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不同体制下“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的差异

任志强大放厥词后,他以及为他洗地的人抛出的“党民对立论”之所以能够在部分民众中收到一定的忽悠效果,并且能够制造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除了是因为打着“为民”的旗号,将本来具有一致性的“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以西方政治体制的思维方式和语境来讨论中国的问题,由于参照系的不同,产生的感觉和认识也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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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不同体制下“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的差异

任志强大放厥词后,他以及为他洗地的人抛出的“党民对立论”之所以能够在部分民众中收到一定的忽悠效果,并且能够制造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除了是因为打着“为民”的旗号,将本来具有一致性的“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以西方政治体制的思维方式和语境来讨论中国的问题,由于参照系的不同,产生的感觉和认识也就不同。

在西方政党轮替的政治体制下,即使是像美国的民主党虽然表面上比较平民化,英国的工党虽然初期是工会组织与费边社、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同盟之间的联盟,但现在本质上都已经是资产阶级政党,无论是哪一个党上台,只有代表这部分资本家和代表那部分资本家的差别。本质上并没有多大不同,这有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话为证:

去年728日,美国著名主持人汤姆·哈特曼采访了吉米·卡特,并在节目的最后举重若轻地向前总统先生抛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最高法院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以及2014年对麦卡钦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两起诉讼案都得到了最高法院五名共和党法官的支持才形成判决。这两起判决历史性地允许美国政治和司法活动无限制地接受秘密资金(包括境外资金)。卡特是这样回答的:
美国的伟大来自其政治制度,而这两起判决违反了政治制度的本意。现在,我们不过是个寡头国家,无论是得到候选提名,还是当选总统,本质都是不受限制的政治贿赂。州长、参议员和国会议员选举也没什么两样。现在我们已经见证了我国政治制度受到颠覆,获益者是大金主们,他们出了钱,选举之后自然想得到、预期得到、有时候也确实能得到政策照顾......目前在职的政府官员,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把上不封顶的政治献金看作巨大的私人利益。已经跻身国会的议员们则有更多可以待价而沽的东西。

当然,无论是哪一个党执政,其政策都会或多或少地使一部分民众(并非拥有资本的纯民众)得益;另外,为了争取选票,他们在竞选宣传中会承诺并且在获胜以后会实际上会让支持他们的民众获益,表面上看,好像是“人民性”高于“党性”。

中国和西方的“党性”和“人民性”从字面上看,一模一样,但是在不同体制的思维方式和语境下,有很大差别。

中共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不但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下来,也实际上得到中国大多数人的认可。

当然,西方的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也是为其国家的历史、文化、法律、民众所认可。

但是如果要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只有少部分人认可,主要是那些想靠拥有的资本来获得权力的人,他们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众”。

中国目前的党民关系既在总体上表现为与所有民众的关系,也分别表现为党同拥有资本的民众,以及党同不拥有资本的民众的关系。而任志强反对媒体“姓党”,并非维护全体民众的利益,而是维护拥有资本的那部分民众的利益(这有任志强自己的话为证据)。

在中国,当拥有资本和不拥有资本的民众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就不存在党民之间的矛盾,有的只是方式方法上的差异,此时“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矛盾往往出现在执政党的政策是有利于大多数民众还是有利于少数拥有资本的“民众”的时候,此时,两部分民众会在不同的角度与执政党产生矛盾。而任志强等拥有资本和话语权的人要的就是他们与执政党的平起平坐,甚至是高于“党性”的“人民性”。

而西方语境下的党民关系就相对复杂得多:

两党竞争,一党胜出以后,落败的一方就成为了“民”,比如当年与小布什竞争总统的民主党人副总统,一落败,就变成了“民”,获得执政党地位的党与落败的党的关系就变成了党民关系。

泰国的英拉和阿披实,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后来的穆尔西以及塞西也是这种关系。这是西方的党民关系的情况之一。

情况之二是获胜的执政党与能够用选票决定其上台或者下台的占人口一定多数的超党派的选民的关系。

情况之三是执政党与一贯支持本党的选民的关系。

情况之四是执政党与支持本党的资本家的关系。

情况之五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

情况之六是执政党与支持反对党的民众的关系。

在这种种关系中,最关键的是与拥有资本的表面上又有“非官”属性的“民”即资本家的关系。

在西方,执政党与拥有资本的“民”(包括支持自己的和反对自己的)的关系,往往都在表面上表现为“人民性”高于“党性”,对此,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在去年的电视辩论中,共和党参选大亨特朗普(Donald Trump)说:“我认为这个国家很大的问题在于‘政治正确 ’,老实讲,我真没有时间完全做到政治正确。” ,“所有政客都是资本家的狗,希拉里收我的钱所以要给我干事,在场这些和我辩论的,几个没收过我的钱? ” 全场都傻了。

