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财阀:“帝王式资本”的前世今生

看过韩国乐天集团“王子之争”,许多人惊呼,韩剧演绎的豪门恩怨原来是真的!而各种狗血剧情背后,正是二战之后韩国财阀非常暧昧的成长史。我们在此回顾这段历史,并非出于猎奇,也不是单纯为了推进所谓“区域研究”,而是希望能“以国为鉴”,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最近在韩国舆论中闹得沸沸扬扬的乐天集团“王子之争”或者说“继承者战争”把人们的目光再次引向把集团经营权在家族内部的世袭传承视为理所当然、并把企业视为私人财产的所谓韩国“企业文化”。乐天集团作为韩国名列前茅的大企业,在韩国一般民众的心目中是不折不扣的“财阀”。当然,韩国的财阀企业远不只乐天一家,继承者战争也是屡见不鲜。而财阀企业足以左右韩国经济走势的巨大能量,以及它们与韩国政治、媒体的盘根错节的关系,也一直是以“进步”和“保守”之争为政治构图主要特征的当代韩国社会的争论焦点之一。那么韩国的财阀企业与韩国政界、媒体、社会在前世今生究竟有着怎样的爱恨纠葛呢?

1945年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朝鲜半岛,随着1948年8月15日半岛南部大韩民国和同年9月9日半岛北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分别成立而正式分裂。半岛北部走共产主义道路的朝鲜在对过去长达36年的日本殖民统治进行了彻底的、全面的清算后走上了国家建设的道路,但半岛南部奉行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的韩国可以说是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日本殖民统治遗产的情况下展开现代国家建设的。按照韩国社会的一般性历史叙事,从光复到今天这70年的韩国历史大体可以粗糙但不无根据地以20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民主化运动为分水岭分为军政府“独裁时代”和文人政府“民主政治时代”,而韩国财阀企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也随着政府产生方式的转变而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军政府统治时代

民主化运动之前的四十年是韩国财阀的急剧发展和形成时期。就像很多韩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财阀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虽然不能不承认第一代创始人的企业家精神,但如果离开与政权和美国军事统治当局的关系,财阀的发展与壮大将是难以想象的。比如,以三星集团为例的话,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以继承的祖产为基础开办“协同精米所”起家、并在各种生活物资稀缺的朝鲜战争中凭借贸易业大发其财的三星物产公司,在签订停战协定的1953年开办了“第一制糖”厂、接着又在1954年开办了“第一毛织”厂,开始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变。此时适逢李承晚政府推行将政府掌控下的银行民营化的计划,政府邀请三星参加公开投标,三星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四家全国性银行的一半以上的股权,这对三星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急需恢复农业生产的50年代,农业所需肥料全部依赖进口的韩国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便是建立国产的肥料工厂。三星会长李秉喆制定借款计划后向政府提出了支援要求,当时的韩国财务部长官宋仁相、国会议长李起鹏以及总统李承晚全面承诺对三星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但这一计划随着1960年“四一九(学生)革命”之后李承晚政权的倒台、以及在学生革命后张勉主导的民主党政权下和1961年“五一六军事政变”后朴正熙(1917-1979)主导的军政府初期李秉喆(1910-1987)被指控为“非法聚敛财富”的第一号人物而搁浅。但为了收拾混乱的社会局面、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经济发展成效,军政府并未对“非法聚敛财富”者进行处罚,而是反过来向其征求有关经济建设的意见、邀请其参加重建工作。建立国产肥料工厂的计划也重新被朴正熙提起,据李秉喆回忆说,当时的总统朴正熙曾强烈邀请他和他领导下的三星企业积极参加国内的经济重建工作,并敦促他尽快开建肥料工厂,表示会对他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随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三星又在军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下分别进入电子工业、重化工业、造船业以及酒店业等。常为韩国社会诟病的韩国财阀的八爪鱼式无孔不入的经营领域扩张局面在军政府时期便已经以这种方式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有人说这是财阀企业为了分散经济风险而采取的经营战略,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面对内外压力需要在短期内看到经济发展成效的军政府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计划而形成的。

