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全球化阴影下的伊斯兰世界

当前伊斯兰世界之所以陷入困境,与其过度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有着直接关系。面对具有技术、品牌和组织优势的国际大资本,中东伊斯兰世界日益溃败,最终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与之相关,正是由于伊斯兰世界没有实现工业化,因而与西方的“火力差距”相差悬殊,西方大国对该地区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和打击时,往往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这种外来军事干预明显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和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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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式全球化阴影下的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文明历史上曾极度辉煌,当前却日益陷入困境,面临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危机。根据2014年各国GDP排名,除土耳其和沙特勉强入选G20外,伊斯兰世界57个国家中,位于20至50名之间的有8个,50名至100名之间有17个,101名至178名有16个,伊斯兰世界基本处在欠发达状态。伊斯兰世界经济欠发达乃至整体衰落,其背后原因值得深入探讨。

 

一、伊斯兰世界赖以生存的国际经济体系存在先天性缺陷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该生产方式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因而其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都要大。然而,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建立在资本私有基础上,核心目标是谋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导致两大结构性矛盾:一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二是贫困积累与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则将这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出来,并由此造成两大“财富鸿沟”:

一是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由此造成富国与穷国之间贫富分化持续加大。资本主义的全球产业分工,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等级制分工体系。正像自然界存在金字塔型的食物链一样,“等级性的(而且是分布在不同空间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由于工业品附加值高于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因此工业国与非工业国之间的贸易看似公平公正,实际上,西方国家可以凭借苹果手机、波音飞机等高附加值产品,廉价交换、享受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劳动成果,由此使财富不断流向工业国家,最终导致两类国家贫富分化加剧。沃勒斯坦等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在于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全球化背景下,财富再分配总的趋势就是“资本流向世界,财富流向西方”,许多发展中国家日益陷入贫困积累和依附状态,成为靠出卖资源、出售单一商品、依靠侨汇过活的下游国家。

二是跨国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使资本在劳资博弈中日趋占据主动,由此造成穷人与富人之间的贫富悬殊越拉越大。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活动空间和自由度明显增大,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主动寻找利润最大化的价值洼地。尤其那些资本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竟相提供优惠条件,不惜展开“谁敢比我惨”的“寻底竞争”。相比之下,劳动者则缺乏这种机动性,因而在劳资对立中日渐失去讨价还价能力。“世界各地的工人空前地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劳动力市场上”。由此使资本收入的增速,日渐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正如《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所指出的:“一旦资本收益率显著且持久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积累和扩张的动态机制,将自动导向高度集中的分布。”

因此,“资本奴役全人类”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富人与穷人间收入分化持续加剧。从国内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内部都不同程度存在贫富分化加大的问题。据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称,截止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美国社会最上层的0.1%家庭所拥有的收入,是社会底层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从国际范围看,这种贫富分化更加明显。根据乐施会(Oxfam)2016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报告,2010—2015年期间,世界贫富分化继续加大。2010年时,世界上最富的388位富豪的财富总量,超过世界半数人口的财富。到2015年,世界最富62位富豪的财富就已超过世界一半人121的财富。这些富豪资产增加44%,净资产增加5000多亿美元,达l.75万亿美元,相反,世界上最贫穷36亿人的净资产则下降41%,缩水l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全世界近半数以上新创造的财富,流入最富裕的1%富人之手。而世界最贫困l0%人口年均收入25年内仅上涨3%,每年日均收入上涨不超过1美分。

这种美式全球化显然有利于富国和富人,不利于穷国和穷人。发达国家之所以喜欢倡导“市场化”、“全面开放”、“自由贸易”等等,就是因为跨国资本可以凭借其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国际范围内攫取更多财富。而发达国家内部的穷人,尚可通过本国政府从第三世界国家剥削获得的巨额利润,以福利等形式获得部分转移支付,从而维持较为体面的生存状态。从而使结构性矛盾难以克服的资本主义模式得以勉强维系。对后发国家来说,盲目融入全球化浪潮,则更多意味着财富外流和经济依附,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而这些国家的普通劳动者又处于世界经济链条最末端,遭受着西方跨国资本和本国民族资本的双重剥削,其付出最多,但生存状况最差,随时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因而其随时可能起身造反、爆发革命。

