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更加需要“抗震精神”

“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这种抗震精神,如今听起来陌生了,像是宣传的专用语言。但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却是最可宝贵的,也是今天最需要的。

4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造成了24万多人丧生,几乎把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瓦砾堆。再看看今日的唐山,无法不感慨,唐山的重建是一个人间奇迹。唐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唐山人民是英雄的人民。

 

今天,我们更加需要“抗震精神”

 

今天,我们更加需要“抗震精神”

 

关于大地震的纪实作品,着眼点大多放在了灾害造成的伤害和损失上面,对唐山人民在废墟中站起来,用双手清理垃圾、重建家园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抗震精神”关注得相对少。“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这样的概括如今听起来也陌生了,像是宣传的专用语言。“抗震精神”在当代还有意义吗?这个问题只有走进通过走进真实的历史,搞明白它的具体涵义和内在蕴含的合理性才能回答。

不久前,我随“走进崛起新唐山”活动参观访问了唐山的重建成就,此行中,第一次得知了这样一段往事:

大地震发生后半个小时,从废墟里爬出来的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李玉林和三个同事(曹国成、崔志亮、袁庆武)开着一辆卡车直奔北京,他们当时的考虑是,这么严重的地震,通讯设施可能已经被破坏了,要第一时间把灾情向党中央报告。因为走得匆忙,李玉林当时只穿了一条三角内裤。如今,乘坐高铁从唐山到北京还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李玉林等人在当时被地震破坏了的路况条件下,只花了四个多小时就开到了中南海,可以算是“飞车”了。

 

今天,我们更加需要“抗震精神”

 

事实正如李玉林等人所料,地震造成通讯中断,中央当时正在确定震中位置。李玉林等人的汇报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中央立即下令解放军、医疗队和各种救援力量开赴唐山。

在国务院接待站,李玉林等人见到了中央领导,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走在最前面,一把抱住了他。李玉林当时就哭出来了。

在唐山期间,我还读到了唐山市作协主席王家惠写的一篇回忆大地震和灾后救援的文章。王家惠住在唐山下面的一个县,他的父亲当时是县委领导,母亲也在一个厂担任领导工作,他们顾不上家里的受损失状况,都投入到组织领导群众自救救人的工作中去了。他哥哥在另一个县工作,震后几天,回家来看看家里的情况。父亲回家换衣服时看到他,大发雷霆,说大家都在抢险救灾,你怎么当逃兵?家里不用你管,赶紧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父亲骂完,就匆匆走了。母亲回来时,哥哥说,担心家里的情况,也担心住在唐山市里的对象的安危,就先回家来看看。结果他又被母亲劈头盖脸一顿骂,说那么多阶级弟兄受到损失,你却只想到对象和家里人,这是什么思想?赶紧走。哥哥被骂得很委屈,是奶奶把哥哥留下来,在家住了几天,但父母只要回来,就得让哥哥躲起来,不让他们看见。

这两件往事表现了“抗震精神”的一个侧面。大灾当前,大家都首先想到的是集体,是他人,大家都依靠组织、融入集体抵抗灾难,而不是先顾自己和自己的小家。

这种做法今天看来已经显得很难理解了,能够理解的变成了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行为逻辑。这种行为逻辑以去年引进的好莱坞大片《末日崩塌》所讲述的故事为典型代表。这部电影的情节也是地震和灾后救人,从旧金山到洛杉矶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主人公是一个负责空中救援的飞行员,当他接到遇到险情的女儿的求救之后,抛开了公职身份,回归到了一个父亲的角色,驾驶飞机去寻找女儿;地震引发了海啸,硬汉主人公也从开飞机变成开船,在城市受损的建筑物中传说,终于在一座大楼里救起了即将被海水淹没的女儿。

 

今天,我们更加需要“抗震精神”

 

冷静地分析的话,可以对这样的叙述提出这样的问题:主人公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在灾难发生时擅离职守,一心只救妻女,这是对的吗?在电影营造的大场面中,寻找女儿的主人公身边有很多人在绝望地等待帮助,但主人公视而不见,这是正确的吗?

然而,在特效带来的巨大的视觉冲击中,观众忽视了这些问题,只注意到了创作者希望他们看到的主题——亲情,并为之感动。如果你提出这样的问题,会被责怪为不解风情,或者,有人可能搬出“人都是自私的”这样的理论来为电影里的主人公的行为辩护。

两种行为逻辑孰优孰劣?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如果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每个人的行为逻辑都和《末日崩塌》里的主人公一样,结果会是更好还是更糟?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结果一定更糟,会有更多的人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援而死亡,总伤亡人数会更多。

自然灾害并不特定地针对某个人,它伤害的是一个地区的所有人,只有所有人团结起来,以集体的理性的方式应对,才能把损失降低到最小。地震发生后,最优选择是每个保有救援能力的人都就地参与抢救,如果每个人都跑去找自己的亲人,那么宝贵的时间就会浪费在无谓的奔波中,看似人道,实则是最大的不人道。

但是,唐山人当时能做到“公而忘私”,做出最正确的选择的前提是全社会具备集体主义的互相帮助的氛围,每个人在帮助陌生人的时候,确信自己的亲人也能获得其他人的帮助。当李玉林抛开家人,奔赴中南海报告时,他一定知道自己的家人不会是孤立无援的。

两种行为逻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市场经济时代,唐山人在灾害来临时的选择会被认为是不理性的、不近人情的,殊不知那恰恰是最大的理性、最大的人道主义;相反,表面看似理性、有人情味儿的选择,却是禁不住推敲的。重复我在其他文章中说过的一句话:“大家都理性,得到的结果是集体的非理性;大家都不要那么理性,才能收获集体的理性。”

“抗震精神”中的这一部分,即集体主义,我认为是最可宝贵的,也是今天最需要的。今天,我们同样要面对各种灾害,而且我们已经处在市场经济时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口,转型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波动,让不特定的人陷入困境。这个时候,不仅需要“抗震精神”中的“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更需要“患难与共”,以免让一些人在发展中被甩出前进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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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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