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从任志强恼羞成怒的表演,我看到了理想信念的力量

尽管人们对重申理想信念的愿景未必乐观,但是,最近爆棚的“任志强事件”却验证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确存在。

 

赵磊:从任志强恼羞成怒的表演,我看到了理想信念的力量

 

【摘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几年前,很多人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这个原理;今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正确性,人们已经基本没有异议。问题是,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把握“决定作用”与“反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并没有真正理解“反作用”的含义。尽管人们对重申理想信念的愿景未必乐观,但是,最近爆棚的“任志强事件”却验证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确存在。

 

18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时隔近40年,“理想信念”再次成为中共的主流词汇之一。虽然这“理想信念”还不至于主流到“咸于维新”的地步,但作为高校教师的我,毕竟可以在课堂上公开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不必“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

有人很不爽。右边那拨人阴阳怪气嘲讽,明里暗里诋毁,不惜用下三滥的段子低级黑,我就不说了。一些左派人士也不以为然:“经济基础都私有化了,上层建筑能有什么作为?”还有左派人士幸灾乐祸:“现在才来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早干啥去了?”更有左派人士怒不可遏:“拿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说事,这是忽悠欺骗,这比‘坦率的’茅于轼还要可恶十倍!”

言下之意,现在而今眼目下居然还讲理想信念,这不是白瞎么,这不是忽悠欺骗么?

左边的人士普遍认为,如果公有制没有重建起来,没有经济基础给力撑腰,那么,一切有关理想信念的呼吁和宣传,都只能是欺骗。你要讲理想信念吗?对不起,那就先把经济基础重新公有化了再说。所以,别给我讲什么理想信念,别给我谈什么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先改变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然后才能有所作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OK!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必须依赖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才能生根,才能发展,才能壮大。可是问题在于,公有制要靠革命和建设才能建立,也就是说,公有制要靠人的实践来构建或重建。若革命者和建设者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你又靠谁去完成重建公有制的任务呢?

这里面似乎有一个悖论:到底是先有公有制,还是先有理想信念?没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共产党的上层建筑就是空中楼阁;可是公有制的构建,又必须依靠具有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个人或阶级来完成。

记得2009年前后,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我曾经写过文章,当时有左派人士严厉批判我,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道理是错误的。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几年前,很多人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这个原理;今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正确性,人们已经基本没有异议。问题是,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把握“决定作用”与“反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并没有真正理解“反作用”的含义。关于“决定作用”,我曾经撰文做过分析(见拙文《复辟了,别跟着右派起哄》),此处不赘述。这里着重讨论一下“反作用”。

举个经典例子。毛泽东领导中共革命的时候,并没有既定的公有制作为支撑其理想信念的经济基础,对不对?历史是这样的:中共依据革命武装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上层建筑的内核),之后逐渐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段历史是否说明,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当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展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并不存在。也就是说,相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并不是“先在的”。问题是,没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并不意味着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就没有意义,传播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是“白忙活”。之所以这样讲,其中最基本的道理在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熟知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的现实已然堵塞了旧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通道,历史只给旧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开了一个口子。

问题的要害在于,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什么东东决定经济基础”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当然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换言之,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经济基础的内涵和样态。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回答也有分歧,分歧在于:在历史必然与历史偶然的交织中,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国构建公有制的经济基础靠谱吗?也就是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力条件是否具备?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对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评估,也涉及到对整个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考量。评估的结果,右派给予否定,左派给予肯定。

肯定和否定都有各自的理论依据,我就不展开了。我要说的是,不论肯定还是否定,只要你进入了“是否”这个问题域,实际上就暗含了一个假设:如果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具备,那么,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一定有意义,就一定有效果,就一定能兑现;反之,如果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生产力水平尚未成熟,那么,不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多么地给力,那也只能是“做无用功”,是“白忙活”。

重申理想信念是不是“白忙活”?想必左派人士是悲观大于乐观。有意思的是,尽管人们对重申理想信念的愿景未必乐观,但是,最近爆棚的“任志强事件”却验证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确存在。此话怎讲?

18大以来的显著变化之一,就是意识形态的所谓“左转”(这是右派的定义),其显著标志就是顶层重申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重申”里面究竟包含了什么信息?我不好说,也不能妄猜,更不敢妄议。但我想问一句:既然这理想信念在左边的人士看来是“忽悠”,是“欺骗”,在右边的人士看来是“白瞎”,何以“任志强们”的反应(我以为,他们代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会如此强烈呢?

不论你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不论你如何蔑视理想信念(比如网上疯传抄党章的段子),现实的反应真实地表明,重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当下经济基础带来的反作用是多么强烈!以至于任志强要上蹿下跳,以至于右边的人士对“抄党章”是那么地上心。

至于讲理想信念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基础、改变经济基础、完善经济基础?另说吧。但是,理想信念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我以为是不可小视滴。从任志强们恼羞成怒的表演中,我看到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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