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大学不是养鸡场

如果我们的老板,他们真的一意孤行,非把大学当养鸡场来办,以为只要手上有定人去留的生杀之权,囊中有驱鬼推磨的足够资金,只要精挑细选,把剩下的人,张课题大网,一个不拉,全都收编在内;只要用“二桃杀三士”的竞争机制,让所有雇员互相激励,再辅以量化管理的学术泰勒制,随时观察母鸡下蛋。这样,我们就会有所谓“一流大学”。笑话。

如果我们的老板,他们真的一意孤行,非把大学当养鸡场来办,以为只要手上有定人去留的生杀之权,囊中有驱鬼推磨的足够资金,只要精挑细选,把剩下的人,张课题大网,一个不拉,全都收编在内;只要用“二桃杀三士”的竞争机制(人跟人斗,其乐无穷;校跟校斗,其乐无穷),让所有雇员互相激励(掐吧),再辅以量化管理的学术泰勒制(为便于管理,便于监督,也便于汇报,学校何不制造一种“人才卡”,把各种报表,连格式带记录,还有工资奖金,全都输入其中,每次只要输几个数字就行,省得我们成天填表,也累坏了学校的办事人员),随时观察母鸡下蛋。这样,我们就会有所谓“一流大学”。笑话。

 

李零:大学不是养鸡场

 

 

历史的回顾:校园目睹之怪现状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叫《说“校园政治”》,登在《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11期上,不是针对哪一所学校,也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我掂量再三,说过一段话: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当时的三联负责人很负责,觉得“弊政”二字太扎眼,让上峰看到不好办,竟直接替我动手术,改为“问题”二字,但后面的“革除”却原封不动,刊出的结果是,“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问题亟待革除”。当然,这也就成了给我填堵的语病。当时,我批评的“弊政”有三条:

一是“工程热”(我叫“知识分子修长城”),

二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

三是广大教师(不包括头上戴着很多帽子的人),他们的待遇太低。

此外,我还讽刺过学校里的“托孤寄后”、“祖孙相继”,咱们中国统治术特别擅长的“二桃杀三士”(汉代画像石的流行主题之一),以及当代的《儒林外史》——知识分子在这种境遇下的人格扭曲。杂志摘了我的一段话,印在题目下面。我说,“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与其这样花钱打水飘,这样给少数人‘锦上添花’,还不如‘雪中送炭’,给大家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权当是希望工程吧”。因为在我看来,生活保障,安定团结,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

回想起来,话是一点都没错,但也一点都没用。我猜,那时《生活》刚办,远不如现在这么火,读过我文章的人肯定不多。

现在的事情,再往前追溯,我还记得8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哭穷。我记得我们的一位校长(已故)跟国家领导(已去职)吵架,问他"自谋生路"是什么意思(那时,国家还顾不上学校,基本上是像对农村和个体户那样),领导扔下四个字,叫"大势所趋",让他自己掂量。那时,正是"电子一条街"走火中关村,举国皆言经商,世人争说下海,掀起阵阵狂潮的时候(现在那里盖了很多高楼,而且出了很多"知本家")。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学者类的不识时务者,难免失落,竟然抚今追昔,推中国之情,想世界之理,见贤而思齐,穷且益酸,非跟外国教授攀高低,以为他们是坐在社会的宝塔之上,说什么国运不昌,全在不能重用知识分子,特别是懂科学技术,代表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让聪明人来管理国家——像人家外国那样。然而,我认识的欧美学者,他们说,由专业知识分子特别是用他们的专业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很危险的事情,全世界的政治家是另外一种行当。所以,我以"太史公去势"为喻,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什么叫"大势已去",什么叫"大势所趋"。我的结论是,知识分子早就被"割球骟蛋",全世界都如此(见拙文《太史公去势》,收入我的《放虎归山》)。当时我太壁上观,总以为校园里的蠢蠢欲动,社会上的蠢蠢欲动,主要是基本形势看不清。国家对农村是黄老政策,听其自生自灭,城里不是。城里的改革是干什么?是砸碎铁饭碗,不吃大锅饭。改革的矛头所向,那不是明摆着的吗?首先就是咱们这些吃国家饭(过去叫"吃供应")的人。第一是国营企业的工人,第二是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第三就是知识分子。所以,正是这些人,他们抵触最大。他们对改革之名,是企足引领以盼之;对改革之实,是牢骚满腹以骂之。当时叫"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骂完之后,还把问题归咎于改革的迟缓和不够彻底。那时大家都很幼稚,谁都不去思考,谁也不愿思考,改革的代价是什么,改革的风险在哪里,改革的利益怎么分配,获益者要不要受节制,受害者要不要被保护,他们还以为,这都是改革以外的事,和改革作对的事(现在的任何工程上马,都得有成本计算和风险评估,不能认为是工程以外的事)。就像农民怨农产品价格太低,城里人却嫌卖得太贵,谁急了都会说,这是改革不够彻底,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是那个时期的特点。