特朗普的话是对西方的这种“人民性”高于“党性”的最好的注脚。

事实上,在西方,这种“高于”通常是策略性的,政客为了胜选,通常会对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民众”有一些公开或者私下的承诺,获胜以后,或者会兑现,或者说了不算,比如奥巴马当选以后就提拔那些曾经在资金上支持他的金主。有些无法兑现的就任由他反对吧。

任志强及其支持者无视中国“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将两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甚至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口号,是出于下面几种考虑:

一、打“民”的旗号有欺骗性,容易骗取民众的支持,所以他们常常是个别人、少数人、一部分人以“人民”的名义出现。

二、盗用“民”的名义有利于为他们凌驾于执政党之上造势。

三、利用他们的“非官”属性打“民”的旗号有利于掩盖他们“资本”的实质,同时有利于掩盖他们“资本权力化”的真实目的。

四、在中国的现实中套用这种只是在西方政治体制下有一定合理性或者已经被现实接受的所谓“人民性”高于“党性”,有暗度陈仓,兜售有利于他们实现“资本权力化”的价值观和西方模式的意图。

在中国,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一方面要发挥资本在富民强国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限制其对大多数民众利益的侵犯和过度侵犯,因此,并且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社会上,存在着下面几种矛盾:

一是广大民众与“权力资本化”的党员干部即腐败分子的矛盾。

二是多数民众对有时候出台的某些政策太有利于少数人发财致富的不满。

三是少数资本的拥有者对惠及大多数人的政策的不满。

四是少数资本的拥有者的“资本权力化”的企图与广大民众和执政党反对这种企图的矛盾。

在当今中国,社会上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权力、资本和民众的关系。在这三种社会关系之间的博弈中,拥有较强支配力的权力和资本之间尚有一定的相互制约作用,一旦让资本拥有权力,民众唯有任人宰割,即使由于民众的反对而不能持久,在中国这样的的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里,也会带来国家的动荡和分裂,在这方面,那些被西方主导的“民主化”和“颜革”光顾过的国家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

在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体制的中国,某些人套用西方的所谓“人民性”(实质上是资本)高于“党性”的说法,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综上所述,在中国,拥有资本者与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的一致性的程度高低与其能够代表民众的程度成正比。资本拥有者只有在最大限度上与广大民众的利益保一致性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民众,而任志强及其代表的力量与广大民众的利益的一致性程度不高,甚至还有对立的地方,所以,他和他们都不能代表民众。

退一万步说,即使非要将“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即使非要生搬硬套西方的那种所谓的“人民性”高于“党性”,那也是应该由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人民性”去高于,而不是由只是代表少数资本拥有者的人盗用“人民”的名义去高于。

参考阅读:

浅议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对立统一关系

    ——兼评“党民对立论”

千钧棒

任志强就“党媒姓党”大放厥词后,某些人仍然采取将“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的方式为他辩护,无论是用打着红旗通过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的办法为他开脱的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还是赤膊上阵直接通过抒情骂街喊口号的方式为他站台的陈有西律师。无不如此。

在我的一篇与此相关相关的文章后面还有一位叫“福建你好”的网友有这么一个跟帖:

“任大炮认为人民应当排在党前面,党不该排在人民前面,以领导统冶者自居,应当回归基本理念,党是人民公仆这条正确道路上来,这有什么罪?任大炮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随波逐流,不媚上、不畏言,坚持说真话,而且在高压政治权力打压下仍然坚守信仰。这种品质在当下实在是太可贵了。太让人佩服。”

这种说法与蔡霞、陈有西以及其他任志强的辩护士们的说法一样,在一部分人当中很有代表性,而且由于似是而非而很有欺骗性,很容易在一部分缺乏辨别能力的人那里造成思想混乱。

为了在这个问题上正本清源,很有必要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说清楚“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下面分几部分探讨这个问题:

1、什么叫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

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什么叫“党性”和“人民性”。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是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党性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是千百万共产党员为了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任务,英勇奋斗,忘我牺牲,开拓进取实践的升华。

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地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地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通常“人民性”主要体现在执政党服务和维护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上面。

媒体的“党性”就是“党性”在宣传工作中的落实和体现。它具有时代性,具体到不同时期来讲,又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宣传中的体现。

