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教育:大学把灵魂卖给了市场

要摆脱新自由主义教育的牢笼,我们就必须逃离新自由主义。如果这听起来不可能,那就请记住,新自由主义本身在20世纪70年代听起来也不大可能。到了1976年时,电视网上还在拿里根当选总统的预测作为笑谈呢。

要摆脱新自由主义教育的牢笼,我们就必须逃离新自由主义。如果这听起来不可能,那就请记住,新自由主义本身在20世纪70年代听起来也不大可能。到了1976年时,电视网上还在拿里根当选总统的预测作为笑谈呢。

最近一个学期,我在一家名牌文科学院讲授写作。在校园的最显眼位置,黄色和绿色横幅上展示了以下文字。第一篇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据说是大学创始人所写。第二篇文本选自最新版的大学宗旨:

一所大学的最重要义务是开发学生的能力,使其思维清晰,学会独立思考,并且能够充满自信、勇敢和希望地生活。

领导

服务

正直

创造性

让我们花点时间来比较一下这些文本。首先,我们注意到历史悠久的文本是一个句子。它将概念置于所谓的句法结构中表达了一个想法。此外,句子结构也非常讲究:通过重复构成平行结构,五个副词达成平衡,前面两个对后面三个。

作为空间结构,这个句子还暗示了时间顺序。思维清晰要求我们认清现实,因而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会则导致充满自信地生活。充满自信则导致勇敢地生活。勇敢地生活则促使我们充满希望地生活。该供应链开始于大学认识到自己对学生的责任,即有义务培养学生思考和生活的技能。

最后,这句话归结于个人。它表达了她的信念和理想。这句话宣布,她准备自己承担某些责任。

第二个文本不是句子。四个单词漂浮在空中,概念之间都没有任何联系。四个字——四个口号的真正意义和功能都没有确定下来,读者可以对它们进行不同形式的解释。

在这四个字中,“领导”、“服务”和“创造性”这三个是当代高等教育最流行的时髦用语。(“正直”大概是作为更熟悉的“道德品质”一词的同义词来用的,在这一点上,对大学来说,不过是不作弊而已。)该文本不是个人声明,而是官僚机构的写照。具体来说,这是没有任何个人色彩的官腔:谁也不知道该大学的宗旨是什么时候起草的,谁写出来的。没有人能告诉我是谁决定将这样的横幅挂满校园。大学创始人的话也一直装裱在学校的墙上。同时出现的其他话语也都体现着时代精神。

但是,第二个文本中值得注意的最重要内容是它没有涉及的东西:思考和学习。说了什么和没有说什么,这些恰恰反映了高等教育当前的状态。大学现在已经很少思考和学习了。人人都想弄清楚它是什么。但到目前为止,大学只是提出了这三个时髦词汇而已。

这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教育。新自由主义可以被称为里根主义或撒切尔主义、经济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它是将所有价值都贬低为金钱价值的意识形态。物品的价值就是它的价格。人的价值就是他的财富。新自由主义告诉你,你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你在市场上的活动,用华兹华斯的话说,就是你的收入和支出。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教育目的是培养生产者。我去年出版了一本书,总的观点是,美国的精英大学已经不再能为学生提供真正的教育,即教育他们成为完整的人而非未来专家。我说过,真正的教育应该能够让学生建构自我或成为一个有灵魂的人(济慈的话)。在这本书引起的所有反应中,最令人沮丧的是:这么多与这些机构有联系的个人反对,“我们当然为学生提供了真正的教育,“而‘真正的教育’这类胡扯到底是什么呢?”

