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极端主战派”的错并不能证明“极端主和派”的对

吴建民和袁南生都是给自己的观点找一个对立观点,然后通过证明这个对立观点是错误的,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显然缺乏逻辑基本常识,只不过是用一种错误思潮批判另一种错误思潮,仅此而已。

 

用“极端主战派”的错并不能证明“极端主和派”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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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极端主战派”的错并不能证明“极端主和派”的对

——再评吴建民、袁南生在外交问题上的观点

 

某些人最近在外交问题上是三箭齐发,首先是茅老先生所说的“爱国主义容易导致战争”,二是吴建民的把广大民众对霸权主义的战争挑衅的强烈反应斥之为“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完全搞错了时代”,三是袁南生的“侵略有功,爱国有过”论及其对所谓“愤青”的咬牙切齿。

其实,他们发表这种观点有可能是有感而发,也有可能是希望以自己的观点去影响一部分人,以形成符合他们那部分人所需要的“民意”去向高层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

综合他们仨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侵略有功,投降有理、爱国有过、自卫有罪。“

对于他们的观点的谬误之处,本人已经先后以《吴建民你正确认识世界了吗?》、《不平等条约居然有积极作用?》、《贺卫方和袁南生为什么都搬出蒋廷黻?》、《两种“主战派”和两种“主和派》等为题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和剖析,在此基本上不重复上述文章的内容。本文着重从逻辑上揭示他们那种思维方式的荒谬性。

茅老先生认为爱国主义容易导致战争;吴建民在外交学院的演讲中抛出一个“开放避免屈辱”论,认为假如当年中国在清朝及以前就开放,就不会有后来的列强侵略和蒙受屈辱;袁南生则抛出一个“不平等条约有积极作用”论,如数家珍般給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不平等条约罗列了一大堆“积极作用”。

茅老先生认为爱国主义容易导致战争,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倒果为因的胡说八道,连傻子都能够看清楚其荒谬性,没有反驳的价值。而吴建民和袁南生则采取了逻辑上的诡辩术,值得进行剖析。

吴建民和袁南生都采取了給自己的观点找一个对立观点,然后通过证明这个对立观点是错误的,最后达到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的方法。

他们俩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是缺乏逻辑基本常识,属于“误用‘反证法’”,那么就是属于故意混淆逻辑外延分别是“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的不同对立观点的区别,运用诡辩术以达到忽悠效果。

数学和逻辑论证中,都有一个“反证法”,含义是,如果能够证明一个命题不成立,那么与这个命题是矛盾关系的逆命题自然成立。

请注意问题的关键,这种反证法只适用于逻辑外延上的相互关系是“矛盾关系”的两个不同判断上,并不适用于逻辑外延上相互关系是“反对关系”的两个不同判断。

所谓逻辑外延上的“矛盾关系”,即具有全异关系的A、B两个概念或者判断,他们都包含于另外一个概念或者判断C,如果A与B的外延之和等于C的全部外延,那么A与B的关系就是“矛盾关系”。

例如:农业人口(A)与非农业人口(B)

“农业人口”加上“非农业人口”,其外延等于全部“人口”的外延,所以,两个概念之间是“矛盾关系”,他们分别是一个正概念和一个负概念。

而所谓逻辑外延上的“反对关系”,即具有全异关系的A、B两个概念或者判断,他们都包含于另外一个概念或者判断C,如果A与B的外延之和小于C的全部外延,那么A与B之间的关系就是“反对关系”。

例如:老人(A)与小孩(B)

吃饭(A)与喝粥(B)

老人不是小孩,小孩不是老人,第二例同理,但是人除了老人和小孩以外还有青年人和中年人等;同样,我们除了吃饭和喝粥以外,还可以吃面条、馒头等。

所以,在逻辑外延之间是“矛盾关系”的概念和判断中,当我们判断“他属于非农业人口”是错误的的时候,那么他“属于农业人口”就必然正确,反之亦然。

而在“反对关系”的概念和判断中,A和B不可能都对,却有可能都错,比如有人判断,张三不吃饭,那么他肯定喝粥,结果错了,他吃面条。

吴建民和袁南生共同的错误在于认为对局势的判断和应对只有“主战”和“主和”两种选择,并且都把它们当成“矛盾关系”。错误的不同之处是袁南生为过去帝国主义的侵略寻找积极意义,而吴建民则是一厢情愿地判断霸权主义者会按照D的判断办事,不会发动包括代理人战争在内的战争。

