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中亚政策演变路径与前景

俄罗斯在中亚保留的资源在不断消费,影响力逐渐下降将是必然趋势。美国推动中亚地缘发展多元化的思路对各国具有吸引力,但是在国家政权模式和社会形态上,美国仍不可能放弃“民主政治”、“公民人权”标准。

美俄中亚政策演变路径与前景

中亚地区不仅是中国的西部近邻,而且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正是由于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上中亚地区曾经受到周围的古希腊、波斯、匈奴、突厥、阿拉伯、蒙古、俄罗斯等强大的权力中心影响。这些强大的权力中心大多发育在欧、亚、非大陆板块周边濒临海洋的地区,生长成熟后即开始向大陆腹地施加影响。历史上不同时期存在(有些也曾同时存在)的强大权力中心如同在周围滚动的巨石,使欧亚大陆腹地每每成长起来的地缘政治板块受到碾压。社会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外力干预,结果形成了地缘政治的间歇性发展特征和碎片化历史现实。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特殊的历史过程,构成了中亚地区多元的民族文化、宗教传统和社会政治。这种历史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亚各国的独立。

获得独立的中亚五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现实,既是对历史上中亚地缘政治演变沿革的继承和总结,也是这一地区新地缘政治时代的开始。虽然独立的民族国家进程开始了,但来自周边的强大权力中心影响的局面仍然存在。尽管与历史上中亚地区各个时期的处境不能同日而语,但是今天的中亚还是摆脱不了处在域外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挤压状态的宿命。有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条件下的大国干预影响甚至威胁着新生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①。在这些强大权力中心里,美国和俄罗斯首当其冲。中亚各国独立二十多年来,正是这种方向和力度不断变化的内外合力,构成了中亚地缘政治发展的动态矢量。这种看似变化无常的发展曲线,若从其历史渊源和影响力构成分析入手,应该是有规律可循的。

一、美国:从“脱危”到塑造

20世纪90年代初,当中亚地区不仅在政治上与苏联厘清了关系,而且也在国际法上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后,美国政府立即做出了对中亚地区的政策设计:“美国在中亚的政策目标包括培育稳定、民主化、自由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穿越欧亚大陆走廊的自由运输、俄罗斯以外国家的无核化以及坚持国际人权标准。美国的首要目标是粉碎极端主义和集团阻碍或破坏达到这一目标的企图。美国的政策也旨在使这些国家与国际社会一体化,以便美国奉行负责任的安全和其他政策,阻止威胁和平与稳定的恐怖主义及其向反西方的方向发展。美国政府关注所有中亚国家的人权和公民自由问题。”美国政府这一官方立场,典型地体现出了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战略心态和地区观。这段文字包括了这样几种含义:第一,对于美国和西方而言,中亚地区是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核武器、生化武器、极端主义将威胁美国要履行的“负责任的安全和其他政策”;第二,美国政府将动员和鼓励本国和西方的企业进入中亚各国,通过投资(尤其是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的投资)、市场经济和交通走廊建设等途径,参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恢复进程;第三,中亚各国的“人权和自由问题”是美国政府的另一个关注点,并将在中亚各国实现“民主化”、“与国际社会的一体化”、推动“自由市场经济”等目标的完成,作为确保中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更长期政策目标。

美国政府首先关注的是冷战时期军备竞赛中苏联遗留下来的部分核武库,担心这些潜在的战争能力在中亚各国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下,扩散到其他力量手中(这些力量可能是非国家主体,也可能是国家主体)。为此,美国积极参与了推动中亚地区无核化的谈判与核查进程。美国和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等国在1992年5月签署了《里斯本议定书》,规定拆除战略核武器,以无核国家身份尽快加入《防止核扩散条约》。为稳妥实现这一政策目标,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于1993年9月出访哈萨克斯坦,签署了《美哈“合作减少威胁”协定》;1994年5月美国专家应邀进入哈萨克斯坦,协助销毁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核武器;1996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的最后100口弹道导弹发射井被拆毁,标志着美国对中亚拥有战争潜力“无害化处理”的完成。同时,美国对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独联体各国还采取了“接触+改造”策略,对原苏联军队和常规军事力量建立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尝试。这就是美国国防部长于1994年北约国防部长联席会议上提出的著名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当年5—7月,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相继加入了这一计划,1995年和1996年,美国军队与中亚各国军队分别在美国本土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通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及相关的军事合作项目,美国和北约各国军队在与苏东集团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对抗后,极具象征意义地踏上了原苏联国家的领土。