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Pinker):

也许我就是体现美国精英教育各种毛病的象征,我不知道如何帮助学生建构自我或成为一个有灵魂的人。这些东西在研究生院没有人讲授,在我参加的数百场教师招聘和晋升中也没有人讲授,我们从来没有评估候选人建构自我的成就。

平克是正确的。他是体现美国精英教育各种毛病的象征。在回答平克和我自己的时候,大卫·布鲁克斯将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大学有三个潜在用途:商业(为开始职业生涯做准备)、认知(学习知识,或学习如何思考,这更好)和道德(这个目的在平克之流看来太神秘了)。这里“道德”并不意味着学习明辨是非。它意味着培养学生做出自主选择的能力,确定独立于父母、同伴和社会的自身信仰。充满自信、勇敢和希望地生活。

现在,幸存的只有商业目的是得到公认的价值观。甚至连人们觉得应该是大学教育核心的认知目的,也只是在它有助于实现商业目的时才得到认可。人人都知道选修英语专业的学生比例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在急剧下降。但选修理科专业---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的比例下降更多,达到约60%。在2013年,只有1.5%的学生在毕业时,获得这些学科的学位,数学专业毕业生只有1.1%。在大多数大学,大部分本科专业学生都选择职业领域:商业、通信、教育、卫生。即使在精英学校,最受欢迎的专业仍然是商业目的的学科(布鲁克斯的话):经济学、生物学、工程和计算机科学。

这并非因为人文科学受到了攻击。是学习观念本身出了问题:为学习而学习、纯粹出于好奇心、为了观点和想法本身去探索。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科,因为在所有这些领域,知识探索就是目的本身,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包括在内。就像选修法语或哲学的学生一样,选修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专业的人同样要遭受欺侮(“哦,所以你决定去赚大钱了”)。佛罗里达州长里克·司各特(RickScott)单独挑出人类学专业,称它是该州不需要增加的内容。人人都在谈论STEM学科——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但是没有人真正对理科感兴趣,没有人对数学真正感兴趣:没有人对资助这些学科或让孩子或亲友在这些领域工作感兴趣。所以只剩下技术和工程,这意味着只剩下技术(因为工程是技术的从属部分)。

至于道德目的,即大学通过激发沉思和反省使学生准备好生活的观念一般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以我的经验判断,这归咎于两个历史论证。第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想法是1960年代造成的。嬉皮士可能是那种沾沾自喜的自我关注,但是,今天的孩子聪明得很,不会上当。第二种观点将其归咎于十九世纪。文科教育是有闲阶级,即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贵族的奢侈品。到了20世纪,当社会其他人都开始上大学时,他们渴望以此爬上经济阶梯,过上富裕生活。

不用说,这些批评不可能都是真的,因为两者相互矛盾。事实上,两种论点都不真实,虽然各自包含了某些有道理的内容。在六十年代,道德目的很重要,在19世纪也很重要。但在两者之间或者19世纪之前也很重要。从美国高等教育开始起就很重要。美国最早的大学都是教会创办的学校,塑造学生的品格是主要目的。到了20世纪初期,大学的任务变得世俗化了,但并没有被遗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或者曾经有伟大著作课程和其他人文学科和“通识教育”等课程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大学要建立英语系,要讲授莎士比亚和梅尔维尔的原因:恰恰是为那些并非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家庭的孩子或者没有在预科学校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孩子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

要摆脱新自由主义教育的牢笼,我们就必须逃离新自由主义。如果这听起来不可能,那就请记住,新自由主义本身在20世纪70年代听起来也不大可能。到了1976年时,电视网上还在拿里根当选总统的预测作为笑谈呢。

随着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通识教育的观点也传播开来。从1862年和1890年的赠地办学法案到创办女子学院、在历史上主要招收黑人的学院和大学、再到退伍军人上大学法案和战后州立大学系统的大发展,公立高等教育进入全盛时期。1960年代也是文科的全盛时期。如果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孩子上大学只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工作,为什么很多人主修英语?因为他们也想学习、思考、反省和成长。他们希望拥有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贵族拥有的东西,而美国有足够的聪明、慷慨和平等允许他们享有这些东西。

