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娇:青藏高原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溃败

高寒草原家庭经营体制的全面和彻底溃败,源于其内在矛盾,即家庭固定草场和放牧方式的冲突。高寒草原家庭经营体制的创新必须找到有效化解这一矛盾的途径。出路已经找到了,那就是发展牧民专业合作社。

宋志娇:青藏高原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溃败

青藏高原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溃败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甘、青、川三省交界处的长江、黄河上游,东与定西、陇南地区毗邻,南与四川阿坝州接壤,西与青海省果洛、黄南州相连,北靠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海拔1100—4900米,大部分地区在3000米以上。全州分为三个自然类型区,东部为丘陵山地,高寒阴湿,农林牧兼营;南部为岷迭山区,山大沟深,气候温和,是全省主要林区之一,也是全国“六大绿色宝库”之一;西北部为广阔的草甸草原,是全国的“五大牧区”之一。甘南州是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也是甘肃省的主要牧区和畜产品生产基地之一。自治州辖夏河、碌曲、玛曲、迭部、舟曲、临潭、卓尼七县及合作市,其中玛曲为纯牧业县,碌曲、夏河、卓尼、合作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县(市),牧民人均收入的80%以上,牧民现金收入的85%以上,均来自畜牧业。20世纪80年代后,甘南州强制推行牲畜私有化和草场家庭承包,虽曾一度调动了牧民爱护草场、增加牲畜数量、提高牧户收入的积极性,但是,家庭固定草场与放牧方式的矛盾开始发展起来,出现了草场沙化、畜种退化、牧户之间贫富分化,表明青藏高原草原畜牧业的家庭经营体制已步至尽头。在政府积极推动下,牧户自愿组织的牧民专业合作社迅速兴起,为家庭经营体制创新带来了希望。

一、甘南州草场承包制的强力推行

甘南州境内草原广阔,水草丰茂,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和优势资源,同时,甘南地处长江、黄河上游,辽阔的天然草地是保护生态安全的巨大天然屏障。据1982年甘南州天然草地资源调查,全州天然草原总面积为4084.51万亩,占全州面积的70.28%,600亩以上连片的天然草地总面积为3758.3万亩,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3559万亩,占草地总面积的95%,是青藏高原和甘肃省天然草地中载畜能力较高、耐牧性较强的草场。具体分布如表1:

表1 甘南州草地面积分布

宋志娇:青藏高原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溃败

资料来源: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甘南藏族自治州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366.

甘南州境内草场平均亩产鲜草306公斤,理论载畜能力为600万个羊单位。甘南州的牦牛、藏羊(欧拉型、甘加型和乔科型)、合作猪(又称蕨麻猪)、河曲马、河曲藏獒等属地方优良畜种,是长期自然选择和广大牧民辛勤培育而成的能适应高寒牧区严峻生态环境的特有畜种,也是青藏高原珍贵的畜种资源和宝贵的基因库。目前,甘南牦牛已被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端于我国农区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体制,被搬到了青藏高原。由于高寒草原畜牧业的特殊性,这种源于农区的体制一开始就遭到藏族牧民的强烈抵制。各级政府在推行家庭承包制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精力,从州到县,从公社到牧业队,最后到牧户,召开会议达30余次,讲明政策,晓以利害。干部入户解释,层层施压。牧民的顾虑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牲畜归户后,各户管护和经营能力有限,害怕管理不了牲畜,畜种选择不良、近亲繁殖、交配不当、受胎率和繁殖成活率下降、固定草场放牧对草场的破坏、防疫困难等,势必发生,而造成的损失又由牧户自担。二是草场承包到户后,长期形成的放牧习惯就要改变,人畜饮水要通过别家草场,草场划界难免引发纠纷,打井以及铁丝网封围的投入成本过高。

