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我认为这就是中国通向光明未来的合理路径

我认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互联网条件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中国也就找到了从目前的社会阶段向更高阶段跃升的阶梯,这也是从根本上跳出市场经济圈子以解决经济现实问题的路径。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可以走得通的路,而这条路从现实出发,通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而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为共产主义创造着更接近要求的技术和物质条件。

大变革:我认为这就是中国通向光明未来的合理路径

(本文是《大变革信号》下的第三部分)

如果新自由主义的这些药方,中国都服下了,中国不仅仅变成资本的国家,而且还是西方资本当太上皇、买办资本当家做主的国家。

俄罗斯因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差点变成大号的沙特,而中国是变不成俄罗斯的,而是更可能成为一个大号的乌克兰。因为俄罗斯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中国是没有的。乌克兰守着欧洲最大的粮仓,继承原苏联的尖端工业,现在混的比俄罗斯还惨。乌克兰可以作为一个警示中国警惕新自由主义的现实标本。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是提醒中国牢记前车之鉴的历史标本。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这么有威胁性,是因为它的两个最为核心的主张,即经济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能够突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道防线,也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资本项目的管制。

第一道经济防线,已经部分失守,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贫富悬殊问题,这个问题又引发了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后者又是中国现在几乎所有经济问题的原因(我们后面再展开分析)。意识形态的形势严峻,也跟经济基础的变化有很大关系,社会意识最终是要反映社会存在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也要反映在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的被边缘化和西方各种资本主义理论成为主流声音,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经济层面。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重建,社会主义的声音也不太可能压倒支持资本主义的声音。

好在中国的公有制比重虽然已经不具有主体地位,但国企还控制着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如金融、能源、电信、铁路等等,经济的比重虽然不高,但控制力还是比较强。所以,中国并没有被资本逼到墙角。

第二道经济防线,已经松动。好在,还没有彻底放开资本项目,距离资本项目的彻底自由兑换还有几个重要阀门还没有打开。所以,在人民币汇率承受巨大压力,而外汇储备快速减少的时候,资本外流的速度还没有完全失控。虽然代价大了一点,但毕竟还没有大到不可承受。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坚持住不搞政治多党制和军队国家化两个最重要的政治防线,政治优势因此没有被消解,中国因为金融放开和经济的私有化,已经具备一场金融危机的条件(这个也放到后面详述)。

研究其他国家经济的崩溃,问题就出在,私有化和资本集中产生了寡头化资本,自由化让政府失去制约寡头化资本的能力。资本自由任性的尽头是一次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一个国家和人民的灾难,但却经常是最有实力的经济寡头的盛宴(当然一部分经济寡头也会倒下,但这会成就其他寡头的进一步集中和垄断)。

而在中国,政治的优势在手,只要政府有态度,寡头化的资本,还是得收敛自己。中国因此也可以通过行政力量把风险控制在危机不爆发的程度。

这是中国的优势,国家能够控制资本,所以资本不能任性到经济危机爆发。中国的快速崛起,一个重要条件是中国虽然遇到过各种经济挑战,但却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对此,中国应该庆幸。庆幸自己没有让美国满意,没有让美国培养出来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满意。虽然中国因此经常处于他们的舆论指责当中,这恰恰说明中国没有迷失到失去自我。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有轻松感。因为面对的问题不解决,早晚还会变成不可收拾的颠覆性风险。

解决问题,就要对症下药。既然我们的诊断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追根溯源,基本都能归结到经济过度私有化和市场(主要是金融)过度自由化上面。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没有出大问题,是因为中国经济还没有彻底私有化和自由化。那么,我们对症的药方,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增加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加强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一句话,就是逆新自由主义而动,让新自由主义者继续不高兴。

还在2013年的时候,中办就有一个文件,把新自由主义列为几种要警惕的错误思潮之一,但是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权实在太大了,他们通过各种概念和理论的变种,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决策和改革路径。而中国虽然也一直存在着对新自由主义的警惕和抵抗力,但是用行动向新自由主义说不,却是从去年开始对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反复强调和建立房地产的稳定长效机制开始。

