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集体重建和民主管理下的新庄新貌 | 新庄故事一

今天的集体,此集体非彼集体,此集体和当时人民公社时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有着本质的不同,和今天的集体化道路——虽然没分但是体制又和过去有别——也不同。今天的集体化一定是新时期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同时解决了个体永远无法解决的所有制和组织形式的问题。

导语:自分田到户以来,中国农村普遍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农民成为一片散沙,村集体活动难以组织,农村公共服务缺位;二是农户各自为营,由于生产资料商品化和劳动力外出,农业生产越来越化学化和资本化。位于黑龙江五常市的新庄村则是一个另类。在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带领下,这个村子从90年代开始就将村民组织起来抱团取暖,而且已经有10年的有机水稻生产实践。

从村书记刘清泉作屯长时修屯内道路和统一提水灌溉开始,新庄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建起了节能住宅小区,修起了沼气池,推广了卫生厕所,还解决了垃圾分类问题。此后,新庄村的基层组织不仅组织农户从事有机生产,还开展了资金互助、联合购销、有机订单、农机作业和农产品加工五项服务。农村社会服务也从无到有。新庄村不仅成立了全省第一个工会,为外出务工的村民维权,还陆续成立了老年人协会、残疾人协会、环保志愿者协会、家长协会,发现和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为国家政策的对接找到了主体。新庄村的另类实践源于认识到集体的力量是不可替代的,源于在基层组织和农民的互动中体现基层民主,源于在组织农民时合理利用和改造乡村文化,也源于对生态农业/文明和可持续理念的远见和长期坚持。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在新庄村停留了2天,和村书记刘清泉进行了3次共10小时的访谈,现按照主题分两次将访谈内容在食物主权推送。推送中的文字尽量保留了刘书记的原话,希望以此展现18年来,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组织农民、发展有机农业、改善农村面貌的工作历程,以及一个农村带头人的脚踏实地、接地气的工作态度。

本期内容是刘书记做屯长时(1995-1999)的工作经历。通过修建屯内道路和统一提水,新庄村不仅埋下集体的种子,也形成了民主议事的传统,乡村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初见成效。与分田到户之后的众多村庄不同,在村委会的组织下,新庄村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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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集体修路、统一提水:

民主议事成雏形,村民抱团有信心

我9岁开始上学,求学经历一直都正常,但是在高中的时候遇到不顺利。我当时就读于市里最好的实验中学,1990年高考的时候以一分之差错过大学,1991、1992年复读考入师专。入学之后发现大学和自己想象的有差距,于是退学回到家里种地。

1992年回村之后,我放过鹅、养过鱼、种过菜。1994年老书记看我写字、算账清楚,就让我做治安员,后来做屯长。治安员是村里最小的干部,但是什么事都要管,村里人发生纠纷了或者鸡鸭鹅进地里了,都归我负责。

1995年我开始做屯长,主要成就总结起来就是三年修了九条路(把原来的泥土路改为砂石路)和保障水田统一提水灌溉。这时候已经埋下了集体的种子。我们通过修路和统一提水让大伙知道没有集体不行。

比如修路需要集体组织,因为这是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集体在统一灌溉上也有优势。修路的钱上边(政府)没有出,由屯里人出。以出劳力为主,一家拉三车料;如果你家不拉,让别人拉,你就摊钱,这样做照顾了那些没车、没马和没人力的家庭。

统一提水灌溉也一样。生产队的时候实行统一提水,解散集体之后(分队)一家分了一条地,一亩、两亩。如果单独的大河提水费用很高,统一提水提高了效率,减少了费用。这里有一百来户,如果家家打个井,面积大了还可以,面积小了得不偿失,算不上账。如果自己单独买泵,什么费用都高。这时候你会发现集体的力量是不可代替的。大河有水小河满,我这个总壕抽出来的水,一百家同时可以放。这不就是最大程度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因为农民地少,不值得自己架电、买柴油、买水泵。

