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头十年的香港青年“下流”问题

社会舆论引用吕大乐在 《四代香港人》 中所描述的第四代 “八十后”, 并认为他们因对自身生活处境及个人发展的不满而走上街头。 然而, 反对此论调的则指出, 年轻人并非因为所得物质的落差而上街, 相反是由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不能认同 “经济至上” 的价值观才以街头抗争的形式表达意见。

新世纪头十年的香港青年“下流”问题

导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研究人员赵永佳、叶仲茵在2015年3期《港澳研究》上发表了一份调研报告。他们透过分析人口普查数据从而检视香港青年在2001年到2011年劳动市场上处境的变化, 并利用全港性电话调查数据以探讨他们对社会流动、 发展机会和 “中产梦” 的感受。 结果显示, 不论学历, 青年的工作收入及从事中产职业百分比均下降。 对刚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而言, 职场回报还是与教育程度息息相关。 较多的年轻人认为向上流动机会不足并持悲观态度。 显然, 无论在客观分析或主观层面, 现今一代香港青年普遍经历 “下流”。

 

新世纪头十年的香港青年“下流”问题

 

2014年的街头运动引发了社会各界对香港青年上位/下流状况的关注。 具体而言, “上位论”的观点认为占领运动的爆发或年轻人在社会运动中的激烈言行是源于青年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因而产生怨气, 继而上街抗争。 事实上, 自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以来, “欠缺向上流动的机会”便不时成为社会上用以概括青少年上街抗争的原因, 反高铁运动更被认为是一场 “世代之争”。

社会舆论引用吕大乐在 《四代香港人》 中所描述的第四代 “八十后”, 并认为他们因对自身生活处境及个人发展的不满而走上街头。 然而, 反对此论调的则指出, 年轻人并非因为所得物质的落差而上街, 相反是由于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不能认同 “经济至上” 的价值观才以街头抗争的形式表达意见。

学历与劳动市场处境: 客观的状况1

1. 不是每个大学毕业生都能晋身中产职位

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 经理及行政级人员和专业人员等职位的升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近乎停顿, 实际上只有辅助专业人员职位有所增长。可以预计的是, 这个趋势对在这期间大量增加并刚进入劳动市场的大学毕业生带来更大的影响。 表1罗列了不同教育程度的青年工作人口在2001和2011年的职业分布。 我们发现: 第一,在这十年间, 青年从事中产职位 (包括经理及行政级人员、 专业人员和辅助专业人员) 的百分比全面下降。 这说明了青年可以从事中产职位的机会减少了, 其教育程度的提升未能为他们在劳动市场上带来更多的优势。 第二, 近60%拥有预科及非学位教育程度的青年从事文员和服务工作及销售人员职位, 而有大学学历的青年从事文员工作的亦由2001年的11%大幅增加至2011年的18%。 第三, 更甚的是, 在这十年间, 虽然香港整体辅助专业人员职位有所增长,但是不论学历, 能够从事辅助专业人员职位的青年比例皆下跌,拥有预科及非学位教育程度青年的下跌情况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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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年收入有跌无升

众所周知,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 香港高等教育大幅扩张。 尽管青年为这现象的主要受惠者,但其每月主要职业收入中位数, 在扣除通胀影响后由2001年的11,170港元下降至2011年的10,000港元 (表2)。 若将青年的工作收入中位数与全港工作人口比较, 我们发现青年的 “收入比率” 由2001年的0.91 (11170÷12287) 下降至2011年的0.83 (10000÷12000)。 换言之, 在2001至2011年间,青年的工作收入中位数比全港工作人口低; 而且其劣势在这十年间有所恶化, 似乎更多青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时, 在劳动市场上未能获得更高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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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读书无用?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教育程度往往决定个人工作收入的多寡。 在2001至2011年间,无论教育程度的高低, 相对于全港工作人口, 青年的收入比率亦全面下跌。 值得指出的是, 在这十年间,拥有预科及非学位大专教育程度 (如副学士、 高级文凭、 文凭等) 青年的收入中位数大幅下降。

在2011年, 其收入中位数 (9,000港元) 已接近只有中五或以下教育程度青年的8,500港元﹔预科及非学位学历只能为他们赚取整体收入中位数的75% (表2)。