美国对所谓“后苏联空间”的地缘发展趋势高度关注,其最现实的担心是中亚国家难以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而受俄罗斯继续控制。一旦这种局面形成,美国在欧亚地区仍将面对统一在俄罗斯权力中心周围的地缘政治空间。对此,美国政府也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推出各种措施,借以拉动中亚各国对外多元国际合作趋势。曾任布什总统顾问的美国政治家奥尔科特认为,“美国应该教他们(指中亚国家)如何成为独立国家,这首先要独立于俄罗斯,只有那时中亚才能从法律上的独立变为事实上的独立”。可以说,这一时期美国对中亚的外交政策表现出了一种作为冷战“胜利者”的自负,公开的政策目标就是“帮助他们在专制独裁的废墟上建立起民主制度”。1992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支持自由法案”,借此突破对中亚各国经济援助的法律障碍。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中亚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场突发的恐怖主义袭击将美国与数千千米之外的中亚地区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仅在事件发生的9天后,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演讲时明确指出,“中亚地区要么成为恐怖主义的天堂,要么成为美国开展反恐行动的支点”。美国为配合“反恐战争”,意外顺利地进入了中亚,并确立了长达13年的军事存在。尽管时任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提出警告:“独联体的领土和领空不允许北约军队进入”,但“反恐”的名义给了这场军事行动道义上的高度,中亚各国纷纷公开表示欢迎北约军队使用本国的领空和基

地。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在2001年年底就已经基本结束,但美国对中亚政策的调整在这时也刚刚正式起步。这年12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①。这时,美国对中亚地区调整后的政策已逐渐清晰。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伊丽沙白•琼斯在12月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南亚高加索分委会就中亚问题举行听证会时,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美国在中亚的政策,一是防止恐怖主义在这一地区蔓延;二是帮助中亚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推进法制社会建设;三是确保里海能源开发的安全和透明。这一政策宣示足以在军事强势下诱迫中亚国家接受,并使戒心重重的俄罗斯难以反对。

美国在中亚地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推进,而且比此前西方政治家们预测到的政治阻力要小得多。这一结果难免使美国急于将“改造后苏联空间”的目标提前付诸实践,因为无论是在欧洲正面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还是在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美国都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2002年6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帕斯科在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中南亚高加索分委会的听证会上做了题为“美国在中亚的作用”的发言,主题已从阿富汗军事行动的意义转到了对中亚各国社会政治的改造上来。他认为,“持久而深入的政治经济改革不仅能给中亚各国带来稳定和繁荣,而且是铲除恐怖主义的唯一正确途径”。发言中帕斯科还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民主建设的缓慢和不理想的人权状况”,也指责了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领导人的专权。为了得到美国及西方集团在政治上的认可,刚刚独立10年的中亚各国领导人利用一切时机纷纷向美国做出推进民主政治和保障人权的承诺。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2001年赴美国访问时,向布什总统表态遵守1994年与克林顿共同签署的《民主伙伴关系宪章》。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2002年也利用同样的机会,承诺扩大本国的民主和人权。在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宣言》中,也包含了要求乌兹别克斯坦加强民主改革和改善人权状况的内容。