媒体的“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然而,对于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一个具体单位来说,在工作中如何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或者说,如何既坚持“向党负责”(具体表现为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出发点。又坚持“向人民负责”的出发点,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是一致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这种根本的一致性是其统一的一面;在具体工作中,则也有可能出现差异,这种具体的差异性就是其对立的一面。因此,两者的统一并非是抽象的、简单的、静止的,而是一种具体的、复杂的、动态的统一,即在工作中通过矛盾的不断出现和解决,不断深化对“党性”和“人民性”的理解和把握,并且不断赋予“党性”和“人民性”新的时代精神和科学内涵,从而达到更高程度的统一。

2、媒体的“党性”与“人民性”之间的关系

从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二者关系的具体把握看,可能出现相互关系组合的四种情况:

第一种,两者有机结合,同步发展,完全统一。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这种情况不一定是常态。

由于两者的统一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发展,而是有差异的存在,有差异就有矛盾,矛盾的出现及其解决造成两者的动态统一,即体现在下面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上面。

第二种,由于两者的不完全同步发展,两者出现矛盾,需要强调“党性”:情况一是民众的思想意识停留在原有的阶段,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党要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民众前进;情况二是少数人或者一部分人盗用民众名义做违背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党作为先锋队必须发挥维护广大民众利益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第三种,由于两者的不完全同步发展,两者出现矛盾,需要强调“人民性”:情况一是有时候政策出现偏差,客观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加以纠正;情况二是,富于创造精神的人民群众走在前面,党应该尊重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地位。

第四种,媒体既缺乏“党性”又缺乏“人民性”,这种情况不多,但是的确会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媒体通常会受到整顿。

从上面的分析看,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是动态平衡的,从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两者的矛盾客观存在。

要么是民众(包括大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意识落后,作为先锋队的党走在历史前列领导民众改变这种情况。

要么是会出现暂时性的领导落后于群众的情况,党跟上,这种情况在党的工作出现失误的情况以后会出现。这又以下面两种情况表现出来:

一是领导集团超越现阶段大多数民众的认识水平和觉悟水平,工作违背客观规律而又强迫命令,比如极左思潮占主导地位时期。

二是为了实现尽快发展的目标而出现背离多数人的利益的情况,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一段时间片面强调保护改革者,结果出现了举报者受到打击报复,而被举报者安然无恙的情况,这为后来腐败的蔓延开了一个坏头。

上述两种情况归根结底还是靠党和人民在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去纠正。

马列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思想武器。

3、客观、科学、全面认识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如果认为“党性”和“人民性”在具体的人或组织、具体的工作过程中都会绝对统一,都会完全同步发展,那是片面的,会导致拒绝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领导人的监督和正确批评的情况出现;如果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绝对对立的,或者“党性”高于“人民性”,或者“人民性”高于“党性”,那也是错误的,会为少数官员无视和践踏人民利益,或者少数人打着“人民”的旗号挑拨党群官民对立,破坏社会稳定,提供借口和依据。

当党群关系比较融洽,当少数人(主要指富人)与多数人利益一致的程度比较高的时候,往往社会上对“党性”和“人民性”比较容易取得统一的认识。

当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利益不一致甚至出现对立的情况下,或者会出现多数人对只是有利于少数人发财致富的政策不满;或者会出现少数人打着“民众”的旗号对惠及多数人的政策不满,这个时候往往在舆论场上会出现是非不明的所谓“党性”和“人民性”之争,媒体对这种争论的反映就体现为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其实,从实质上讲,不符合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所谓“党性”绝不是真正的党性,不符合党所代表的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所谓“人民性”也绝不是真正的人民性。对此,媒体应该有清醒的的认识和用正确的态度对待。

4、“资本”的二重性以及任志强代表哪些人

从任志强一系列公开发表的观点看,他只是代表少数富人。

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资本有富民强国的积极因素一面,富人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有交叉点,但是资本也有因为其逐利性而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利而侵害民众利益的消极因素一面。

否认资本的积极因素的一面会导致盲目和笼统仇富甚至导致全面否定改革开放;而否认资本的消极因素的存在会导致放纵在改革开放的具体进程中出现的乱象。

夸大“资本”和“民众”的利益交叉点和掩盖甚至抹杀其对立的一面,会导致少数资本的拥有者假“民众”的名义绑架民意,胁迫执政党。

拥有资本的非官人士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民众”,因为虽然他们没有官员那样的对民众的“显性强制力”,不能够强迫民众怎么怎么样,但是却拥有“隐性强制力”,能够迫使民众不得不怎么怎么样,只有不拥有资本又非官员的人才能算纯粹意义上的民众。

从虽然非官员却拥有资本的任志强一直来表达的观点立场看,他顶多只能代表一部分富人,而没有资格代表人民。

5、任志强是怎么变成“人民代言人”的?