甘南州畜牧业经营体制改革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的牲畜私有到户,二是90年代的草场承包到户或联户。相较而言,第一个阶段遇到的阻力略小于第二个阶段。1981年甘南州在碌曲县尕海乡进行牧业联产承包到户试点,此后即在全州牧区全面推开,不到半年时间,全州各县、社的牲畜全部承包到户。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将集体牲畜分包到户,实行保本保值或保本增值,采取仔畜和产品按比例分成的办法;二是作价承包,将集体各类牲畜实行分户饲养,逐头按质作价保本,提留包干,现金兑现;三是将承包的集体牲畜作价,集体收回畜款,牲畜归社员所有。这三种牲畜承包形式,严格说来只有前两种属于“牲畜承包”范畴,第三种实际是牲畜私有到户。1984年中央1号文件下达后,“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方针开始实行,名义上让牧民吃上“定心丸”,实际是将上述三种承包形式统一到最后一种,即牲畜私有化上。由于毕竟是给牧户分牲畜,“给好处”,阻力自然要小一些。

同年6月,中共甘南州委、州政府召开全州草场承包工作会议,要求加快草场承包步伐,并确定了承包的原则。1987年州委、州政府又召开全州畜牧工作会议,集中讨论了草场承包,做出了《关于认真落实和完善草场承包责任制的决定》。是年底,碌曲、玛曲、夏河三个牧业县的1481.5万亩草地已实行承包,占三县可利用草地面积2707万亩的52.9%,其中冬春草地占已承包草地的70%;包到户与联户的80.4%,包到自然村的19.6%;凡承包的草地,由县政府颁发了草原使用证。1990年底,州委、州政府围绕突破畜牧业经营体制改革徘徊局面,再次召开全州畜牧工作会议,重新修订颁布《关于认真落实和完善草场承包责任制的决定》,完善了草场承包政策。20世纪90年代,草场承包到户政策的推行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该项工作开展阻力很大,群众难以接受。牧民们认为,草场承包到户形同“画地为牢”,与旧社会没有什么两样;“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思想认识上他们不愿意改变集体经济生活;承包后,各户草场质量不一,有失公平。针对牧民群众的抵触,相关部门从州、县、乡,自上而下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攻坚克难。在宣传部门的配合下,不断向牧民宣传普及草场承包到户的好处。如玛曲县有的村庄甚至未通电,用电用水均不方便,若草场承包,利于牧民定居下来,便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牧民的生活条件;草场承包后牧户经营自家草场,生产积极性会大大提高,和谐生产生活,一定程度上将解放生产力。加之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相关项目建设,草场承包到户政策艰难落实。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和呼伦贝尔草原,草场承包时,各户草场的铁丝网封围与打井投入均由牧户自担,甘南州为了推动草场承包,将这些投入全由政府包下来,以减小承包遇到的阻力。

概括强力推行牲畜私有化和草场承包的做法,不外乎利、诱、压三种手段。分给牲畜、草场是“利”、承诺基础设施建设和美好生活是“诱”,各种会议与文件形成政治高“压”,宣传鼓动形成舆论高“压”,干部和工作小组进村入户是组织施“压”。尽管如此,长期的集体经济生活以及对解放前封建农奴制可怕的历史记忆,青藏高原上的草场承包还是不彻底,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数草场承包到户,但也有不少草场牧民坚持承包到联户;二是包到自然村的仍占19.6%;三是后文要提到的,牧民又自发组建起专业合作社来。

二、牧户家庭经营体制的全面溃败

千百年来,甘南州的高寒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是游牧。草畜矛盾可以说在一切草原畜牧业中始终存在,但不同的放牧方式中,草畜矛盾的激烈程度迥异。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中,草畜矛盾最为隐蔽,没有获得充分发展,这主要是因为牲畜采食对牧草的减少通过游走而在另一草场空间获得新的补充。四季牧场的转徙和长程迁移,有效地化解了草畜矛盾。在20世纪60年代的集体经济时期,甘南州实行的是四季轮牧制度和粗放的两季轮牧制度。两季轮牧即冬春牧场作为一个轮牧单元,夏秋牧场作为一个轮牧单元,两大轮牧单元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一般来说,滩地作为夏秋牧场,山地沟谷作为冬季牧场,在两大轮牧单元之间有严格的牲畜放牧途径和停驻时间。集体经济时代的轮牧制度同样有效地维持着较为缓和的草畜矛盾。

但是,草场实行家庭承包后,可游牧的草场被分割开来,以牧户为单位将各户草场固定下来。铁丝网封围的家庭牧场是固定草场的象征,生产方式从游牧转变为定牧。在家庭固定草场上放牧,牲畜采食范围大大缩小,采食导致牧草的减少不能通过空间变换获得补充,草畜矛盾必然发展起来,成为威胁草原畜牧业可持续性的主要矛盾。

