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质惨死警示:国家应保护公民免为宗教冲突的炮灰

面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暗流汹涌,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目前网络上的舆论基本上都被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误导了,包括民间的自干五也是高举反伊斯兰的旗号,而对于更为汹涌的基督教渗透重视不够。事实上,伊斯兰教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那里,是上千年的历史所形成的。而基督教则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城市还是乡村,工人、农民、学生还是社会精英阶层,都有着远超伊斯兰教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而这些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短短三十几年所形成的。

中国人质惨死警示:国家应保护公民免为宗教冲突的炮灰

遇害的两们90后中国青年

最近两名中国90后教师被巴基斯坦的ISIS分支机构绑架并残忍杀害的消息震惊了国人,两个年轻而鲜活的生命就此消失,令人痛惜。目前还缺乏他们的身世和家人情况的相关报道,但是这对于奉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而言,无疑又多了两个失独家庭。这已经不是ISIS第一次杀害中国人质了,就在2015年,ISIS曾经绑架并杀害了中国人质攀京辉。相较于攀京辉而言,这两位年轻人更让人惋惜。他们还太年轻,涉世未深,刚刚步入社会就遭此浩劫。

有传闻说他们是被韩国教会组织委派到巴基斯坦的“传教士”,与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另外11名中国人,这更让我们忧心,幸好不是11个人都被ISIS抓去了。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ISIS杀害了他们,还是韩国基督教会害死了他们?要知道在宗教冲突地区,传播其它的宗教,其危险性不亚于上战场。这个事情出来以来,还有韩国人和哈韩的公知人士说他们是为主“献身”。中国并不是基督教国家,而中国公民却被委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传教,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避免让中国公民免于成为宗教冲突的炮灰呢?在中国走向全球大国的道路上,这绝不会是一个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世界几大宗教的冲突问题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中国人质惨死警示:国家应保护公民免为宗教冲突的炮灰

2015年被ISIS杀害的中国北京居民攀京辉

一、首先我们要明确认识宗教的本质

我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无论是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也好,都是我们所信仰的共产主义的“敌人”。苏联的崩溃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西方的颜色革命和国内官僚统治阶级的背叛,但是另一方面宗教因素和民族分裂因素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俄罗斯作为一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东正教国家,宗教在瓦解苏共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跨台以后,俄罗斯的东正教马上恢复了往昔的繁荣,替代了共产主义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主要信仰。而苏联的跨台对于我们中国社会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共产主义信仰的塌方式的崩溃。

与信仰塌方相伴随的便是各种宗教和邪教的大行其道。事实上,在宗教和邪教之间,我们很难找出明确的界线,当基督教传教士人带领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屠杀中国人的时候,你说他们是宗教还是邪教呢?据马克·吐温所记载,在通州的屠杀中,光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就屠杀了一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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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篇《给坐中黑暗中的人》一文中,他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到中国来传教的目的,马克·吐温列举了主要由传教士带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十二件“展览品”:“爱,正义,善良,基督教,保护弱者,节制,法律与秩序,自由,平等,廉洁,仁慈,教育等等。” 传教士们把这些从西方带来的“珍品”陈列给中国人民看,到一九○○年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正如马克·吐温所揭示的: “私底下说句心里话,那不过是外面的一层包装:漂亮、可爱、迷人。……而包藏在里面的,却是坐在黑暗中的主顾用鲜血、眼泪、土地和自由买来的实体。” 所以,宗教不过是一种精神上的糖衣炮弹,你说那个时候的基督教到底是宗教还是邪教呢?它所犯下的罪孽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邪教之总和。

而且在历次帝国主义的侵略中,传教士们都充当了间谍和带路党的角色,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作用。可以说他们是充当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五纵队。而今天,我们却在放纵基督教势力在中华大地任意滋生蔓延,以所谓宗教信仰自由的名义。目前中国的基督教徒已经超过了一亿多,比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还要多,从城市到乡村,甚至不少国家公务人员也成为基督教徒,而这是违背宪法的行为。

中国人质惨死警示:国家应保护公民免为宗教冲突的炮灰

从本质上来讲,宗教就是一种野蛮和迷信的世界观体系,无论是《圣经》还是《古兰经》都是满纸荒唐言。而且这两种宗教都具有极强的排它性,将所有教外的人都视为异教徒,而在《圣经》或《古兰经》里,杀死异教徒不仅是无罪的,还是一种荣耀。如果没有强大的世俗力量的制约,人类早就被宗教带回到了黑暗的蒙昧时代。

在人类所有的信仰中,唯独共产主义是面向未来的伟大的信仰,是带给人类光明的信仰,是一切宗教的克星。因而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反共的(佛教似乎是唯一例外)。如果人类不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世纪的黑暗、愚昧当中,唯有重建共产主义的信仰体系。

二、为何是韩国人将中国人推进了火坑?