 

二、伊斯兰世界是这种美式全球化的主要牺牲品和受害者

 

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在不自觉中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当年奥斯曼帝国纳入国际分工体系时,正值欧洲列强完成工业化、掌握了竞逐富强“新秘诀”之际,但伊斯兰世界依然沉浸在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和财富观,没有意识到看似公平的全球化暗含的不平等性和残酷性。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奥斯曼经济从属于西方是合理和正常的。即使西欧国家成为‘世界工场’,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应继续成为或变成为砍柴挑水,也就是干苦活的人。而奥斯曼帝国对这种安排也没有反对意见,原因是在原料出口贸易中,已经产生出强有力的既得利益者,对他们来讲,同西方建立起来的半殖民地经济关系既可获得厚利,又称心如意。”在生产力水平远较西欧落后情况下,奥斯曼帝国贸然与法国等多个国家签订条约,给予其贸易特权,结果成为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倾销地和原料产地,土耳其向欧洲出口原材料,然后欧洲再将制成品返销回土耳其,由此加快了奥斯曼帝国原有制造业的衰落。l8世纪70年代是奥斯曼帝国工业发展的高峰期,此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到l862年,“土耳其不再是一个制造业国家了”。此后,这种不等价贸易关系导致奥斯曼帝国曰益陷入“坏的自由贸易”,财富日趋向欧洲工业国“单向流动”,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财政拮据,经济被西方控制。

伊斯兰世界部分地区曾尝试推进“工业化”,借此摆脱依附和贫困状态,但这些努力和尝试最终半途而废。l9世纪前期,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曾大力推行工业化,但最终因英国强力干涉无疾而终。二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涌现出纳赛尔、苏哈托等一批杰出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这些领导人警惕和不满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倡导“不结盟运动”,目的就是实现政治经济独立,摆脱对西方的殖民依附。萨米尔·阿明评价称:“这些国家的发展概念中包含着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追求的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建设目标。事实上,这是实现长期目标的捷径,也就是,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从属于内在建设的需要,而不要一厢情愿地去适应世界趋势。”

后来的历史证明,那个时期是伊斯兰世界经济蓬勃向上、政治自主程度最高的历史时期。可惜好景不常。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如阿以冲突)、国内大资本根深蒂固,以及西方有意将“独立自主”、“脱钩”、“国家建设”等斥为“回归保护主义”、“对逝去时代的怀旧”、“陈旧的思想”等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伊斯兰世界逐渐放弃“进口替代”战略,重新奉行“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政策,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重新接轨。

然而,过度融入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实际是一种“获得眼前,牺牲长远”的短视发展战略。表面上看,经济自由化政策使阿拉伯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长远看,过早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导致伊斯兰世界工业化进程最终半途而废。另据世界银行2011年数据,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制造业投资比例都在下降,制造业占GDP比重也比其他地区低得多(撒哈拉以南地区除外);高技术在制造业出口产品中比例仅占1.2‰这一比例比撒哈拉以南地区还要低。

由于缺乏工业能力,许多伊斯兰国家不得不依靠旅游、侨汇、出口石油等原材料维持生计。在埃及,旅游业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据世界旅游协会统计,2014年埃及旅游业在GDP中占比达到11.3%,占外汇收入来源的l4.4%。在突尼斯,旅游业的经济贡献度高达15.2%。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却对这种依附性模式赞赏有加。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连续多年稳居非洲大陆首位;埃及2008年被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在178个国家中列第l6位,在中东仅次于阿联酋和以色列。在这种廉价表扬背后,则是产业结构畸形、近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严峻现实。对石油富国来说,由于缺乏像样的工业投资项目,使其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只能流入发达工业国家,或用于购买奢侈品和炫耀性财富,即使留在本国也大都投资于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导致经济畸形繁荣。