统一灌溉通过土地面积的大小摊钱,这里做的主要工作是租泵架线,用工分段清壕,一亩地分五米,不出工我们就统一雇出去。这样一来,劳动力多的家庭可以挣钱,没有劳动力的家庭也认可出钱。

运行到后面的时候,二河乡的其他村子管理不善,全都黄了。农民的自私导致了便宜一定要占,出工出力就感觉不合适,我两口人怎么能和你五口人一样出?大家都这样谈来谈去,如果没有人出来主持正义,自然就让反面的声音占了上风,好事就没有办法办了。

通过修路和统一提水灌溉,我们当年养成了给村民开会的传统,(也解决了前面提到的问题)。那时候农村都是草房,草房就是3间,进屋就是两个大灶坑,两个门对着,我在厨房一喊,三个屋都能听见。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在一个村民家开会,夏天窗子都开着,在外面站着就能听见。一张罗开会,大伙都去。当然那时候大家还不太讲规矩,都抽烟。以前人穷的时候都抽旱烟,自己买的烟叶用报纸卷,不像现在抽烟卷。那时候烟卷还是年轻人抽的,而且很便宜,哈尔滨只有一块五,那时候两块钱的烟是贵烟。我每开一次会嗓子就哑了,因为烟鬼太多,越是人多的时候越抽烟。我开会的时候得喊,呼气、吸气的,嗓子就哑了。就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和大家议事,今天的民主管理在当年就有了雏形。这并不是上面有规定,而是我感觉大伙的事大伙应该都知道,公开透明。

民主是什么?无非是把程序总结出来了,变成了一种套路,细化规定应该怎么议事。当年(开会)没有这种仪式和形式。(我们就和大伙讲)看村里的道,没法走,下雨的时候雨在道上流,两边没壕沟,柴火、拴老牛都把公共道路占了,夏天的时候臭气熏天,下雨的时候粪水直流,我们大伙出行都很不方便。修好了道,一方面大伙出行方便,还有一个,给外人也留好印象。人家屯的道路都干净,咱们呢?(如果不修路)时间一长, 相对象都受影响,人家心里都冰凉,多埋汰啊。(这样说)很容易打动村民,(之后)无非是细节问题,咋谈钱、咋干活。(这时候)大伙就有怨言:过去我也没少干,干咋地,干了不是也白干吗?没干的也没摊钱。他心里就会不平衡。如果大家都参与进来,透明度都很高。你干,我们(屯里)计车、计人,公开,这样就把事情张罗起来了。

三年修九条巷路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一方面是大伙出行比较方便,下雨之后可以穿拖鞋,从此可以告别靴子,感觉到这个修道有好处。另一方面,老百姓对抱团有了信心,能够张罗点事呢,张罗起来还挺好呢。再号召其他事的时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什么是民主?不要把它想得高大上,最高级别形式,什么是最高级别形式?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民主。 但是农民从古到今,小的时候在家里议事,今天这个事咱们分工,老大干啥、老二干啥,大伙看有没有意见。这是家里,这里面有家长,当父亲的就是自然的家长,有爷爷的时候还可以参考,四世同堂就是一大帮、一个家族。再往外延展就是宗族,姓刘的现在树大分支已经分十个家。咱们开个家庭会,咱们家族现在要挪坟,这里涉及的人要出钱,怎么出,大家七嘴八牙地就得提,我不同意,或者我不应该摊这么多。最后大家都是一个尺子,大伙就不知声了。农民本来就有这个传统。

为什么我说乡村文化是生态、乡村文化在社会治理当中的作用不可代替,多清楚啊。过去的文化基础、历史传统一样都不缺,只是后来我们搞了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把这些东西给丢掉了,我们认为没用了。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最近大家在讨论塘约道路。我认为,塘约道路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象征意义怎么了?过去谈集体,大伙都说闭嘴,你就不要再讲了,你都落后到这种程度了,你还给我讲什么?今天不是。今天大伙在证明塘约变成了第三条道路。今天的集体,此集体非彼集体,此集体和当时人民公社时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有着本质的不同,和今天的集体化道路——虽然没分但是体制又和过去有别——也不同。今天的集体化一定是新时期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同时解决了个体永远无法解决的所有制和组织形式的问题。

