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所有公司迁离中国 新华社智库痛批

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据华尔街见闻报道:继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的“世纪大重组”之后,香港首富李嘉诚又有大手笔商业行动——长江基建吞并电能实业。若此次交易成功完成,则意味着庞大的李氏长和系企业注册地将全部迁离中国。

周二,李嘉诚旗下长江基建集团宣布,计划以116亿美元的换股形式合并旗下公用事业公司电能实业。合并后,电能实业将会退市。

值得一提的是,长和系目前共有10家上市公司,长和、长实地产、长建等公司注册地均在海外,电能实业是现存唯一一家在中国境内注册的长和系公司。这就意味着,一旦电能实业成功并入长江基建并退市,李嘉诚将最终完成旗下公司注册地的全部外迁。

长江基建集团合并电能方案

9月8日下午,长和、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联合发布公告,拟将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合并,合并后的名称为“长江基建实业”。

根据公告,长江基建与电能实业将通过电能实业协议安排方式进行合并,每持有1股电能实业股份的投资者,将可以获得1.04股长江基建股份,方案的代价将由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在9月4日的5个交易日平均收市价来定,并没有任何溢价或折让。

计划生效后,电能实业将会从港交所除牌,而长江基建将会向股东派发每股5港元的特别股息。(下图为长建及电能合并前后的股权变化,图片来自香港《文汇报》)

 

李嘉诚所有公司迁离中国 新华社智库痛批

一系列资产拆分和出售动作背后:公司迁册海外

李嘉诚执掌的多项资产拆分和售卖交易近些年变得非常引人瞩目。去年以来,李氏集团着手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资产腾挪。最知名的一宗交易莫过于去年年初被称为“世纪大重组”的长江实业和和记黄埔的重组案。

2015年初,长江实业集团发布重组方案公告,称将重组及合并长实集团以及和黄集团的业务,以创立两家全新香港上市公司——长和、长地。其中,长和将接手长实及和黄集团的所有非房地产业务,长地将合并两个集团的房地产业务。而长和和长地两家新公司的注册地均在中国境外的开曼群岛。

迁册交易还不止这一宗。2014年,李嘉诚宣布将电能实业的香港电灯分拆,后者当年单独上市,成为香港最大IPO之一。香港电灯的注册地同样位于开曼群岛。

李嘉诚否认“变相迁册”

李嘉诚早在2013年就曾强调,长实及和黄不会变更注册地点,相信多年后仍在香港。

结合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国内环境发生的改变,李嘉诚如今的资产拆分和迁册交易颇为耐人寻味。

上述交易令外界关于李嘉诚“逃离香港”的质疑不绝于耳。对于这种说法,李嘉诚曾多次否认是“变相迁册”,也强调不是撤资。他本人在当时的发布会上解释称,将公司注册地搬去开曼群岛,并非对香港没有信心,主要是为了做生意方便。长建的注册地原本就不在香港,且是电能的母公司。由长建吞并电能其实无可厚非,不应对此作出过度解读。

频频抛售中国资产 重心转向欧洲

华尔街见闻提及,尽管李嘉诚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首批进入大陆市场的外资商人之一,且他本人多年来一直对外称看好内地经济,但近年来,他却在不断出售内地资产。

自2011年以来,李嘉诚抛售中国资产的行动就没有停止,最新的抛售行动是7月底传出的长实地产寻求出售位于上海陆家嘴的在建综合体世纪汇的消息。据澎湃新闻估算,若世纪汇得以出售,则计入超市、港口、能源等其他资产,李嘉诚近三年套现国内资产金额将达上千亿元。

与抛售中国资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嘉诚旗下公司已三年没有在大陆拿地,长江集团自2012年起也没有再买入香港的土地。此外,李嘉诚还出售了部分港口和香港的零售资产。