某些人利用一些概念的外延之间的交叉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偷换概念:

他们利用一般民众与拥有资本的人的共同的“非官”属性,把拥有资本的人偷换成“民众”、“人民”。

他们把曾经为民众说过话的人偷换成为民众的代言人。

他们把有些人讲过正确的话偷换成为这些人所说的话都正确。

他们把党维护和服务大多数人的利益偷换成一切听“民众代言人”的,再偷换成听与一般民众同样具有“非官”属性的富人代言人的任志强的话。最后偷换成任志强的话高于党中央和总书记的话。

凡是具有逻辑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外延具有全同关系的概念之间才可以相互替代,而某些人故意利用偷换概念的诡辩术进行忽悠,经过他们一系列的对概念的外延的缩小,最后变成了党中央和总书记要听任志强的。

也有人可能由于是认识水平的局限性陷入认识的误区。

6、将“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的危害性

本来“党性”和“人民性”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是整体的,而非个别的,而某些人不但把两者对立起来,而且还用偷换概念的方法抽象地谈“人民性”高于“党性”,这些人要的是以少数人假“民众”的名义凌驾于全社会之上,这样做会导致:

一、某些人在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利益冲突问题上,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执政党最后强加于多数人头上。

二、排斥作为先锋队的党对民众的引领。某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改革应该由精英来领导,而精英就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

这种伪“人民性”或者扭曲的“人民性”只能让改革开放进入误区,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大多数人以及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的执政党的不接受甚至反对。

7、执政党会出现工作失误,但是与“党性”没有必然联系

如前所述,媒体的“党性”就是“党性”在宣传工作中的落实和体现。它具有时代性,具体到不同时期来讲,又体现在不同时期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宣传工作中的体现。

而媒体的“党性”除了坚持与“人民性”的统一,即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始终不变以外,“党性”的具体内容也是发展变化的,有一个逐步完善成熟的过程。比如文革前的“党性”,文革中的“党性”,改革开放初期的“党性”,后改革开放时期的“党性”,某些具体的提法会有所发展变化,某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到现在可能会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过时的。这可能会是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也可能是当时的客观条件的局限性造成的。执政党的工作在某段时期出现的失误,只与当时的具体决策有关,与强调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持与落实的“党性”无关。因为党曾经出现过失误而否定“党性”是错误的,就像不能因为在民众中曾经出现过错误思潮而否定“人民性”一样。“党会犯错误,人民不会犯错误”是一个伪命题,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和整体看,虽然客观规律会促使民众不停地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但是对于具体的人和人群来说,一样是会犯错误的,拿外国来说,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就曾经在其国民中很有市场,这就不能不说是民众犯错误的典型实例。

8、媒体的“党性”和“人民性”的正确发展走向

由于“党性”和“人民性”是对立统一的,而这种统一又是动态平衡的,在两者统一的时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执政党要有把握全局的能力,在这种统一的平衡状况的不断建立和打破中引领民众前进,在遵循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与此同时,与执政党不同程度地对社会有影响力的富人应该尽可能地让自己与最广大的民众的利益保持一致性,这样就会赢得党和人民的尊重,这种做法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受到赞扬,比如西方国家的一些亿万富翁热心于慈善事业,这对于他们自己和社会是双赢和多赢的。而大多数人拥护执政党的正确领导和尊重勤劳致富和合法经营的富人及其劳动成果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之一。

当“党性”和“人民性”出现暂时的不平衡的时候,需要全社会超越个人或者所在群体的利益去分清是非,尽量寻求共识,而不应该像那个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那样割裂两者关系,用被歪曲的“党性”去压民众的正当要求;同时也不应该像某些人那样割裂两者关系,在并不能代表全体民众的情况下打着“民众”的旗号以所谓的“人民性”去对抗和压“党性”。只有代表全体或者绝大多数人的长远的根本利益的才算是真正的“人民性”,在少数人的利益与全体或者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当然也属于一种“人民性”。但是,除非有全体或者绝大多数人授权,除非你与最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有一致性,否则,任何人别自作多情去“代表”人民,即使你腰缠万贯也不能。如果能够正确理解和处理“党性”和“人民性”之间的关系,那么维护和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长远的根本利益的“党性”自然就与“人民性”是一致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党性”和“人民性”会最终融为一体。

综上所述,从不同的方向将“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的做法,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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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人民性 党性 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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