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看待一带一路要讲辩证法

一带一路是一个宏大、长期、复杂的战略,也因此决定了在推进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的困难。

一带一路是宏大的国家战略布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同时,它也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天大的难事”。研讨一带一路,必须言要及义,要讲战略,也要讲战术,要讲辩证法

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

我们把城乡一体化和一带一路放在一起讨论,体现了兼顾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的一种思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城市和农村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模式。现代城市起源于大工业,代表着集约化的生产生存方式;农村则是代表农耕文明,是分散、相对自然状态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何将这两种不同模式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结合起来,确实是国家战略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何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种形态,在统一的国家战略下平稳过渡,合二为一,在对立面中找到转化条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社会工程。要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除了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还应该关注另一股力量,那就是资本的力量。资本的特性决定了,只要有盈利机会,它就会参与进来。我们控制好了,资本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控制不好,它就可能成为破坏性力量。因此,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政府要高度关注如何控制资本成为一种正面力量的问题。如果说,城乡一体化主要还是中国国内问题的话,那么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必须做到内外结合的问题。

最近参加过落实一带一路构想的一些研讨会,感觉普遍存在着言不及义的现象。

首先,对于如何从国家战略高度理解一带一路,还有所欠缺。各个部门、地区、机构往往是站在自己职能的角度来考虑一带一路。比如说,搞投资的只关注于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安保企业就强调安保的重要,搞国际战略的就突出自己的研究,地方政府就突出自己在一带一路的地理位置等等。这些都没有从国家战略高度来考虑为什么要推进和落实一带一路构想。

其次,对一带一路可能面对的实际困难估计不足,泛泛而谈的比较多,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一相情愿的判断较多,对投资国国情等研究和了解严重不足,这将会增加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对于一带一路,我们既要讲战略、也要讲战术,要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来。

“天大的好事”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讲,一带一路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战略构想,将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新的机遇。

首先,一带一路是在世界格局、世界力量、世界形势新变化的基础之上,做出的战略部署。一带一路的提出,延续了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中国关于世界格局塑造的一些大战略想法。在美苏冷战时代,毛泽东提出了“3个世界理论”,将全球分为3个世界,明确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团结合作对象的问题,不仅对改变中国的国际处境有很大帮助,也对世界格局的变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做出了中国应该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利用中国已经建立起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当时总体和平、稳定的国际市场进行对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的两种资源,进行出口加工等贸易方式,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到了现在,中国发展面对着新的重大选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开始萎缩,中国已经培育起来的庞大生产能力,如何继续往下走?也就是,如果前30年中国的生产主要是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那么今天该怎么办?中央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本质是适应变化的世界格局,把国家发展的重点引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一战略选择中有一些重大战略判断。比如,在一个国家中能不能独立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经过了65年的努力,还是处于小康阶段。中国发展的经验和目前所遇到的困难证明,哪怕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够封闭起来搞建设,中国的发展要靠自力更生,但也离不开国际的支持,必须拥有海外资源、海外市场。把自己封闭起来,学习前苏联的方式,那无法持久。所以,中国搞社会主义,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在此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在全球危机时期的改革开放战略。如果说,此前的改革开放更多是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是两头在外大循环式的开放;那么,今天的改革开放思路,包括制度框架的设计,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与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此前,我们可能更多考虑如何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体系以及发达国家的成熟商业体制相衔接,如何吸引投资;那么,今天我们需要更多考虑我们应该如何去发展中国家投资、建立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才能实现互助共赢。最近中国倡导组建亚投行,就是一个初步尝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今天的中国与世界都在发生重大变化,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去适应新变化。一带一路就是适应世界大变局的战略举措,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

其次,一带一路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需要。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边缘性国家,是必须依附发达国家才能发展的国家。奥巴马曾说,中国不能再按美国的方式发展下去了,中国再这么发展下去世界的资源都要被它耗尽了。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悖论,你可以依附我,学习我,却不能独立于我,超越我。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容纳不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容纳不下现代化的中国。要突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限制,中国不能单干,不能单打独斗,必须走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合作的道路。从国际政治的性质来看,一带一路构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组织化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方式。一带一路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有政治属性,是发展中国家改变边缘化地位、在全球秩序中争取平等地位的途径。一带一路是世界“穷棒子”的合作社。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也是中国实现“两个百年”“四个全面目标”的重要路径。因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没有国际合作不行,中国的国际合作主要是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所以,中国在一带一路中要有新的义利观,以天下大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带动天下大利,再以天下大利支撑天下大义,形成新的世界发展和治理模式。今天的中国不是要输出革命,而是要输出发展,把中国成功的一些发展模式、一些交通设施、工业化技术输出至世界各地,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种输出不是强加于人,而是通过“引而不发跃如也”式的中国政治智慧。中国的资本,也不是像西方国家资本或国际资本那种以盈利为唯一目标的资本、以持续积累为长远目标的资本。中国输出的资本,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约束下的资本,它不是以盈利为最终目标,而是要促进当地和中国长期、共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本。这样,中国就能够与占世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一道,建设一个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排他性的世界秩序,建构一个不同于美国式的全球化体系,建设一个多元文明共存的世界体系。如此看来,一带一路的确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战略构想,它符合世界、区域、中国的发展需要,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巨大的创新。我们应该在此高度上认识一带一路构想,冲破部门、企业、地方的局限,把天大的好事真正办好。