石油贸易带来的巨量资本,本质上并未给本国经济带来实质性好处——它既没有促成商人阶层的出现,也未使本国民族工业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相反,过度参与全球化,使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就像缓慢下沉的“泰坦尼克号”,日趋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而且这些国家参与全球化程度越深,经济边缘化、贫困化处境就越明显。据统计,l980—2004年期间,阿拉伯世界实际人均GDP增长6.4%,平均每年不足0.5%。”2004年中东国家的实际工资和生产率水平与1970年时相同。阿拉伯世界3亿多人口,其中1/3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埃及8000万人口中,近一半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约旦约1/4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14%;也门人口近半数在贫困线以下,l/3人口长期挨饿。即使沙特这样的石油富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超过1/4。中亚地区贫困化问题同样突出。2015年10月,独联体国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贫困率达60%-70%,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公务员月收入只有几十到100美元,大学教授月薪不到i00美元。经济相对好些的哈萨克斯坦,贫困率也达到40%。

“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伊斯兰世界与发达国家的不对称依附,决定了这些国家经济极其脆弱,“西方一咳嗽,第三世界就感冒”。世界经济繁荣时,“中心国家”攫取大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尚可从中分享残羹冷炙;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发达国家尚可通过保护主义、再工业化、量化宽松等转嫁危机,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承受,乃至演变为更加剧烈的政治经济动荡。越是经济脆弱、依附性强的国家,越容易出现动荡与危机。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发生大规模政权更迭和社会冲突,如泰国差瓦立政府倒台;印尼爆发大规模民族、宗教冲突,统治33年之久的苏哈托下台;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锒铛入狱,政局一度陷入动荡;菲律宾总统拉莫斯未能获得连任;越南、新加坡、老挝和柬埔寨等国的执政党面临严峻挑战。l999年巴西金融危机导致弗朗哥政府垮台,俄罗斯和阿根廷也在金融危机中更换了政府。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情报界、经济界和政坛均担心,此轮金融危机将爆发海啸式全球政治动乱。在这场“猜猜下一个是谁”的“丢手绢”游戏中,处在全球产业链下游、经济极度脆弱的伊斯兰世界,成为这轮金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

中东非产油国(如埃及、突尼斯)最先受到戕害。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为转嫁危机,推行量化宽松政策,石油、粮食、矿产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应声大涨。埃及、突尼斯等并非产油国,无缘从油价大涨中获益。相反,因埃及需要大量进口粮食,日趋入不敷出,最终在2011年政权垮台。但这些国家遭受国际经济体系戕害的悲剧命运仍未结束。2013年以来,随着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元日趋走强,由此导致借贷美元成本上升。这反过来导致诸多发展中国家外债激增、货币贬值、资本外流。埃及本就出现外汇短缺问题,加之当前面临巨大贬值压力,埃及央行被迫于2016月3月14日宣布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埃镑兑美元大幅贬值14%,为2003年以来最大。埃及总统塞西在2016年2月24日发表电视讲话时,感叹埃及经济形势不好,并称“如果把自己卖了能解决埃及经济问题,我将毫不犹豫。”有人认为,埃及根本不需要反对派,只要坐等就能看到国家完蛋。

中东产油国同样未能幸免。在经济危机、美元升值等多重因素的压力下,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布伦特原油价格由2014年6月每桶ll5美元,跌至最低30美元以下。国际能源署估计,油价到2020年才可能恢复到50-60美元/桶,2040年才会恢复到85美元/桶。油价暴跌使中东产油国损失惨重。据估算,仅2015年,低油价就令中东财富蒸发36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油价下跌使海湾国家2015年GDP增速放缓至3.2%,预算赤字达12.7%。部分产油国将在5年或更短时间内用光现金。科威特财政中心报告,2015-2016年,海湾六国财政缺口大约3180亿美元。到2020年,这些国家需借贷2850—3900亿美元。2016年2月18日,标准普尔下调沙特、哈萨克斯坦、巴林、阿曼等产油国评级。沙特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两个级距,从“A+”降至“A.”;巴林评级下调两个级距,从“BBB”下调至“BB”,失去投资级评级;阿曼评级下调两个级距至“BBB。”,评级展望为稳定;哈萨克斯坦评级下调一级至“BBB.”,展望为负面。根据标普报告,2015年,阿拉伯国家政府债务达l430亿美元,比2014年的706亿美元增加一倍,预计2016年政府债务仍将居高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3月22日称,所有新兴市场面临未来五年增长前景减弱形势,其中中东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1.25个百分点。

总之,伊斯兰世界盲目追随美式全球化进程,最终成为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受害者,距离经济现代化的梦想越来越远。