当然,也可以认为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

这些重大举措的积极一面首先在于,迷信市场的作用,虽然在学界依然是主流声音,但在政府层面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这些措施,都是在用政府的力量,解决市场自发作用带来的问题。这是用干预主义,向自由市场经济划清界限。

同时,也是在党的正式文件确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政府不能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之间构建起一个日渐清晰的边界。

在三中全会公告和决议出来之后,中国的自由派就利用话语权,第一时间抢占解释权,而且他们的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只选择性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提“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只强调市场“无形的手”的自发作用,而选择性忽略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要把“两只手”变成“一只手”,模糊了政府调控下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与自由市场的边界。一些部门喊着金融市场化,却实际导向金融自由化的原因,就是模糊了这个边界。

自由市场,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才是资源配置效率最好的经济体制”这个未经理论证明和事实验证的假设上。西方经济学把假设当不证自明的公理来使用,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如果要让这句话成立,那就必须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一定的限定条件,至少包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可以通过政府调控限制市场自身的缺陷。认为不带限制条件的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体制,其实是“历史终结论”的经济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已经被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否定,福山自己也承认“历史终结论”有问题,历史没有终结在西方的自由市场和多党政治,而“历史终结论”已经被现实终结。“历史终结论”的经济版,也一样站不住脚,但它却依然成为主流经济学界不容置疑的信条,实际成为一种迷信和教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文中指出,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教条,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撑。

更进一步讲,新自由主义的立论建立在自发的市场能够实现自动均衡、最优配置或者配置效率最高的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是挑战事实而被事实反复证伪的。他们用理论构建的自由市场实现自动均衡是一种市场乌托邦,是一种神化过的市场。

大变革:我认为这就是中国通向光明未来的合理路径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救市的整个过程,都宣布了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层面的神话破产。2008年1月22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刊发的题为《经济史拐点》的文章,直接指出,世界经济正在步入一个拐点,即全球主流经济政策正在由自由放任转向政府干预。

但是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权竟然没有受到什么削弱,新自由主义还在对决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直接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们之前建立的优势太过明显,又能抱团取暖有很大关系,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背后有已经强大起来的资本力量。

新自由主义者,尤其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对市场的作用不允许有一点怀疑,他们从不认为市场会犯错。当事实证明市场也会犯错时,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逻辑是最可靠的,事实是不可靠的,因为对事实,不同的人看法也不同。对于用逻辑推导出的结果,如果他人用事实证明结果是错的,奥地利学派是不承认的”。所谓逻辑,就是他们自己的逻辑,凡是不符合他们逻辑的事实,他们是采取不承认的办法,来维护市场永远正确的教条。教条到这个程度,和宗教的距离还有多远?

这帮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但用逻辑挑战事实,排斥实践的检验,而且对劳动者也特别冷血,比如在富*士康跳楼问题上,这帮人说出了让人震颤、震惊、震撼的话:“没有资本家,你连跳的楼都没有”。

新自由主义者,对资本家有多忠心,对劳动者就有多冷血。同理,当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也会站在国家的对立面。

坚持市场永远不会犯错教条的背后,是一颗维护资本利益至上的坚硬的心。就连同在右翼阵营的儒家宪政主义学者秋风都忍不住说:“在中国,有这样一群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爱好者,他们似乎是投资人聘请的专业辩护士”。

就是这样一群人,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圈,掌握着比其他任何流派都大得多的话语权,这真是中国的不幸。

而中国不幸中的幸运,是新自由主义者虽然掌握了最大的经济学术、媒体话语权,却没有变成官方压倒一切的排他性决策。中国始终没有放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职能,中国的经济因此没有成为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所以,中国没有拉美化。

但因为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强势,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目前更多被理解为“先让市场决定,市场决定不了或不宜决定的,政府再发挥弥补的作用”。这是把政府发挥作用的置于消极的角色,重点放在事后的调控和补救,而这样做的代价会很高。这种定位很明显没有摆脱新自由主义对政府“守夜人”的职能定位的影响。

