纳看欧洲媒体的亚洲报道》为题,与大家分享了他旅居欧洲数十年对西方媒体的深入观察与思考。

一、欧洲媒体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

俞力工教授首先从一则关于“中国毒奶粉在奥地利散播”的头条新闻说起。他通过对这则新闻的线索及来源追踪发现,事件起源于一家中国餐馆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的进口奶茶,但由于并非用于销售,卫生局认为不会对奥地利食品安全造成问题,但还是例行公事地公布了这一消息。这一消息先被路透社报道,未做过多渲染,然而消息到了CNN手里时,就突然成了头条。“奥地利的报章杂志每天早上决定它的议题的时候,会参考CNN、BBC和路透社的消息来源,这是它主要的参考来源。它也不追究这个新闻的真实性是怎样,反正是和奥地利的卫生有关的,它就把这个消息当作头条报导出来了。”可见,欧洲媒体在设置新闻议题重要性的排序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际主流媒体的影响,而美国的影响尤其显著。

对于国际主流媒体的有意引导,俞力工教授认为我们不可轻视这种引导,尤其是当报道不直接涉及中国时,往往会忽略西方媒体隐藏其中的意识形态立场。他批评中国国内最初对于伊斯兰国家的报道就是按照西方所摆布的棋谱来报道的,由于缺乏伊斯兰国家相关知识,我们成了被动的受方,信息的受方。他指出:“如果我们(媒体工作者)没有一个充分的训练,没有对过去知识的一个认识,我们就等于是做西方国家的喉舌。” 此外,在谈到德国的《明镜》电子报时,俞力工教授强调:“它对中国有利的新闻不是没有,但滚动式的消息3、5个小时就会过去,可是如果有哪个消息对中国不利,它可以维持五、六天。这就是西方媒体采取的一些措施,这就是他在进行议程设置的时候非常巧妙,又维护了它的自由性,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力。”的确,在国际传播格局极度不平衡的现实下,如何不受西方摆布,如何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已经成为华人国际传播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

二、“结构性切割”:中国观点的缺席

作为国际时评家,俞力工教授一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发出中国人的声音,然而他发现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声音是有选择的。“一直到今天,如果你以华人的名字写一篇政治评论,要在欧洲、美洲的政治报纸上出现,是不容易的,除非你是攻击中国,但是如果你想替中国政府辩护,就非常困难。”他将西方媒体的这种选择性报道叫做“结构性切割”,即有些新闻根本就不上报。他认为,这种现象无论在欧洲或是美国都没有太大差异,“国际媒体已经相当一体化了。媒体要宣传的时候是一窝蜂的,几乎是同步,不宣传的时候这个事情好像从来没发生过。”

俞力工教授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观点缺席的背后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有关。其中,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曾让奥地利这样一个中立国家的国防部根据其理论绘制战略地图并分发到附属500多个机构,其影响可见一斑。俞力工教授认为,亨廷顿的理论对伊斯兰国家、对中国社会是十分不利的。“因为他说这两个社会可以现代化,但是不可能西化,因为他们没有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泉源,他们就永远无法理解我们西方的真谛,因此对世界文明不会有正面的贡献。”在这里俞教授特别提醒的是,当我们接触到很多西方对伊斯兰教的诋毁攻击时,我们不要太过大意,因为稍微转变一下台词,对象就可能变成儒家文化。而且现在所谓的美国的“战略伙伴”,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它的战略对手。

当分析到文化这一层面时,俞力工教授剖析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建构过程,“从来就没有什么希腊文化的产生,希腊的文化是基督教发达以后,在文艺复兴时代慢慢开始酝酿,为了塑造整个文化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慢慢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文化观。”而媒体也毫无疑问参与了这样的建构。

三、欧洲媒体对中国态度的变化

无论如何,文明的进程与中西文化的交流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态度。俞教授指出,“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和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因为当时被视为“蛮族”,那时英国对中国有什么新闻报导吗?没有,德国、法国也都没有。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中西两个文化开始有交集,严格讲起来还是从利玛窦开始,这个时候,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落后,因此从十七到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西方的媒体对中国的文化一致推崇。”俞教授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只是对自然界的控制支配能力超过西方,对社会的治理能力也超过西方,比如科举制度。“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的思考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让社会顺利的进展。这是中国和西方质量上完全不同的一个地方,西方完全是世袭,父亲做宰相,儿子就有做宰相的可能性,而且阶级之间是不通婚的,如果你通婚就会丧失阶级利益,这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西方媒体曾经对中国推崇有加,那么又是从何时起开始转变了呢?俞力工教授认为从工业革命开始,“我们落下了工业革命的历程,历史就改观了,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方的哲人、政治家几乎很少再去歌颂中国,中国过去是文明先进的国家,突然就变成落后的国家。”欧洲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从这个时代整个改观,从此把中国贬得一文不值。而这种局面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动。比如,俞力工教授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了美国将中国当作敌人,而1969年的珍宝岛战争则又让美国采取“联中抑苏”的战略,中美紧张关系有所松动,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认为这一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涉及西方媒体,尤其是欧洲媒体对中国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欧洲媒体看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发展到什么地步,采取什么态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好感度一直在增加,直到2003年SARS爆发。俞力工教授认为:“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可以慢慢观察到欧洲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开始跟着美国,对中国的负面情绪越来越激烈。比如像中国的有毒玩具,中国对南欧一些国家进行工业产品,比如皮革制品、纺织品的大量倾销,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一些破坏等等。这些铺天盖地的宣传从2003年就开始不断的进行,其中还包括西藏问题。”最后,俞教授还讨论了西方对中国、对“阿拉伯之春”报道出现的新现象,包括大量利用非政府组织;利用公关公司;还包括在世界各地组织年轻人去参与一些新媒体的培训工作,创造新的价值观,时髦的口号,甚至年轻的领袖等。他认为这些现象已经存在,这些技巧正在有意识地大规模的运用于不同的国家,值得我们关注与警惕。

俞教授的发言引起了在场师生热烈的讨论。新闻研究所长,也是茶座主持人卓南生教授在总结时指出,俞教授的观察和他数十年来对日本媒体的观察,在许多方面有不谋而合之处,值得重视。本次茶座由《国际新闻界》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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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维也纳 欧洲 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