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梓:中国进入了需要防止西媒忽悠的新阶段

在“韬光养晦”的时代,某一部分中国人也许在过去对西方客观上起到了忽悠的作用,但这确实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一种意外后果。但随着这种“意外后果”的弱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防止被忽悠的时代。

11月11日,德国《明镜周刊》发布今年第46期,封面是醒目的中国红,上书两个大字,“醒来”!副标题解释了题目,说中国已经是世界“Nr.1”大国了,西方要赶紧醒来。

林梓:中国进入了需要防止西媒忽悠的新阶段

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家这么报道的西方媒体。上个月法国《世界报》也在头版刊载了一篇中国的报道,而且题目还是用的中文,叫“中国,强国崛起”。美国《时代》杂志11月初封面则是醒目的汉字《中国赢了》。

林梓:中国进入了需要防止西媒忽悠的新阶段

这些媒体似乎对中国发展取得的成果进行了正面报道。笔者长期关注西方媒体,这样的报道其实是不多见的。《明镜》称中国“已经在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跨越了超级大国的门槛”,而西方还对此浑然不觉。

《时代》杂志文章标题叫《中国经济如何必定赢得未来》,主要从经济方面对中国成就和体制优势进行了一些报道。文章称虽然目前美国仍然是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中国经济总量会在202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经济体制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有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国政府能够“1年365天”不间断地为战略产业提供政治和金融支持。相比之下,美国奥巴马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试图救援底特律的汽车企业,却要事先与被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鏖战,很耽误工夫。

在技术进步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以往的今天,这样的宏观调控能力极其重要,因为科学技术发展本身越来越需要集中资源。文章指出,美国当年也是通过政府主导,集中能力办大事,完成了“曼哈顿计划”,制造出了原子弹,完成了“阿波罗计划”,将美国宇航员送上了月球。而现在美国政府内部裂痕太大,已经无力再主导这类超级工程。

林梓:中国进入了需要防止西媒忽悠的新阶段

而在中国,政府能通过政策和补贴来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一个政党,甚至一个经济委员会来制定经济政策,意味着决策的效率较高。掌握国有企业等社会资源,意味着“钱袋子丰厚”,这两者结合起来,让中国能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研领域更容易取得优势。

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一个副产品是大量劳动者因为工作被机器自动化代替而失业。作者指出,中国的体制也更容易应对这一类危机。比如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公有制企业,它的存在和生产可以是为了肩负创造工作的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获取利润。几十年前,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就发现了这个现象。但是当时他把这个作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僵化落后的特征。企业就是要盈利,怎么能单单为了工人能吃上饭而生产呢?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技术进步、去工业化特别是经济危机后,美国人终于发现,不管工人死活的后果是很严重的,那么他们会把川普这样的建制派不喜欢的政客选上台。

这戴高帽子是咋回事儿?画风怎么变了?不掰着指头数日子盼中国崩溃了?

这个中国崩溃论,是西方媒体上的一个恒久话题。总体来说就是首先设定一个中国式威权主义vs西方自由主义的二元对立,然后单方面宣布历史终结,除了以自由竞争选举为特征的政治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外,人类不会有新的、更好的体制出现。既然如此,中国目前体制的崩溃就是必然的。与其说是经济学或者政治学上的逻辑推导,不如说这是一种高度哲学的和带有浓厚宗教情怀的宿命判断。只是中国死活就是不崩溃,反而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到了2017年,更是取代美国,成为了自由贸易和开放的旗手,这让崩溃论者情何以堪?

判断出了重大偏差,背后的原因首先是西方自己就对中国缺乏了解,甚至是缺乏意愿去了解。这一点从西方政客对中国的认识就可以看出。11月初,美国国会进行了通俄门调查的听证会,参议院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公然称在中国,“批判政府”和“政治表达”是违法的。这位卢比奥先生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共同主席,也就是说,他对中国的认识应该比其他的美国政客是要深入得多的。然而在堂堂国会之上,面对两党议员和谷歌等社交平台的高管,竟然放出如此粗鄙之语,可以看出其水平到底如何了。中国的事实如何,其实并不难获得,卢比奥如此懒惰,只能说是缺乏意愿去了解了。

另一方面是西方听信了中国公知的忽悠。说起来,中国从不缺乏此类“批判者”(咦,是谁说批判和表达是违法的?)。改革开放初期,就有纪录片《河殇》,将中国定义为落后的黄色陆地文明,必须全盘西化,拥抱西方蓝色海洋文明,不然前途一片黑暗。现在又有某法律人士经常在《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发文章,称川大总统上台,用社交媒体治国,中国招架不住,崩溃指日可待。而就在短短几年之前,国内媒体与社交网络上还是一片唱衰中国之声。动车在温州因为信号问题出个事故,而被公知们论证为中国高铁不及格,而且确确实实耽误了中国高铁的健康发展。