袁南生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洗地,认为是“愤青”导致了侵略或者让侵略的后果更加严重。

吴建民则是认为,只要我们高喊和平并且主动捆起手脚向霸权主义表示诚意,战争就不会发生。

他们俩都对逻辑外延之间的关系是“反对关系”的两个判断使用“反证法”。

袁南生以为因为历史上的确存在“极端主战派”并且曾经误国的事实,那么只要否定了“极端主战派”观点,他的“不平等条约有益”论就会成立,他的“极端主和”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就会被接受。

吴建民以为论证了“现在已经不是战争和革命时代”,他的“否定一切战争”的观点就会成立,他的“极端主和”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就也会被接受。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上,并非只有他们俩认为的“主战”和“主和”两种,而是分为“理性主战派”、“极端主战派”、“理性主和派”和“极端主和派”四种。

本人曾经在题为《两种“主战派”和两种“主和派”》一文中对这四种观点立场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过详细分析,在此只是简单阐述。

在对战争还是和平的选择中,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可能面临外来侵略的国家来说,必须弄清楚,一、局势是不是已经发展到了不得不以战争对付战争的地步,即是否还可以有既维护了主权和领土完整又不一定开战的其他手段;二、战争打赢的可能性有多大;三、战争的时机选择以及同其他手段相互配合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好。当把这些问题都考虑清楚了,作好应对的准备了,那么这种理性的“主战”和“主和”都应该是正确的,他们相互之间只是一种互补关系,军事实力是在谈判桌上占便宜的资本。正所谓“审时度势”,当时的大势如何,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如何,这些都是决定战争还是和平,是“急战”还是“缓战”的先决条件。

“主和”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不战而能够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当大势尚未发展到非战不可的地步的时候,用非战争手段达到与用战争手段同样的目的的“主和派”同样是真正的并且动机和效果俱佳的爱国者。

“主战”的最高境界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大的战略利益,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目前和长远利益。

而战争是手段不是目的。

在这里,“理性主战派”是指那些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主张有所准备的,后发制人的,打则必胜的,积极用正义的自卫战争对付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人。

“理性主和派”是指那些主张在战争尚存在可以避免的可能性的情况下,用非战争手段达到与用战争手段同样的目的的人。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站在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立场上。

在此共同基础上,“理性主战派”和“理性主和派”都是正确的。

“极端主战派”与吴建民所扣帽子的“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没关系或者关系不大,而是某些人从一时的意气出发,对霸权主义者及其支持某些国家频频挑衅义愤填膺,所以常常轻言战争,甚至有一些过激言论,比如“核平谁谁谁”等。这种人中,除了极个别人是可能企图用极端的做法以收到相反的效果以外,大多数应该是爱国者,只不过缺乏理性而已。可以通过批评、引导进行纠正。

“极端主和派”可能是怕战争损害自己或者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可能跟一般民众的畏战心理有关系,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和平,没有人愿意发生战争,尤其是发生在自己国家的战争,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极端主和派”里面可能会有些人已经沦为汉奸或者里应外合的内奸,他们配合霸权主义的军事恫吓宣扬投降主义。让国民首先从思想上缴械。

“理性主战派”与“理性主和派”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分歧只是在于用什么手段更加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以及采取某种手段的主观愿望与大势发展的客观实际是否符合。

“极端主战派”无条件反对和排除一切非战争手段,轻言战争。他们不但与“极端主和派”是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他们有时候还把打击面扩大到“理性主和派”头上,甚至还会不切实际地对“理性主战派”指手画脚。这种人通常很容易被对立面扣上“愤青”、“义和团”、“爱国Z”的帽子。