而韩国另一大财阀现代集团最初起家是创始人郑周永(1915-2001)在1945年8月15日半岛光复后的几个月里承包美军兵工厂的汽车修理业务,在1946年以优惠条件获得政府处理的“敌产”(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的日本人财产)后建立了以汽车修理为主要业务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自动车工业社”。当时因为韩国官方用车和美军军用车的修理业务繁多,郑周永得以经常出入政府机关和美国军事统治机构,由此了解到建设工程承包业将会有很大的用武之地,于是在1947年建立了“现代土建”,建立之后从韩国政府方面获得越来越多的工程承包业务,在朝鲜战争期间则几乎垄断了美国第八军的各种建设工程。在1957年因承包战争时期被破坏的汉江桥梁的修复工程而名声大噪。此后现代集团便以“现代建设”为母公司而成长为韩国的顶级财阀企业。其实早在朝鲜战争的混乱时期,郑周永指挥下的现代便已开始了多元化经营,比如贸易、外资仓库的代管以及海运业等等。

其他财阀企业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也大同小异,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都曾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在军政府统治的时代,政府依靠经营许可权优先赋予政策和金融特惠政策等对大企业提供强大且全面的政治经济支援和庇护。在冷战时期左右阵营尖锐对立的特殊氛围下,两边阵营的参与者都对两种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体制之间的竞争有着明确的认知和意识。在东亚地区的阵营对立中立志成为资本主义阵营桥头堡的韩国,同时又在具体的体制竞争方面面临来自与自己体量相仿的朝鲜半岛北部的社会主义朝鲜的压力。于是,处于体制竞争压力下的韩国,同时也是为了维持军政府统治下的政治社会稳定和在短期内看到经济发展成效,便以军政府扶植财阀企业的方式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所谓的“汉江奇迹”。它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国家主导的速效资本主义。

而在韩国财阀企业接连出现的60、70年代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政权的强力主导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外资援助。除了盟国大哥美国在50年代的大力援助外,60年代初期随着美国援助的下降,韩国又打开了另一条获得外资援助的途径,那就是1965年签订《日韩基本条约》之后日本提供的大量贷款和援助。说到《日韩基本条约》,这个谈判过程前后长达近14年(1951.10-1965.06)的日韩建交系列条约至今仍在韩国社会存在很大的争议。在50年代的数轮谈判中,因为双方无法在战争和殖民统治赔款问题以及渔业问题上达成共识而始终未见成效。在1961年朴正熙通过“五一六军事政变”掌握政权后,开始积极推进日韩建交谈判进程,以促进“国家自主经济的建设”和引入日本资金,而日本也在50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后继续为国内资本寻求海外市场。初期虽亦因殖民统治赔款问题和渔业问题而未见成效,但随着朴正熙于1962年10月派遣心腹金钟泌赴日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进行秘密会谈并签订“金钟泌-大平正芳备忘录”而为随后的快速进展奠定了基础。至1964年4月,双方已经基本达成协议,只是日本在协议中并未正式承认曾对朝鲜半岛进行的殖民统治。军政府对日谈判的这种积极姿态受到国内民众的反对,在学生示威发生后,朴正熙于6月3日发布全国戒严令,致使韩国社会陷入混乱。后来经过同年12月的第七轮谈判,双方最终于1965年6月22日在日本首相官邸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2005年韩国政府公开了《日韩基本条约》,但据说日本方面表示韩国政府公开的条约内容只不过是原来条约的五分之一。这不能不让人好奇,这个条约除了日韩建交、日韩经济协定(贷款等)、在日韩侨的权利问题、渔业问题等外,是否还包含了其他我们至今不知道的内容?

而说起积极促进对日谈判的朴正熙,又不能不让人想起在20年前一个年轻人在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典礼上的演讲。1942年3月,一位叫冈本实的年轻人因获得包括中国人和朝鲜人在内的240名军官学生中的第一名而作为学生代表在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作“御前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向日本天皇和日本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表达忠诚,说在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中,他愿意像樱花一般光荣献身、灿烂地死去。因表现优异,年轻人还得到了伪满皇帝溥仪赏赐的金表。这位叫冈本实的年轻人,就是20年后通过军事政变成为韩国总统的朴正熙。这能否为他在60年代日韩谈判中的态度提供一些解释呢?