林梓:中国进入了需要防止西媒忽悠的新阶段

西方主流怎么会这么容易被中国公知带跑了呢?你看,中国的“独立学者”和“有良心的媒体”,他们自己都说中国不行,那中国就是真的不行了嘛,没毛病啊?只是在2012年之后,中国加强了舆论环境治理,重点打击各种造谣,从而大大限缩了公知们的话语空间。捡着个小芝麻就无限上纲到“体制问题”的公知套路,在公共舆论环境中就很难吃得开了。这边的唱衰之声弱下去,而更多表达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声音发出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观察者们的信息源头的分布。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些西媒与智库自己逐渐回过味来,发现不对啊,哪有一路崩溃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美国白宫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写书《百年马拉松》,称中国政府自从毛泽东时期就开始了对西方的所谓“战略忽悠”(这到算是中国体制宏观调控能力超强的铁证了不是么),而公知的崩溃论就是忽悠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了隐藏中国的实力,为中国的崛起做准备。大概由于他们现在看破了中国的“战略忽悠”,才有了以上的几篇高呼“中国赢了”的报道。

林梓:中国进入了需要防止西媒忽悠的新阶段

对于这种说法虽然本身不值一哂,但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在“韬光养晦”的时代,某一部分中国人也许在过去对西方客观上起到了忽悠的作用,但这确实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一种意外后果。但随着这种“意外后果”的弱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防止被忽悠的时代。

西方对中国的敌视和防备的态度其实一直没变,所以本文提到的这几篇文章也远远算不上“正面”报道,甚至“客观”都不是。仔细看看,其核心思想还是冷战思维,先设定出中国式的威权主义vs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然后再以此为基础来叙事。唯一发生变化的,只是以往天启式的“历史终结”和由此带来的“中国药丸”,变成了“中国崛起”,呼吁西方必须警惕以至于团结起来对抗。

至于中国的宏观调控优势,《时代》杂志虽然做了一些看似客观的描述,可实际上还是在说在如今新自由主义当道的世界上这套可以集中能力办大事的体制形同作弊,而且指控中国政府通过主导了针对西方企业的“产业间谍和网络攻击”等办法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这些媒体描绘出一个形同1984的未来世界:领导人一方面加强自身权威,另一方面用高科技手段管控社会的方方面面。法国《世界报》则更加露骨,称中国国家领导人是“反戈尔巴乔夫”主义者,不是西方的朋友——“反戈尔巴乔夫”这个说法倒是准确的,因为中国领导人的确不会像前苏联领导人那样,私下开个会就把国家瓜分掉,任凭国土分裂、民族仇杀、人民困苦——总之,让那些希望中国发生类似苏联解体故事的人失望了。

当然,具体到这一届特朗普政府,西方媒体给中国戴高帽子,还有一个借此抹黑川普大统领的目的。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自己内部分裂的体现,中国人看看就好,不能上当。在西方媒体笔下,中国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虽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然属于不遵从西方所谓“人权”、“法治”、“自由”神教的异端,是需要随时批判一番的。川普与中国Chairman Xi关系密切,和中国一口气签了2000多亿美元的大单,这基本就是和独裁者眉来眼去,坑害自由世界的铁证了。所以《时代》杂志的文章痛心疾首的说“美国推动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意愿在衰退”。

所以说,中国崩溃论也好,崛起论也要,与西方冷战式的斗争思维是一脉相承的,背后都表明了对中国深刻的不信任。但从崩溃论到崛起论的变化,至少还承认了中国发展的一些成就,这就存在着反向忽悠的可能。那么,对于中国的国情,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需要牢牢地记住一组来自世界银行的宏观经济数据:2016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以当前美元币值计算)是8260美元,在国际上只是中等偏上的水平,远低于日本的38000美元、德国的43660美元美国的56100美元。因此 “世界第一”、“强国崛起”、“跨越超级大国门槛”云云,都是遮眼的云烟。再说了,祖国尚未统一呢,世上岂有被自己一个省骑脸的超级大国乎?

在这方面中国政府自己看得很清楚。19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一切工作的基础就是把握这个基本国情, “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各种不怀好意的高帽子,怎么飞来的,就让它怎么飘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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