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李白文章与习总讲话一齐戳破龙应台的画皮

习近平和龙应台可以说代表了当前的两种文艺思潮。习近平同志认为,文艺应该为社会现实服务,没有也不可能脱离政治。而龙应台则鼓吹文艺应该去政治化,应该追求所谓文字优美的纯文艺。事实上,这两种泾渭分明的思潮不仅是当前文艺界主要流行的,而且早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这两种思潮的对立。

鹿野:李白文章与习总讲话一齐戳破龙应台的画皮

朋友们看到我这个题目可能感到很奇怪,1000多年前的古人怎么能知道习近平和龙应台呢?李白人虽早已死去,但思想却是可以永远流传的。甚至我们可以说,现代人的思想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过去人的影响。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跨越千年的思想对话。

习近平和龙应台可以说代表了当前的两种文艺思潮。习近平同志认为,文艺应该为社会现实服务,没有也不可能脱离政治,其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鲁迅先生1925年就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

而龙应台则鼓吹文艺应该去政治化,应该追求所谓文字优美的纯文艺。其不久前在港大演讲中及之后的博文里又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义勇军进行曲》在成为国歌之前,它不是国歌,它是一个抗日歌曲。我会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它就是好,而不需要去回答一个问题。说你的思想性够不够。它是一个好的作品时,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微妙的,你不见得能用公式区分析它的原因。……唱的就是大河波浪,咏的就是稻花白帆,歌所带出来的个人记忆当然不同,可能是往日初恋,可能是家国情怀,可能是某种不堪回首,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那简单美丽的旋律;那是非常纯净的几分钟……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

事实上,这两种泾渭分明的思潮不仅是当前文艺界主要流行的,而且早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这两种思潮的对立。

在南朝梁陈时期到唐代初期,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股宫体诗之风。梁简文帝萧纲自言:“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梁书·简文帝纪》)“宫体”的名称,就由此而来。宫体诗在内容上强调以情情爱爱为中心,反对现实政治,在形式上则强调声韵,词藻,对偶等所谓文字上的优美。萧纲不仅带头写《咏内人昼眠》、《美人晨妆》等等描摹色情的宫体诗,而且还提出公开的理论主张:“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与当阳公大心书》)在这种淫声媚态的宫体诗盛行的时代,不仅建安诗人要受他们的排斥嘲笑(梁朝前期钟嵘《诗品序》就指出许多贵族诗人“笑曹刘为古拙”),就是谢灵运的山水诗,也被有的文人认为是“酷不入情”(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其代表作是陈叔宝的《玉树后庭花》: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然而,到了武则天时代以后,特别是到了盛唐和中唐,文坛上对这股宫体诗之风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当时的诗人们主张在内容上要关注现实政治,在形式上要像诗经和建安诗人那样清新质朴,反对追求文字优美。这股思潮开启于唐代武则天时的陈子昂,而得到发扬光大则是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三大诗人身上。其中,李白在其《古风五十九首》中的第一首就通过总结诗歌的发展历程提出了诗歌的写作标准: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这首诗歌和今天龙应台以及某些所谓文艺专家们追求文学性完全不同。认为不仅文字优美不是文学的中心内容,而且追求文字优美本身都是不应该提倡的,如果追求文字优美,就会像建安文学之后的宫体诗一样“绮丽不足珍”。文学的中心价值在于社会价值,此时就应该像写历史一样为社会服务。只有“我志在删述”,才能够“垂辉映千春”,如果要是不能够体现社会的价值,那么宁愿“绝笔于获麟”。因为这首诗体现了李白的核心文艺思想,所以又被视作李白作品的总纲。

我们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虽然时代相隔了1000多年,但是李白与萧纲和陈叔宝之争似乎并未结束。习近平延续了李白的观点,而龙应台与今天中国某些名校的中文系专家一样都延续了萧纲和陈叔宝的观点。因此,今天为什么没有好的文学作品也就很清楚了,主要是因为文学的评判标准出现了颠倒,很多掌握文学话语权的专家们根本就不知道美与丑。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两首诗,你觉得哪一首写的好呢?

浮云舒五色,玛瑙映霜天。玉叶散秋影,金风飘紫烟。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各有所长,或者干脆说不知道。这实际上就是近些年来受港台垃圾文艺思潮影响的专家把人忽悠瘸了的结果。如果按照从李白到毛泽东时代把文艺的社会价值作为中心的标准来进行判断的话,可以非常轻松地判断出前者完全是一首空洞无物的垃圾,后者则堪称千古绝唱。这其实也是历史给这两首诗的定位。试想,如果要是连文艺作品的好坏都不知道,那怎么可能写出好的文艺作品来呢!如果是盛唐到中唐掌握文坛话语权的人仍然推崇宫体诗的标准的话,那么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可能根本就流传不下来。

所以,当前这个时代如果要是想要有好的文艺作品,那么必须得贯彻从李白到习近平同志“文艺应该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在文艺界和文艺评论界肃清所谓“去政治化追求纯文艺”的荒谬理论。只有端正了文艺的评判标准,才有可能产生好的文艺作品。

(鹿野 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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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龙应台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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