 

三、西方霸权干涉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和动荡

 

在新殖民主义时代,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是对伊斯兰世界进行软性控制的主导性力量。与此同时,在必要情况下,西方也会毫不犹豫地用武力来维护既定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冷战结束至今,美欧先后发动5次地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其中4场针对伊斯兰世界,3场直接针对阿拉伯世界。另据美方学者统计,二战结束后的70年当中,美国在中东地区共实施过41次军事行动,大部分军事行动获得成功。

这些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使跨国资本(尤其跨国金融资本)从中受益。有学者指出,每个遭受美国直接或间接军事干涉的国家中,都为美国银行、公司、投资者重新分配财富提供了机会。他们剥夺这些国家的土地、劳动力、市场和宝贵资源。然而,那些遭受军事打击国家,则普遍元气大伤,日趋变成“失败国家”。

第一个例证是伊拉克战争。伊拉克自然条件优越,油气丰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伊拉克的集权政体事实上也是一种优势,这种制度“并不是在社会懦弱无能的一种低级独裁。它对于居统治地位的掌权者都具有令人生畏的纪律约束:它设法把它能够在政治上动员其国内民众支持改革性目标的能力作为权力基础。它并不是依靠西方强国来维护其国内的安全的。”从经济政策看,“伊拉克不但是世界第三大石油储量国,也是拒绝根据弗里德曼自由资本主义设想、建立全球市场潮流的最后堡垒;这种潮流征服拉丁美洲、非洲、东欧和亚洲后,阿拉伯世界变成了最后的一块边疆。”萨达姆执政期间,还公然改用欧元结算石油,由此触动了美国的美元霸权“逆鳞”。可以说,伊拉克是中东最有可能带领地区国家实现繁荣强大的国家。

恰恰是这种独立自主特质和挑战美元霸权的做法,促使美国杀心日重,最终将伊拉克列为重点打击对象。l991年,美国借口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组织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不仅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还有意识地轰炸、摧毁了伊拉克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设施:自来水和能源供给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农业灌溉系统,以及伊拉克的工业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由此卓有成效地使它退回工业化以前的时代。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借“反恐”之名,在2003年再次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小布什总统在2006年坦承: “我这几年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将伊拉克与反恐战争联系起来。”“美国占领伊拉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伊拉克石油交易的货币再次换成美元。同时,美国驻伊最高指挥官保罗·布雷默在执政期间,还彻底解散了伊拉克的军队警察和复兴社会党,以及任何可能将国家整合在一起的机构:教育体系被破坏后再未重建;基础设施被摧毁后再未重建;甚至连公路、桥梁、发电厂、自来水厂、博物馆、学校等文明社会的物质特征,也被炸毁殆尽。与之相伴,使一个社会有效运转的精神和心理基础(如信任、忠诚、习俗等),也统统被瓦解,伊拉克由此陷入“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在经济领域,美国还清除了伊拉克对资本严格限制的所有举措:关税被废止;大量国企遭拍卖;经济领域向外资开放;外国投资者可将所获利益全部汇出;15%的固定税被废除。由此为美国投资者和出口商进入伊拉克市场铺平道路。伊战后,美国一家公司合伙人兴冲冲地说:“获得宝洁公司产品流通权就像金矿一样,一家货色齐全的7-Eleven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杂货店;一家沃尔玛可以接管全伊拉克。”这场战争确实给美国企业带来了繁荣。伊拉克战争后,武器交易、民间佣兵、营利式重建和国土安全产业欣欣向荣。

然而,伊拉克却由此从励精图治的地区强国,彻底沦为极度孱弱的原料生产国、国际政治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乃至人道主义灾难深重、随时可能分裂的“失败国家”。2003年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伊拉克至少70万人死亡。此前,伊拉克从未有过圣战经历,现在却成为圣战分子的大本营,并孕育出“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组织怪胎。2014—2016年“伊斯兰国”肆虐迄今,伊拉克有5.5万平民丧生,320万流离失所。此外,伊拉克教派冲突日趋升温,并使伊拉克面临国家分裂危险。前美军驻伊拉克政治顾问感叹,“(在伊拉克)非国家行为体比国家还强大,政府日趋陷入瘫痪和腐败。”伊拉克基本丧失了自立自强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个例证是利比亚战争。2011年3月英法等“北约”国家牵头的利比亚,同样是一场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二合一”的侵略战争。