到布什总统第二任期时,美国在中亚的政策做出了明显调整:由2001年进入中亚后为保障阿富汗反恐战争进行而维持现有中亚各国政权的稳定,转变为在中亚各国“推进民主制度”优先的政策。这一调整既有着伊拉克战争陷入道义困境后带有“公益性”色彩的全球战略整合,2003年格鲁吉亚和2004年乌克兰共两场“颜色革命”成功改变了这两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治进程,也对美国在中亚地区“移植”这种低成本“改造”项目带来了示范效应。恰好与布什第二任期相重合的是中亚各国“选举年”的到来。选择怎样的方式和路径完成这次政治考验,是按照美国及西方对中亚社会政治发展开列的清单一项项地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合乎“民主标准”的开明政权,还是依据自己国家的民族特殊性逐渐形成具有中亚特色的国家权力模式,这对中亚各国的政治精英而言的确是个两难的选择。2005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2005年推进民主法案》,这一法案将世界各国分为“完全民主”、“半民主”、“非民主”三种类型,认为美国的“神圣职责就是促使那些表面上允许反对党、公民团体和新闻自由的存在,但事实上却对其进行种种限制的部分民主国家向完全民主国家转变”。布什政府以国会文件形式推动原苏联国家选择社会政治“民主改造”的导向,大大鼓舞了西方各国体制内外在中亚地区促进“后苏联空间改造”的非政府人士和团体。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积累了经验的“职业革命者”和非政府组织首先选择了被称为“中亚民主岛”的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3月利用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的机会,煽动民众以“街头革命”方式结束了阿卡耶夫政权。但是让美国和西方人没有想到的是,所谓“颜色革命”在中亚这个有着复杂民族文化传统存在着严重安全威胁的地区发生了“变异”。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郁金香革命”中全然看不到格鲁吉亚“玫瑰花革命”和乌克兰“橙色革命”那种哪怕是刻意设计出来的优雅与平和,冲击总统府、打开武器库、释放监狱里的罪犯、烧毁外企写字楼,几乎造成全国性的社会失控。甚至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正在蔓延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国内也有学者音译为“伊扎布特”)也跃跃欲试,企图借政治洗牌争得一席合法地位。同年,美国和西方在乌兹别克斯坦下了一番功夫的安集延发生了暴乱,另一支中亚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阿克拉米亚”(Акромия,“伊斯兰解放党”的变种)在费尔干纳地区的城市煽动起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体性事件。在卡里莫夫总统果断平息了这次叛乱后,美国和欧洲却将破坏民主制度和侵犯人权的批评指向卡里莫夫,并要对事件进行国际调查。遭到拒绝后,美国和欧盟启动了对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致使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关系由2001年后的“蜜月期”骤然跌入低谷。2005年7月,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正式照会美国驻该国使馆,要求美军在180天内撤出汉纳巴德基地。2005年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两起重大事件,引起了美国部分学者和政治家对既定中亚政策的反思。

2005年3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所长弗雷德里克•斯塔尔(S.FrederickStarr)在一份题为《阿富汗及其邻国的“大中亚伙伴计划”》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大中亚”概念。斯塔尔教授是美国学术界对中亚地缘政治颇有研究的学者,他提出了以阿富汗为中心向巴基斯坦、印度等南亚国家推动政治、安全、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合作,引导中亚地区在阿富汗反恐战争后的地缘政治板块整合方向。应该承认,斯塔尔教授提出的“大中亚计划”有其合理的依据,这就是对独立后的中亚地缘政治发展将与历史上中亚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区域重合的判断。对这一趋势的预测,也并非仅斯塔尔教授一家。中国中亚问题专家潘志平教授早在2003年后就曾提出过“中南亚”的概念,其最重要的思路也是认为脱胎于原苏联的中亚五国地缘政治格局在摆脱了俄罗斯权力中心的制度性覆盖后(尤其在阿富汗战争后)将体现出向南亚发育的趋势①。在2005年斯塔尔教授完成了这个研究报告之后,随即又以论文形式将他的观点在美国的《外交》双月刊上发表,以期使各国同行共享其思想成果,并借此推动这一思路在更广泛的领域被接受。斯塔尔教授“大中亚计划”提出的时间,恰恰与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和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重合。这一时间上的巧合促成了美国对这一计划的高度重视,虽然并未将斯塔尔教授的研究报告转化成美国中亚政策性文件。2005年10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阿斯塔纳)演讲时强调,“阿富汗需要与中亚地区建立一种全面伙伴关系,一个安全繁荣的阿富汗能稳定中亚,并将中亚与南亚联系在一起,这是未来经济成功的关键所在”。2006年1月,美国国务院调整了主管欧亚方向事务的各部门设置,将原来属于欧洲局的中亚五国归入新成立的中亚南亚局,而这个中亚南亚局包括了原来的南亚局。这一计划自从被美国政府采纳时起,就被添加上了浓重的冷战色彩。以阿富汗为中心也好,联通巴基斯坦、印度也好,地缘战略目标均为弱化和排斥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斯塔尔教授原在研究报告中强调,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在中亚都有各自的利益,“大中亚伙伴计划”应尊重他们的利益,使他们将美国看成一个盟友,这是“大中亚计划”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然而,当“大中亚计划”被美国国务院作为一个政策项目甚至地区战略时,这一关键的建议已经被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淹没。