约书亚·罗斯曼(JoshuaRothman)在《纽约客》网站上提出了19世纪论证的另外一个版本。我抱怨精英院校的录取程序,即指责它把整个童年和青春期变成了高风险的12年冲刺。他则说,我实际上在抱怨的不过是现代性而已。我们都越走越快,而且这种加速过程已经二百年了。学生当然也不例外。

罗斯曼是错误的,但他的错误非常说明问题。现代性是越来越快的加速过程的条件。不过,直到最近之前,都仅限于成人。对年轻人来说,现代性的含义不同。事实上,正是现代性发明了青年概念,它作为童年和成年之间的过度阶段,并且赋予青年作为拥有独特的权利和义务的人生阶段。从现代性的黎明,即浪漫主义时期到在整个1970年代,青年时期被赋予特殊角色:走向世界,提出质疑。要改造世界,不管成年人会如何反对。(因此,出现了将青年和另外一种现代机构---革命联系起来的情况)随着大学作为人生阶段越来越普遍,这个阶段碰巧是青年的开始——接受这个想法也就再自然不过。青年成为这样一个时期:要思考世界本来的样子和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不再有现代性想象的那种青年了。我们现在拥有的是后现代性是新自由主义想象的青年。学生很少有机会质疑和反思,不思考自己的生活,当然也不思考世界。现代性将自身理解为不断变化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代青年的历史使命就是想象一种进入不同状态的方式。但是,新自由主义排除了进入另外一种状态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相信,我们已经达到了历史的终结,即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永远复制自身的稳态状态。青年的历史使命已经不再是值得向往的,甚至成为不可思议的东西。世界不会发生变化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年轻人去想象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罗斯曼可能建议,我们需要年轻人做的不过是跑得越来越快。这样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能够快速加入鼠奔的人生竞争中。青年时期如今不过是成年期的预备形式,安静和绝望的中年时期反而倒退进入青春期。(如果阿瑟·米勒今天还在写作,他写出的不是《推销员之死》而是《大四学生之死》)。现在,人人都知道,它不仅仅是后现代的青年也是后现代的童年——因为孩子们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小大人,无休止地追逐等级差别和身份地位。

这并非不可避免,而是我们在意识形态支配下主动选择的结果。“所以你决定要去赚大钱”,“那你打算做什么呢?”我发现那些评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并非人们做出这样的评论,而是他们似乎觉得不得不这样说。就好像我们都心照不宣地同意,要监督孩子们的未来愿望。那种态度漂浮在空中,给家长和孩子都施加无形的压力。当大人问大学生想做些什么时,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其实是,成年人在乎的是什么。

我写了一本美国精英高等教育问题的书,但是,我在过去一年收到的信件中得知,问题不仅仅是精英高等教育,不仅仅是高等教育,不仅仅是美国。我仍然认为,选拔性招生程序是有特殊危害性的;我仍然相信文科院校比研究型大学更容易为学生提供真正的教育;我仍然相信大学的名气不一定与教育质量成正比。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无处不在,而且遍及每一个层次的学校:无论是规模小的地方院校还是大型州立大学,无论是在预科学校和公立高中,无论是研究生院还是社区学院,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英国、韩国、巴西。问题无处不在,因为新自由主义无处不在。

我们在中小学(k-12)强调“基本技能”中看到它的影子,就好像知识只是方法和事实组装起来的盒子。在英语课堂上阅读“信息”文本时,就好像学习阅读的目的就是要理解备忘录。在各种测试体系中,仿佛所有的学习都可以被量化。而在慕课的狂热中,教育似乎无非就是信息传递而已。而在根据平均起薪高低而制作的大学和专业的排行榜中,好像赚钱能力成为你从学校获得的唯一东西了。