而其实这篇文章开头提到的韩国财阀——乐天集团“王子之争”之所以引爆韩国舆论,并不单纯是因为它的狗血剧般的长子次子间的各种攻防与反转,而是因为随着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超出韩剧编剧想象力和承受能力的剧情。首先交代一下故事背景。乐天集团包括日本乐天和韩国乐天,而以日本乐天为母公司,因为最早是在日本起家。2014年底日本乐天副会长辛东主(1954-)被解除职务,由韩国乐天的掌权人辛东彬(1955-)兼任日本乐天会长。2015年5月下旬坐着轮椅、93岁高龄、健康状况深受疑虑的辛格浩(1922-)被长子辛东主从韩国请到日本,宣布解除辛东彬和其他几名理事的职务。但第二天,辛东彬在其他理事的支持下,以程序不合法为由拒绝父亲的职务解除命令,反而把老父亲从总会长的职位上赶了下来。长子辛东主为了证明父亲、乐天集团创始人兼前总会长辛格浩对自己的支持,拿着有父亲亲笔签名的“指示书”于7月29日夜里从日本飞回韩国接受韩国KBS电视台采访。韩国舆论就是从这个采访开始被引爆的。因为辛东主在采访中全程讲的都是日语。韩国网友纷纷吐槽,这到底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而据报道说,辛东主一句韩语都不会说,而弟弟辛东彬虽然能讲几句,但也十分生疏,也就是说虽然他们都是韩国人,但韩语对他们而言几乎就是外语。随着乐天家族历史的一步步曝光,韩国人大概体会到了没有最瞠目结舌、只有更瞠目结舌的状态:辛东主和辛东彬兄弟在90年代以前都拥有日本和韩国的双重国籍,两人也是借助双重国籍而得以免服按照法律韩国所有成年男子都要服的兵役的,直到90年代两人才放弃日本国籍;辛东主的夫人是旅美韩侨,目前一家人都生活在日本,辛东彬的夫人则是日本贵族出身、据说差点成了日本皇太子妃;辛格浩和辛东主辛东彬兄弟在日本活动时都有各自的日本名字,分别叫重光武雄、重光宏之和重光昭夫, 甚至辛东主向韩国媒体公开的“指示书”上他父亲署的也是日本名字;而兄弟俩的母亲、辛格浩的第二任夫人也是位日本人,名叫重光初子。最后,重光初子是谁呢?有位疑似重光初子舅舅的人物,叫重光葵。重光葵,熟悉近现代史的人大概都听说过这个名字。

重光葵(1887-1957),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外交官,二战甲级战犯之一。因处理“济南惨案”有功而从1929年起历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本驻中国大使,虽在1932年韩国独立运动家尹奉吉义士(1908.06.21-1932.12.19)组织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中失去右腿,但官运亨通,先后担任过日本驻苏联大使、驻英大使和外务大臣,最著名的是他那张1945年9月2日穿着西装拄着拐杖登上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甲板和梅津美治郎一起签署日本投降书的照片。战后虽被判为甲级战犯,但很快于1950年获释,且再次担任外务大臣,在任内完成了日本和把他送上法庭的苏联之间的邦交恢复工作。他还参与创建日本自民党,曾担任自民党副总裁。重光初子与重光葵的舅甥关系,最初是在1998年韩国出版的一本叫《辛格浩的秘密》的书里得到了详细的说明和交代,此后广为流传。但此后的十七年间,乐天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该书作者郑顺泰(音译)表示很不理解,他说,如果书中内容有不合事实之处的话,他们(乐天集团)有很多渠道可以找到我、与我沟通的,但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联系。只是随着最近“王子之争”事态的进展,辛格浩第二任夫人是二战甲级战犯外甥女的“传闻”再度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乐天集团的形象也因此更加一落千丈时,乐天集团才首度开口表示“传闻”并不是真的,重光初子原本叫竹森初子,即原本姓氏并不是重光,是嫁给辛格浩总会长后才改随夫姓“重光”的,因此与重光葵并没有关系。但韩国舆论表示,这样的解释是不是有些弱不禁风了?因为假如像当初广为流传的那样初子女士与重光葵确是甥舅关系的话,她嫁人之前姓氏与舅舅不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啊。“传闻”流传将近20年后乐天才首次开口,但这样虚弱的辩解反而进一步刺激了韩国社会对乐天集团亲日倾向的怀疑。而且,1985年辛格浩的次子辛东彬举行婚礼时,当时日本政界和经济界大佬纷纷出席,而辛东彬的新婚日本夫人也是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给介绍的。这与辛格浩夫人的疑似舅舅是日本自民党创党元老之一的事实大概不无关系?日本媒体比如《日本经济》在报道乐天集团辛氏家族的“二子夺嫡”事件时,可是把它称为“重光家族之乱”的!

