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乐队》:对资本逻辑的个体化反抗

《缝纫机乐队》让我们意识到,资本的逻辑在中国许多领域不断延伸,有些方面甚至达到统治地位,它按照自己的逻辑强力改造着社会,甚至人们的心灵。资本的统治不仅从外部用房贷、学费、医疗费等规制了人们的生活,构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压制性力量,同时潜移默化地成了人们心灵的内部逻辑,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资本的“自觉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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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机乐队》的票房比《羞羞的铁拳》差远了,但“铁拳”的境界比“缝纫机”差远了。如果说悲剧是把美好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把丑陋、虚伪、罪恶的东西拆穿给人看。“铁拳”的特点则是把一切都吐上口水,再摔在地上给人看。

《缝纫机乐队》:对资本逻辑的个体化反抗

“缝纫机”是有情怀的。这些年来,由于许多并非真正有情怀的电影,却喜欢摆出一付有情怀的样子忽悠观众——比如《小时代》系列,明明是恋物癖恶性发作,却标榜什么“黑暗无边,与你并肩”——把大家恶心倒了,所以人们对“情怀”有点反感,对“铁拳”之类不加包装的恶俗反而觉得真诚。

《缝纫机乐队》的故事比较简单。东北小城集安的“摇滚公园”将被拆除,摇滚青年胡亮(乔杉 饰)为了保卫公园,散尽积蓄请来北京乐队经纪人程宫(董成鹏 饰),组建“缝纫机乐队”,试图保住“摇滚公园”,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故事。

以音乐或者乐队作为故事主线的电影,八十年代有一部《迷人的乐队》,展示包产到户之后“希望的田野”,不过由于不少村庄很快变成了“空心村”,“迷人”所传递的乐观情绪荡然无存,这部电影也就没有人再提了。最近还看过一部《爱乐之城》,讲述了两个美国文艺青年在好莱坞追梦的故事。

《缝纫机乐队》:对资本逻辑的个体化反抗

《缝纫机乐队》让我们意识到,资本的逻辑在中国许多领域不断延伸,有些方面甚至达到统治地位,它按照自己的逻辑强力改造着社会,甚至人们的心灵。资本的统治不仅从外部用房贷、学费、医疗费等规制了人们的生活,构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压制性力量,同时潜移默化地成了人们心灵的内部逻辑,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资本的“自觉奴隶”。

对资本统治的反抗,可以用阶级的力量来进行,如通钢工人曾经做过的那样。但在漫长的革命低潮期,更多反抗是个体化的,比如电影《钢的琴》和小说《那儿》所展示的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无力从根本上动摇资本的统治,但却用日积月累的方式削弱了资本统治的道德合法性。

《缝纫机乐队》:对资本逻辑的个体化反抗

九十年代的大下岗运动,本质上是把原来受到国家保障的国企工人,转换成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无以为生的雇佣劳动者。《缝纫机乐队》中程宫母亲就是下岗大军一员,但她不愿意束手就擒接受命运,而是靠着一架缝纫机维持全家的生活,并“一脚一脚地”把程宫“踩进音乐学院”,使他免于沦为靠出卖体力为生的简单劳动力。

程宫的乐队最终命名为“缝纫机乐队”,暗示他们继承了作为下岗工人母亲的坚韧精神,也继承了他们个体化的反抗。

《缝纫机乐队》:对资本逻辑的个体化反抗

程宫是一个音乐人,影片开始时,他早已丧失了对音乐的热情。念兹在兹的,是想不管从哪里搞到50万,让他的乐队去韩国“先整容后包装”,再回国赚钱。

他是音乐人,却不能快乐地追求音乐,他不仅必须按照资本的逻辑生活,同时资本的逻辑也已经内在化为他的心灵逻辑——之所以接受胡亮的邀请来到集安,是因为胡亮答应给他50万劳务费,并预付了10万。

《缝纫机乐队》:对资本逻辑的个体化反抗

在缝纫机乐队中,胡亮的梦想是保住“大吉他雕塑”,激活小城的摇滚乐传统;贝斯手丁建国(古力娜扎 饰)对身为房地产巨头的父亲有叛逆心理,想追求自己的音乐生活;鼓手炸药(李鸿其 饰)是一位台湾青年,参加乐队是为了寻找梦中情人;吉他手杨双树(韩童生 饰)是集安摇滚运动的先驱和老将;键盘手希希(曲隽希 饰)则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小学生。

只有经纪人程宫有明确的功利目的:钱!他为了钱来到乐队,又为了钱背叛了乐队。

《缝纫机乐队》:对资本逻辑的个体化反抗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资本逻辑对个人自由,包括心灵自由的压制,也看到了胡亮等人不自觉的反抗——这种微弱的、个体化的、似乎是必败无疑的反抗,最终感动了程宫,他选择重返乐队,把演唱会进行到底。

《缝纫机乐队》:对资本逻辑的个体化反抗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缝纫机乐队》接续了三十年代上海左翼电影的传统,如《马路天使》、《桃李劫》、《神女》等等。当然,在国际共运陷入低潮,左翼文艺失去总体性理论支持的背景下,这种批判的锋芒要弱多了。

不过考虑到晚近三十多年,中国电影的主流基本都是在为重建资本在中国的统治扫清道路,仅仅在2013年,《中国合伙人》还带着一种欣喜若狂的基调把“沐浴在钱雨中”当作人生最大幸福,“缝纫机”的出现还是令人欣慰的。

《缝纫机乐队》:对资本逻辑的个体化反抗

必须指出,虽然在影片中看到了反抗,但这种反抗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大资本的反抗。小资产阶级不满大资本的强横,其内心深处又害怕大资本,希望大资本能够被感动,最终良心发现——似乎没有大资本的善良与恩赐,“反抗”就会是一场毫无结果的闹剧。

《缝纫机乐队》还用父女情、卡通化的方式柔化了大资本的人格化形象,使他们不仅不面目狰狞,阴森可怖,反而和蔼可亲,通情达理,这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幻想,也削弱了影片的批判意义。

《缝纫机乐队》:对资本逻辑的个体化反抗

不过,我还是喜欢《缝纫机乐队》。反抗既然已经取代了五体投地,就会继续发展下去,资本的道德权威既然被毁坏了,就很难原封不动的重建。

资本有资本的逻辑,反抗也有反抗的逻辑。我看好中国电影的未来。

【郭松民,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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