 

老板的道理:大人有钱你有命

 

回顾以往的历史,校园中的事情并不复杂,它并不是哪一位领导的心血来潮,或其上级部门的不知下情,而是整个改革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我们这个曾经是“化外之地”的改革死角,和社会潮流相比,该有的都会有,没有的也会有,顶多也就是慢了几拍。比如,企业兼并,学校也兼并;企业搞工程招标,学校也搞课题承包;企业想把产品打到海外,学校也要跻身世界一流。所有的道理,大体相同。

我琢磨,领导的心思,他们从国家拿钱,主要是对钱负责(口头禅是“要对得起这××个亿”),而不是对人负责,越是大笔花钱,才越是需要裁人,这是符合其经济理念的做法。所以,今天对大家来说,真正有切肤之痛的敏感问题,不是别的,正是下岗。

下岗在全国早就理所当然,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它的理由太堂皇。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优化原则也好,末位淘汰也好,基础是三优三劣,谁主沉浮,那是明明白白。

理工和文科,是理工说了算;海龟和土鳖,是海龟说了算;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是学校领导说了算。现在的学校领导,很多就是这一理念的完美组合。如果我们顺着他们的逻辑想,老的卖其老,小的夸其小,青黄不接的自认倒霉,只要被裁不是我,幸甚,很多情况就会像黑心工厂一样。

其实,这些老板的心思很清楚,就是凭你说千道万,我是非裁不可,不裁你就裁他,数字算好(就像打右派一样,是有指标的),搁在面前,而且讲法律时效,一旦规定出台,快刀斩乱麻,就像足球场上,判错了也不能改,该谁倒霉谁倒霉。他们裁谁,心里有本小九九,老卓越和小新锐,不能裁;伺候左右的小公公,也不能裁;柿子专找软的捏(就像工厂里的老弱病残)。这叫“成本计算”。目的是给外国的教授,或中国教授的外国朋友腾地方。

鲁迅先生有诗曰:“大人有刀你有命,要命就是反革命。”现在的大人,“刀”字换成“钱”字,还是一样威风——“改革”,你总不能反对吧,这是很大的借口。

前不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请我演讲。演讲前,我说过几句题外话。我说,我对学校还是老看法,非常简单。我理解,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做学问的地方,千变万化,说破天,它也不是养鸡场。现代建筑朝养鸡场发展,我们无可奈何;办公室朝养鸡场发展,我们也无可奈何;但一流大学办成养鸡场,我是坚决反对。

过去,吃鸡是奢侈,要起早摸黑到西单排长龙,那是因为货源奇缺。现在有了养鸡场,从无到有,从少变多,当然是好事。但多了以后,大家才会怀念土鸡。谁都说土鸡好吃,这是吃鸡人讲的道理。对他们来说,一流的鸡,肯定不是养鸡场的鸡。但养鸡场的道理不是这样,它要的不是口感,而是效率。因为你养一年的土鸡,下一年的土蛋,也顶不上它一天的产量。它的老板说,我的可行性,我的优越性,那是被事实证明了的。第一它已全面占领市场,我的鸡蛋一上市,其他鸡蛋,全给我滚蛋;第二,你说土鸡好,现在要吃,得多付钱,边缘化的结果,是抬高了土鸡的身价(将来的人文关怀,下场必然如此),这是慈善之举,挽救土鸡,你得感谢我。这就是老板的逻辑,句句都是硬道理。

然而我想,如果我们的老板,他们真的一意孤行,非把大学当养鸡场来办,以为只要手上有定人去留的生杀之权,囊中有驱鬼推磨的足够资金,只要精挑细选,把剩下的人,张课题大网,一个不拉,全都收编在内;只要用“二桃杀三士”的竞争机制(人跟人斗,其乐无穷;校跟校斗,其乐无穷),让所有雇员互相激励(掐吧),再辅以量化管理的学术泰勒制(为便于管理,便于监督,也便于汇报,学校何不制造一种“人才卡”,把各种报表,连格式带记录,还有工资奖金,全都输入其中,每次只要输几个数字就行,省得我们成天填表,也累坏了学校的办事人员),随时观察母鸡下蛋。这样,我们就会有所谓“一流大学”。笑话。

 

问题何在:发展不是没头苍蝇

 

目前各大学的弊政,早就是有目共睹,很多问题没曝光,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上峰是按“成绩”发钱,这是关键所在。