首先,草场承包后牧户增加出栏数量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在有限的草场面积下,要增加出栏数量,必须增加基础母畜和存栏数量,势必造成草场超载和过度放牧。过牧的结果是破坏草场生态,造成严重的草场沙化、退化(见表2)和黑土滩化。甘南州的沙化草原主要分布在玛曲县黄河沿岸阶地,且向纵深地带扩散和蔓延。2014年沙化草原约80万亩,其中流动沙丘5.17万亩,沙化草地74.83万亩。2014年,根据碌曲、玛曲、夏河和合作市草原普查外业调查显示,四县市黄花棘豆的面积呈明显的增长态势,而且集中连片,形成明显的群落景观。如夏河县桑科乡道麻乃滩、合作市佐盖曼玛乡黄花棘豆成片生长,绵延长达6—13公里。而橐吾类毒草主要分布在夏河和玛曲县,局部地区成为草原优势种类。狼毒则是草原牧区比较广布和分散的毒草,七县一市均有分布,其危害面积变化不甚明显。醉马草主要分布在夏河县甘加乡分布十分集中,临潭和舟曲部分地区也有分布。经2008年调查统计,甘南州鼠害总面积是1929万亩,“黑土滩”草地总面积约达400万亩,其中玛曲县130万亩,碌曲县88万亩,夏河县107万亩,卓尼县55万亩,合作市20万亩。

表2 2014年甘南州各县(市)草原退化状况

宋志娇:青藏高原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溃败

资料来源:甘南州统计局.全州天然草原生态环境现状【R】.2015.

第二,牛羊生产均为户育户养,导致畜种退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牲畜配种由各户独立完成,牲畜近亲交配繁殖频率非常高;随着人口增加和藏族牧民商品观念的增强,不断提高草场载畜量势所难免,过牧导致草场退化,牧草供应量不能满足牲畜采食需要,造成牲畜营养不足,体格减弱,重量减轻;家庭牧场的有限性,使牲畜采食的牧草种类单一,营养失衡;牲畜除采食外,还会舔舐各种岩石以补充微量元素,但在游牧方式转为定牧后,各户牧场所能提供的岩石种类并不全面,各种营养物质摄取不平衡对畜种退化直接产生作用;牧户商品意识的提高,使得哺乳期牦牛挤奶过多,而牦牛乳兼具牛犊自然哺乳与挤奶双重作用,在产奶量一定的条件下,挤奶过多势必影响牛犊哺乳需要,造成牛犊发育不良和牦牛畜种退化;牧民单家独户经营,由于经营管理能力差,选种不良,交配不当,喂饲不精,管护不到位,造成受胎率、繁殖成活率下降;畜群疫病发现晚、诊治不及时,造成畜种退化。近年来,有个体牧民逐步意识到畜种退化问题,会选购品种好的种公牛或种公羊配种,淘汰自家不合适的种畜,但为数尚少。

第三,由于家庭固定草场放牧方式的内在矛盾导致过度放牧,改变了高寒草原生态中的许多因子,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以玛曲为例,由于过度放牧和人为滥挖虫草和药材,使植被遭到破坏,失去对土壤的保护,造成水土流失,阿尼玛卿山和西倾山成为基岩裸露区。1991年以来,玛曲草原干旱现象加剧,草场沙漠化扩大,鼠虫害严重,许多泉水干涸,河水减少。草场过牧,草地质量下降。草场沙化降低了固土防风功能,河岸塌方与水土流失严重。黄河干支流由于缺乏治理,水蚀、风蚀、重力侵蚀现象恶性循环。水土流失向纵深发展,出现频繁的泥石流灾害。2010年8月7日22时左右,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城东北部山区突降特大暴雨,降雨量达97毫米,持续40多分钟,引发三眼峪、罗家峪等四条沟系特大山洪地质灾害,泥石流长约5千米,平均宽度300米,平均厚度5米,总体积750万立方米,流经区域被夷为平地。黄河是中华民族母亲河,玛曲可谓母亲河的母亲,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到玛曲作为黄河“天然蓄水池”、“地球之肾”及“中华水塔”的生态地位。

