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再读《蜗居》:“现在倒好,连灵魂都被掏空了”

“《蜗居》充分显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四处谋求利润的‘资本’所具有的两种‘伟大能力’:直接购买产品和劳动的能力(并调用各种社会资源,为这种购买提供便利);间接购买对它的服从和认同的能力(并通过控制各种文化资源,以道德、爱情、美学的名义,掩盖这个购买的实质)”。套用海明威“可以被打败,不可以被打垮”的名言,“高房价”所象征的利益集团与“海藻们”的博弈。

黄平:再读《蜗居》:“现在倒好,连灵魂都被掏空了”

麦绥莱勒版画

 

1、资本时代的“新人”

由一处“性交易”的细节说起。

在《蜗居》中,大学毕业生海藻无法承担上海的高房价,以身体交换首付。这是小说及同名电视剧的主要情节。不过,一处有意味的细节往往被观众忽略。海藻曾经尝试抵抗这场“性交易”,但不是维护身体的纯洁,而是拒绝市长秘书宋思明特殊的性要求,她觉得“脏”。然而事实是,“海藻并不是真有洁癖,但某些亲昵之举,她只会和小贝才有。她会固执地认为,某些付出,必须是自己的至爱才可以”。

这种“人性”的抵抗,似乎古怪,又有一种莫名的辛酸与震撼:和“尊严”、“灵魂”、“爱情”有关的一切,已经沦落到了何等地步!

具有深意的是,控制着资源分配大权的市长秘书宋思明,非常在意海藻是否接受他特殊的性要求,他将其视为“爱”的象征。对于海藻,宋思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满足,更是心理上的“臣服”。

这构成了小说《蜗居》一条潜在的线索。比如,在和海藻开始交往后,宋思明多次要求海藻承认“爱我”:

宋思明摸着海藻的嘴唇,咬着她的耳朵说:“说你爱我。”

海藻不说话。

宋思明再次乞求:“海藻,说你爱我。”

海藻依旧沉默。

宋思明不再要求。“总有一天,你会说的。”

又如:

宋思明的眼里有一股火,他一面发力一面问:“你爱谁?”边说边做边揪住海藻的头发。海藻被揪得生疼,嘴上还邪笑着答:“我爱小贝。”宋思明真的怒了,一面用力一面大声问:“你到底爱谁?”海藻也瞪起眼睛回嘴:“我爱小贝!”声音铿锵有力。宋思明一只手捏住海藻的下巴,一只手攥住海藻的胸下力揉捏:“说你爱我!”“我爱小贝!”“说你爱我!”海藻的声音都变了,瞳孔开始逐渐放大,她不由自主地双腿环绕宋思明,颤抖尖叫着喊:“我爱小贝!我爱小贝!我爱小贝……我爱……”

然而在以高房价为代表的物化困境面前,海藻逐渐放弃抵抗,终于被“规训”出了对宋思明的“爱”。在与小贝分手之后,绝望中的海藻放弃了最后的抵抗:

宋思明躺在地毯上,搂着怀里安静的海藻。他说:“说你爱我。”

海藻柔情蜜意地说:“我爱你。”

宋思明满足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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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性交易”,最后竟“规训”出了“爱情”。但是,这样明显的“规训”被观众忽略了。宋思明甚至被部分网友视为“模范丈夫”,网上有所谓“嫁人就嫁宋思明”之论——这真是一个悲剧正在发生但人们却浑然不知的时代!