韩国本来是大中华文明圈的核心成员,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朝贡体系中的一员,从箕子朝鲜到今天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在历史上每当中华大地陷入王朝更替的混乱时期,朝鲜便以“小中华”自居。在汉唐之际,也从未熄灭过入主中原的野望。这个跟日本和中国境内的其它少数民族并无二致。

但是今天的韩国有一个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一点,那就是它居然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而且还拥有数万名的传教士,成为比美国还要积极的传教国家。由此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并滋生了数不清的邪教组织。去年朴瑾惠事件更是让我们看到了韩国的邪教与政治勾结的紧密,也彻底撕下了公知、买办们给韩国披上的各种光环。

韩国从一个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国家兑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是从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对韩国的占领开始的。这个说明了美国对于韩国的控制要比日本还要严格得多,不仅仅是军事上占领,经济上控制,还包括了文化上的渗透。相对而言,日本的经济比较独立,文化上也将传统文化保存得相当好。尤其是日本的基督教难觅踪迹,这跟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是非常相似的。

自从中韩建交以后,韩国对于中国的文化渗透就没有停止过,影视文化上的韩流滚滚是摆在台面上的,而在台面下的则是各种基督教会和邪教组织在中国疯狂扩张。成千上万的韩国传教士活跃在中国,而中国的基督教之所以发展迅猛,韩国教会贡献相当大的比例。而从整个国际格局来看,韩国只是美国的工具,在这些教会人士中,混杂着大量的韩国和美国的间谍,它的目标就是中国和朝鲜。

从今年上半年的半岛危机来看,对于中国威胁最大的不是萨德导弹系统,而是韩国和美国在中国植入的“特洛伊木马病毒”,居然有那么多的公知和名人公开为韩国和美国洗地,连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侠客岛)这样的党媒都沦陷了。成为美韩离间中朝关系的工具,确实是令人触目惊心。

而更触目惊心的是韩国的邪教在中国的传播。这些邪教都打着基督教的旗号,事实上就是基督教中的小教派、新教派,这也是为什么宗教与邪教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的原因。韩国邪教在中国以文化交流为幌子,在中国境内四处建立据点,拉拢信徒,骗取钱财,奸淫妇女,虽屡被查处,却越打越多,终于酿成了此次惨剧,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韩国的邪教主要有统一教、摄理教、新天地教会、天尊会、万民中央教会、圣神中央协会、达米宣教会、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等组织。诈骗钱财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如统一教要求每位教徒须将前3年的收入全部上交教会,3年后则交纳什一税,像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一样收取教徒十分之一的收入。除此以外,邪教还会向教徒通过“义卖”、“奉献捐款”等形式榨取更多的财富。更狠的是某些邪教安排信徒去上班工作、领取工资,除去基本生活外全部上交教会,等于变成了教会的奴隶工。

除了骗财,邪教还骗色。韩国的统一教要求信徒为教主文鲜明献身,且信徒必须与异性发生关系,以此为“洗礼”,还大搞集体婚礼,聚众淫乱。摄理教在玩弄妇女方面更为疯狂,而且他们的目标主要针对大学生群体,打着“世界和平文化交流会”、“跆拳道”等名目向大学生传教,发展迅猛。2006年4月2日,摄理教头目郑明锡在中国辽宁鞍山市郊外天山溪谷的四栋豪华别墅里,奸污了50多名女信徒,其中仅有两人得以幸免。由此可见,邪教打着各种漂亮的幌子,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以精神哄骗、威吓和暴力胁迫,使大量的女信徒沦为性奴,给当事人带来终身难以消弥的精神伤害。

除了骗财骗色,这些邪教还肩负着政治使命,从事间谍和颠覆中国和朝鲜政权的地下任务。例如所谓的“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由韩国人朴鸣呼于1980年创立,自1993年进入中国以后,在11个省市建立了20多个据点,8个“石国”聚居村,诱骗信徒变卖家产,集体群居,要求信徒断绝与外界的联系,集中学习邪教教义,不得读报、看电视、听广播,做到绝对服从,公开宣告要在中国建立所谓的石国体制,搞跨中国共产党政权。

这些韩国的邪教都打着各种高大上的旗号,创教教主不是自称先知,就是号称耶稣再世,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以经济文化交流为幌子。比如摄理教打着“世界和平文化交流会”、“跆拳道”的旗号;统一教打着“国际科学统一会”、“教授世界和平年会”、“世界宗教大会”等十几个组织的旗号;其它的邪教组织也是大同小异,如法炮制。

这一次韩国教会向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奎达市派遣传教士,便是居心叵测。国人大多不知道俾路支省虽然属于巴基斯坦,但是巴基斯坦对于它的控制远远比不上中国对于西藏和新疆。当地土著民族复杂,各种极端势力和各国地下间谍情报组织遍布,早在六七十年代,苏联便想策划俾路支省独立建国,以便于苏联打通出海口,拿下瓜达尔港。美国、印度和沙特等中东国家的渗透都很深。