2009年1月,美国奥巴马时代开始了新的中亚政策。美国中亚研究界就中亚地区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意味着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展开了争论,并就美国是否具有应对这些机遇和挑战的必要与能力深入讨论。这场争论对奥巴马时代美国对中亚政策的调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奥巴马检讨了布什单边主义中亚政策的得失,使这一时期的美国中亚政策具有比较全面的特征。奥巴马不赞同布什时期单纯靠军事手段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做法,主张运用“巧实力”来应对美国当前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并尝试着与欧洲、俄罗斯、中国之间修复和维护建设性关系①。在这样的全球决策背景下,美国中亚政策经过近一年时间的争论、磨合、拿捏,到2009年12月公布了向阿富汗增兵方案后,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乔治•科罗尔(GeorgeA.Krol)在听证会上宣布:1.增加中亚国家与美国在阿富汗反恐上的合作;2.使中亚地区的能源和运输线路尽可能地多元化;3.督促中亚地区推进民主和人权;4.发展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5.加强中亚各国的自我管理能力,防止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发生国家失控。这一系列政策基于这样的判断:“中亚地区处于美国关键的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支点上。”

实现美国对中亚政策的调整,阿富汗作为一个关键点仍是绕不开的障碍。而且奥巴马政府早已将从阿富汗撤军作为一个重要政治砝码使用,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军事力量的减少,甚至作战部队全部撤出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届时美国十年反恐和经济重建的成果将如何巩固,再次成为美国领导人和战略家考虑的问题。面对“大中亚计划”的遭遇,斯塔尔教授趁白宫易主之机又提出了“新丝绸之路”建议,试图将其以阿富汗为中心打造中南亚紧密连接地缘板块的思路以一种更加柔性、更加具体、更具建设性的方式推出。这一战略在经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参与后制定出研究报告,正式提出在中亚南亚地区构建成一个统一互动的经贸网络,借助于美国南亚的盟友和伙伴的力量,巩固阿富汗反恐战争成果,并将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输往南亚地区,通过这种跨中南亚的经济互动提高各国抑制极端主义和建立民主制度的信心,从而实现美国在欧亚地区及全球范围内更长远的战略目标。这一报告刚刚出笼时,并未被美国国务院看好。直到2010年得到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支持后,才逐渐引起美国国务院的重视。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访问印度钦纳时正式提出“新丝绸之路战略”,并对这一战略做出具体的描述:“土库曼斯坦的气田将能满足巴基斯坦的能源需求,并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供可观的过境收入。塔吉克斯坦的棉花将运往印度制成棉布。阿富汗的家具和水果将出现在阿斯塔纳、孟买甚至更远地方的市场”。随后,希拉里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四国,为“新丝绸之路战略”游说。同年9月,美国、阿富汗、德国三国外长又在纽约共同主持了由27个“新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外长参加的会议,为“新丝绸之路战略”造势;一周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了题为“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内容、方向”的研讨会。从游说和造势的内容看,仍未超出斯塔尔教授“大中亚计划”的几个基本要素:以阿富汗为中心;以交通、能源、贸易为主的网络;连接中亚与南亚两个重要的地缘板块。难怪国内有学者认为,所谓“新丝绸之路战略”与“大中亚计划”相比鲜有新意。

