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谁制造了“中等收入陷阱”

随着全球化的扩张和市场空间的压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在深化,其前景越来越不明确。与此同时,缓和阶级冲突、熨平社会矛盾的“溢出效应”,也在逐渐趋于衰减。这种衰减,不仅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的恶性加剧,也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越来越值得怀疑。

赵磊:谁制造了“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这两个“无法竞争”实在是意味深长,它貌似画出了“陷阱”的样态和大小。可问题在于,这个“陷阱”是如何生成的?又是谁在挖这个“陷阱”?于是,各种高论应运而生。

 

(一)命中注定的转型失败?

 

按流行的观点,“中等收入陷阱”几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宿命论:“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为什么“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为什么“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主流的诊断大概是这样的:A,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低端制造业转型的失败;B,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环境污染和低质低价竞争,助长了经济的恶性循环;C,低端制造业升级为高端制造业,只能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

低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只能靠高科技解决”,可是“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所以,低端制造业的转型失败就只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这种抽象掉生产关系,仅仅从技术视角来定义“中等收入陷阱”的做法,在今天相当时尚。

既然技术创新难以追赶,那么掉进陷阱也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换言之,为什么掉入陷阱?因为你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很低,决定了你在世界食物链中的位置很低端。这个高论的政策含义是:活该你生在中国这样低端的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乃是命中注定,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关。要怪,就怪自己的命不好。

 

(二)“高福利”惹的祸?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据说历来以“敢于直言”著称。他把中国可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咎于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合同法》对劳动方的保护(注1)。在警告中国未来5到10年可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这位部长先生没忘了拿拉美做反面教员,痛批所谓的“高福利”政策:“个人付出较少的努力享受更多的福利”。

言外之意,中等收入陷阱是“高福利”、“重分配”惹的祸。所以楼部长强调:“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

按理说,这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合同法》八竿子也打不着。令人惊奇的是,楼部长硬是把这两个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摁在一起痛贬。摁的方式也很有弹性:既把陷阱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人口结构——谁叫你中国人老得这么快;又把陷阱的原因归咎于《劳动合同法》对资本权力的限制——“工人可以炒雇主,而雇主无权炒工人”。

这种左右开弓双峰贯耳的拳法,既十分奇特,又过于霸道。说它奇特,我没见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是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倒是看见很多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已经老龄化了;说它霸道,在强资本弱劳动的大背景下,对《劳动合同法》的公开憎恶很难说是什么“敢于直言”,倒是有点仗势欺人的嫌疑。

至于“个人付出较少的努力享受更多的福利”,这种指责用在发达国家,或许还沾点边;若用来教训富士康的农民工,就太搞笑了。

 

(三)“根本原因”,什么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的说法,可以作为经济学专业分析的典范。他说:“在我看来,‘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疲软,导致过度依赖外需。二是能源、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三是创新力包括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偏弱。……稀缺性资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标分配,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注2)

刘伟说的“根本原因”是“原因”吗?在我看来,刘伟说的“根本原因”,根本不是什么“原因”。大家仔细想想,“需求疲软,成本上升,创新乏力”,这些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而已,并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所在,更谈不上是什么“根本原因”之所在。

“需求疲软,成本上升,创新乏力”并非市场经济的偶然现象,它是资本主义常见的通病,也是市场经济周期性爆发的毛病。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而言,这些毛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陷阱的形状、大小和深浅,也就是说属于陷阱的外在表现,而不是陷阱的内在原因。考察陷阱当然不能忽略其外在表现,但外在表现毕竟只是外在表现而已。我们应当搞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需求疲软、成本上升、创新乏力”?回答这样的问题,才真正回答了陷阱的内在原因所在。

至于“稀缺性资源倘若不是按照效益指标分配,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这个说法属于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的ABC。虽然这个ABC有点“跑题”,却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且与刘教授开出的药方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这一点,我留待下面讨论。

 

(四)希望寄托在私有化?

 

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刘伟开出的药方是这样的:“需求不足、成本提高、创新力不够,这三方面原因不同程度在我国存在,甚至有的还比较突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这些不利的因素,重中之重就是创新。在经济体制方面,制度创新的核心就是加快市场化竞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秩序,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竞争主体培育的重要方面。”(注3)

高举创新的大旗,政治上肯定是正确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就是这个意思(注4)。那么,如何实现“创造性破坏”呢?刘伟把希望寄托在制度创新上面:发展民营经济。说白了,就是加快私有化进程。

然而问题在于,你凭什么认定,只有私有化(发展民营经济)才是制度创新的正确出路呢?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请问:那些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如阿根廷、墨西哥、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难道它们还没有私有化吗?难道它们的私有化还不够彻底吗?看看历史就清楚了嘛。比如马来西亚,从1983年开始实行私有化政策,至今已有好几十年。在国际上,马来西亚被公认为是“国有企业私有化较成功的国家”。

诸位瞧见没,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已经私有化的国家,其中不乏“私有化较成功的国家”。把中国摆脱陷阱的希望寄托在私有化上,这是哪家的逻辑?我实在是忍不住要“嘿嘿嘿”了(请天下浪子同志见谅)。

 

(五)“发达”是怎样炼成的?