从地缘经济看,利比亚经济独立自主,甚而谋求在非洲建立经济新秩序,这令西方大国难以接受。卡扎菲1969年上台后,致力于摆脱西方殖民压迫,并采取一系列保护民族利益的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亚军事基地、废除同西方公司的不平等协定、将石油资源收归国有等。利比亚的水资源、食品、石油、货币、国有银行等完全独立。利比亚石油储量非洲第一,且油质全世界最好,但完全由利比亚控制,这令华盛顿很不喜欢。同时,利比亚金融完全独立,在国际银行体系中没有任何债务。利比亚人工大运河就是金融自主开发的典范。该项目耗资330亿美元,利比亚70%人口从中受益,但利比亚通过向本国央行融资,没有从国际上借一分外债。这种状况令作为国际金融资本代理人的北约难以接受。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虽然在政治上屈从西方,但始终未放弃经济独立性。2008年7月首届地中海峰会召开时,卡扎菲仅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他还批评“地中海联盟”设想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回归。挡住欧盟南下之路的卡扎菲政权,就像当年挡住北约东扩的南联盟一样,必然要成为军事打击对象。2011年北约(特别是英法)迫不及待地发动利比亚战争,就是因为利比亚阻碍了北约国家“重返非洲”战略规划的实施。

与此同时,利比亚还在非洲地区谋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令西方更加难以忍受。卡扎菲在执政早期一直倡导阿拉伯民族主义,谋求阿拉伯世界联合自强。屡遭失败后,他转而强调非洲国家联合,并在1999年带头倡议成立非盟,以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2009年泛非峰会上,卡扎菲呼吁成立“阿非利加合众国”,强化政治经济力量联合。他还谋求统一使用黄金货币,使非洲大陆实现金融独立。在2004年53个国家参加的泛非议会上,卡扎菲倡导非洲产油国抛弃美元,用黄金计价石油和天然气,并提出“非洲经济共同体”将在2023年建立单一金本位货币。卡扎菲政权垮台前,非洲国家至少召开过两次统一货币会议,讨论以利比亚第纳尔和银迪拉姆作为非洲石油唯一计价货币的可能性。2011年北约武力推翻卡扎菲前夕,利比亚央行已经以本国的l43.8吨黄金为抵押,开始发行金第纳尔,其他非洲国家已开始用这种货币与利比亚做生意。卡扎菲的金融独立举措,极大撼动了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根基。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2015年12月泄露的3000多封邮件中,一封标注为2011年4月2目的邮件写到:“卡扎菲政府拥有143吨黄金,以及类似数量的白银。这些黄金曾试图被用于建立以利比亚金第纳尔为基础的泛非货币,计划在法语非洲国家替代法郎。”“这是促使萨科齐总统决心打击利比亚的因素之一。

总之,利比亚战争“就是破坏一种蒸蒸日上的独立自主模式,以及增进非洲独立自主的非洲合作网络”,使利比亚臣服于西方经济体系。利比亚是一种令华盛顿的全球化自由市场非常难堪的替代性模式,“卡扎菲变成华盛顿背上的一根芒刺”。希拉里在泄密的邮件中指出,萨科齐出兵利比亚主要由以下因素驱动:一是谋求获得利比亚石油产品的更大份额;二是增加法国在北非的影响力;三是提高法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四是寻机使法国军事力量重返国际舞台;五是担心卡扎菲取代法国,成为法语非洲地区主导力量。从结果看,这场战争使利比亚由“非洲最富裕国家”变成了“北非动荡源头”。北约的空袭行动,彻底摧毁了利比亚人工大运河,它们不仅炸毁了输水管线,还摧毁了生产输水管道的工厂,以使利比亚无法将其重新修复。受利比亚战争影响,利比亚日产原油总量跌至30万桶左右,远低于2011年之前日均160万桶的水平。有学者指出,将卡扎菲政权更换为依赖美国的傀儡只是大戏的前奏,把整个伊斯兰世界强行纳入“世界新秩序”才是最终方案。

