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反思2:“精英”治国与颠覆性错误(上)

自由派西化精英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功都是学习西方的结果,而出现的弊端都是因为改革不彻底,“制度障碍”造成的。然而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国际上凡是效法西方的,无论是老牌宪政民主的印度、菲律宾、拉美国家,还是后来投靠西方的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都并没有表现出“普世价值”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的地方。

 改革大反思2:“精英”治国与颠覆性错误(上)

近几十年来,中国逐步走上“内行领导内行”所谓精英治国的道路。从革命干部到专业干部是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必然过程,然而近些年来在干部选拔上却出现过度强调学科专业而不重视社会实践经验,造成知识面狭窄、片面、近亲繁殖的恶性循环。最典型的莫过于外交界的选人模式,你只要留心就不难发现,中国现任外交高官,从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外长,各大司长,驻外大使,几乎清一色外语专业毕业,“译而优则仕”。他们中许多人充其量是个好翻译,缺乏战略思维和社会实践经验,难以胜任越来越多样化的大国需求。常言道,弱国无外交,然而当今强大中国的外交更像弱国外交。回看当年,周恩来、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黄华这些需要翻译帮忙的外交家,在国际间却发挥着强国影响力。

无独有偶,内行领导内行的治国理念正在走向极端,中国泛经济领域差不多全部被财经专业垄断,似乎只有学经济专业毕业的才懂经济。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退步呢?

这首先要看中国的经济学专家们是怎样培养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走了一条全面向西看的道路。文革十年中国科技和教育拉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知耻近乎勇,我们放下意识形态争论,虚心向西方学习。然而西方对待中国的态度却复杂得多,表面上欢迎中国的改革开放,然而在战略经济利益层面,从最惠国待遇、入关谈判直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待遇一路挤压中国的生存空间;在国防、高科技领域,包括奥巴马政府对华禁售用于制造超级计算机的芯片在内的美国商业部不断更新的对华高科技禁售清单等,再加上形形色色的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从来就没有停歇,遏制中国是历届政府头号战略目标。长期以来美国执行的一条叫做遏制加接触的对华政策,所谓接触,就是心怀叵测的,包括已经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和平演变手段。

1. 产业殖民地化与意识形态殖民地化

在遏制、打压中国的同时,美国在某些领域十分愿意,甚至不惜血本地“帮助中国”,比如高等教育,特别是经济、法律、新闻等人文学科,从百多年前的庚子赔款开始,到改革开放后大规模资助中国政府官员、智库学者、及重点学科教师到西方培训,美国政府可谓极具战略眼光。吴敬琏、茅于轼、周其仁、资中筠、张维迎等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得到西方资助到西方留学访问,之后终身成为西方的忠实信徒例子。

全盘西化的财经、法律、新闻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其是非观价值观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洗脑,本能地否定社会主义元素,追随西方妖魔化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出现问题便是“计划经济思维”,“产业政策是计划经济的马甲”等;抹黑公有制,政府高级智囊、精英甚至把举世瞩目,造福全社会的高铁歪曲成罪恶深重的恶魔,所谓《高铁危言》:“铁道部门领导自称的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最短的建设工期、每小时380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百分之百的安全系数等方面的“世界纪录”,或者是华而不实的自我吹嘘,或者是完全子虚乌有的杜撰。而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除养肥了一大批腰缠万贯的贪官污吏和“红顶商人”外,还欠下了高达2.5万亿元的未偿债务,要由平民百姓今后去偿还”,诋毁高铁是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大跃进、党政合一、政企合一、国企垄断、寻租、腐败、浪费资源、国进民退、这种做法不可持续等;恶意攻击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是好动的手”,不分青红皂白,就是要学习西方搞“大市场,小政府”,困住政府好动的手。