女主人公海藻,毫不夸张地说,其境界远低于白毛女。和期待“解放”的喜儿相比,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海藻,完全没有任何“理念”上的确信,她所寄托的不过是和男朋友小贝空幻的“至爱”,一个纯粹的个人主义的神话,结果毫无意外地被“高房价”所喻指的官(宋思明)、商(陈寺福)、学(沈律师)盘根错节的精英利益集团完全粉碎。最后,她甚至甘于“二奶”的角色,可以在暴怒的母亲面前,平静地表示宋思明对自己是“负责”的。

这正如研究者所分析的,“《蜗居》充分显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四处谋求利润的‘资本’所具有的两种‘伟大能力’:直接购买产品和劳动的能力(并调用各种社会资源,为这种购买提供便利);间接购买对它的服从和认同的能力(并通过控制各种文化资源,以道德、爱情、美学的名义,掩盖这个购买的实质)”。

套用海明威“可以被打败,不可以被打垮”的名言,“高房价”所象征的利益集团与“海藻们”的博弈,不仅仅是打败,更是打垮——通过“房奴”这种制度结构,房奴与利益集团之间生成一种依附性的人身关系(不仅仅包括未来二三十年的收入,还包括父母的毕生积蓄),并不断内化对于“现实”的“认同”,直到生成新的道德观。

这个关系就像《蜗居》的一句旁白:“就算是强盗,也不过是掏空你的口袋;可现在倒好,连灵魂都被掏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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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对“高房价”之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负面作用,已经有较多的讨论。不过,“高房价”所带来的最根本的冲击,不是经济崩溃,而是道德观的冲击。

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关系,最终的目的是塑造出“新人”,一种完全丧失独立性的依附性的“主体”。本来这种“主体”可以通过不断自我改造——这被叙述为从学校到职场无休无止的“奋斗”——以求得维持基本生活。然而,随着房价不断攀升直至天价,可以交换的资本已经耗尽,“主体”势必走向“分裂”,将不可交换的情感、身体“资本化”,在“市场”中谋求交换。

就《蜗居》而言,姐姐海萍停留在自我改造的阶段,幻想通过家教这类第二职业的“奋斗”以追赶房价;妹妹海藻进入了分裂的阶段,将身体资本化,交换了6万元去支付首付。

“新人”的终点,就是新的道德关系的出现,以应对“主体”的分裂乃至于崩溃。换句话说,“新人”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最朴素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义上,生产出新的“叙述”,必定会在观念的层面上重新定义“道德”(而不是实践层面上的社会结构改造),以象征性地弥合“主体”的破碎。简略地说,即重新定义“人生”,并给予“何谓人生”一个识时务的答案。

这并不奇怪,试回忆“改革”的初始阶段,路遥的大作《人生》就是显豁的象征,讲述彼时的“新人”高加林如何重新定义“人生”。

每到历史的关节点,新的道德观一定被释放,并且伴随着文本内外激烈的道德冲突。然而,比起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那一类直露的招魂术,当下的“新人”与“新道德”的生产既隐蔽又有效,似乎“本应如此”。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已经不能简简单单地在道德领域予以解决。回应当下对于“主体”的询唤,势必需要回到历史之中,回到新世纪的历史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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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断裂的“中国梦”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新华网网友在线交流中,引用了“蜗居”的例子,“群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

同样,有记者问上海领导是否看过电视剧《蜗居》,上海领导坦言,“不但看过,而且我还推荐给上海市的相关干部,让他们也看一看这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对于住房的渴求,过高的房价确实让他们倍感压力。”

如今,无论中央政府抑或地方政府,紧锣密鼓出台调控房价的政策,抑制高房价,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笔者不想在此讨论纯粹经济学意义上“高房价”的危险,而是想指出,由于住房是生活必需品(和教育、医疗相比尤甚),社会所有成员都要或早或晚进行住房交易。

“高房价”不仅仅是某个商品——比如大蒜或绿豆——价格过高,“高房价”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的严重不公。换句话说,控制房价的一方,可以轻易地攫取购房者的劳动价值。

如研究者指出的,房改之后,10万亿财富从居民一方流向政府、企业,“1999年至2009年,住宅销售收入共计14.31万亿元,将此数乘70%得10.02万亿,即房改后的11年里政府和企业通过住房从居民手里拿走了10万亿财富。正是这10万亿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

