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界为何出现“人才塌方”?

冷战后期,西方国家曾经嘲笑苏联政坛是老人政治——因为领导层换届困难,干部不断老化,江山后继乏人。冷战结束之时,历史学者弗朗西斯.福...

冷战后期,西方国家曾经嘲笑苏联政坛是“老人政治”——因为领导层换届困难,干部不断老化,江山后继乏人。冷战结束之时,历史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将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吹捧为“历史的终结”,将其描绘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这种观点在西方国家和中国一度有很多追随者。而今看来,这些人笑得未免太早,而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冷战结束之后,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断退化,已经基本丧失产生杰出政治家的能力。

步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可谓命运多舛:先是被才智平庸的小布什折腾了整整8年,陷入内外交困。接下来,曾经满怀雄心壮志的奥巴马,在8年任期中无法兑现多数竞选承诺,沦为“画饼专家”。2016年的总统选举注定成为美国人民最为憎恨的一场选举,因为两位主要候选人都不靠谱。希拉里满口“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毫无创见,对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关键问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她即便真的当选,充其量也就是个“维持会会长”。川普则主要依靠大胆出位的言论吸引对现状不满的选民,诸如在美墨边境修长城、设立超高额关税壁垒等等。连共和党资深大佬都承认,此类脑洞大开的设想在现实中毫无可操作性。很多美国民众既反感希拉里又厌恶川普,看似“自由”的大选其实“没得可选”。

西方政界为何出现“人才塌方”?

“没头脑”和“不高兴”,你能选谁?

 

缺乏杰出政治家的状况不仅出现在美国,其他西方大国也纷纷沦陷: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内政上毫无建树,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荒谬决定倒是引爆了难民潮。至2016年9月,奥朗德的民意支持率已降至可怜的15%。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了迎合选民去“装圣母”,结果短时间内造成140多万中东难民涌入德国,为社会冲突埋下了大炸弹,现在难以收场。日本自民党虽然能够赢得国会选举,但内政外交多年不见起色,很少有日本民众相信安倍内阁能够带领国家走出经济困境。

庸人当道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这是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内在缺陷导致的必然结果。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以普选直接产生全国性代议机关和国家领导人,这种制度在二战结束以后才普遍出现,其历史并不算长。这种制度其实隐含着一个悖论:杰出政治家的深邃思想和前瞻性战略,远远超越普通民众的理解能力。列宁和毛泽东的许多思想和战略,当世人没法完全理解,尚需后世人慢慢解读。既然这些品质很难被理解,普通民众如何选出伟大的政治家?

过分强调领导人直选,结果就是政治娱乐化——政客们依靠段子来吸引选民的注意力,而很多选民根本没有能力分辨段子和可操作的政策纲领之间的区别。结果选出来的往往是演技高超的政客,而不是拥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

西方政界为何出现“人才塌方”?

雄才大略的巨人,经历的是历史的风云而不是选票的筛选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确实出现过一些杰出政治家,例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丘吉尔、法国总统戴高乐、西德总理阿登纳等等。但是这些杰出政治家经历的是历史而非投票的筛选,他们早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就已崭露头角、深孚众望:艾森豪威尔曾担任欧洲盟军司令,丘吉尔是战时首相(战后1951-1955再度担任首相),戴高乐是自由法国运动的领导人,阿登纳早在魏玛德国时期就颇有政绩、并长期坚持反纳粹立场。这些杰出政治家早已在极为严酷的环境下证明了自己的才干,选举只是他们获得执政合法性的手段。正所谓“英雄惜英雄”,后来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启中美外交)、法国总统蓬皮杜(坚持自主外交)、德斯坦(欧盟宪法之父)等优秀政治家,也是在他们的提携之下成长起来的。

在深孚众望的老政治家凋零之后,西方国家政坛普遍进入“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杰出政治家被平庸的政客取代。没有了历史风云的大浪淘沙,单凭娱乐化的政治选举难以淘出真金。西方国家的民众,纷纷陷入了“选举->失望->再选举->再失望”的循环。

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但无法有序产生杰出政治家,反倒使得金钱政治大行其道。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任期间,给予246名顶级赞助人丰厚的回报:至少24位赞助人本人或配偶当上了美国大使,其中大部分被派往欧洲国家;至少57名赞助人本人或配偶被任命到一些委员会;还有3名主要赞助人进入了内阁,包括商务部长埃文斯、劳工部长赵小兰和国土安全部长里奇。当然,“投桃报李”并非共和党的专利,民主党的“慷慨”有过之而无不及。黑客Guccifer 2.0在2016年9月13日公布了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文件,其中一份捐款名单直指民主党卖官:包括美国驻英国、法国、新加坡、西班牙、日本、瑞士、南非、比利时、卢森堡、新西兰、捷克、芬兰等国的大使;还有负责国际贸易的商务部副部长和司法部副部长等政府高官。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说穿了就是“钱主政治”——选举之前搞“众筹”,选举之后就“分红”。

以国家公器作为私人回馈的手段,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深为不齿的做法,更与当代中国“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格格不入。因此,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的表率。时至今日,连“历史终结论”的发明者福山本人都承认这种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不再坚持从前的论调。长年跪拜在西方价值观面前的中国“自由派”,还有没有一丝廉耻?

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必定要探索出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如何保证“江山代有人才出”、有序产生杰出政治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应该继承我国政治传统中的积极因素,进行谨慎创新,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道路。

我国政治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主要有2方面。一是源于古代中国的贤能政治,延续千年的科举制使得中华民族高度认同贤能政治——政府官员的才干应当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更高职位需要更多才干。在中国这种社会氛围下,小布什、奥朗德等资质平庸的政客缺乏起码的民意基础,根本不会有什么机会。二是当代中国成系统的干部培养机制,这种干部培养机制始于革命战争年代,建国以后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得到完善。它的基本思想是:干部的阅历和经验应当与预任职位相适应,提拔之前先锻炼。例如,省级政府着力培养的青年干部,往往先要担任副县长之类的职务,积累几年经验之后再提拔到正处级使用。这种培养机制能够保证干部的能力不低于必要的水准。

继承传统与谨慎创新是紧密结合的关系。为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必须保证我国政治制度的延续性。所以在政治制度上只能谨慎创新,而不可以毫无顾忌地“大胆创新”。中国发展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谨慎创新的目的是克服当前政治制度的不足之处,具体的方向包括:

• 完善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群众表达意见的正常渠道。正常渠道畅通了,上访截访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才会终止。

• 人民民主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实现对现任干部的严格监督(监督式民主)和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协商式民主)。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不宜提倡简单粗暴的票决制。对于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干部,必须建立自下而上的淘汰机制。

• 完善干部考察机制,坚持贤能政治,防止任人唯亲。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定量评价体系,才能避免“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的状况。

• 完善基层人大直选,普遍建立权力机关对现任干部的监督机制。这正是恩格斯和列宁的构想,早就应该脚踏实地去实现。

• 彻底切断私人资本对政界的利益输送,防止“现金奶牛”在体制内扶持代理人。辽宁选举舞弊案已经敲响了警钟。

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已经暴露出了大量缺陷,目前看不出庸人当道的趋势有逆转的可能性。在政治文明方面,中国没有现成的榜样,邯郸学步只会陷入西方国家难以脱身的误区。继承传统、谨慎创新才是我们应有的科学态度。

【徐实 察网专栏学者 生物制药专家 投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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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政界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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