自由派西化精英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功都是学习西方的结果,而出现的弊端都是因为改革不彻底,“制度障碍”造成的。然而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国际上凡是效法西方的,无论是老牌宪政民主的印度、菲律宾、拉美国家,还是后来投靠西方的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都并没有表现出“普世价值”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的地方。国内改革经历过的尤为突出的事实:凡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愿意帮助中国的产业,其现状几乎就是沦为西方的产业殖民地。最典型的案例是民用运输工具,民航客机、汽车和铁路,美国上世纪80年代精心策划的麦道合作计划把中国自主研发的运十飞机扼杀在摇篮里,以至于至今中国客运大飞机还必须依赖西方;西方很乐意“帮助”中国发展民用轿车,先后在中国设厂占领中国市场。所谓市场换技术,在西方老谋深算下,中国既丢了市场,也没换回技术。中国最早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合资企业,有共和国的长子一汽、实力雄厚的上汽、二汽,以近30年的技术、人才积累,国家巨额投入,庞大,并最初受保护的市场,却始终没有收获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红利”,至今没有发展出一款具有竞争力、自主产权的轿车,三大、三小汽车国企堕落到心甘情愿为西方企业占领中国市场做了嫁衣裳。合资跨国公司有意识地从合同、企业机制上阉割合作伙伴国企研发能力。所以指望混合所有制国企创造出国产自主品牌,就如同逼太监生儿育女。

2.混合所有制私有化改革的失误必须反思和清算

民用运输工具唯有铁路系统在铁道部团队的带领下,整合铁路国企和科研力量,不迷信西方,通过引进、消化、吸收,走了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仅用不到八年时间,研发出世界最好的高铁系列,建成世界最大的,占世界高铁运营规模60%的高铁网。显而易见,国企自主研发是社会主义效率无敌天下的最好诠释,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结果是把国企变成西方跨国公司,掠夺巨额利润的工具,孰是孰非显而易见。

2017年1月16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加利福尼亚“大开挖”》的文章。大开挖“Big Dig”是美国的一个历史典故,或者说是丑闻、笑话,住在波士顿的人们都知道,说的是上世纪80年代,波士顿开始了一项市中心3.5英里长的高速公路及街道改造工程,然而工程一“开挖”就停不下来了,从1982一直“挖”到2007年,耗时25年,据波士顿环球报估计,总共花费至少$220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大约1800多亿)。以当时币值价格计算,差不多快赶上或者超过1300公里长,耗资2200亿人民币,2008年4月18日开工,2010年11月15日完成全线铺轨,2011年5月11日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总共用时4年建成的京沪高铁了。此外那220亿美元恐怕还不包括其中施工中的人员伤亡、跑冒滴漏、设计缺陷影响到周边设施造成的漫长诉讼及补偿费用。尽管如此昂贵,当你亲自驾车驶过那段路,仍然给人一种驶进迷宫,破旧不堪的感觉。《加利福尼亚“大开挖”》讲得是奥巴马上任美国总统伊始提出雄心勃勃的美国高铁计划,其中就包括拨给加州32亿美元(最终加州政府获得美国联邦政府80亿高铁基金中的47亿美元补助)的启动资金用于修建旧金山到洛杉矶阿纳海姆500英里长,按2008年价格计算64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400亿元)预算投资的高铁项目。如今7年过去了,奥巴马直到下台也没有看到他倾心推动的美国高铁事业的曙光,项目离正式动工仍然遥遥无期。该文提及上周洛杉矶时报披露美国联邦铁路局的一项内部机密风险分析,指出该项目118英里试验段可能已经超过预算50%,而且各项指标进度数度延误。此外环境审查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根据2010年9月与联邦铁路管理局签订的赠款协议制定的原始成本预测,环评成本为3.88亿美元,然而截至去年8月,该机构的官方资料显示,成本已经上升到10.3亿美元,还不包括最为艰难的洛杉矶、旧金山两大都会地区的环境审查工作还没有开始,环境保护成本已经增加了171%。有报道称:这几年里,高铁进度情况一直拖拖拉拉,最新估计预算可能翻倍,达1000亿美元之巨,成为美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大开挖”。

美国资本主义效率与中国社会主义效率可谓天壤之别,然而在中国,垄断了改革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利益集团的精英们却在那里一天到晚渲染中国的发展不可持续,中国发展模式没有普世价值,公有制效率低下,政府胡乱干预资源调配,非要顶层设计一下,逼中国回过头来走美国的发展道路,真不明白这些精英们脑袋里装的是什么?