第四,草场承包后,牧户承担着巨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由于各户经济实力积累的差异,以及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造成牧户之间贫富分化极为严重。富裕者生活如同昔日部落土官“郭哇”和寺院活佛,贫困者生活水平与昔日“乌拉”无异。牧民在承包时担心的“一夜回到解放前”,在部分地区已成事实。

第五,不同于生产队时期的集体生活方式,牧民过着分散、孤独的个体生活方式。牧民居住异常分散,牧户之间距离较远,且交通不便。夏秋放牧季节,家庭主要劳动力一般留在草场放牧,老人孩子在定居点生活,无人照顾,条件艰苦。

第六,牧民居住分散,导致适龄儿童上学成为一个大难题,主要劳动力长时间不在家中,老人行动不便,无法接送孩子上下学。有的适龄儿童跟随父母去草场放牧,教育问题因此搁置,不利于藏族孩子的成长,也不利于牧民后代整体素质的提高,制约了牧区经济的长远发展。

第七,受气候、水质、饮食习惯及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牧民基础性的体检、保健等无从谈起,一些高原心脏病、胆结石等常发病难以防治,牧民平均寿命仅为67岁,低于全国74岁平均期望寿命。草场承包后,牧民定居,牧区交通不便,通讯滞后,牧民基本处于原始的生活状态,更加剧了看病难的问题。

第八,全州草场面积有限,且“不留死角”全部承包到户,各户只留出部分牧道供牲畜通行,但未留出牧民出行道路。占用承包草地为牧道和道路,国家并无相关的补贴举措,许多牧户不愿让出越来越珍贵的草场作为道路,原来留出的牧道亦越来越窄,导致牧民和牲畜出行困难。

第九,草场承包后,冬季牧民一般在定居点附近所划分的草场放牧,夏季便到靠近边界划分的草场放牧。全年基本都在草场,住牦牛毡房,饮用河水或井水,使用光伏电,无法看电影、电视、利用图书馆等,无法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

第十,生产队时集体经营草场,分组轮流外出放牧,个体长期孤独在外放牧的现象并不严重,但草场承包到户后,这个问题逐渐显现,与世隔绝的生活冲击了牧民的精神世界,降低了牧民生活的幸福指数。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和群居动物,生产队时划区轮牧,集体生活,符合人的本性,但草场承包后,尤其是夏秋季节,牧民常在偏远的草场放牧,基本与外界隔绝,精神生活极其匮乏,阻碍了牧民精神生活的健康发展。

高寒草原畜牧业盲目照搬农区家庭承包经营体制,所造成的危害远超农区。不仅对草场、畜种资源造成不可恢复性的破坏,而且加剧了长江、黄河主要河流发源地的水土流失,更造成了牧民生活水准的下降,可谓这一经营体制的全面溃败。由于高寒草原资源和河流发源地生态环境,是青藏高原畜牧业代际可持续的物质承担者,资源和生态破坏影响到子孙后代,因此,这种溃败又可谓彻底。

三、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与高寒草原家庭经营体制的创新

高寒草原家庭经营体制的全面和彻底溃败,源于其内在矛盾,即家庭固定草场和放牧方式的冲突。高寒草原家庭经营体制的创新必须找到有效化解这一矛盾的途径。出路已经由甘南州藏族牧民在州委、州政府支持和引导下找到了,那就是发展牧民专业合作社。

牧民专业合作社是牧民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在自愿基础上,将牲畜和草场入股共同经营,按照一定的股份和劳动比例进行分配的新型牧业合作经济组织。

甘南州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意见》精神,大力培育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大力培育发展农牧民合作社。近年来,在政府和涉农部门的扶持培育下,甘南州农牧民合作社发展步入快车道。围绕牦牛藏羊犏牛繁育、育肥和犏雌牛(奶牛)养殖五大产业带,甘南州将专业合作社规范化发展作为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的重要途径,以乡为单位划分牛羊专门养殖合作社,在注册登记、金融支持、服务管理等方面给予扶持,鼓励专业合作社以耕地、林地、草地、宅基地等所有权证进行反担保抵押贷款,降低贷款门槛。2014年末,全州注册登记各类农牧民专业合作社3818户,较2012年底净增3238个,覆盖了全部2996个村民小组,入社成员29055户,入社户数已达到全州农牧民总户数的26%。其中养殖类专业合作社2967个,全州有6个合作社被认定为国家级示范社,14个被认定为省级示范社,40个被评定为州级示范社,合作社注册资金总量达到60.12亿元。牧民合作社已逐渐成为促进牧业结构转型、推动现代农牧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牧村的重要力量。