如果客观地评价,斯塔尔教授对中亚地缘政治进程的理解与研究,为美国政府在“9•11”后走出阿富汗战争和“颜色革命”的困境,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思路和方案。但是美国政府方面将中亚地区定位为“后苏联空间”“不民主”地区,并必欲按西方价值观进行改造的动机,使斯塔尔等学者的设计很难得到中亚各国政府认同和支持。而不论是布什时期典型共和党风格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还是奥巴马时期民主党式的“全方位民主战略”,均将俄罗斯、中国、伊朗、印度等地缘中心的影响视为竞争对手,甚至“民主的敌人”,以这种冷战思维驾驭的“大中亚计划”或“丝绸之路战略”,势必会陷入排斥中亚政治、经济、安全多元性特征的误区,因而难以达到预想的政策目标。

二、俄罗斯:从“盟主”到伙伴

苏联解体使俄罗斯与中亚各国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同一主权实体内的不同行政区域变成在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主权国家。而更重要的是,原本在构建沙皇俄国和苏联霸权过程处于“老大”地位的俄罗斯,在经历这场裂变后面临着反差极大的民族心理调整和地缘政治观念转变。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急于从冷战的挫折中寻回大国自尊,也开始检

讨以“甩包袱”心态处理与原苏联其他共和国关系的简单化和盲目性。在冷战结束的最初十年中,俄罗斯领导人并没有等到西方兑现当年协议放弃对抗以及苏联解体时的承诺。在俄罗斯经济经历私有化的剧痛和萧条时,美国及欧洲盟友依照让俄罗斯弱而不乱的原则提供着“人道主义经济援助”,乞丐式的经济合作让俄罗斯高傲的民族自尊受到严重伤害。《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将美国大兵直接送到了俄罗斯的近邻,一轮轮北约、欧盟东扩压缩着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美国还启动公共外交和价值观外交途径,逐一分化俄罗斯的独联体盟友,支持“古阿姆集团”(ГУУАМ,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五国国名第一字母连读),用“颜色革命”手段颠覆俄罗斯周边的亲俄政权。苏联解体后在欧亚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地区性事件,构成了围绕俄罗斯的步步紧逼的地缘封锁。对此,俄罗斯的领导人和战略家不得不对自己周边地区进行重新布局。

