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律并非法律学者所主张得那么重要

美国法律经济学运动中的两位巨匠,罗纳德·科斯和圭多·卡拉布雷西都认为国家是产权的唯一渊源。在《无需法律的秩序》这本书中,我的核心观点则是,法律并非如两位前辈以及其他许多学人所主张得那么重要。许多学人夸大了法律制度的影响。特别当利害关系很小,且互动各方预期着相互间的关系会持续下去时,人们事实上不大可能依靠法律制度来提供规则以及规则的执行。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律并非法律学者所主张得那么重要 

编者按:《无需法律的秩序》,英文原版首版于1991年;后收录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美国法律文库”,由苏力教授翻译,在2003年出版,因其对“法律与社会规范”的开拓性研究而在中国法学界影响深远。2016年,雅理译丛有幸得苏力教授允准,出版了本书的中文修订版。在修订本书的过程中,得乔仕彤博士协助,埃里克森写作了新中译本的序言,回顾了他这本书以及整个法律与社会规范研究在美国兴起的过程,苏力教授翻译后收于新译本的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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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法律的秩序——相邻者如何解决纠纷

罗伯特·C.埃里克森著

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美国法律经济学运动中的两位巨匠,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圭多·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都认为国家是产权的唯一渊源。在《无需法律的秩序》这本书中,我的核心观点则是,法律并非如两位前辈以及其他许多学人所主张得那么重要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律并非法律学者所主张得那么重要

就促进人们的合作而言,法律在其中当然起作用,但许多学人夸大了法律制度的影响。特别当利害关系很小,且互动各方预期着相互间的关系会持续下去时,人们事实上不大可能依靠法律制度来提供规则以及规则的执行。在这种语境中,关系紧密交织之群体的成员们,如亲属间或某村的村民间,在管理他们自身的事务时,就不大可能根据法律的规则,而会依据非正式的社会规范。在执行这些非正式的规范时,他们并不是通过警察或法院,而是通过分散执行的自力惩罚,比如传播负面流言和避而不见。并且,若发现温和的非正式救济无效,他们甚至觉得有正当理由以适度的暴力来自力救济。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律从来不重要。在诸如征税这种利害关系重大且相关各方社会距离很大的情况下,法律通常会更奏效。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律并非法律学者所主张得那么重要

《无需法律的秩序》的英文版首版于1991年。在大约同时期,还有一些美国法律学者也开始发表与本书基调很相似的重要著述。其中有些就成了我的学界盟友,如与我年龄相近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伯特·库特(Robert Cooter),以及三位更年轻的学者,丽莎·伯恩斯坦(Lisa Bernstein )、理查德·麦克亚当斯(Richard McAdams)和小波斯纳(Eric Posner)。到了2007年,后三位学者都加入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虽然我们这五人帮是老熟人,但在学术研究和发表上,我们从未有过什么内部的规划协调。当然,我们也坦承,我们只是推进了那些同样强调非正式规范之力量的前辈学者的研究。这些先行者包括了精明的古罗马人塔西佗(Tacitus),以及著名的美国法律社会学者斯图尔特·麦考雷(Stewart MacAulay)。

五人帮部分作品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律并非法律学者所主张得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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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伯特·库特:《所罗门之结——法律能为战胜贫困做什么》,张巍、许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丽莎·伯恩斯坦:《习惯法与经济学》(Customary Law and Economics);

3、小波斯纳:《法律与社会规范》,沈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理查德·麦克亚当斯:《法律的表达功能》(The Expressive Power of Law)。

从1991年至今已经20多年了,到时候了,可以评估一下我们这五人帮对美国法学研究的影响。到2000年前后,我们五位都自信地认为,尽管未必正确,我们已经一道将我们的基本观点成功传递给了我们的学界同仁。也是在那时,我们基本上宣告获胜,开始将我们的主要学术努力转向其他问题。我们此后也很高兴地看到,自2000年之后,许多美国法学者都证明了非正式规范在诸多社会环境内的支配力,其中包括知识创新中的权利,[1]互联网的作用,[2]公共空间开放的分配,[3]以及国际关系。[4]

 当然,我对这五人帮学术影响的解说,很难是客观的旁观者的解说。我可能有偏见,因此我希望读者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研读我在本书中的主张。

但读者持怀疑态度还另有个理由。在《无需法律的秩序》中,我考察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夏斯塔县一小块农村区域发生的事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关于人类合作的一种普遍理论。与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博弈论学者以及其他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s)的通常倾向一致,我的分析假定的是,人就是人,即人性不会因空间和时间的变动而发生重大的变化。其他许多学科,如人类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研究者,则趋于怀疑这种普遍主义。他们是文化论者culturists),强调人的天性也会变。因此,文化论者会表示疑问,不愿意将夏斯塔县农区的居民和当代中国的村民等同起来。在他们看来,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接受并完善的儒学传统,近代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教育,以及毛泽东之后改革时代的经历,会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当代中国农民的天性。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法律并非法律学者所主张得那么重要

《拾穗者》,让 - 弗朗索瓦·米勒 (1857)

虽然我是从普遍主义者的视角撰写此书的,但我欢迎文化论者挑战它。[5]普遍主义者和文化论者的视角相互竞争,双方学人间的碰撞可能有助于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更好地理解人们究竟是如何互动的。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2016年1月

 

注释:

[1] Kal Raustiala & Christopher Sprigman, The Knockoff Economy: How Imitation Sparks Innovation (2012).

[2] Yochai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70-74 (2006) (讨论了维基百科词条贡献者的动机).

[3] Richard A. Epstein, The Allocation of the Commons: Parking on Public Roads, 31 J. Legal Stud. S515 (2002); Daniel Nazer, The Tragicomedy of the Surfers’ Commons, 9 Deakin L. Rev. 655 (2004).

[4] George Norman & Joel P. Trachtman, The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Game, 99 Am. J. Int’l L. 541 (2005).

[5] 关于文化对人性的影响,请看,例如,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1993), 又请看, Alberto Alesina & Paola Giuliano,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53 J. Econ. Lit. 89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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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法律 学者 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