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药业已成为财阀提款机 中国还要模仿吗?

美国的专利已经成为完全只为大厂商谋利的手段,反而抑制了新发明的动力。中国应该模仿印度,严格限制药品的专利权,宽容平价生产仿製药的厂商,以其他方法奖励新药的开发(例如广建官方的实验室),否则在美式制度下,大者恒大,中国永远也无法建立自己的生医工业,也永远只会是跨国公司压榨的对象。

我以前已经提过几次,美国在1970年代犯了一些严重错误,40多年下来这些错误越长越大,造成当前国际社会许多不合理、不公平、不安全的扭曲现象;一个共同的主轴是最后总由弱势群体来买单。这些错误包括国会修法容许公开游说,使得财阀能堂而皇之地腐蚀各级官员,逐步掌控了政府的所有部门,结果美国的贫富不均如火箭般上升,社会阶层间的垂直流动性则直线下降,以致当前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超过了19世纪的水准,达到先进工业国家前所未见的地步。另一个错误是尼克森打破了Bretton Woods体系,使狂印美元成为一国的特权;美国不劳而获的掠夺自然就是贫穷国家的损失,过去两代人时间内开发中国家必须冒着极大的周期性金融风险,随时准备应付美元波动所代表的搜刮。

第三个错误是取消了征兵制,改用募兵制。这并不真是因为反越战运动而採行的改革:如果一个战争不公不义,那么就应该结束它而不是换为佣兵来执行。实际上是财阀们不愿让自己的子弟冒生命危险,所以就趁着反战运动借力打力,满足了自己的私欲。很反讽的是一旦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子弟都不必冒生命危险之后,美国的军事冒进不再有国内政治上的阻力,反而使不公不义的战争更容易发动,间接导致了小布希用兵伊拉克,不但造成几十万伊拉克人和4000名美军的死亡,侥倖存活的当地人民也普遍面临了生活水准的严重下降,而且间接引发了连锁反应,激化了大批临近国家的人口,使中东战祸连绵,无数难民至今还流离失所,冒死寻找安全的新家。

但是美国在1970年代还犯了第四个错误,同样影响深远。1976年一月底,有几个在新泽西州Fort Dix陆军基地受训的新兵开始有流行性感冒的症状。二月5日,一名叫David Lewis的士兵在集体长跑时虚脱倒地,送医几天后不治死亡。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疾病控制中心,是美国联邦政府内负责公共卫生的专业机构)在两週后检验出H1N1 Swine Flu(猪流感)病毒。当时还没有基因解码能力,也不彻底了解一般Swine Flu和Bird Flu要人传人有多困难,只凭着1918年全球大流感(死了近一亿人,是世界历史上第二致命的流行性疾病,仅次于黑死病瘟疫)也是H1N1就拉了紧急警报。

 

美国医药业已成为财阀提款机 中国还要模仿吗?

1976年十月,福特总统示范接受猪流感疫苗。

 

刚好那是选举年,福特在尼克森辞职之后继承总统位不久,人心不固,所以想藉机展示自己的领袖决断力,于是下令强制为全国人民打针对这个病毒的预防针。虽然总共就只有十几个病例,而且在二月底以后就销声匿迹,但是总统把它当作重要决策,各单位还是继续雷厉风行地推行,包括国会都通过紧急法案给予疫苗厂商法律免责权。之所以需要免责权,是因为当时的疫苗还有百万分之几的可能性会有严重的副作用,也正因如此,如果一个病毒没有构成真正的流行威胁,实在不应该全面打预防针。福特把一个专业问题绑架为政治决定,结果赌输了。当年十月,距离大选投票只有一个月,这个强制性的预防针计划付诸实施,到十二月共有4000万人完成注射,因为发生了54个脱髓鞘多发性神经炎(Guillain-Barré syndrome,GBS,这是人体对入侵的病毒反应过当,免疫系统开始攻击自身细胞的疾病)的病例而紧急喊停。

这个灾难性的错误政策决定不但浪费了一亿多美元,还帮助卡特击败福特为新总统,而且一举扭转了美国民意对公共卫生的看法,此后的怀疑敌视态度至今仍在祸害全球。首先,一些公知和大师们开始编造疫苗的新危险,尤其是把自闭症硬是与疫苗扯在一起,近年来有明星出面参与了鼓吹活动后,很多家庭主妇相信了这些胡扯,拒绝让自己的小孩打疫苗,以致一些早已绝迹的幼儿流行病又开始在美国重新氾滥,到现在仍然是双方各执一词的争议。其实事实证据很明显地不在公知的那一边,但是造谣容易辟谣难,这个可笑又可悲的蠢事还在继续下去。