跟网络上的“激进邪路派”相对应,“极端主和派”中很有可能存在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破坏国家安全和统一,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汉奸。在所有邪路派人士的心目中,他们的个人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外来侵略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有利于他们“推墙”、“沉船”和改旗易帜的外部力量。因此他们仇视一切反对外来侵略的理念和行动,并且用“愤青”、“义和团”、“爱国Z”等语言咒骂那些坏了他们好事的人。

“理性主和派”与“极端主和派”的区别在于,“理性主和派”虽然也“主和”,但是其出发点与“理性主战派”是一致的,都是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理性主和派”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尽量趋利避害;而“极端主和派”口头上也说是为了国家和人民,但是他们考虑的只是个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是站在敌对势力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当然,他们当中的配合敌对势力的军事威胁散布投降主义言论的人士就更加不用说了。

所以“极端主和派”反对“理性主战派”和“极端主战派”,同时也不会接受“理性主和派”的理念。他们以自己的理念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去衡量不同观点,并且有意无意地把“理性主战派”和“极端主战派”都骂成所谓的“愤青”、“义和团”、“爱国Z”。

几种理念纠缠在一起并且互相碰撞的时候,一般人很难进行准确区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运用诡辩术进行忽悠的话,对那些缺乏逻辑常识的人很容易产生欺骗效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断当今世界大势的依据,既不应该是已经去世40年的M曾经说过的话,也不应该是已经去世19年的D曾经讲过的话,而应该是对实际情况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何况D在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1985年3月4日)以后还反复强调,这两个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而D本人在世的时候还决定打了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

应对局势的正确理念来源于对局势的准确判断,从D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以来,的确如同他所说的,这两个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各位想想看,31年来世界上发生了多少次战争?里面又有多少次是由美国发动的?何况现在霸权主义者不但怂恿日本、越南、菲律宾与中国对抗,而且美国本身已经走向前台,直接进行军事挑衅。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吴建民到底是真的判断力非常差还是有意而为。

会不会发生牵涉到中国的战争,完全取决于美国,除了这个作为战争贩子的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以外,目前暂时还没有其他国家敢于公开挑衅中国。而美国会不会发动战争,又取决于美国的决策层的野心有多大?是否误判形势?同时还取决于美国人民的反战意志和中国人民的反对侵略战争的意志以及中国军队的态度和准备程度如何。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在国内的民众中,理所当然地出现了“理性主战派”、“极端主战派”、“理性主和派”和“极端主和派”四种不同思潮。

面对这种形势,吴建民一厢情愿地高喊“和平”,并且忽悠中国捆起自己的手脚向美国表示诚意,我想请吴建民回答的是:

当年华盛顿面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为什么不和?林肯面对南方奴隶主的分裂倾向,为什么不和?中国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共和号称一山河一血的国民党为什么不和?面对德国法西斯的狂轰滥炸,英国为什么不和?“二战”以后,美国打的基本上都是小国,为什么不和?为什么不像资中筠所说的那样,“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谈判来解决,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来解决,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面对当年的地区霸权主义者越南,D为什么不和?美国面对制造“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基地组织为什么不和?

我估价吴建民既没有胆量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的工作重心就是与袁南生一起,组团忽悠国人放下武器,包括思想上的武器。当然,对于这两位资深外交官,我宁可相信他们是缺乏逻辑常识和对形势的误判,所以“误用‘反证法’”。

综上所述,从上面列举的事实和进行的分析看,吴建民和袁南生并不属于“理性主和派”。在民众对战争与和平存在多种看法和理念的情况下,他们俩都是想通过給自己的观点树立一个对立面,然后通过证明其是错误的(事实上也是错误的),用“反证法”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这种思维方式既不符合逻辑,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用“极端主战派”的错误并不能证明“极端主和派”的正确,“反证法”在这里并不适用,吴建民和袁南生只不过是用一种错误思潮批判另一种错误思潮,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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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吴建民 极端 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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