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应该把政府的角色设计的更为积极。在公有制失去主体地位而引导作用下降的情况下,政府积极发挥对市场经济的调控作用,更为必要。当然,这种必要性跟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有关。

当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为30%左右,而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上升为70%左右的时候,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变得尖锐起来。这个基本矛盾又表现为资本为利润而扩大生产与贫富悬殊引起的市场狭窄之间的矛盾,中国现在经济的主要问题和挑战都是从这个矛盾展开的。

困扰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既有生产的社会无计划性造成的绝对过剩和结构错配,又有市场相对狭窄造成的相对过剩。前者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恐怕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方式才能强行让生产力与市场容量再次平衡。中国因为政府有比较强大的调控能力,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化掉一部分产能,然后通过推动产业升级,让生产和消费的结构的错配得到改善,但又会以为市场调节的滞后性产生新的产能过剩。

光停留在如何防范新自由主义的层面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找到解决问题、通向未来的合理路径。

我觉得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更好出路,是在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增强经济的计划性。关于新的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马云去年11月19日在“2016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演讲时提到:“昨天在一场交流里,马克思主义讲到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到底哪个好?我认为这个观念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数据的获取,我们对一个国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

现在,通过市场发展起来的,最具有市场创新意识的资本家马云,站出来说计划经济重新又有了可能,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心理冲击是最大的。不管他是为了自己企业的利润和控制力考虑,还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动机,他这些话,都不是为了表现特立独行那么简单。

曾经的计划经济有很多问题,但绝对不是现在西方经济学者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而且,中国的工业化就是用这套体制建立起来的。二战之后,用市场化的体制,在中国这样规模的农业大国,建设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可能性,比零大不了多少(不能跟依附于美国的韩国比,美国可以允许韩国工业化,但绝对不愿意见到中国工业化)。

当然,马云不是主张要恢复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事实上,恢复到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没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因为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属于短缺经济时代或者工业化过程的。而现在我们处于买方市场,处于互联网时代,需要新的计划经济模式。大数据处理技术的成熟,让不具备技术条件的计划经济,在技术上具有了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认为,在市场自发作用已经暴露出很大局限性的情况下,在大数据与云计算已经让计划经济具备技术条件的情况下,研究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或者基于市场的计划经济,正逢其时。我认为在互联网条件下探索计划经济,才具有根本性的创新价值(更多有关的分析,详见本公号的计划经济系列文章)。

等到未来社会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实现单一的社会所有制,商品和市场存在的条件消失,基于市场的计划经济还可以进一步跃升到产品计划经济阶段。

在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探索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或者基于市场的计划经济,这样做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有利于增强政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有利于实施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也就解决了市场狭窄与生产扩大的矛盾。探索建立互联网条件下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作为从市场经济到产品计划经济的桥梁。它既是市场经济的升级,又是新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探索(这种模式的特点、形式,有兴趣的可以参考本公号的计划经济系列文章,在此不展开)。

我认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互联网条件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中国也就找到了从目前的社会阶段向更高阶段跃升的阶梯,这也是从根本上跳出市场经济圈子以解决经济现实问题的路径。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可以走得通的路,而这条路从现实出发,通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最终走向共产主义。

而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为共产主义创造着更接近要求的技术和物质条件。

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认识到,互联网的协作和共享精神,催生了共享经济,而共享经济,通向共产主义。

不只是互联网,刘强东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让他感觉到共产主义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人类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点艺术性的、哲学上的东西。国家可以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苦》中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它相适应。那么,正在发生的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产生的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和私有产权的矛盾冲突,也表现的越来越激烈,客观上需要新的生产关系。

对人类来说,如果不跳出私有制加市场化的老路,我们就只能困在市场经济的圈子里,绕来绕去,却摆脱不了产生问题的内在矛盾的束缚。这些问题的分析,我们放在下一部分详细展开。

(未完待续)

【尹国明,察网专栏作家。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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