但是危害更大的是对疫苗製造商的态度转变。经过这个惨剧(正式名称是The 1976 Swine Flu Disaster,1976年猪流感惨剧),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单位转为对疫苗製造商严重敌视;厂商为了避免被告上法庭,疫苗成为志愿性的,而且接受疫苗的民众必须签免责合同。疫苗塬本就是吃力不讨好的生意,没有什么钱可赚(最赚钱的是每天都得吃的用来控制慢性病的药,一劳永逸的治疗反而不是好生意),一旦它不再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就成了厂商的鸡肋,于是开发新疫苗的资金基本蒸发殆尽。而美国是世界生医界的领头羊,美国不再开发新疫苗,最吃亏的其实是热带贫穷国家饱受各种传染性疾病摧残的人民,所以至今仍有14亿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与其同时,同样有副作用也同样不赚钱的抗生素生意也就同样被忽视。30多年投资欠缺的结果就是细菌的抗药性越来越强,而新抗生素的研发管道空空如也。这连在美国的医院都已成为一个大问题,在开发中国家自然是更为糟糕。

我以前已经多次讨论过自由市场体制的极限,其实在医疗上它的问题尤其严重(另一个不适用市场体制的行业是法律诉讼;美国在医疗和诉讼上浪费的GDP举世无双,正是因为市场机制完全失效)。这不只是因为市场无法对个别人命做公平合理的定价(我以前讨论过的人命估价是统计上的平均值),更因为刚刚解释过的厂商宁可控制而不是医好一个疾病的反常动机(Perverse Incentive)。这不但代表着今日迷信绝对自由主义经济的美国不可能重建一个有效率的医疗体系,也是后进国家的机缘。如果中国能认清局势,建立一个合理的医疗研发体制,将资源有效地投入到美国人有意忽视的疫苗、抗生素和其他彻底治好疾病的手段,不但是自己生化工业后来居上的好机会,而且将造福无数国内国外的贫苦民众。在这个方向的第一步,就是要摆脱对美式药品专利制度的迷信;美国的专利已经成为完全只为大厂商谋利的手段,反而抑制了新发明的动力。中国应该模仿印度,严格限制药品的专利权,宽容平价生产仿製药的厂商,以其他方法奖励新药的开发(例如广建官方的实验室),否则在美式制度下,大者恒大,中国永远也无法建立自己的生医工业,也永远只会是跨国公司压榨的对象。

美国医药业已经成为财阀的提款机,花费了近18%的GDP在医疗上(中国的医疗开支是5.6%;西欧国家则在6-9%之间,而且越是由国家来提供全部保险的,花费越低,因为他们避免了支付私家保险公司的利润和开销),还没有全民保险。几年前有一群医疗人员到West Virginia乡下去免费看诊,结果有几万人来排队,绝大多数一辈子没有看过牙医。这种高度不平等的现象是因为美国规定医疗保险由雇主出钱,保费又是免税,所以公司的高管们可以尽情地享受极度奢豪的医疗服务,而一般工作人员为了保护自己的基本医疗保险,很怕被解雇,给了雇主极大的权威,这恰是财阀所乐见的。至于不在中大型企业做事的其他老百姓,则必须自己买个人保险,不但在税法上吃亏,保险公司也得以东挑西拣,并且提高价钱,结果这些应受保护的弱势群体反而在医疗系统内受尽歧视,大多无法获得基本的医疗照顾,最终受益的还是私家保险公司。

除了保险公司之外,另一个扭曲医疗体系以自肥的财阀集团是药品公司。他们是专利权过度膨胀的幕后黑手,不但使美国的专利权极广极久,即便是一个专利过期的老药,只要在药罐里多塞一团棉花就算是可以拿新专利的新产品,重新享受17年的市场独霸。在独霸期间,政府根本不做价格上的监管,所以任何一种药品衹要有医生愿意开,它的价格就基本没有上限,全凭资本家的良心来节制暴利的无限成长,其结果自然是各式各样虚伪宣传、收买医生的乱象充斥,药品公司变成和化妆品工业一样主要靠行销和宣传来图利的企业,科学研发反而被抛在脑后。反正人体实验极度耗钱费时,开发出新药的小公司最后还是得被行业里的巨头并购之后,才能通过他们庞大的行销系统使药品获得普及,因此最终利润衹有很小一部分被投入新的研发,绝大多数都浪费到专利律师、行销团队和公司的大股东上了。