第三个例证是叙利亚内战。叙利亚原来是中东地区强国。从政治制度看,该国类似伊拉克,实现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一党专政,政府具有极强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汲取能力,政治制度也远比海湾君主国乃至埃及的共和制更加稳定。从经济政策看,叙利亚国有经济比重甚大,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但这种“国家控制工业和企业”的理念,在美国决策者看来显然难以容忍。从对外政策看,叙利亚一直被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最后堡垒,如果其阿拉伯联合的愿望得偿所愿,中东出售石油所得的收益将被用于地区国家自主发展,而不会像以往那样回流欧美。因此,在美国决策者眼中,巴沙尔政权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病毒”携带者,必须连根拔起。

叙利亚原来是中东政局最稳定的国家,但数年的全面内战造成25万人死伤(叙利亚智库统计为47万),12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400万流亡国外),半数城市被毁,大量良田抛荒。据“叙利亚政治研究中心”最新报告,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已有400万栋建筑被毁,3000所学校、70%的医院和卫生机构、60%基础设施、数以千计的工厂和上万家小企业被毁,许多城市几乎完全瘫痪。截止2015年底,叙利亚经济损失超过2547亿美元,为2010年叙利亚GDP总量的4倍。失业率从2011年的14.9%增加到2015年底的52.9%。叙利亚经济处在“崩溃边缘”。此外,叙利亚战乱还使全球圣战分子纷至沓来,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各种极端组织层出不穷,叙利亚由中东“稳定绿洲”变成“恐怖天堂”。联合国安理会2015年8月17日称,“叙利亚已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一危机已经威胁到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结论

 

总体看,当前伊斯兰世界之所以陷入困境,与其过度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有着直接关系。面对具有技术、品牌和组织优势的国际大资本,中东伊斯兰世界日益溃败,最终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下游位置。与之相关,正是由于伊斯兰世界没有实现工业化,因而与西方的“火力差距”相差悬殊,西方大国对该地区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和打击时,往往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这种外来军事干预明显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和贫困。展望未来,伊斯兰世界要想摆脱困境,必须矢志推进工业化进程,并高度警惕西方霸权主义威胁。此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助于缓解伊斯兰世界的结构性危机。

【田文林,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注释:

1、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重大公共课题“伊斯兰世界当前问题”的阶段性成果。

2、[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吕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l998年,第237页。

3、[美]斯坦利弗可罗诺维茨、希瑟·高特内主编:《控诉帝国:21世纪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5-226页。

4、[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74页。

5、[美]斯蒂格利茨著,张子源译:《不平等的代价》,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3页。

6、Stephen Lendman,Economy for the One Percent:Unprecedented Global Wealth Disparity, Global Research,January 20,2016

7、1926年温斯顿·丘吉尔在担任英国财政大臣时,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每年从国外取得的佣金和劳务报酬的收入总共6500余万镑。除此之外,我们还不断有国外投资的收入,每年将近3亿镑…….这就说明了我们凭什么能够支出比任何欧洲国家、甚至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高的社会福利事业费。”参见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苏仲彦、桂成芳、希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66页。

8、[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黄席群、罗荣渠校:《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l995年,第213-214页。

9、[埃及]萨米尔·阿明著,彭松译:“非美国的二十一世纪的基本要求”,热风学术,2015年10月30日

10、Ali Kadri, “War,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rab World”,Global Research,February l6, 2016

11、David Francis, “Disaster Could Sink Egyptian Tourism, Push Putin Deeper Into Syria”,ForeignPolicy.com,November l, 2015

12、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in the Arab Countries,http://www.arab -hdr.org/publications/other/ahdr/ahdr2009e.pdf.(上网时间:2011年3月2日)。

13、Edited by Nora Bensahel and Daniel L.Byman,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Change,Rand Corporation,2004,p.6l

14、Shawn Baldwin,Egypt’S Problem and Its Challenge:Bread Corrupts,New York Times,January 17, 2008

15、“阿拉伯‘革命年’:经济是主因”,http://roll.sohu.com/20110220/n303371945.shtml.(上网时间:2011年3月4日)。

16、许涛:中亚经济“三大变数”,《中国经营报》,2015年ll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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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全球化 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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