而在韩国报纸《每日经济》在1992年4月6日的一篇题为“时代感出类拔萃的营销鬼才——乐天集团会长辛格浩”(“时代鬼才”辛格浩)的报道中,称赞辛格浩在日本政界和经济界都吃得开,是日本社会的大人物,因此在韩国的对日外交中发挥着桥梁和窗口的作用,在韩日关系的一些悬案上还是韩国总统的顾问。这篇报道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位在日本获得巨大成功的韩国人的自豪和赞赏。

所以随着这些内情的一步步曝光,韩国舆论为之哗然,韩国网友们惊呼被欺骗了,纷纷追问乐天集团到底是韩国企业还是日本企业,抑或是在韩国赚了韩国人的钱后送往日本的企业。当然,这并不是说韩国所有的财阀企业都与日本战犯有关系。只不过考虑到60、70年代韩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日本资本做出的贡献,应该说,从军政府那里获得特惠贷款而飞跃发展的韩国财阀企业得益于日本之处良多矣。

二、民主化之后

在80年代激荡的民主化运动中,不但政治上的“军政府独裁”受到巨大打击,经济力量过度集中于财阀企业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及与之相连的政经勾结与贪腐问题也受到冲击,在1987年的“六月抗争”之后重新修订的宪法里写入了为促进经济主体间的和谐相处而有必要实施经济民主化的原则。在1992年底的总统选举中当选的金泳三在1993年初履职,成为长期的军政府统治后的第一届民选文人政府。大选当时积极呼吁并承诺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民主改革的金泳三政府在上台后虽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但对于政经勾结等权力型腐败的另一主角即财阀却动刀甚微。这大概是因为,一方面如果对财阀动刀,政权里的很多人可能会受到牵连;另一方面,在军政府统治期间,财阀企业已经集聚和掌握了足以左右韩国经济形势的巨大能量,如果没有财阀的合作,可能会引来当时正处于下滑期的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停滞。金泳三政府履职之后制定的“新经济百日计划”因为财阀企业的消极投资和消极合作而不见成效时,民选出来的金大中总统为了向选民交出一份有可见成果的经济答卷,不得不直接出马与30大财阀企业的老大一一面谈,邀请财阀企业在经济建设方面给予合作。

于是,以强调政治经济的民主改革而获得了选民支持的文人政府,却对被认为最需要进行民主改革的财阀企业束手无策,不得不寻求财阀企业的帮助,以求在经济发展方面对选民有所交代。不仅如此,为了顺应冷战结束之后竞争日益加剧的世界政治经济潮流,金泳三政府把国际化和开放程度作为国家追求的目标,政府和媒体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必要性。以三星为首的财阀企业便不失时机地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在社会上扩散和强化为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需要优先强化大企业竞争力的话语,于是财阀企业从改革的对象华丽转身成为改革的主体,从打击对象逆袭为支援对象。这从当时政府在促进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时对财阀购买公有企业股份的优先照顾,以及政府对通常被视为韩国财阀企业之政治组织的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的倚重倾向,便可略窥一二。