我们在总统去年对艺术史专业的尖锐评论中看到这个观点。我们的思想总司令说:“我向你们保证,拥有熟练生产技术或者做生意的民众有可能比拥有艺术史学位的人赚钱更多。”我们在在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司各特的提议中也看到这个观点,该建议要求对州立大学的文科专业收取更高的学费。最引人注目的是,威斯康辛州长斯科特·沃克(ScottWalker)试图重写美国最大的公立大学系统之一的威斯康辛大学的宗旨。按照《密尔沃基哨兵报》的说法,沃克“就公共服务和改善人类生活条件提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建议删除‘该大学体系的最本质目的是寻找真理’”,该大学的宗旨因而就成了“满足本州的劳动力需求。”

一两年前,我曾与十大名牌文科学院之一的新任校长坐在一起交谈。他来自专业性学院(法学院),许多学院院长和校长都是出身法学院。

我首先告诉他,我刚刚到一个高年级课堂中观摩,没有一个学生能给我有关“领导力”的像样定义,虽然该大学抓住每个机会宣传培养学生的领导力。他本人也拒绝提供自己的定义。相反,他有些挑衅性地说,“我已经来这里5个月了,没有人能给我有关‘文科’的满意定义。”

我提供了上文提到的定义:那些纯粹为了知识本身而探索的领域。我补充说,当你学习文科时,你主要学习的就是论证。

“科学家们不需要争论,”他说(这个说法可能让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感到吃惊)。“画家呢?他们不需要争论。”

我试图解释严肃艺术和文科的区别(后者只是派生的意外而成为“艺术”)但收效甚微。我最后问他:“那么,你觉得大学应该是关于什么的?”

他说:“领导”。

如果大学很少涉及思考和学习,那是因为没有多少人有兴趣进行思考和学习了,尤其是学生。理查德·阿鲁姆(RichardArum)和乔斯帕·洛科萨(JosipaRoksa)在《学术漂流》报告中说,学生每周花在课堂上学习的时间数几十年来一直稳步下降,现在大约只有1961年时的一半。任何熟悉大学的人都可以告诉你,雄心勃勃的大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然还有激情在课余活动上。在我提到的反应中,平克想知道为什么上课时,演讲大厅里一半都是空空的。我可以告诉他原因是什么:因为学生不太关心他试图讲授的东西。

要摆脱新自由主义教育的牢笼,我们就必须逃离新自由主义。如果这听起来不可能,那就请记住,新自由主义本身在20世纪70年代听起来也不大可能。到了1976年时,电视网上还在拿里根当选总统的预测作为笑谈呢。

考虑到他们接受的教育观点,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东西呢?大学课堂在一件事上做得特别好,或应该做得很好,那就是教你分析性思维。这就是为什么严谨的大学教育需要你尽可能聪明和尽可能努力思考。这也是为什么大学擅长训练同样要求分析能力的专业人士:法律、医学、金融、咨询、科学和学术界本身。重点学校的毕业生中最优先选择的职业是上述前四个也就不是巧合了(因为这四个职业是利润最丰厚的)。

一般来说,做生意不需要你尽可能聪明或尽可能努力思考。聪明当然好,善于思考当然好,但你不必要非常聪明或极其艰苦地思考。相反,你需要另外一套技能:组织能力、人际交往能力——那是教授及其课程肯定不擅长的东西。

因为大学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就业和职业准备,工作和职业越来越多地意味着做生意,尤其是创业,学生们为自己开发了平行课程和平行学院,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真正需要的技能。学生们离开教室前往参加的这些课外活动越来越缺乏平克嘲笑的“休闲”色彩,越来越多地为未来就业做准备:创业努力、非盈利性活动、志愿精神。现在,大学校园里(确切地说是校园外)的大事是实习。