甘南州牧民专业合作社有三种形式:一是原来各户基础较差,直接以草场、牲畜和资金入股组建的合作社;二是以某一户为主体,吸收部分牧户草场或牲畜或资金组建的合作社;三是以各户草场、牲畜、宅基地等所有权证反担保抵押获得的贷款进行经营而组建的合作社。第一种合作社是所有社员户的主要生产资料均加入合作社,后两种合作社则保留或部分保留社员户原有的家庭经营草场和牲畜。这种新型经济组织在畜种改良、草场保护和建设、提高市场应变力以及增加牧民收入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青藏高原藏族牧民所欢迎,因而取得了较快发展。

但是,新型合作社由于打破了各户分散的草场、分散的牲畜育养、分散的劳动力使用、分散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经济实力增强了,更重要的是在划区轮牧基础上,有效化解了家庭固定草场经营与放牧方式的矛盾,实现了牧户经营体制的创新。

首先,新型的牧户专业合作社,有利于划区轮牧、分工放牧、集中围栏、提高草场利用率、人工半人工草场封育,减轻了超载放牧、草场退化沙化、黑土滩等问题。广大牧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草地放牧与草场合理利用经验,如划分季节草地,实行季节轮牧;在季节草地内根据各类牲畜的不同放牧习性,因地制宜划分放牧地段。如繁殖母羊放牧干燥阳山,母牛放牧沼泽草地,马、阉牛放牧高山草地等。不同季节采用“夏放高山、秋放半山、冬放沟湾,春放河滩”的放牧方法。草场承包后单家独户草场有限,制约了上述经验的推行,成立合作社则有利于科学合理地集中经营,扩大牧场载畜量,提高草地利用率;有利于加强饲草料基地建设,夯实畜牧业发展基础,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有利于统一集中灭鼠、补播草种,保护草场。

如优良欧拉羊繁育基地——玛曲县畜合隆欧拉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11年5月,位于欧拉乡安茂村委会第四村民小组,注册资金316万元,占地总面积3.354万亩。合作社现有14户,社员58人,其中,管理人员8人,专职兽医2人,专职放牧人员37人,从事销售和信息收集人员5人,从事饲草料加工种植人员6人。合作社的饲养管理实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改变传统的放牧制度,建立了放牧+舍饲制度,轮牧草场为冷季草场和暖季草场。冷季牧场实行小区轮牧,区内草地利用率控制在60%之内。每年1月份,产羔前母羊开始补饲,从4月底或5月初实行全舍饲至6月底。暖季牧场即原来的夏季草场,实行地带型划区轮牧,每年从7月上旬开始到10月底结束,利用时间80—90天,草地利用率不能超过60%。种公羊、繁殖母羊和后备羊进入冷季草场,其他羊淘汰出栏。这种放牧制度扩大了冷季草场的面积,进行划区轮牧有更大的周旋余地,并且避开了牧草生长的春秋两个危机期。扬夏季青草期之长,避冬春枯草期之短,改单纯依赖天然草场全年放牧为夏秋放牧加冬春舍饲、半舍饲。从根本上改变了产出期短、消耗期长、掉膘损失严重,以及母畜比例、繁成率、成活率低和个体产量低,群体周转慢的状况。