密切的联系与邻近的影响是俄罗斯重视这一地区的重要原因,在这一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了俄罗斯与中亚的特殊关系历史。这种特殊的历史构成了俄罗斯与中亚地区之间政治文化的共同沿革,也由此决定了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特殊战略定位。首先,在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利益定位中,安全是一直放在第一位的。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利益在不同时期又体现在了不同的领域中。如苏联刚刚解体时,中亚地区作为独联体的南大门,俄罗斯最担心的是南亚和西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蔓延起来,威胁俄罗斯南部地区(特别是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下游的穆斯林聚居地区)的稳定。尤其是1991年至1995年期间,车臣分离主义势力急剧膨胀并严重威胁俄罗斯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时,俄罗斯当局对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认识逐渐全面起来。同时,中亚各国刚刚独立时,完整的国家机器尚未建立起来,不仅不具备抵御来自国外、地区安全威胁因素的挑战,就连维持国内的治安也难以胜任。俄罗斯利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时在中亚建立的一些军事设施,继续承担起对中亚地区的安全职责。尤其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边防军和野战部队不仅保留着军事基地,而且承担边境地区的防务多年。在俄方帮助下,新建的吉尔吉斯斯坦边防军与俄罗斯边防军直到1999年8月才完成了防务交接①。而塔吉克斯坦与俄罗斯边防军完成交接时,已是2005年上半年。苏联时期在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境邻近地区布防的俄罗斯第201摩托化步兵师,在苏联解体后继续驻防原防地,为独立之初饱受境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威胁的塔吉克斯坦维护主权独立和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12年10月,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签署了201摩托化步兵师继续驻扎塔吉克斯坦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基地将保留至2042年。此前,普京总统在视察这个基地时曾表示,这个基地的存在是维持塔吉克斯坦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个国家是整个独联体在阿富汗方向上的重要前哨。除了针对地区内外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威胁,美国、欧洲等域外大国的渗透也是俄罗斯担忧的安全威胁。对于俄罗斯而言,中亚地区不仅是阻止南亚、西亚宗教极端主义进入独联体甚至俄罗斯的安全带,也是弱化美欧大国权力中心影响的重要缓冲区。如果美国或北约的军事存在进入中亚地区,那么这种弱化作用就会大打折扣。2001年,当美国及北约以保障阿富汗军事行动为由长驱直入中亚,并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时,俄罗斯戒心十足并心有不甘地看着这场重大的地缘巨变。同时,积极采取行动,充分利用近两个世纪经营中亚遗留下来的资源,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军事上展开博弈。2003年10月,俄罗斯启用了苏联时期建在吉尔吉斯斯坦训练独联体飞行员的空军教练基地,与美国在这个国家租用的空军基地近距离对峙(俄美基地相距只有30多千米)。俄罗斯对于确立中亚的军事存在是如此看重,以致于2004年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中上台的巴基耶夫因玩火于美俄之间而被曾支持其上台的普京放弃。

其次,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第二个层面的利益定位是传统的经济空间。中亚各国的农牧产品、矿产品是俄罗斯南部一些大型加工企业的重要原料来源,这种供求关系在苏联时期即已形成。而产自俄罗斯的食品、服装、机械等商品,又是中亚各国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料①。时至今日,俄罗斯仍是大多数中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特别是在能源领域,苏联时期形成了由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的油气经俄罗斯运往欧洲的能源输送网络。在独立初期,中亚各国纷纷以能源战略度过经济衰落期,但石油和天然气以独联体内部价格注入俄罗斯的能源运输系统,而卖给欧洲消费国时却是按照欧洲的价格进行交易。尽管中亚能源出口国对此心存不满,但是在新的能源运输走廊没有建起来时,俄罗斯是中亚各国确保“能源建国”的唯一伙伴。2001年12月,俄罗斯与土库曼斯坦签署了为期25年的天然气开发合同,这一合同规定共同开发的天然气的45%由俄罗斯支配。2002年6月,俄罗斯又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石油过境运输协定,规定在此后的15年内,每年由哈俄阿特劳—萨马拉管道和马哈奇卡拉—季霍列茨克—新罗西斯克等管道运输哈石油至少1750万吨。中亚地区对于俄罗斯经济而言,一直被看作一个农牧产品、能源资源供应地和轻工业产品销售市场。这样的地位在独立后的24年中并没有大的改变,改变的是俄罗斯与中亚各国越来越适应了这种经济贸易合作伙伴关系对原先计划经济不同部门(地方)间相互关系的取代。