由此可见, 相对其10多年前投身工作的前辈, 不管是什么教育程度, 2011年, 15至29岁香港青年在职场所得待遇都有所下降。 那么, 在现今香港, 读书是否真的无用? 以下我们将为教育的回报算一算账。 我们利用2011年人口普查5%样本进行分析, 尝试找出学历对年经人所得薪酬的影响。 学历对求职的影响, 显然会被工作经验所冲淡, 因此我们便集中分析25岁或以下的青年,尽量反映学历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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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分析对象是25岁或以下 “从事经济活动人口”, 并以在人口普查时获得最高学历为准。根据2011年 (首届文凭试前夕) 人口普查的分类, 把教育程度分为11项 (详情见表3)。 有些课程的样本人数甚少 (如护士/牙科训练), 但其薪酬回报甚高, 在这里暂且撇开不处理。 有几种高中后课程, 需要区分是否由职业训练局等职训机构开办, 以分析职业或非职业导向课程的影响。 除了学历, 工作年资是决定收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可惜人口普查数据缺乏工作年资数据,只能大约估计每人的工作年资。 我们根据教育研究的通用方法再按照香港普遍情况, 估算每项最高教育程度的 “毕业年龄”, 然后以年龄减去毕业年龄, 以估计工作年资。

我们援引教育研究中最常用的Mincer教育回报模型对 “每月主要职业收入” 作回归分析, 用“工作年资”、 教育程度及性别, 透过回归分析来预测收入。 表3的分析结果显示, 以中五程度为基准, 比较其他不同学历的收入增减百分比。 例如与中五毕业程度相比, 中四或以下青年整体每月收入少17.6%, 男性少15.9%, 女性更相差达20.7%。

中五或以下的毕业生竞争力低, 其实不令人意外, 毕竟香港远离劳力密集经济已经很久。 更值得留意的是, 预科毕业生的竞争力没有增加, 间接证明以往五年中学加两年预科的旧学制, 令没有升读专上课程的预科毕业生, 有白花两年时间的风险。 达到研究院程度学历的, 回报当然最大, 不论男女, 薪酬都多于中五毕业生近3倍。 不过, 因为我们集中分析25岁或以下的青年, 要注意这可能并不包括大部分近年快速扩张的修课式硕士课程的毕业生。 下一级的学士学位毕业生, 男女性的增值效果不同。 女性取得学士学位后, 明显胜过其余较低学历。 男性拥有学士学位者, 虽然职场回报同样优于较低学历者, 但增值却没有女性大。

具备职训文凭学历的男性, 薪酬较中五程度增加约14%, 一般的文凭学历则只有7%增幅; 具备职训高级文凭学历的, 增幅更达70%。 男性获取其他高级文凭学历, 薪酬也上升50%, 但升幅明显不及职训资格。 职业训练对女性似乎不及男性重要, 达到高级文凭程度, 职训资格带给女性约76%薪酬升幅, 比男性的70%还高; 但同时, 一般课程的副学士类学历, 也有助女性得到72%薪酬升幅, 远高于男性所得的50%。 对女性而言, 只要能够取得高一级学历, 都获得不俗的回报。 反观男性, 取得职训资历的重要性远高于女性, 值得年轻男性在升学选择时详细考虑, 而个中原因, 值得进一步研究。

从以上分析可见, 虽然较高学历并未能抵抗青年在劳工市场 “下流” 的情况,但 “初出茅庐” 青年人的职业回报, 还是和学历息息相关。 除了只有预科学历和中五比较并无增益之外, 完成其他较高学历都会带来较高的收入。 其中, 拥有大学学位的青年, 他们的收入比中五毕业 (或预科) 多了一倍多 (164%)。

“中产梦”、 社会流动与发展机会: 主观看法2

客观地讲, 现今一代的香港青年能够向上流动或从事中产职位之机会比上一代差。 他们的主观意愿与观感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相信结合现实状况与个人感受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了解青年可能出现的沮丧及不满情绪, 以为社会各方提供全面的参考, 并制定适当的政策措施来促进青年“上流” 的机会。

根据吕大乐和王志铮的分析, 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在一般人眼中, 中产阶级是现代人所认同及追求的价值和理想化身— —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里一个开放的、 容许凭个人努力而可以改变身份地位的社会制度与环境的象征, 是不靠后台、 自力更生的成功人士, 是拥护开放的、 进步的、 自由的思想的代表……”。 就此, 我们尝试说明香港青年对 “中产梦” 的态度。