二、文化、社会、生态建设需要组织

文化、社会、生态建设都不是农民自己能够做得了的,都需要组织。过去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职能鞭长莫及。党支部有两方面的职能,一是政治功能,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二是服务型党支部的建设,为民、务实、清廉。说来说去,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除了上面的领导,还要靠服务群体的认可,否则就没有抓手。过去靠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对于一个团队来说,战斗堡垒作用是靠个体的先锋模范作用达到的。在做的时候你会感到孤掌难鸣,因为现在的农民“散”,也不像企业可以控制工资、待遇。农民价值观、思维、信仰都呈现多样化,他们的经历和阅历决定了他们的差异。外出的农民工和老守田园的人不同,个人种植和规模大户的需求不同。你面对的是这样的现实。所以我们要以新方式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以前是行政村、自然屯的行政划分,今天则以人群划分,分为妇女、老人、孩子、复转军人、残疾人、活蹦乱跳的年轻人,所以有6个协会:老年人协会、计划生育协会、残疾人协会、学生家长协会、优抚协会和环保志愿者协会。这些协会做三件事:社会保障、文化建设、环境卫生。

社会保障:现在有很多扶持三农的政策,包括新农合、新农保、残疾人保障、住房补贴、扶贫。这些政策靠谁来落实?只靠党员干部就会感到是被动应付。但是现在,在评五保户、低保户的时候,老年协会可以在自己的团队中找,因为这些人就在这个群体里。这个人群有大致相同的利益诉求和需求。同龄人、同性别的家庭妇女在做生育关怀、生殖保健、两癌筛查的时候就容易了。这就等于党支部的触角延伸,建立了一个新载体,就等于有抓手。虽然地散了,人心也散了,但是这些组织和活动把人们重新聚拢在一起。我们有包饺子、发月饼、评比活动(孝敬公婆的好儿媳、环境卫生示范户等十佳文明户)。这样国家的政策就可以很好对接,对接不好可能出现偏亲向友、假公济私、一言堂,甚至出现村霸。

文化建设:通过这些组织我们搞了9届运动会、6届科普普法,还有唱红歌、讲故事的比赛,我们还有村志、村报、村歌(守望幸福)、网站、秧歌队、广场舞队,这些都获过奖。计生工作获得过国家奖励,广场舞和秧歌队在比赛里都是前三名。荣誉、名次的背后是人们抱团,团结、互助,讲协调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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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正在为市里的秧歌汇演排练

环境卫生:这看起来是简单、可以忽略不计的话题。可是我认为,在农村能把环境卫生解决好就什么都能解决好,北方农村尤其如此。农村不能像城市一样有专项资金,设计成某一样,而要农民自发觉悟。我在环境卫生、垃圾清理和厕所改造方面我都可以说有专业素养了。

人们不好意思谈厕所,认为这是私密空间,难以启齿。但是,厕所相当于城市下水道,能看治理水平和人的良心。城市暴雨的时候淹车、淹人,这就是因为治理的时候只管上面多么好看,要政绩、想升官,不关注地下的部分。花这些钱的时候没人看得见,但是出事的时候就都看见了。如果连厕所文明都彻底改掉,千百年文明就能脱胎换骨了。厕所很重要,北方露天旱厕冬天冷、夏天脏、进来出去都不方便。农村变化天翻地覆,但是厕所还是涛声依旧,这说不过去。总书记到延边谈厕所革命,但是太多地方政府官员都不关注。不是农民不想改,但是厕所没有温度就上冻,有温度就花钱,要产生费用,再加上观念落后。厕所不仅是脏, 厕所水污染地表水还会产生更多危害。我们老人习惯出去上厕所,但是冬天下雪上冻以后,地面的一小块冰就可能让老人摔倒,造成粉碎性骨折、脑震荡甚至没命了。如果改为室内厕所就会很方便。