改革路线问题源自于由新自由主义精英把持的理论界无法对混合所有制半私有化改革给中国汽车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进行清算,“颠覆性错误”至今没有引起执政党的高度重视。无独有偶,或者说更有甚者,全面私有化的灾难反倒成了政治正确。

第一次私有化浪潮造成无数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民族品牌灭亡,以上海为例,私有化前上海产地名牌包括:蝴蝶、蜜蜂、标准牌缝纫机、永久、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轿车、上海牌手表、海鸥照相机、中华、美加净牙膏、万紫千红雪花膏等化妆品、回力、飞跃球鞋、梅花牌运动服、双箭剃头刀、英雄牌钢笔、金星彩电、上菱冰箱、华生电扇、施乐吊扇、水仙牌洗衣机、三五台钟、红灯牌收音机等等不下百种全国著名品牌,随着私有化的“改革红利”一夜间全军覆没消失殆尽。而这些行业几乎都变成西方产业殖民地。如此悲惨的后果没有见到这些到处渲染“国进民退”的中国经济学专家、权威、精英们,对中国市场殖民地化有过一丝怨言。因为精英们认为这是国企私有化、市场化的必然结果,符合“市场规律”,因此是正确的。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立场已经不是站在中华民族的利益上,而是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准绳。

3. 与精英们灌输的理论相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率远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企业效率考察的角度不同,结果大相径庭。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国企私有化以后,战略产业几乎全军覆没,还谈何企业效率?上海失去了上百个品牌,彻底回到解放前洋买办的状态,谈何企业效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新成长起来的自主知识产权名牌如华为、中兴、联想、海尔、小米、魅族、OPPO、VIVO手机、大疆无人机、阿里巴巴、QQ微信、徐工、三一重工、振华港机、中国高铁、歼20、歼31、运20、奇瑞、吉利、比亚迪、天河、曙光、神威、龙芯,精密机床、盾构机、高级货轮、核电、水电、太阳能装备、超级工程、北斗导航等等,除了国企振华港机产自上海外,私有化后的上海并没有出现“国退民进”,而是被外企所垄断改革开放以来冒出的新民营品牌竟没有一个出自实力最强的上海。上海和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产业被殖民地化了,大脑也退回到十里洋场的“洋泾浜”年代,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中国最大的地缘经济悲剧。精英们只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国企开刀,却对西方跨国公司垄断,挤压民企发展空间持赞赏态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主义“普世价值”的情怀?

中国大学经济学课堂上讨论过上海这个“国退民亡”的典型案例吗?显然没有,因为大学教室本身就已经被殖民地化了。

西方帮助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工商管理、法律、新闻教育和研究单位本身,已经被意识形态洗脑,殖民地化,形成的学风是除了兜售,转卖西方这个权威、那个名人的理论,挟洋自重,以西方理论作为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外,至今面临活生生中国快速发展崛起的社会经济现象,没有发展出一点自主创新的原创理论。这些以改革精英自居的所谓智囊、权威、专家们,口中的所谓“改革创新”,实际是“一夜退回解放前”,与当年殖民地、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别无两样。只会虔诚地模仿西方,走跟着美国屁股后爬行的老路。主流经济学利益集团把持的经济学教育和舆论话语权,宣扬资本主义优越性,不断抹黑、妖魔化社会主义要素:“产业政策是计划经济的马甲”,“计划经济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甚至拿“计划经济思维”作为骂名,攻击地方领导;他们有意识、有组织的诋毁公有制经济“垄断资源”、“没效率”、“寻租、腐败”、“国进民退”等;妖魔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强有力的主导作用是“闲不住的手”,“好动的手”,“手伸的太长”。其目的就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元素神不知、鬼不觉地彻底抽干、剥离。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一个没有社会主义要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剩下什么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了。

高铁国企与汽车混改走过的正反两方面技术进步道路的经验告诉我们:自主才有可能创新。国企私有化改革是自取灭亡之路,苏东30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及上海的私有化经验都一再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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