政治民主化以后,民选的文人政府虽然有着看似比军政府更正当的、以“民意”为基础的所谓合法性来源,但却反而失去了往昔强力军政府所拥有的管理和控制财阀的能力,无法以“民意”为基础来推行本该是政治经济民主化题中之义的财阀改革政策,面对财阀企业可谓投鼠忌器、进退维谷,而财阀也因此实际上获得了比军政府时代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几乎要成为无所不为的小帝国。财阀企业不仅可以依靠自己的经济能量,以被动消极应对的方式牵制政府政策,还能为影响政府政策、获得贷款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及营造有利于财阀企业的社会舆论而运用各种手段对权力机关、法律界和媒体人士进行主动积极的进攻。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任你十八般兵器轮番上场,我自有三十六计七十二变。因此,对于韩国财阀企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而言,可以说在经历了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进入90年代的民主政治时代之后,变化的只是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拉锯动态,而不变的则似乎是一如既往的政经勾结。于是,在民主化的时代,一边是韩国财阀企业规模与财富的更上一层楼和经营领域的八爪鱼式的进一步扩张,一边是层出不穷的丑闻和贪腐事件、不断被挤压的中小企业的生存危机和不断拉大的社会贫富差距;一边是呼吁经济改革的民意,一边是民选政府对财阀企业的暧昧态度。

但这种经济生态到了1996和1997年似乎遇到了一个极限。1997年初韩国第十四大企业集团、第二大钢铁企业韩宝钢铁公司宣告破产后,引发了一场政界、金融界和企业界的大地震,这就是所谓的“韩宝事件”。导火索是韩宝集团无法偿还到期的巨额贷款(5兆7000亿韩元,即使按照人民币对韩币已大幅升值的今日汇率来换算的话也有340多亿人民币之巨),在调查过程中,政府金融监管机关和各大银行的高层因收受贿赂而未对贷款进行严格审查、一路开绿灯这一极其严重的权钱交易贪腐事态逐渐浮出水面,韩宝集团老大郑泰守因挪用公款和行贿罪而被判有期徒刑15年,韩国政界、金融界和企业界数十名显要人物被牵连,即所谓的“郑泰守名单”,其中甚至包括当时韩国总统金泳三的次子金贤哲。金泳三痛心地表示韩宝事件是政经勾结的权力型腐败的典型案例,必须对所有涉案人员进行彻查,绝不姑息手软。但韩宝事件似乎只是个开头,在韩宝集团因无法偿还贷款而宣布破产之后,三美集团、真露集团、大农集团和起亚集团等也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先后宣布破产,银行呆账坏账堆积如山,很多家大银行都濒临破产,大批受到牵连、底子不那么厚实的中小企业则实实在在地倒闭,失业人员不计其数,致使整个韩国经济陷入危机,整个韩国社会陷入混乱。

也就是说,早在1997年7月初发端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韩国之前,在韩国财阀企业的连累下,韩国经济已经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险境地了。在LG集团经济研究院的网站上一篇日期为1997年11月26日、题目为“北上的亚洲金融危机威胁着世界经济”的文章(沈载雄,音译)说,虽然7月2日之后到11月18日之间,台币和韩币分别贬值11.3%和12.0%,但人民币并没有贬值,因而还不能说东北亚已经陷入了全面的货币危机,但近期东北亚是否会像东南亚那样发生全面的货币危机,关键便在于韩国,即如果韩国的企业和金融机关无法靠债务展期即借新还旧来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韩国中央银行也因为外汇储备枯竭而放弃抵御货币贬值压力的话,韩国将与东南亚国家一样陷入国际收支危机,而这将引发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连锁反应,引发全面危机。作者对当时韩国的经济状况可以说有着相当准确的把握,只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可能是作者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韩国最终还是很快陷入了全面的货币危机,导致了惨烈的国家破产。遭遇国家破产的韩国在1997年底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有条件贷款,接受IMF的全面经济介入。在1997年12月18日的大选中击败执政党而当选总统、于1998年2月开始履职的金大中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奖励IT产业的发展、促进大企业下属公司的并购和重组、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等。也正是在这次遵照IMF处方进行的危机改革中,西方国家要求韩国开放之前对外国人投资和持股存在诸多限制的资本市场,于是韩国资本市场近乎全面开放,外国公司可以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从26%上升到50%,外国个人可以拥有公司的股份也从7%上升到50%,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韩国企业经营的透明化和资本市场的活跃。