由此可见,由于“土地财政”这类问题的存在,“高房价”比金融投机更为恶劣,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税”,和劳动收入相比,抽血力量十分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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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仅仅是“抽血”,“高房价”更是异化了劳动的意义。房地产投机所得远远超过白领、医生、教师等中产阶层工作所得;同时,由于房价上涨速度远远超过工资上涨速度,导致一种噩梦般的悖论局面出现:越努力工作,越买不起房;越买不起房,越努力工作。

故而,由于无法依赖自身劳动来交换住房这一生活必需品,海藻这一代注定丧失主体性,成为依附性的存在,以此尝试绕开扭曲的房地产市场。这表现在就业上就是“公务员热”,表现在婚姻上就是“富二代”受欢迎。结果是,“权力”与“财富”的魅力,在“高房价”时代被加倍放大。

毫无疑问,如果一代代大学毕业生们只能选择依附在这个集团或那个集团之上,中国社会的活力、梦想、创造性将消失殆尽。“高房价”让中国时间在某一刻停止了,这样的“稳定”让人窒息。

故而,宋思明的“反动”,不仅仅在于他的“腐败”,而在于他是这种“稳定”的象征。对于宋思明而言,这个稳定的结构不容质疑,海藻的痛苦,也是因为僭越了自己在结构中的位置。且看宋思明的“位置说”:

宋思明说:“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练的角色。只能慢慢努力吧!海藻,也许你可以换一种活法,不走你姐姐的路。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各种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是什么位置?”

宋思明意味深长地浅浅一笑:“你自己会找到的。”

宋思明这类“位置说”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一个“中国梦”的问题,它粉碎了1990年代以来通过“个人奋斗”(名校名企)达至“幸福生活”(有房有车)的幻想。本来30年的“改革”伟大而迷人之处,就在于承诺了一个普世意义的“中国梦”——废除阶级出身,强调知识与教育,尊重个人奋斗,保障公平与自由——概言之,承诺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未来。

在这个意义上,此刻的“中国梦”,就是“改革梦”。“改革”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支撑,即是对于未来可能性的信仰。然而,如果留给海藻的“位置”只是“情妇”,海萍、海藻这样普通家庭的后代,哪怕是考上了名牌大学,又有什么未来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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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结束三四十年后的今天,遇罗克的《出身论》重读起来依然令人刺痛:“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改革”的伟大之处,原本在于赋予1980年代的“孙少平”和今天的“海藻”,一个公平、正义、依靠努力而不是依靠特权的美好未来。但是,以“高房价”为征兆,原本十分脆弱的梦想,正濒临崩溃,诚如海萍所言,“我哪有什么未来”。

近乎历史的报复,在“下岗”、“三农”之后,“中国梦”的崩溃,已经上卷到曾经在工农面前自私、冷漠、充满优越感的中产阶层。“高房价”加剧中国社会阶层的“断裂”,并催生“中产”的底层化。

如研究者所言,“长期以来,农民、民工和下岗工人一直被认为是底层的主体,他们也是当下底层文学的主要叙述对象。而在《蜗居》中,底层的覆盖面显然有所扩大。蜗居的主人公是一对毕业于中心城市江洲的名牌大学生。在传统的观念中,他们似乎远离底层而更接近未来的中产阶级”。

由此可以窥见,在高房价的压力下,“商品房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生活必需品,日益沦为富裕阶层投资增值的金融交易工具,而远离普通百姓。这一事实,在民生、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之一便是‘白领中产’阶层的瓦解”。

在这个意义上,原来带有浓厚中产阶级意味的“中国梦”濒临破产。值得警惕的是,由于“中国梦”就是“改革梦”,“中国梦”崩溃的同时,必然是“改革”的危机时刻。这类苗头已经出现,其标志就是“富二代”、“穷二代”的流行,在“水木社区”等大学生论坛上,大量应届毕业生将“就业”直接称呼为“拼爹游戏”。