“天大的难事”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也是一个“天大的难事”。正是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宏大、长期、复杂的战略,也因此决定了在推进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的困难。

首先,一带一路要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网。我们提出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这“五通”已经超出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然而,即使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我们会面临远比国内建设更为复杂的困难。比如中巴经济走廊,看起来是基础设施建设,实际涉及到巴基斯坦国内的政党政治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角逐、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以及安全问题、印巴关系问题、部族问题、宗教教派问题,还有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难题等等。在一带一路国家中,许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建立起来,很多地方的领土边界问题都没有解决,正在不断发生主权争端。国内的政治矛盾就可能会导致一个项目的失败,比如缅甸的密松电站。要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下建立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网,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其次,一带一路是一个经济圈。一带一路的建设,不完全是基础设施建设。从经济角度看,在基础设施建成后,一定会有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整合,会有非常多、非常复杂的经济联系。欧盟是在发展程度差不多的欧洲国家搞,先是煤钢联盟、贸易区、关税同盟、安全合作、产业合作、政治合作、货币合作,搞了50年,才形成了共同体。现在希腊问题出来了,欧盟受到了总体性威胁。一带一路面对的问题,要比欧盟的问题复杂许多。光是经济圈的整合就困难重重。

第三,一带一路还有共同安全问题,也就是要建安全区的问题。近10年,东盟与中国在自贸区、货币互换方面有很大进展。可是没有建立安全框架,美国“重返亚太”,在东海、南海等地方一挑事,对“10+1”东盟与中国的合作机制就产生了严重冲击,导致东盟各国之间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存在破局的可能。这说明,安全框架的建设不可忽视,安全议题不解决好,就有可能会压倒发展议题和经济议题。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经济力量正在衰落,但其军事力量却一枝独秀,美国越来越多地通过制造安全问题来影响全球经济和地区经济,这增加了全球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也增加了推进一带一路的难度。对安全问题,我们切不要忽视,因为安全问题会给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等带来障碍。比如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的关系,前几年还比较友好,有大量的经济合作往来。但是,最近几年由于南海争端等问题,中国与他们的合作面临着很大困难。现在,中国与俄罗斯正在通过积极建设上合组织来建立区域安全框架;中国在努力推动建立与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机制,目的就是要建立起共同的安全区。这个工作虽然非常困难,但必须去做,否则基础设施网的建设、经济的合作等都会面临困难。

建立“命运共同体”

说到底,一带一路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体,建立“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呼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述要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我们只有树立起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目标,一带一路才能成功。否则,我们就会把“天大的好事”给办砸,被“天大的难事”给绊住。

一带一路战略既然有好处,也会面临巨大的困难,那么我们就要聚天下之力,聚国家之力来做这个宏大的事情。

具体来讲,就是要以国家整体的力量体系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如果我们仅仅把一带一路最后还原成一个个项目,执行者变为一个个企业的话,我们走到国外去,十有八九可能要失败。在面对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建设一个社会工程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性优势,要把政府各个相关部门,各个企业,军队,安全机关,情报机构等等全部整合起来,仔仔细细研究每一个国家,应该一国一策,一事一策,大家群策群力去做。基本的原则就是以一个完整的国家体系去面对另外一个复杂的外部世界。

一带一路所面对的困难,虽然是一个个具体困难,却不能单一地去对应。面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造成的整体性困难,我们解决的方法也必须是体系才有胜算可能。就像当代战争,不再是一件件武器平台的简单对抗,而是陆海空天电整个体系的对抗,一带一路也需要我们把国家力量整合为一个体系,与所有沿线国家合作,大家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把这件天大的好事做好。不然,仅凭某一企业、机构去做,就很可能会失败。

我们说推进一带一路要讲唯物论,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从世界变化、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从良好愿望出发。同时,还要讲辩证法,不仅要看到一带一路构想的战略意义,更要看到它的困难,研究这些困难的成因、转变的条件,去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毛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面对一带一路这样的宏大构想,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认真思考,认真调研,认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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