经过这次金融危机后,虽然政府以此为契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财阀企业经营方式的合理性得到提升,但似乎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力量过于集中于财阀企业的经济结构问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政经勾结的痼疾。尽管在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十年”的金大中政府(1998.02-2003.02)和卢武铉政府(2003.02-2008.02)时期国家曾表现出改革的强烈意志和意愿,但这些民选的拥有正当合法性的政权最终仍是拗不过大韩民国根深蒂固的政治和经济生态。而到了财阀企业——现代集团总裁出身、号称“CEO总统”的李明博政府时期(2008.02-2013.02),政权对财阀的友好态度自然不难想象。而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看到韩国媒体报道说8月24日总统朴槿惠要在青瓦台接见韩国17家财阀企业的老大,共商经济大计。与此同时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和一些舆论势力开始吹风说1998年金融危机时为了吸引外资和促进兼并重组而开放了资本市场,此后外国资本对韩国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急剧上升,这大大扩展了外国资本进行投机和恶意兼并重组的危险,而且增加了外国资本对本国企业经营权进行不正当干涉的可能性,因此,国家的“公正交易法”(比如限制韩国企业投资时的出资额度等,该法的原意是要控制财阀企业的八爪鱼式扩张)已经成为韩国企业抵御外资投机风险的障碍了!抵御外资投机和干涉本是有利于国计民生之事,只是,代表财阀企业的全国经纪人的发言是否给人一种借抵抗外国资本而进一步谋求更多权力和地位的感觉?

而韩国财阀企业除了利用直接的非法经济手段来换取政界和金融界等人士的合作外,还通过雇佣律师来钻法律漏洞和把离开公职的司法与执法人员高薪聘入公司的方式来为企业图谋利益。比如,在2012年初韩国SBS电视台(首尔广播公司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说,SK集团、斗山集团、现代汽车公司、起亚汽车公司等大企业正在争先恐后地高薪聘请法律界人士。对100家上市公司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共有70多名高层法官或检察官或警察或国税厅官员出身的人任职其中,比如SK集团把曾任首尔中央地方监察厅特殊1部部长的朴喆(音译)检察官聘为“SK建设”的专务,而巧的是朴喆曾任职的首尔中央地方监察厅特殊部正是此前负责对SK集团会长崔泰源挪用公款一案进行调查的部门。虽然大企业对外辩解说聘请这些曾在政府司法和执法部门担任负责职务的人士是为了增进企业的经营伦理和提升企业的经营透明度,但仍免不了韩国社会对他们背后意图的批评:聘请这些人是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来自这些国家机关的调查,亦即是把这些人当做企业的防护林和挡风玻璃。

也许是因为有公权力的庇护,韩国财阀企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事情比比皆是。在韩国近乎无人不知的进步市民团体“参与连带”(People’s Solidarity for Participatory Democary)在2006年7月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书里说, 在2000年以后根据韩国“特定经济犯罪从严处理法”以渎职和贪污罪名被起诉的69名企业家中,一审判决得到执行的比例比全部特定经济犯罪从严处理法案件低8%;一审判决在上诉时被改判为缓期执行的比率则要比全体刑事案件高出2.6倍;量刑应在有期徒刑5年或3年以上的重罪被告人得到缓期执行的超过80%;贪污不论是5亿韩币(按照2015年8月的平均汇率,1亿韩币大约相当于人民币57万)还是100亿韩币,高达82.8%的被告人都获得缓期执行。

另外,在《倭黑猩猩赞歌:在丛林资本主义大韩民国(如何)作为“人”生存下来》(보노보 찬가: 정글자본주의 대한민국에서 인간으로 살아남기)一书中(原书50页),作者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位法官在自己写的分析论文里透露在2006年10月至12月间,根据特定经济犯罪从严处理法,因诈骗、贪污、渎职和违反证券交易法而在一审判决中被判有罪的114名被告人中,他们得到缓期执行的比例由于职业不同而显示出巨大差异:年营业额在100亿韩币以上的大企业运营者有88.33%的人被判缓期执行,比例最高;其次,有社会名誉职位的人、公司理事和公司职员获得缓期执行的比例分别是50%、30%和19.06%,个体户和小商贩为11.1%,无业人员获得缓期执行的比例最低,为9%。由此来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在声称以自由、民主和法治为最高价值的票选民主国家里因被告人财产和地位的不同而遭到了司法者和执法者的扭曲与变形。