大家不能不靠“成绩”吃饭。比如,申报博士点,申报基地,申报项目,申报优秀博士论文,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项,全都是所谓“成绩”。各个学校,所有教员,都是围着这些“成绩”团团转,整天评这评那,花样多得不得了。谁都知道这是上下欺哄,虚假成风,但谁都乐此不疲,趋之若鹜,即便有一二洁身自好者,也是想躲都躲不了。学校早就不是净土,哪有桃源可避秦。当今的风气,虚糜国帑,浪费人才,糟蹋品牌与传统,谁都不心疼。我听过很多人抱怨,包括某位副校长的抱怨,包括一些名气很大的学者抱怨,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没有胆量说。或者找点客观原因吧,是问题山积,凭个人的力量搬不动。况且,我们都深陷其中,谁也不干净,这和 “文革”的困境也一样。

现在的学校,同从前相比,有很大改观,但主要都是外装修,样子货(上面的检查,专看这些)。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但是资源浪费,而且是谁浪费,谁致富,致富方为先进。不是坏人不出头,不是好人不发愁。钱越给越多,活也越干越大(现在的学术都是订制的学术,就像过生日的蛋糕一样)。为钱写书,为钱开会,为钱制造虚假学术,最后牺牲的是大家的学术生命。四海无闲田,农夫都忙死,所失并不让于所得。

我说这些,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荒唐,乃是层出不穷,绝不是一星半点,个别的偶然事件。它们和裁人正是出于同一背景(基本问题,还是我在《生活》上的文章所说)。这样的事再遮遮掩掩,它将祸及全国(像SARS一样)。

话说回来,我想讲一句话,现在高校中的事情绝不只是高校本身的问题,许多前提就值得怀疑。比如,我们的老板,什么都拿外国说事,什么都拿改革说事,这正是最最值得讨论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想把学校搞好,真的想把国家搞好,就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一切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其实这话,过去的理解太笼统,我说的人民,是要落实到人,因为没有人,哪来的人民呢)。我有几条建议:

第一,学校改革,首先应该改革的就是学校领导本身,包括他们的办事机构,包括他们的办事方法。不说人话专说鬼话,不说真话专说假话的人,应该下台。

第二,学校的领导应深入实际,一切从学校的教学实际和科研实际出发,不是教学研究为金钱(或上级部门)服务,而是金钱(或上级部门)为教学研究服务,不是大家为学校的政绩服务,而是学校为大家的工作服务,整个关系应颠倒过来。

第三,现在中国的很多做法,好的坏的,确实都是从外国进口。但我们不能认为外国的东西一切都好(现在出去的人很多,没有必要神秘化),总得有点进口检疫,不能把疯牛病和口蹄疫也给咱们招进来。外国的东西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好也有坏。我们不应一切照搬外国,特别是经变态心理放大,连外国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国,或只听他们的老板(我们老板打交道的人主要就是这些人)介绍,把完全迫于商业压力,连外国教授也深恶痛绝,嗤之以鼻,然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当我们的样板。

第四,学校是广大师生的学校,不是少数人的私产,它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应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特别是像裁人这样敏感的问题。任何方案的出台都要有民主程序和合法性。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学校还不是私立大学,校方动手裁人,要有法律依据。

第五,改革不能目中无人,人不是数字,不是金钱定购的物品,不能轻言牺牲,哪怕是为了长远利益(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而且绝对没有第二次)。我们不能说,为了国际就该牺牲中国,为了理科就该牺牲文科,为了效率就该牺牲安全,为了锅里就该牺牲碗里(更何况,有人是拿大家的锅当他们家的碗),为了没柴烧,就连门坎都给剁了。

第六,改革要有具体内容,不是为了机构而机构,为了数字而数字,什么成绩都有,就是没有学问,光点钞票了。

另外,我想说一句,人才流动,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原则上讲,现在很多教授借口学科建设,借口事业传承,借口部门利益(专业、院系和学校的利益),精心培养子弟兵,确实有打散的必要,他们哭闹的人材流失问题确实不能一味姑息(我和很多先生不太一样的看法)。但这件事做起来很难,我吃不准。外国的办法也是各有利弊,英国制度有英国制度的好处,位子少,不利晋升,但花在钻营上的心思也比较少,这对学问有好处。美国制度是足球转会制,商机无限,发展机会比较多,但它也有它的弊病,每年的search和教授上市,里面有太多的哄抬身价,当学者的,到处演讲,到处面试,牵扯精力太多(教授没有经纪人),对学问有破坏。

一个只要速度而没有车闸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他摔死的不止是驾驶员,也包括所有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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