第三,在中亚各国的大量俄罗斯族居民既是俄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关注点,也是与中亚各国发展关系和施加影响的重要资源。18、19世纪沙皇俄国在中亚地区的扩张过程中完成了对中亚诸汗国的征服后,曾大量将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人口有计划地迁至中亚。苏联时期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开发建设远东和中亚曾是时尚的社会行为。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大量的俄罗斯族人口迁入中亚地区,成为独立后中亚各国的主要社会成分之一。尤其在与俄邻近的哈、吉等国,俄罗斯族人口曾占相当大的比重。在苏联解体前,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哈萨克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9.7%,俄罗斯族人口占37.6%。到1997年,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6.6%,俄罗斯族人口仍占32%,是除主体民族——哈萨克族以外的最大民族。1997年,有着129个民族的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主体民族的乌兹别克族人口占70%,俄罗斯族占8%,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除乌兹别克族以外的最大少数民族。1999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族占全国总人口的61.6%,而俄罗斯族人口占14.6%,同样在除吉尔吉斯族之外的所有非主体民族中占第一位。不仅俄罗斯族人口在中亚各国占有很大的比例,而且使用俄语的各民族人口大大高于这个比例。由于沙皇俄国及苏联历史的影响以及目前在独联体地区俄语仍然发挥的主要族际交流语言的作用,中亚各国的政治、文化、商业精英层不仅均能熟练使用俄语,而且也主张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后人坚持学习俄语。在他们的影响下,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一些“贵族学校”仍然坚持用俄语上课。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等著名高校都在中亚各国设有分校,虽然近年赴欧美留学风靡中亚各国上层,但借助于强大历史传统的俄罗斯精英教育仍在中亚占据大部分的市场。另外,大量俄罗斯民族人口和操俄语其他民族人口的存在也对中亚各国社会管理带来一些棘手问题。如哈萨克斯坦北部科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州、巴甫洛达尔州等地聚居着大批俄罗斯族居民,20世纪90年代初的移民潮过后,这些地区人口总数大大减少。而且仍有大批俄罗斯族居民要求返迁俄罗斯,同时出现了大量持有双重国籍身份公民的问题。甚至在哈的俄罗斯族居民中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一度抬头,出现“普加乔夫”、“罗斯”等民族主义组织,企图将哈北部地区“回归俄罗斯”。这一倾向引起中亚各国新独立政权的领导层高度警惕,并使中亚各国与俄罗斯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起来。

恰恰由于中亚地区在安全、经济、人文这三大领域中与俄罗斯千丝万缕的关联,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严重依赖,使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在上述国家独立后不仅仍然没有退出这一地区,而且还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和节点产生着关键性的影响。例如独立初期结束塔吉克斯坦5年的内战和世纪之交抵御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在中亚腹地的袭扰,又如2004年和2010年两次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后的政局稳定,这些过程中都有俄罗斯施加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力。也正是由于俄罗斯与中亚地区在历史上形成的上述联系,使国际社会及各大域外权力中心不能不考虑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关切。

苏联解体二十多年来,俄罗斯对中亚这个特殊利益区施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安全、经济和人文这三个领域。随着中亚地区和全球形势的变化,俄罗斯对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权重也在这三个领域中不断转换。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世界战略力量正在发生重大调整。2011年10月,普京在《消息报》发表的《欧亚大陆新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日》,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从1995年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到2000年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构建欧亚联盟的倡议将部分中亚国家纳入了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独立初期相比,俄罗斯对中亚各国施加影响的方式、路径、力度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互关系也由实质性的控制与不得已的依赖,转变为建立在共同利益上的伙伴和盟友的关系。

三、基本趋势与可能性

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实行战略收缩。如果将这些主动的战略调整动作简单地看作美国在全球地位的衰落,势必将造成对世界大国关系格局的总体误判。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国民生活水平仍然居世界首位。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生产国,工业年产值为4800亿美元左右。美国的钢铁产量占世界1/5,汽车产量占世界1/4,铝产量占世界1/3。而更加得天独厚的是,为美国今后经济发展注入充足活力的是它的科技创新能力,仅在近年成功实现的能源革命,既基本解决了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能源的效率问题,也为在全球实现战略收缩(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提供了充分的前提。2013年,美国煤炭消费量相比2005年降低21%,石油消费量下降13%。同时,天然气消费量增长了18%,风电、太阳能发电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也增加5倍多。以页岩气开发和可再生能源规模扩大为代表的能源革命虽仍在进行中,但已经对美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无可争议的积极影响。关于美国本土地下资源将开发殆尽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而且在未来10—20年间,美国的石油产量有望超过沙特,天然气产量有望超过俄罗斯。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预测,2040年之前美国天然气产量将继续稳步增长,其中超过一半将来自非常规气源。美国能源革命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据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估算,2012年与2013年,仅油气生产就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贡献了0.2个百分点;2010—2013年,美国油气开采行业增加就业人数十多万;在油气开采业的拉动下,2012年非常规油气行业共计创造就业岗位170万个。同样,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2010—2013年,太阳能产业就业人数上涨50%,风电产业就业人数也大幅增长。美国能源革命降低了贸易赤字,优化了能源结构。近几年,美国油气产量不断增加,国内石油消费量却逐渐减少,这使贸易赤字占GDP比重不断降低,从2006年的5.4%降至2013年的2.8%,其中0.6个百分点的降幅来自石油进口的减少。