2013年对中产观感调查的结果显示, 30.8%受访者自认为中产 (表4)。 此外, 在672名自认为不属于中产的受访者中, 半数 (51.9%) 表示希望成为中产 (表5)。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一方面, 18至34岁青年自认中产的百分比显著低于较年长的 (表4); 另一方面, 青年更渴望成为中产, 这个数字显著地高于35至54岁和55岁或以上的受访者 (表5)。

 

新世纪头十年的香港青年“下流”问题

 

 

新世纪头十年的香港青年“下流”问题

 

事实上, 如前所述,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代表上层中产阶级的职位, 即行政及管理人员及专业人士, 增长几近停顿; 只有属于下层中产阶级的辅助专业人员职位持续增长。 因此, 对刚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影响最大。 更甚的是, 虽然学历是晋身中产职位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深入的分析显示, 对于18至34岁的青年而言, 大专甚至是大学学位的学历并未能使他们产生对中产的主观认同感, 即他们自认为中产的比例与较低学历的青年没有显著差异 (表6)。

 

新世纪头十年的香港青年“下流”问题

 

一方面, 较小部分青年自认属于中产; 另一方面, 他们更希望跻身中产。 换言之, 现今一代青年对 “中产梦” 的追求更强烈。 那么, 他们如何评估自己晋身中产的机会呢? 正如前述, 中产阶级仍标志着一个开放的社会体制, 个人能透过自身的努力而得到晋升及向上流动的机会, 而且是现代人拥护的理想与价值。 2013年香港社会流动专题调查的结果显示, 相对于年纪较长的受访者,较大部分18至34岁青年认为现时香港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不足, 而较少部分表示足够 (表7)。 虽然不同年龄组别的看法之差异在统计上不呈显著关系, 但是这对青年的强烈 “中产梦” 无疑是一个打击。 2014年青年社会态度调查的结果亦印证了这一点, 而且更进一步指出, 无论是拥有大专教育程度抑或只有中低学历的青年, 更多的都觉得自己与同龄一代在香港获得的发展机会较少 (表8的第一部分)。

 

新世纪头十年的香港青年“下流”问题

 

 

新世纪头十年的香港青年“下流”问题

 

相对于中低学历的受访者, 即使拥有大专学历的青年对自己所获得的发展机会较为满意

(表8的第二部分), 但是他们对未来则较悲观, 表示未来所得的机会比现在差 (表8的第三部分)。

总体而言, 在2014年的调查中, 若只检视处于两端受访青年的意见, 结果显示较多的青年认为现时的发展机会不多、 对自己得到的发展机会表示不满意以及对未来的发展机会不表乐观。

结论3

分析的主要结果如下:

1. 在2001至2011年间, 青年从事中产职业的百分比下降, 其教育程度的提升未能为他们在劳动市场上带来更大的优势。

2. 相对于全港工作人口, 青年的收入比率由2001年的0.91下降至2011年的0.83。 换言之, 尽管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所增加, 却未能为他们在劳动市场上带来更高的报酬, 其收入的劣势在这十年间有所恶化。

3. 即使较高学历并未能抵抗青年工作收入 “下流” 的情况, 但对刚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而言, 职场回报还是与教育程度息息相关。

4. 与年纪较长的一群不同, 一方面, 较小部分青年自认为中产, 另一面, 他们较期望跻身中产。 不过, 较多的年轻人认为现时香港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不足。

5. 在主观看法上, 较多青年表示他们一代的发展机会不多、 对自己所得的发展机会不甚满意, 以及预计他们与同代青年的未来发展机会比现在差。

显然, 无论在客观分析或主观层面, 现今一代香港青年普遍经历 “下流”, 而他们又认为向上流动机会不足并持悲观态度。 因此, 他们的确是未能或还未 “上位”。 但是, 调查者并不认同仅仅以 “上位论” 来解释青年在近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 因为事实上,同样的调查者 2014年青年社会态度调查的结果显示, 相对于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和对香港及中央政府的信任, 年轻人对自己发展机会的满意度以及对向上流动机会多寡的评估并未影响他们的政治取态。从分析电话调查数据的结果所见,虽然年纪愈轻的受访者对政府及其推行的政策确有较多不满, 但这些不满也不是出于“上唔到位” 的原因, 反而更多是由于他们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不认同 (例如兴建高速铁路vs.保卫菜园村), 以及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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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新世纪 香港 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