所有这些都解释了我在教授群体中感受到的一种新的不快乐。当教授有很多事情要消耗你的精力:委员会的工作、学院内的勾心斗角、任职评定和晋升拼搏、无情的地位竞争等。对很多人来说,让这些有价值的因素是你能够和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进行的充满智慧的对话。这种接触变得越来越稀罕。不是因为学生比以前更愚蠢了,而是因为他们很少带着知识探索的使命感去学习。大学是获得其他东西的方式,学习是获得其他东西的方式。学生在结束一个活动后匆匆来到你的办公室,是要知道需要做什么才能得到好成绩,然后再冲向另外一个活动。很少有学生是找你进行开放性的思想交流的。许多教授仍然非常关心思考和学习,但是他们经常发现学生根本不接这个茬。

教授们当然不能指望得到管理部门的支持。既然学界已经完全臣服于客户服务心态,大学已经完全屈服于学生的希望和要求。这就意味着管理者试图改造大学,旨在教授分析技能,自然不再为年轻人提供思考大问题的机会,因为这个时代需要非常不同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名牌文科学院的院长会告诉我,他感兴趣的是领导力而不是教学生论证。这就是为什么全国高校甚至在裁减院系,听凭传统领域衰竭,冻结教授工资,将课堂交给兼职教授之时,仍然在创建研究中心和办公室和研究所,招聘协调员和院长秘书,启动项目,开设学位点和课程。为的是培养领导力,促进服务和创造力的提高。像学生一样,大学管理者也正在忙着建造平行学院。原来的大学将来会怎么样,只有天知道。

那么,领导力、服务意识和创造力为什么这么不好呢?在校园内外的很多人看来,问题在于这些都包裹在新自由主义的假设中。新自由主义与贤能政治完美对接,从而产生了一个种姓制度:“赢家和输家”,“生产者和享受者”,“最优秀者和最聪明者”,安·兰德(AynRand)及其“超人”(bermenschen)的一整套福音。这就是“领导”的终极内容。有领袖,然后有其他人:即追随者和屁民。领袖做事,领袖指挥。大学承诺要让学生成为领袖,他们是在告诉学生要为自己负责。

“服务”是优胜者心情好的时候拥有的一种意识。我们可以称之为克林顿主义,它与里根主义类似。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时确认了新自由主义共识的权威地位,而且作为前总统他还将新自由主义逻辑延续下去。里根主义意味着富人不仅有钱而且有权。克林顿主义意味着富人使用金钱和权力或者其中一小部分来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因为不幸者(即失败者)不能自立。因此,出现了克林顿基金会,出现了慈善组织或无私奉献的努力。这是那些享受高度特权,获得高度信任和拥有众多资源的精英的作为,也包括大学生开办或者梦想开办的非营利组织或拥有社会责任感的营利组织。

与此同时,“创造性”基本上是一个经营概念,它与管理学院通过硅谷传递给我们的其他陈腔滥调如“中断”、“创新”、“转型”等是一丘之貉。“创造”不是要成为艺术家。没有人希望你当艺术家。创新是设计出“新颖的”产品、服务和技术等“解决方案”,这意味着你已经知道问题所在。“创造”是指设计思考而非艺术思考,若用作家艾米·惠特克(AmyWhitaker)的话说就是:从甲到预先设定的目标乙,而不是进行开放式的探索,并在此过程中发现了乙。

领导、服务和创造性并不寻求根本性变革(请别忘记,根本性变改不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范畴),他们是在静态的社会框架,即市场框架内寻求技术革新或技术突破。这真是太糟糕了,因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气候变化、资源枯竭、自动化时代的就业岗位消失——要求我们只能进行根本性变革,重新组织社会形式,舍此别无他途。如果我们需要年轻人设想另外一种世界,那现在正当其时。

我们美国一直处于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Trilling)所说的商业文明中。但我们也总是有一系列与之抗衡的机构,即用来推动不同价值观体系的反文化机构如教会、艺术、民主传统本身。当钟摆朝某一个方向摆得太远时(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就会出现新机构或运动,或旧机构提出新使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一直就是这样的机构。但是,现在市场已经强大得足以吞噬旨在与之抗衡的一切。艺术家变成了“创意人员”。新闻业已经变成了“媒体企业”。政府管理可以买卖。发财致富的福音成为美国基督教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之一。学院和大学的作为俨然就是在经营一家企业,而且是为企业服务的。

