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带给我们的社会性思考

近来,山东省临沂市连续发生三起针对大学生的诈骗,得知被骗后,其中两名学生因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而死亡。这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在这个到处充斥着各种诈骗的时代,在这个信息网络高速密集发展的世界,关于个体的各种身份信息、工作信息、学习信息、生活信息的数字化、电子化、集成化,给犯罪提供了绝佳的机遇。

电信诈骗带给我们的社会性思考

近来,山东省临沂市连续发生三起针对大学生的诈骗,得知被骗后,其中两名学生因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而死亡。这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在这个到处充斥着各种诈骗的时代,在这个信息网络高速密集发展的世界,关于个体的各种身份信息、工作信息、学习信息、生活信息的数字化、电子化、集成化,给犯罪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三个大学生被骗的事情还未平息,就在8月30日又发生一起清华大学教授被诈骗1760万元的事。电信诈骗实在是猖獗,应该集中予以打击。

大数据时代,源于其信息汇总、抓取、交互的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分析与计算等优势,通过上网搜索跟踪、网页内容浏览、网络购物习惯等方面,不仅可以大致分析出某一特定群体的生活层次、消费需求、资产构成,甚至可以通过针对特定人的追踪识别实现对其消费习惯、购买力、生活习趣、财产状况等方面的推导,由此进行日常消费、高端服务、金融理财等诸多领域的定向营销。在大数据面前,大家都成了信息世界的“透明人”。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构建起闭环交互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如何构建起防范电信诈骗的部际联席会议、联动机制,尤为重要的是如何重塑社会诚信,塑造诚信自觉,这成为未来多元化彻底杜绝电信诈骗所必须予以考量的重要方面。

电信诈骗猖獗的背后,个人信息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泄露,这给电信诈骗犯罪提供了快速、及时、准确的信息,也使得从最初的撒网式群发信息实施诈骗行动,发展为当下精准性诈骗。就如最近发生的徐玉玉案,前一天才收到关于助学金的通知,第二天就接到了以助学金名义进行诈骗的电话。这对于涉世未深,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徐玉玉来说,很难想到通过正规途径进一步核实,尤其是被告知助学金领取马上过期的情形下。先是精准信息的轰炸,使得目标对象放松警惕;再结合目标对象的需求,强调其紧迫性,往往就会进入犯罪分子的陷阱。等到受害方反应过来,诈骗已然得手。现如今,电信诈骗极富组织严密性、分工细化性,内部管理、运作俨然现代企业运营机制,分工协作、快速转账,取现分散乃至全国各地,这给侦查和及时采取措施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也使得整体办案成本提升。尤其是对涉案金额小,没有其他严重后果,社会影响不广泛的情形,大多不了了之。

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对于电信经营企业的监管不到位、不全面,实施处罚的措施及程度均不足以警示电信经营企业强化管理、规范运营。另外,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以及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一)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  (二)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四)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五)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对于电信诈骗的刑罚过轻,比如徐玉玉案中属于“数额较大”的情形,符合两高解释第二条第(五)项规定的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处罚的情况下,最多也就是一年半到三年有期徒刑,这种震慑力形同于无。几年后出来,还是可以重操旧业。当然,加大刑罚力度也未必是根治的有效途径,更深层次的是社会整体诚信的崩塌,诚信自觉早已不是一种普遍的形态。当“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成为一种价值观时,黄赌毒的泛滥,食品安全乱象层出,各种骗子的涌现,便会应接不暇。

在这个骗子横行的当下,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并不能解决,只是可以尽量减少上当受骗的可能而已。总体上,第一,需要强化监管及处罚;第二,形成信息安全防范会商机制,案件查处联动机制;第三,提升对电信诈骗的刑罚力度,降低入罪标准,对于出现严重后果尤其被害人因此死亡的,从严从重甚至加重处罚。第四,重构社会诚信,实现人人诚信自觉。

监管及处罚方面,工信部及其他有关部门需要全面强化监管,同时从严从重予以处罚,以期对电信运营商有足够的威慑力,不敢轻易试法。另外,在研究、制定、决策关于信息网络规范、个人信息安全防护等方面,应形成工信部、运营商、公安机关,以及个人信息比较集中的金融机构、学校等全面会商制度。强化信息安全保障,形成既能交互共享、又能规避信息泄露的信息网格闭环,可以即时预警、快速反应、及时补救,最大限度降低所带来的危害。另外,对于进入电信诈骗查处环节,应该在银行、运营商、公安机关之间形成联动机制,即时止付、快速冻结、精准查询、目标锁定,全面梳理、简化程序,实现快速反应、有效对接,将损失降低到最小,及时查处犯罪分子。这些举措的实施,将极大提升电信诈骗风险系数,犯罪成本大幅度增加,可很大程度上吓阻电信诈骗活动。

当然,上面论及的各方面举措,对于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是有作用的;而对于一个社会诚信崩塌,生存压力空前导致些多人铤而走险,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临爆点,则其效应将递减乃至于无。而当下就属于这种状态,人人互害成为常态,重构社会诚信成为必须要面对的社会化问题。

诚信自觉的回归,除了个体的努力,当下更需社会整体引导尊重劳动、重视劳动的价值倾向,同时促进整体公平、共享发展成果,畅通上下流动机制,避免阶层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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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社会性 电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