有意味的是,在他们父辈的“1980年代”,“改革”充满着各种可能性——宋思明就曾经是1980年代的一个穷学生,一度在教授女儿面前自惭形秽。然而,仅仅经过一代人的时间,“改革”开始变得像混凝土一样凝固,既得利益像遗产一样在家族内部承袭。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不是“破裂”,而是“断裂”,对于一部分青年如此轻松,对于另一部分青年却过于艰难。这是一种隐匿在社会深处的——和“文革”时期相比——更为危险的“血统论”。

就在笔者写作本文的同时,此起彼伏的报复性的幼儿园杀童惨案爆发,随即是接连不断的富士康跳楼事件。“改革”如何“深化”以应对当下的症结,实在值得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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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建对“改革”的文学想象

以艺术价值的角度来衡量,《蜗居》充其量只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小说。语言拖沓、贫乏,流水账一样地“讲故事”,过于迁就电视剧的套路等,削弱了小说可能的艺术深度。

然而,《蜗居》的意义不在于此;它的意义在于昭示我们,海藻所处的时代,最伟大的使命是重新激活对于“改革”的“想象”,重新讲述“中国梦”。

在1990年代以来社会原子化的运动中——阶层与阶层被分割,个体与个体被分割,最后人性共通的体验被抽空乃至虚无——我们逐渐丧失对于“改革”的想象。100年前的先驱尚能“闭上眼睛,就是中国的明天”,今天理想落空的后代们对于“明天”,还有一个确定的想象吗?

比如,对于“10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问题的回答,人们的答案往往是高度物质性的贫乏和苍白——对于国家而言是GDP达到多少(“保八”);对于个人而言是所谓的“有房有车”。

由此,在这种高度物质性的想象中,“宋思明”和“海藻”被模糊为目标一致的共同体;但无论如何,宋思明就是宋思明,海藻就是海藻,二者之间并无主体间性的关联:只有在将对方纯粹视为客体的意义上,宋思明才会发现海藻,一个活着的“梦游娃娃”;海藻反之却必须承认宋思明的“主体性”,她要不断地承认“我爱你”,来确证彼此的主客地位。这种充满差异、等级的主客关系,怎么能够分享一个共同的“中国梦”?

如果一定要宣布这是一个共同体的话,那么不客气地说,所谓“现代化”,为什么是宋思明首先“现代化”;所谓“有房有车”,为什么是宋思明首先“有房有车”?海藻们又为什么“被房奴”、“被就业”、“被代表”、“被小康”?只有在这种追问中,“海藻”这一代的公民意识才会崛起,重建对“改革”的想象,重述“中国梦”才有了可能。

毫不讳言,海藻们的中国梦已经濒于崩溃,重建对“改革”的想象迫在眉睫。我们必须在比“唯GDP至上”更为广阔的视野中重建“中国梦”。

这种“中国梦”不再是美国式的中产阶级生活的物质化想象,不再是所谓的“在名车、豪宅、红酒、化妆品、高档厨具这类广告中,充斥着无数貌似体面、优雅、温情脉脉的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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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与“改革”有关的“中国梦”,不仅仅是一套关于经济发展的大叙述,更在于对制度公平、社会正义、个体尊严地活着等与人在世状态有关的一切神圣字眼的尊重。

最后,在关于“改革”的重新想象中,一个近乎老套的核心问题,始终无法回避,而且在“改革”30年的今天尤其尖锐: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回答这个“原问题”,不能依靠专家们的伪饰,不能依靠技术性的数目字管理,而是依靠历史分析、文学想象,以及充满哲学意味的理论思辨。

今天,在板块化、凝固化的现实困境面前,重建对“改革”的想象,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显示了其无穷的力量。

笔者期待一种新的“改革文学”的出现,以“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在尊重“先锋文学”形式性的基础上,艺术地再现时代的“内容”,以此推动当代文学和当代社会的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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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蜗居 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