我们村这次改完之后50%就变成室内厕所,以后因为从众心理,改变就会产生,这和原来自来水改造一样。所以,环境改造人,人也在改造环境。厕所改造有两种方式,一是有下水道建水冲式,农村建下水道和渗井都没有问题。二是露天旱厕改卫生厕所或者生态厕所。卫生厕所可以防渗漏,不污染地下水,而且可以解决干湿分离问题。生态厕所可以栽花、种树,发酵之后做肥料。

厕所改造需要引领,在农村一个挑头的团队很重要。我们把改厕和垃圾分类作为比赛的选择题和问答题。新农村建设时,我们在村委会旁边修建了一个24户的小区,村民可以出钱购买。这些房子安装的是室内厕所,有的村民却因此就不买这房了。有的老人对室内厕所不理解,认为厕所在外边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观念要改造,然后才是习惯。当然,设备、资金也要配套,还要根据农民的需求设置傻瓜程序,简单、实用。

环境卫生还需要改造粪堆。现在的农民对于粪堆已经很淡化了。我领志愿者在清理垃圾的时候,发现农民把草木灰、厨余、纸片、砖头瓦块用车推、用桶拎、挑着往脏的地方倒,自己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污染了公共环境。我和大家建议建粪堆,大家说没地方、埋汰、有味。后来我在自家厕所旁边建了一个砖墙粪堆,往里面倒厨余垃圾、汤汤水水、剩饭剩菜、摘菜剩的边角废料、锅炉和灶坑里的草木灰、厕所处理出的人粪尿。凡是能烧的垃圾,柴草、秸秆、纸片、塑料,捡起来在灶坑一把烧掉,还能取暖,没污染。粪堆、草木灰可以做肥料,砖头瓦块、玻璃碎碴、水泥废料拉倒田间路上垫坑。易拉罐、矿泉水瓶可以收集起来卖掉,虽然卖不了多少钱,但是可以减少污染。通过简单的几项发现农村的垃圾是可以解决的、可以循环的、可以找到去处的。

这些在城市可能不能实现,比如哪里可以垫砖头瓦片,哪里可以烧掉垃圾,哪里可以建粪堆?所以,农村的生产生活决定了农村可以不产生垃圾,农村脏乱差现象可以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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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红砖刚建好的粪堆

有了理论,具体执行靠农民自己,还要利用农民的从众心理和乡村文化,有组织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选出垃圾分类示范户,党员带头、干净户带头,发200块红砖给他们重建粪堆。然后发发酵机、发除味机。我们还评选庭院卫生示范户,看谁家沟清了、树栽了、草除了、道干净,物品摆放整齐,奖励耙子、扫把、铁锹,叉子、雪铲。每个屯都有标兵户,发一副手套,多出20块钱来。他们挺有面子,而且这些工具很实用。因为从众心理,其他没得的,看见可以受引导。我们有组织地去张罗这件事,问题就能够解决。所以,为了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我们在社会、文化、生态层面都要做。

组织化程度提高的另一个表现是工会的建立。工会和农民有什么关系?工会有八个字“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现在三农已经变成四农,还要加上农民工。本村3000人口中1200人外出务工,户籍、老人、妻子、孩子、土地还在村里。在外面过去遇到是择业难问题,后来是劳资纠纷、人身伤害的问题,再后来是技术工种的问题。他们还面临家里人的问题,包括就业、养老、上学、生病治疗报销问题。土地不种了要流转,国家政策的兑现,男的不在家,女的能不能办得好。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要发现需求,视而不见就会觉得没有需求。2005年我们是全省第一个成立工会。过去是个体维权,有姐妹兄弟、父母、同事帮忙,现在是有组织的维权。我不是他大哥,而是工会主席,我们是一个工会组织为我们的社员维权,理直气壮。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好处。为什么强调组织?因为农民是一盘散沙,开始以为分产到户就能解决全面的问题,后来发现生产都遇到了瓶颈,所以才有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在生产之外的生活、文化、国家政策兑现、特殊群体保护都需要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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