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国家发展带来转折性的影响。布热津斯基关于“失去乌克兰俄罗斯将永远成不了欧亚帝国”的判断几乎世人皆知,乌克兰危机对于俄罗斯面临的困境只不过是个诱因。2013年,普京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提出了“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实用主义”概念。接着他又在年底的国情咨文中概括了其所倡导的“新保守主义”内涵:政治上,反对照搬西方,主张政体必须适应本国国情,强调中央垂直管理在转型时期的重要性;经济上,坚持国家主导地位,反对听任市场自主调节,主张严格经济立法,推动经济领域中渐进式的改革;社会上,强调继承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引导全民回归以爱国主义、宗教信仰、家庭观念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反对西方式自由主义观念侵蚀;外交上,坚持国家主权至上,反对西方以维护人权的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努力推动独联体一体化进程,打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一极。普京对俄罗斯未来的设计显然是与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所希望的俄罗斯发展方向格格不入的,借乌克兰加入欧盟为由头引起一场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博弈在所难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连续三轮的制裁,“精确打击”的目标锁定在能源、军工、金融等俄罗斯一向引以为傲的领域,尽管目前以俄罗斯特有的经济结构尚不至于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对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带来的困难和伤害却不容低估。

在这样实力对比变化的大背景下,美俄在中亚地区的政策也势必出现一些重要的调整。第一,美国从“大中亚计划”到“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政策思路将会继续坚持下去,推动中亚地区发展特定方向的多元化,淡化俄罗斯地缘政治影响的措施会不断更新。以往生硬“改造后苏联空间”的口号将由更加柔性的方式所代替,但是以“价值观外交”指导的与中亚各国在经济、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原则不会改变。在继续批评中亚国家政治民主和人权状况的同时,并不妨碍与各国在军事、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具体合作。总之,与2001—2005年相比,美国对中亚地区采取的政策将更加灵活、务实。第二,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政治将以构建欧亚联盟为依托,充分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利用中亚各国急于摆脱经济发展困境的心理,在苏联废墟上重新建立共同经济活动空间,借此摆脱或缓解乌克兰危机后遭遇的经济和外交窘境。虽然在独立初期借助于安全保障和能源输出等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已经大大降低,但俄罗斯将在关键点和关键领域中保持无可替代的话语权。第三,由于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共同利益的现实性和已启动的欧亚经济联盟措施的实用性,多数中亚国家对俄版地区一体化前景表现出积极性。但是,成功的区域一体化所必需的先进模式、推动能力和政治信任等等前提条件恰恰是俄罗斯的短板。当欧亚联盟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在利益分配、主权让渡等原则问题上势必出现根本性分歧。从长远视角看,俄罗斯在中亚保留的资源在不断消费,影响力逐渐下降将是必然趋势。美国推动中亚地缘发展多元化的思路对各国具有吸引力,但是在国家政权模式和社会形态上,美国仍不可能放弃“民主政治”、“公民人权”标准。只要坚持冷战思维的排他性政策出发点不变,美国依然不可能成为中亚地区唯一支配性的域外大国影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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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亚 路径 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