其次,牧户专业合作社有利于畜种改良,提升牲畜生产性能。按照《甘南州牦牛藏羊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规划》,以组建种公畜专业合作社和种公畜基地为抓手,加大良种选育力度,组建核心群,积极扶持农牧户规模经营种公畜,加快牲畜本品种选育和提纯复壮步伐,实现畜种改良的低成本、高效化,防止种质退化,不断提高全州良种繁育水平。通过引进半血野牦牛、野盘羊等优质种公畜,提高牲畜的生产性能,不断增加养殖效益。在犏牛繁育产业带试引进娟姗种公牛及其冻精,提高犏雌牛的产奶量,增加农牧民群众的收入。从1979年开始,甘南在畜种结构的调整中坚持“提高总增、控制净增、加快周转、提高商品率”的方针,提倡压缩马、控制羊、发展牛和“提高畜群中适龄母畜比例”,使总体结构趋于合理。2011年以来,依托种公畜基地和规模化养殖场(小区),扩大基础母畜存栏量,共组建牦牛藏羊繁育核心群38个,良种率达到48.3%;通过实施畜牧良种补贴项目,补贴引进良种种公畜9200头、只;补贴能繁母猪62116头,奶牛冻精授配15600头;通过现代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肉牛肉羊产业项目,共建成牦牛藏羊种质资源保护场13个、种羊扩繁基地10个、犏牛良种繁育基地7个、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122个。积极淘汰非生产畜和劣质种畜,扩大能繁母畜比例,与2010年相比,牦牛藏羊适龄母畜净增14万头只,增幅达9.6%。

玛曲欧拉乡欧强村扎西塘合作社为专门的藏羊合作社,覆盖50多户牧民。2014年培育7000只母羊,适龄母畜比例提高到80%,而全州平均数仅为40%左右。该合作社年底选育品质好的种公羊,并筛选品质好的母羊留作基础母羊,其余全部出售,经济效益好,提高了牧民收入,并将自给型畜牧业转化成商品型畜牧业。

玛曲县阿孜畜牧科技示范园区成立了“玛曲牦牛良种繁育协会”,选择原牧工与周边有经验、有条件的10户牧户为会员,养牛5000余头,由此组成了10个基础选育群,良种率45%左右。并注册设立了“玛曲县阿孜牦牛养殖牧民专业合作社”,阿孜村28户牦牛养殖专业户为合作社社员,在政策、资金等扶持下引导会员与社员提高良种质量、扩大良种数量。根据州县安排,合作社加大种公牦牛配送工作,向阿万仓乡、木西合、采日玛、曼日玛、齐哈玛五个乡和河曲马场,共配送种公牦牛1546头,在改良畜种方面,家庭经营体制难以望其项背。

最后,通过合作社的引领,农牧民参与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商品经济意识大为增强,入社牧户人均纯收入明显高于全州平均水平。牧户专业合作社发展还解放了一部分劳动力,这些牧户可外出打工,拓宽了牧民的收入渠道,增加了牧民的收入。

当然,在合作社发展初期,存在权利不明确、责任不清晰、运行不规范、分配不公平,甚至以组建合作社为名套取政府项目资金的情况势所难免。已经组建的牧民合作社,在规范管理和高效运行上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有:合作社入户社员少、服务范围窄、合作环节少、产业链条短、发展资金缺、造血功能弱、带动能力不足、人才紧缺、内部管理和运行不规范等。政府应按照“积极发展、逐步规范、强化扶持、提升素质”的总体要求,从产、加、销、服务等各个环节,继续引导扶持农牧民发展合作社,全面开展科技服务,提高畜牧业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各级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的服务能力,支持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和科研教学单位开展技术推广服务,加快推广优质饲草生产、舍饲半舍饲、品种改良、疫病防控等先进适用技术,有效提高畜牧业科技含量和生产效益。

牧户专业合作社并不否定草场承包政策。一方面,牧民除了共同经营合作社生产经营项目外,可保留单家独户的独立经营,有自己的牲畜和草场。另一方面,牧户专业合作社入股的草场、牲畜及筹集的资金均为合作社成员所有,以牲畜户有和草场使用权包到户为历史前提。因此,牧民专业合作社不仅没有否定家庭承包关系,相反是以后者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是集体所有制经济一种新的实现形式。然而,牧户专业合作社又不等同于家庭经营体制。第一,合作社将草场承包后的定牧改为划区轮牧,有利于化解决草畜矛盾,遏制以致消除草场退化、沙化和黑土滩化等现象。第二,合作社划区放牧有利于平衡牲畜营养结构,改良畜种,避免多年来的近亲繁殖。第三,合作社经营规模扩大,经济实力远超牧户家庭,能够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技能化。第四,合作社重新将分散的牧民联合起来,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和情感关系,冲破了个体牧民孤独、封闭的零社会生活。因此,合作社是牧户经营体制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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