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退出巴黎协议-隐藏在碳权交易下的生态帝国主义

川普“美国优先”的偏执也并非是无的放矢,这当中涉及的不仅是挑战人跟自然之间如何和谐共生的普遍价值,还涉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主导权的争夺,是镶嵌在资本全球化发展等级制度下的“碳政治”。简单地说,目前的国际“碳权交易”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环境与条件(尤其是主导性国际经贸秩序)的纯粹的生态主张,而是一种依然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或操控的,具有明显等级化秩序或排他性色彩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的国际体系,其中蕴含一种更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构架与工业技术模式。

川普退出巴黎协议-隐藏在碳权交易下的生态帝国主义

一向与美国主流媒体相互憎恶的唐纳·川普,这几天又将靶心画在自己的鼻尖上,不预警的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平白的提供给对手一个攻讦和揶揄的口实。从“美国队长”到“美利坚酋长”,封号的转变足以说明华盛顿环圈“全球菁英们”心中的失落。事实上,历届美国总统基于国家利益,与国会大唱双簧,拒绝签署或片面宣布退出的“国际协定”所在多有,光是退出“京都议定书”就几经踌蹴,但是,从来没有一次让人如此倍感羞辱。过去的领导人再如何不堪,总也会找到程序上的瑕疵作为遮羞布,如今的川普,赤裸裸的只谈短期利益,直白的令人难堪。

川普在白宫玫瑰花园时演说时表示,《巴黎气候协定》是对美国不利、害美国陷于贫困的协议。他说协议将使得美国GDP损失3兆美元,650万个工作机会,“为了履行保护美国与美国国民的庄严义务,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但是会开始谈判。”川普说:“我是被匹兹堡的人民选为总统,而不是代表巴黎!我承诺我会退出或者重新谈判任何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交易,许多贸易协定很快都将会重启谈判。”他认为扬斯敦、俄亥俄、底特律、密歇根、匹兹堡、宾夕法尼亚这些美国传统工业和制造业的腹地,理应受到重视。可见,川普退出《巴黎协定》的主要理由并不是质疑“温室效应”的真实性或是“碳权交易”的公平性,而是希望在减轻对碳排放的控制、降低碳排放成本后能够拯救美国日渐衰退的煤矿、石化、钢铁等重工业,以实现川普对“铁锈带”选民的承诺。

问题是,美国“铁锈带”的制造业(特别是煤矿产业)的衰退和社会财富的两极化真的是气候协定的影响吗?而靠取消环保监管来取悦选民,承诺解决煤矿等传统工业就业问题,就能够重建美国的制造业?支持川普放宽环境监管政策的煤矿业大亨,向来指控欧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CPP)将会极大程度上毁灭煤矿行业、让矿工们丢掉工作、令能源成本上升。但 事实上,早在2008年欧巴马尚未就任时,美国矿工的就业人数就从1970年代的25万人下降到仅剩13万人不到,但原煤的产量却因机械化和自动化增加了8%。以机器力来取代人力,是资本主义颠簸不破的规律,更何况欧巴马的环保法令是在其卸任前的2016年底才正式实施。

但是,川普“美国优先”的偏执也并非是无的放矢,这当中涉及的不仅是挑战人跟自然之间如何和谐共生的普遍价值,还涉及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主导权的争夺,是镶嵌在资本全球化发展等级制度下的“碳政治”。简单地说,目前的国际“碳权交易”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环境与条件(尤其是主导性国际经贸秩序)的纯粹的生态主张,而是一种依然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或操控的,具有明显等级化秩序或排他性色彩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的国际体系,其中蕴含一种更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构架与工业技术模式。当中既存在着欧美国家在“碳权交易”上的分赃不均,也牵扯到美国、欧盟和日本所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

所谓《巴黎气候协定》,导源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所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其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气候变化,并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以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框架公约》第一次大会的授权,缔约国于1997年在日本东京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确定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在2008—2012年的减排指标是在1990年排放量的基础上减排5%,同时确立了“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等三个实现减排的机制。其中“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同发展中国家关系密切,其目的是强制发达国家实现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和资金,通过项目提高发展中国家能源利用率以减少排放,或通过造林增加二氧化碳吸收,因排放的减少和增加的二氧化碳吸收可计入发达国家的减排量。魔鬼,就藏在这个细节里。

“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为基础所建构起来的“国际碳交易”,本身就是一门立足点不平等的大生意。排放交易作为市场导向的环境政策工具,其理论基础为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原本财产权定义不明的共有资源(如空气、气候等),藉由产权界定与自由交易,可以有效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但前提为排放交易必须建立在总量管制基础下。”所谓总量管制,是为了确保碳排放量可在一定额度内,由政府分配碳权并逐年递减,而各国根据1990年的基准享有不同数量的配额;同时,使用创新科技发展清洁生产机制所降低的排放量,或通过造林等所产生的吸收量,就可出售给无法降低的企业或国家。根据世界银行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交易量由 2005 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后之 108 亿美元,提升到2010年的1,592 亿美元,其中以配额型排放权(ETS)就占了交易总额的 84%,而且几乎是来自于欧盟排放权的交易量。据估计,到2020年时全球碳交易金额将跃升到2兆美元之多,甚至超越全球石油交易额。美国并没有分配到太多的好处。

碳交易最大的问题在于“免费碳权”与“抵减”,免费碳权允许现有高碳排放国和高污染企业享有免费碳权并可互相买卖,导致欧洲实施碳交易后,碳权价格上涨、消费者能源成本上升,但碳排放并未降低,唯有污染者透过交易制度赚进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这是因为此机制的设立,从来不是为了直接解决环境转型的关键问题──远离石油开采、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而是在总量管制下,把人类社会原先不可计价的公共财,改造成可供私人占有的交易商品。此举,既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环境问题,更不符合社会正义。

因此,在我们盛赞《巴黎气候协定》是各国人民为拯救地球、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不懈努力的结果,并谴责川普政府悍然退出《巴黎协定》的帝国主义的傲慢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进一步深究,为什么当上个世纪九〇年代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方兴未艾,西方工业化国家竞相将重耗能、高污染的黑色工业向第三世界梯度转移时,一时间炭权交易洛阳纸贵,“碳排放”成为西方国家制约新兴工业国家增长、转移制造业剩余的利器;而今天当川普想要重建美国制造业,“让美国再一次成为伟大国家”的前提,就要把“巴黎气候协定”弃如蔽屣。当我们致力于创建更加公平、民主与有效的全球气候或环境治理体制的同时,是否也应该认识并清理,隐藏在国际碳权交易背后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等级制度。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两岸犇报》第15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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