李嘉诚麾下的长和系已经将业务重心从中国转向了欧洲。

据《华尔街日报》,过去18个月,李嘉诚投资200多亿美元进行各种交易,包括收购英国第二大移动运营商、一家荷兰连锁药店和一家英国列车车厢制造商,以及将他旗下意大利电信公司和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合并等。这些交易的规模超过李嘉诚此前10年在欧洲进行的所有收购交易之和。[page] 

延伸阅读一:

内地专家吁“别让李嘉诚跑了” 长和:有买有卖很正常

据南华早报报道,内地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批准成立的“瞭望智库”近日刊登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文章,批评长和系撤走中国资产,是“失守道义”的行为。长和发言人昨日(9月13日)回应称,集团没有撤资,强调有买有卖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9月12日,“瞭望智库”刊发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文章指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

文章称,“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文章指,低买高卖虽然是市场经济,但地产和港口等产业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 “没有权力的扶持,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文章再进一步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需要过度到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说白就是“打压富豪,收买底层”,而在此背景之下,李嘉诚“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昨日晚上,长和发言人回应上述评论称,集团没有撤资,属正常的商业行为。发言人指,长和集团副主席李泽钜在早前长江基建的记者会上已经重申,长江集团没有撤资这回事,而有买有卖是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

今日,记者在“瞭望智库”官网上搜索有关评论文章,但结果显示文章已经被撤下。

过去几年一直有关于李嘉诚抛售大陆资产的消息公布。最新一宗是今年7月底,当时澎湃新闻指长实地产寻求出售上海陆家嘴[-2.55% 资金 研报]的综合体世纪汇,报价最高200亿元人民币。若成功出售,长地在上海的核心商用物业将只剩下两个。

2013年至今,长地在大陆和香港市场再也没有进行新增投资。一些港口和香港的零售资产也被李嘉诚逐渐出售。

中国社科院去年发表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曾指,李嘉诚频频撤资,可能将影响香港的营商竞争力。[page]

延伸阅读二:

新华社瞭望智库:别让李嘉诚跑了

罗天昊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前几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亿元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转变为长着獠牙的怪物。令人遗憾,李嘉诚本人应也比较伤心。就官方感受而言,李嘉诚不顾念官方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造成悲观情绪在部分群体中蔓延,其道义的高点,已经失守。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让人难以淡定。

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6.45, 0.06, 0.94%),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郑兴建了“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等众多香港地标性建筑物,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5%,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逐步改变治港思路

为今之计,香港回归日久,人心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形势严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大陆,香港亦有。

同时,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陆更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政治背景,不似大陆,要收拾一个贪官,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树大根深,难以撼动。香港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政治地位。纵使是曾经受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政治地位亦变。有权力之利剑,踏平香港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

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为今之计,为争取民心,推动改革,以继续平稳政权,提高执政合法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政治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

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疏远的对象,李嘉诚人中豪杰,已经看到这种苗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三大未竞使命

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大陆,在中国,未来还有三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

毋庸讳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权力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香港贫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大陆,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香港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

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

二,稳定香港,担起商界领袖的责任。

李嘉诚是华人世界数十年的商界领袖,甚至可以说是华人历史上最强势的商界领袖。其存在对于香港的象征意义,无可替代。

所以,李嘉诚对于养育他的香港,应该负有巨大责任,当下香港动荡,造成各方困扰,急需定海神针。李嘉诚理应成为香港稳定的基石之一。部分撤退,部分坚守。不能将全部家产都转移出大陆和香港。

李嘉诚可以撤资,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不能秋风落叶,一扫而光。未来其在大陆,在香港,都应该留下标志性的财富与物业,刷好存在感。不能一走了之。见风就走非商界领袖之所为。若李嘉诚执意要走,恐数十年声望,将毁于一旦。若有所舍,有所留,虽牺牲部分利益,亦可保全声望,对各方有所交代,可谓两全。

其三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

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陈宗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自由,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香港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大陆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虽然中国官方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未来李嘉诚人走了,社会事业仍需继续。

察网综合自瞭望智库、凤凰财经、华尔街见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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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李嘉诚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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