拿美国的医疗体系来和其他先进国家比较,保险公司和药品公司所浪费的金额在美国国内就占GDP的12%以上(别忘了,其他国家虽然不须资助美国的保险公司,美国的药品公司却一样也要抽成的,他们的医疗花费已经包含了一些美国人吸走的暴利,所以我认为6%的GDP是真正的合理水準),这相当于每年2万亿美元,大约是印度一国的全年产值。我在前文《谈GDP数字的局限性》里已经讨论过,美式经济学认为这样的巧取豪夺也是正当的GDP。从医疗科研的角度来看,这笔钱是浪费,但并不阻止其他的6%GDP(相当于1万亿美元)被应用在有用的服务和进步上。美国体系对世界医疗水準的主要伤害在于衹有必须长期服用的治标药品才能提供暴利,真正治本的疫苗和抗生素反而无利可图,结果自1970年代起,这两方面的科研基本停滞(详见《当前世界的公共卫生危机》),全人类因此受了难以估计的人命损失。唯一的出路是由其他国家的研发体系接棒来为人类谋求福祉,但是美国的经贸政策已经成为衹为财阀图利的工具,TPP和TTIP(参见《再谈TPP》)的主轴之一就在于扩展对美国药品业的专利保护,确保他们对全球医疗资金的独占,以压制国外新生的竞争力量:如果美国国外的药品公司不能分享到一般药品销售的利润,它怎麽能有资金来开发无利可图的疫苗和抗生素呢?

但是现代经济对地表资源的过度开发,却使人类社会对疫苗和抗生素的需求屡创历史新高。一方面开拓热带雨林,使许多野生动物疾病(如AIDS,Ebola和SARS)跳跃过物种障碍,在人群中造成致命性传染;一方面畜牧业工厂化,不但使禽畜的传染病(如Bird Flu和Swine Flu)也跳跃到人类,空间密集的生产方式更使鸡瘟、猪瘟流行(如美国刚在今年春天损失了1/3的蛋鸡,至今蛋价仍高居去年的两倍),在法律执行松散的地区则有普遍的滥用抗生素问题。由于病菌天然就有演化出抗药性的趋势,将人类药用的抗生素应用在家禽家畜身上,更是极度自私的损人利己行径。

过去40年来,没有新的抗生素被投入实用,旧有的抗生素逐渐失去药效,世界各地的医院都开始发现能抵抗多种抗生素的Superbug,在不得已之下,医生们衹好翻出压箱底的宝贝,包括Polymyxin和Colistin。它们塬本是1940年代开发的第二代抗生素,因为副作用(会导致肾脏衰竭和神经损伤)严重,已经弃用了半个世纪,所以反而没有引发病菌的抗药性。过去几年在西方,Colistin是医院的最后防线,除非确认其他的抗生素都无效,否则不会使用在病人身上。但是在中国,Colistin却被普遍用来防治猪瘟。位于广州的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刘健华刚在The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发表了一篇论文(详见http://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inf/article/PIIS1473-3099(15)00424-7/abstract),报导了在2011年开始发现有能抵抗Colistin的E.coli。更糟糕的是,赋予这些E.coli抗药性的基因突变(叫mcr-1)可以很容易地在病菌之间进行复製和交换(能抵抗Polymyxin和Colistin的病菌也曾在美国和印度出现,但是它们的抗药基因不是在Plasmid上,所以不容易转移交换)。果然在其后四年,mcr-1迅速普及整个华南地带,到现在随机抽样的猪肉已经有15-20%可以检测出mcr-1。科学界预期mcr-1传遍全球衹是时间问题,其后必然会有新的Superbug能抵抗所有已知的抗生素,那么现代医疗就将会倒退到1920年代Penicillin被发明之前,一个小伤口就可以致命的状态。

我一直觉得美国宣传把中国说成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其实是颠倒黑白;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自由不够,而在于法律规范不够详实强力,以致自由过度,使很多个人仍然可以为一己的小小私利而对国家社会做出重大危害。多年来,视法律和公益为无物的现象被放纵到很严重的程度。习近平的法治改革才刚跨出第一步,要走的路还很长。当然香港和台湾的“自由”更是已达变态的地步,大概已经无法从体制内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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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财阀 提款机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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