 

在我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真正洞察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秘密。早一点有卢森堡的理论,晚近的依附论,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科学地解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依附论有一个看法很精辟:“不发达与发达,是互生共存而非线性更替”。也就是说,发达与不发达如同硬币的两面,发达国家的存在,必须以不发达国家的存在为前提。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发达都是以不发达为条件的,而不发达则是发达的代价。所以弗兰克说:“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注5)

由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一外围”结构理论,是依附论者普遍采用的最具特色的分析工具。阿明认为,“中心”与“外围”处于对立的两极,与这种两极格局相适应,资本积累也分为中心积累型和外围积累型。中心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特征,是“自主中心式积累”。“中心”既可以通过国际生产价格进行不平等交换,也可以通过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等来实现价值的转移。“外围积累型”的特征就是贫困和不发达的积累,它呈现出一种外向性的外围经济,并且在运行中能再生产它的社会与经济条件。这种为“中心”服务的外向性,是由“中心”的需要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所决定的,其结果是不平等、贫困和畸形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在“外围”不可能有充分的发展,而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就是外围资本主义。(注6)

依附论的代表人物多斯桑托斯甚至这样说:“要建立一种能够达到今天已是发达国家所达到的那种发展阶段的社会,这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是绝不可能的”。(注7)

在我看来,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确在重复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个发展路径能否使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顺利进入“发达国家所达到的那种发展阶段的社会”,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因为,“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注8)。这其中的逻辑,正是马克思早已揭示过的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然。我以为,这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谜底。

 

(六)没有世界市场,哪来的“高福利”?

 

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观察,“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民众的“福利过高”,而是这些处于分工体系低端位置的二流国家(比如墨西哥),缺乏发达国家那样的世界市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表明,发达国家之所以进入发达行列,原因至少有二:(1)有“高福利”缓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2)有世界市场为民众提供“高福利”。

一言以蔽之,一个高福利,一个世界市场,这两者正是保证其发达的条件。没有世界市场,就没有提供高福利的基础(高利润由发展中国家流回发达国,以保证其高福利);没有高福利,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将越来越尖锐,两极分化的失衡将导致阶级矛盾的对抗性冲突爆发(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主权债务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原因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看,楼部长对陷阱根源的判断既狭隘,又肤浅。以他开出的药方(不准劳方联合起来与资方谈判),中国将爆发激烈的阶级冲突,或在不远的将来。

不过我倒是同意楼部长的担忧,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超过50%”。如何应对这种可能性呢?我要警告的是:任何损害劳动者根本利益并殚精竭虑压低劳动报酬的药方,都是虎狼之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让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心甘情愿接受“低工资”,坚信“低工资”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说辞,基本上就是大忽悠。尤其要警惕的是:那些以批判“高福利”为名,行损害劳动者利益并压制劳动者正常消费的政策,其实是在挖大挖深“中等收入陷阱”。

可悲的是,不少专家学者一边津津乐道地回忆着昔日“低工资”的劳动力,一边为今天的《劳动合同法》痛心疾首,还说什么“福利来的太早太多”,好像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和国民,端的就是一群不求上进、好逸恶劳、奢靡堕落、不打不成器的懒虫。

当代资本主义合法性最重要的支点,就是经济增长能够惠及大众的所谓“溢出效应”。这个溢出效应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市场空间的扩张换来的,也就是说,世界市场的扩张是溢出效应的前提条件。问题是,市场有没有空间边界?世界市场可以无限扩张吗?

如果市场有空间边界,世界市场不能无限扩张,那么一旦“溢出效应”不再,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将荡然无存。

我们看到,随着全球化的扩张和市场空间的压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在深化,其前景越来越不明确。与此同时,缓和阶级冲突、熨平社会矛盾的“溢出效应”,也在逐渐趋于衰减。这种衰减,不仅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的恶性加剧,也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越来越值得怀疑。

“中等收入陷阱”将在什么程度上削弱和动摇当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我拭目以待。

 

注1:《财政部长:中国有50%以上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屡屡引爆大争论的楼继伟——观测中国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注2、注3:《三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详解“中等收入陷阱”》。

注4:在拙文《创新保证资本主义不死,你信么?》的下面,有个“趴火车搞机枪”的网右跟帖断言:“很多人谈论右派和左派的区别,在我看来右派信数据,左派信预言,这就是区别。换句话说,右派活在事实和当下,左派活在过去和未来,赵先生此贴可作旁证。”我要告诉这位“趴先生”,当代右派奉为圣贤的熊彼特先生,就没有“活在当下”,而是“活在未来”——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可作铁证。在这本书中,熊彼特关心的,不是要检验资本主义经济所经历过的周期变化,而是要考察资本主义的未来。他提出了一个属于“未来学”的问题:“资本主义能生存下去吗?”他的回答是:“不,我认为它无法生存下去。”熊彼特坚信,资本主义的创造性与毁灭性是同源的。熊彼特预言,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快速膨胀带来的能量,而必然崩溃于其自身的规模。不知“趴先生”看到熊彼特的这个预言后,将作何感想?

注5: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

注6:参见颜鹏飞:《激进政治经济学派》。

注7: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

注8: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

 

(作者:赵磊,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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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赵磊 陷阱 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