就在最近这几天,为了在2015年底之前实现被朴槿惠政府定位为执政第三年之最大课题的劳动市场改革,执政党新世界党站出来表示积极支持,为了舆论造势,执政党表示改革劳动市场是为了给失业的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但对于政府和执政党提出的劳动市场改革方案,在野党和全国总工会以及其他劳工权益保护人士等表示强烈反对和怀疑。在野党——新政治民主联合表示,自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财阀企业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黑洞,而最近的乐天事件更让我们看到,只进行劳动市场改革而不对以财阀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进行改革以促进经济民主化的话,只会给劳动者带来更大痛苦。因为,根据政府的劳动市场改革主张,将引入所谓的“工资高峰制”(salary peak,达到一定年龄的员工工资将被削减,以此换取可以长期工作直到退休的制度)、放宽对成效低下的员工的解聘条件、制定劳动部指南、允许企业实施有可能对劳动者不利的就业规则变更、延长企业对临时工的雇佣期限和扩大可以雇佣临时工的工作种类等,按照韩国劳工权益保护人士的解读,这些改革政策等于要帮大企业节省人事费用、赋予大企业更大的自由解聘权、使企业可以滥用劳动部指南而更加无视劳动标准法和集体谈判原则、更容易地以低成本雇佣到更多临时工;这只会导致正式员工工资下降、正式员工随时被解雇的风险大大提升、临时工数量进一步扩大,工资水平整体上也会下降;而政府表示要解决的劳动市场二重结构即正式员工与临时工、大企业员工与中小企业员工之间待遇差距严重的问题反而会因为这些改革政策而进一步恶化,总而言之,政府提出的这些改革政策本质上是要创造“资本的天堂”和“劳动者的地狱”;而真正的出路在于改变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政策,加大对承担了全国90%以上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的支援,改善中小企业的工资待遇、福利水平和工作环境,这样才能同时解决中小企业雇工难和青年失业的问题。根据8月5号新政治民主联合的列举的数据来看,韩国失业青年达110万人(韩国总人口约为5100万)、家庭负债总额为1100兆韩币(韩国GDP约为14351亿美元,约合1680兆韩币)、最近这些年头房租上升了2.9倍、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上升了2.6倍,等等,这也是他们呼吁朴槿惠政府和执政党要同时进行财阀改革和劳动市场改革的核心原因所在,即要改革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结构、增加平民阶层的家庭收入已解决平民家庭日益艰难的生计。在这个自杀率高居经合组织(OECD)国家第一位、国民幸福指数处于经合组织34个国家中倒数第二位的国家里,劳动市场改革究竟会走向何方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如果说上述这些现象主要说明了公权力在诸多问题上对财阀企业的庇护的话,2005年曝出的“三星X文件事件”则又暴露出韩国财阀与媒体势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2005年春天,韩国MBC电视台(文化广播公司电视台)记者公开了通过在美韩侨获得的一份长约95分钟的、录制于1997年底韩国总统选举之际的录音带的一些信息。但在6月中旬,MBC作出决定禁止对“X文件事件”进行报道,但这进一步刺激了社会舆论,随后在7月下旬《朝鲜日报》揭露了金泳三政府时期国家安全企划部(现在的韩国国家情报院)的秘密组织对政界、经济界和新闻界人士进行非法监听的事实,第二天MBC便公布了出现在录音带(即所谓“X文件”)里的人物名字和谈话内容,舆论哗然。录音带的内容是1997年底当时三星集团的结构调整本部部长李鹤洙和韩国《中央日报》社社长洪锡炫(在“X文件事件”曝光时任韩国驻美大使)共同谋划如何向特定的总统候选人提供竞选资金的谈话记录,两人谈话同时还暴露了曾向检察机关高层行贿的违法事实。调查后发现,进行非法监听的机构是安企部下属的秘密组织“美林”。美林建立于1991年,中间曾一时遭遇解体,但很快又被恢复,一直活动到1997年,主要任务就是对韩国政界、经济界和新闻界的大人物进行监听。在1998年初金大中政府开始履职之后,美林被解散,组长为利用监听录音带来敲诈相关财阀企业而转移了美林先前的监听成果即800多份录音带,“X文件”即是美林组长转交给在美韩侨的。事件曝光之后,韩国社会为之哗然,但即使如此,各大媒体的报道倾向仍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差异,“进步”色彩浓厚的《京乡新闻》和《韩民族新闻》一方面批评号称文人政府的金泳三政府的非法监听行为,一方面呼吁对出现在录音带里的三星和《中央日报》人士进行调查和处罚;而前社长出现在录音带里的“保守”色彩浓厚的《中央日报》则只批判政府的非法监听行为,只字不提对录音带暴露出的三星和《中央日报》人士之违法行为进行司法调查的问题。《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等“保守”媒体也是更多地强调政府监听行为的非法性。