该怎么办?还是这些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贵族——至少包括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几位校长在遭遇像大萧条一样的本阶级的大溃败之时,成功地找到接替自己的新体制,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贤能政治。但是,我不确定如今是否拥有道德资源来做同样之事。这些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贵族一直被灌输的观念是:集体利益优先于自身利益。但选贤任能意味着寻找最优秀的人才,新自由主义不相信集体利益。在谈到社会时,玛格丽特·撒切尔有句名言:“没有这回事。只有个别的男人和女人,只有家庭。”至于名牌大学的校长,如今他们不过是富豪统治集团的走狗而已,在道德地位上与乡间别墅的管家室没有差别。

要摆脱新自由主义教育的牢笼,我们就必须逃离新自由主义。如果这听起来不可能,那就请记住,新自由主义本身在20世纪70年代听起来也不大可能。到了1976年时,电视网上还在拿里根当选总统的预测作为笑谈呢。

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也让我们缴械投降。虽然口口声声宣扬自由和个人主动性,但市场文化特别擅长培养一种无助感。我建议学生们应该不要一门心思只想着赚钱,要多想想构建一种目的意识。但是,当今大学往往激烈反对,上上下下都使用这样的话语即年轻人是经济力量的消极承受者。他们没有能动性,没有选择余地。他们必须按市场的要求去做。普林斯顿的一名学生的确对我说:如果市场激励我去华尔街,我该与谁争论呢?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有幸听到很多人抵制新自由主义教育的指令:开办中学,开办大学,创造另类高中和大学,制作纪录片,启动非营利组织,用不同的方式养育孩子,用不同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我欢迎这些努力,但是,它们没有一个触及根本性问题,即我们不再相信公共解决方案。我们只相信市场,或者私有化解决方案:一次性方案和个别方案。

有一种观念认为,社会应该由训练有素的精英来管理。这种领袖观点的最糟糕之处在于“领导”篡夺了“公民”的地位。公民认为社会应该由大家一起共同管理。难怪,提高公民素质一直是美国教育的指导原则,即为维持自由和自治的社会,培养知情的公民。要摆脱新自由主义教育的牢笼,我们就必须逃离新自由主义。如果这听起来不可能,那就请记住,新自由主义本身在20世纪70年代听起来也不大可能。到了1976年时,电视网上还在拿里根当选总统的预测作为笑谈呢。

不是把高等教育视为商品,我们需要把它当作权利。不是用市场目的看待大学,我们需要用知识和道德的目的看待大学。这意味着恢复战后美国社会的巨大成就之一:高质量、低成本或无成本的公立高等教育质量。彻底终结教育资源的人为稀缺性。彻底终结学生必须争夺名校特权的观念,彻底终结人们必须自费上大学的观念。

有些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总统在元月份呼吁免费社区大学,一群民主党参议员和众议员4月提出能使学生不用背负债务就大学毕业的计划;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提出的议案是对华尔街交易征税,用以确保四年制公立大学人人免费上。在过去的几年中,最低工资一直是国家议程的优先选择,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功。大学学费和招生限制如今也已纳入讨论议程。

但这些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年轻人在市场面前并不是孤立无助的,尤其是在他们团结起来的时候。他们也不一定非要接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新自由主义。我们似乎已经进入学生积极行动主义的新时代,他们真正投身于政治运动不是因为上层的“关心”,而是因为亲身感受到具体的需要:他们要争取经济机会、争取种族公平正义、争取光明的未来。反应性的、防御性的、常常没有方向的教育机构在此工程中未必能够提供多少帮助。我也不相信学生多么希望得到大学的帮助。其实,真正感到孤立无助的是大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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