这个奎达市更与伊朗和阿富汗接壤,饱受分离主义反叛武装以及教派暴力争斗困扰,武装分子常年在这里绑架外国人勒索赎金或者实现其他目的。今年3月,俾路支省高等教育部长就在奎达被不明武装分子绑架。而近年来更有ISIS的分支机构猖獗活动。在中国赢得了瓜达尔港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进的背景下,韩国教会将13名中国传教士派往这里,显然不只是普遍的传教那么简单。

我们不能排除这是美国和韩国搞的一个阴谋,将中国传教士送到冲突地区充当“炮灰”,导演了这场悲剧,众所周知,ISIS就是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而韩国教会也与美国脱不了干系,表面上是一场宗教冲突,实质上可能是一场“政治谋杀”,以此来煽动中国民众对伊斯兰教的仇恨,离间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从而达到破坏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破坏“一带一路”建设的目的。

三、国家应该吸取血的教训 保持对宗教势力渗透的高度警惕

面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暗流汹涌,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目前网络上的舆论基本上都被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误导了,包括民间的自干五也是高举反伊斯兰的旗号,而对于更为汹涌的基督教渗透重视不够。事实上,伊斯兰教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那里,是上千年的历史所形成的。而基督教则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城市还是乡村,工人、农民、学生还是社会精英阶层,都有着远超伊斯兰教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而这些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短短三十几年所形成的。

今天年初的时候,长沙要修建大型基督教主题文化公园的事件爆光,便是基督教这种无孔不入的渗透力的体现。当我们大家都在防范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时候,基督教已经将主题文化公园修到我们的革命圣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剌。

中国人质惨死警示:国家应保护公民免为宗教冲突的炮灰

就今天的世界格局来看,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它们能够对中国造成的威胁很小。那些极端分子、恐怖分子,只要我们团结少数民族和温和穆斯林,就可以一举扫灭。而在我们“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下,我们不能不与伊斯兰世界加强合作与联系。然而我们的主流舆论似乎背道而驰,整天对于穆斯林喊打喊杀,而对于基督教却是空前的包容放纵。这无疑是不正常的。

中国政府和社会应该大力宏扬共产主义的信仰,同时加强传统文化的建设,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争夺人民群众的信仰空间。同时,通过法律和政策限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展,这方面我们可以用的手段有很多。

比如第一,我们可以禁止国家公职人员信教,信教者不得报考公务员、进入国家部门任职。因为我们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以无神论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我们可以通过立法禁任何宗教信徒进入国家机关、国企、学校、医院和其它公共社会组织。严防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渗透进国家上层建筑。

第二,我们可以在教堂和清真寺用地上作文章。众所周知,我国的土地资源极为紧张,工农业用地都很不足,更无必要浪费大量的土地资源在宗教上。比如我们可以限定在新疆、宁夏少数几个历史上有伊斯兰教的省市修建清真寺,其它省市禁止修建清真寺,现有的清真寺予以撤并。基督教也是一样,限定少数几个沿海的省市可以修建教堂,撤并一部分教堂。同时对于寺庙用地加强管理,比如一个省一个市可以修多少座清真寺和教堂,在数量上加以限制,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避免劳民伤财。

第三、禁止国家财政向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会拔款。除了极少数的历史文化遗迹,像布达拉宫等,可以允许地方政府提供修缮费用。国家财政禁止向宗教拔款,同时对于宗教向信徒募捐作出限制,比如宗教信徒向教会交纳献金的比例不得超过党员的党费,切断宗教扩张的财源。

考之中国历史,宗教的泛滥和牛鬼蛇神的横行,是一个王朝走向衰亡的开始。汉末的五斗米教、清末的白莲教等等,都是乱世将至的征兆。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的社会应该限制宗教的扩张,禁止宗教侵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避免因为宗教势力的壮大危害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政权。同时,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加快走向世界的今天,保护中国公民免受宗教冲突的危害,使中国公民免于成为宗教仇杀的炮灰。

有网友问我最近几天为什么没有更新了(很遗憾,平时接触多的网友没有一个“关心我”)。主要是因为突然发现我的眼睛居然近视了,想当年我念到博士毕业都没有近视过,写了几个月公众号居然就近视了。感觉好受伤,所以让眼睛休息了几天。谢谢大家的挂念!

文化战争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曾经西方列强用我们列祖列宗的尸山血海,铸就了资本的王座,统治世界近两年百年。今天我们万众一心,夺回属于我们的王者权杖。得人心者得天下,让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打赢这场文化战争。

【王诚,察网专栏作家,北大哲学博士,青年思想家。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金桥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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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国人质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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