“X文件事件”可以说典型地反应了以三星为代表的财阀企业与以《中央日报》(洪锡炫的胞姐洪罗喜是三星前会长李健熙的夫人)为代表的新闻界之间的暧昧关系。其实,认识到媒体势力(社会舆论的舵手)在民主化时代的极端重要地位的财阀企业,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针对媒体势力进行公关工作,比如早在1995年三星集团和LG集团就分别成立了“三星言论财团”和“LG上南言论财团”,以促进韩国新闻业的发展为名,向韩国各大媒体的记者提供各种支援和资助,比如免费海外进修的机会、免费的英文和中文培训课程、资助记者出书等,三星和LG还每年邀请接受过财团资助的记者和曾专门负责报道该财团企业的新闻界人士参加大型晚宴或者所谓的“回家之日(home-coming day)”联谊活动,以对这些记者进行后续的持续公关工作,促进企业和新闻界的友好关系。尽管有记者说接受这些资助并不会影响自己做新闻报道时的立场和倾向,但也有记者坦率地说,三星、LG等财团对媒体人士进行的这种有组织、有系统、持续性的公关工作,在不知不觉间会影响到记者的感情和立场,所谓细雨湿衣看不见,在这种“春风化雨”般的持续公关工作下,记者很容易在无意识间对这些财阀企业变得友好。更有记者表示,虽然没有军政府的新闻审查了,从这个方面来讲是实现民主化了,但记者们在做有关这些企业的报道时却开始进行自我审查了。

三、无解的财阀改革难题和跛脚的民主

财阀企业在财阀家族内部的代际传承和它们对韩国政界、新闻界及韩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力使财阀企业成为韩国社会的一个经久不衰的核心话题。对财阀经济进行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但真正的改革却从未有效落实过。既有政权的改革意志缺乏的问题,也有政权的改革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对财阀经济进行改革需要实施全面的、长期的各种综合、配套措施,也许中间会经历很严重的阵痛,也许韩国社会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在现在的民选政治下,选民们也许并没有耐心去承受这些中间过程,在总统任期为五年且不能连任的情况下,一旦出现短期的波动和损失,反对党和财阀以及保守媒体便会乘虚而入,塑造和左右民意。于是,目前在韩国一边是呼吁干脆解散财阀企业,一边是强调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以及大企业对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财阀改革问题始终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如果说政治的目标只是以定期的民主选举为标志的所谓“政治民主”的话,可以说韩国已经达成了这个目标,尽管韩国国家情报院被疑非法介入2012年底总统选举一事因未被深入调查而不了了之;但如果说政府的产生方式只不过是一种特定的形式和途径,而政治的目标最终是为了达成为生民立命这一使命的话,韩国的政治发展水平还远未达到能够恰当履行这一使命的程度。如果政治上的定期票选解决不了经济领域的结构失衡和民生问题,“民主”充其量也就是一种跛脚的民主。从这个角度而言,所谓“民主政治”其实是去政治化的政治,是非政治的政治,甚至是反政治的政治。然而,比起饱受全世界诟病的兄弟国家朝鲜的“世袭政治”,韩国的“世袭经济”在国际舆论中得到的待遇要友善得多,这恐怕并不是因为“世袭经济”经得起多么严格的审视,而是支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性政治经济结构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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