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对十九大后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在过去的长期实践中,在西方的政府与市场二分法理论的诱导下,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走得太远了。西方人提出的政府与市场的二分法是基于西方实际,而且他们所谓的政府是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他们的市场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为供给主体的市场。而且由于西方的这种二分法的限制,政府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很显然,中国应该彻底摒弃西方的这种二分法。

王今朝:对十九大后中国发展实体经济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2017年12月1日《长江日报》第7版就党的十九大后如何看待有关发展实体经济的命题和如何切实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对我进行了采访报导。在报导的内容的基础上,我把分析扩展了一倍。

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一提法基于什么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有着很强的国际国内针对性。2007年开始的西方金融危机以及由它引起的2008年开始的西方经济危机再一次表明,金融体系的空转,也就是包括货币在内的金融资产在不同人群之间通过金融工具的再分配可能产生出极大的社会危害。即使不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种社会危害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只不过当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处理。但事后的处理非常棘手,而且还会引发社会不满。西方国家的处理方案采取了分类处理的方法。它一方面让一些公司破产,另一方面用来自税收的资金或来自其中央银行印发新的货币救助那些他们决定加以挽救的公司。这本身就有厚此薄彼之嫌,而救助那些应该为危机发生负责的公司也是不合道德的。

一个国家如果允许金融过度发展(表现在成立许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发行许多金融产品,金融交易数量远超GDP或达到GDP的某个过大的份额),就必然在实际上允许金融空转。这是因为在所谓的发达社会中,通常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也就是少数人手中掌握了巨额的金钱。用这些金钱从事金融交易来生钱而不是用于实体经济投资是最快的来钱的方法。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平等+金融机构发达+金融交易活跃,就是金融空转的同义词。过去一二十年的“发展”使得中国也出现了这种现象。在这种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对立的情形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是非常必要的、正确的。当然,发展实体经济也非常复杂,需要在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拿出系统的方案。中央也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就宏观经济层面而言是有机统一的,如何在这种二元结构下认识着力发展实体经济?

上述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已指出,发展实体经济非常复杂。按照一种分类,可以把中国实体经济、企业、产业、行业粗略地分成传统型和创新型。

首先,中国传统型的实体经济已经普遍出现了过剩,这是中国主动采取去产能政策的一个现实背景。

但是,也应该看到,传统产业不能丢,夯实传统产业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它不仅包括产品结构的优化,产品质量的提升,还包括保护环境、治理污染、降低价格(应该把一些价格过高的产品的价格降下来,比如住房;住房市场无疑存在空转现象),也包括我们到底主要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所有制的企业作为手段来夯实传统产业的问题。

其次,中国出现了一些创新型的实体经济。

在西方的教科书中,通常认为,创新就是好的,创新最多是带来不可避免的破坏,因此他们提出了破坏性创新或毁灭性创新的概念。但在实际中,许多创新是虚假创新。比如许多金融创新是虚假创新。在三大专利中,统计地说,发明专利比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更符合真正创新的特征。后两者主要着眼于实现利润。中国不少企业的利润实现过于依赖过高的价格。比如,过去若干年里,中国同样类型的汽车、电脑比在美国卖得贵。这种情况在今天依然并没有完全消失,虽然汽车市场和电脑市场在中国相比过去已经远远接近于饱和。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不少创新往往是为了降低价格。比如,福特引进生产线就使其汽车价格实现了大幅下降,而英特尔公司的芯片的创新也使得芯片的价格大大下降。当然,它们在价格下降之后,依然获得了数量惊人的利润。我想,中国在让创新使价格降低上还大有可为。

第三,发展实体经济不能片面地依靠创新。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依靠创新红火一时的企业都倒闭了。而且西方国家创新能力强,但除日本外,美英等国在长达一两百年的时间里面,经济增长率只有3%左右。这都说明,创新对发展实体经济有必要,但并不是充分的。

三、切实“脱虚入实”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从经济发展的规律看,资本在少数企业中的积累、集中和在某个地域(城市或城市群)的集聚是必然现象。1978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依靠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在南方一个地级市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只有3000家左右,但企业的总数量可能达到30万家,后者是前者的一百倍。当中国经济规模(GDP)达到世界第二甚至第一的水平的时候,许多中小企业的存活就成为问题了。垄断是不可避免的,许多中小企业将会倒闭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一些处于有利位置的企业能够通过将中小企业挤出市场而扩大自己的市场,扩大自己的盈利能力。

这些企业的倒闭将会带来许多问题。比如,他们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怎么办?而新兴的企业的所有权形式究竟怎样安排才合理?特别是怎样安排才能不会让中国将来产生类似西方的那种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提出用财政刺激的政策来稳定经济的理论。但是现在,凯恩斯主义在世界已经可以说名誉扫地了。为什么呢?因为凯恩斯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内在矛盾。一个国家能有多大的财政能力来克服漫山遍野、汪洋大海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内在矛盾呢?用一尊高射炮(财政)怎么可能消灭一个城市中弥漫在各个角落的蚊子(各个社区、开发区的企业)呢?

四、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怎样的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做的大量研究(包括数本专著、数十篇论文;在未来几年中我独自或合作出版的经济学著作或教材应将达到10部以上)使我认为,这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伟大进步。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解决这个社会主要矛盾。

为什么它构成挑战呢?这是因为中国之所以出现这个矛盾,是与中国1978年以后所采取的发展模式分不开的。一个优化的模式应该能够防患于未然,这正如一个优秀的将军在对敌时将会严阵以待一样。有一位军事家说,一个越伟大的将军越胆小。为什么呢?因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太多了。对一个因素的忽略,就可能会导致战争的失败。这就是中国俗语说“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道理。

当然,我们国家经过近70年的发展,在满足人民需要这个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这一点,不仅美国人承认,欧洲人承认,中东人也承认。这是了不起的。但事物不是单维的,而是多维的。经济发展也不是只有GDP的增长。中国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环境污染、内需不足,正是在GDP增长的过程中产生的。很显然,延续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是远远不能满足人民新发展出来的需要的。但要满足人民新的需要,就要采取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在一本即将出版的专著中提出了一种具有占优优势的经济发展道路理论,对应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

五、以制造业为重点,实施供给侧改革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主推力,但制造业转型是重点也是难点,当前最为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实施供给侧改革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主推力,而供给侧改革的设计主体是政府。当前,制造业转型最为棘手的问题其实是理论问题。

首先,中国应该摒弃西方的政府与市场二分法理论。

至晚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重申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原则。可以说,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立党之本,立国之本。然而,在过去的长期实践中,在西方的政府与市场二分法理论的诱导下,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走得太远了。西方人提出的政府与市场的二分法是基于西方实际,而且他们所谓的政府是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他们的市场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为供给主体的市场。而且由于西方的这种二分法的限制,政府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西方政府的一些高官(如林肯、肯尼迪等)为了西方的社会的利益想要做出某种突破,却遭遇了暗杀的命运。很显然,中国应该彻底摒弃西方的这种二分法。

其次,我们的党和政府可以发挥远比西方党派和政府更强大的力量。

“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但应该注意的是,要办的必须是大事、好事。一个事情大不大很容易判断,但一个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就不容易判断了。不同的立场对同一件事情的好坏的判断可能正好相反。只有在根据科学的理论确定了确实是好事时,我们集中力量去办,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确定了一系列的真好事之后,在这些好事中选择大事、急事优先办理,就可以把中国事情办好了。

以上两点可以说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最基本的两个理论问题。我想理论问题弄清了,政策就好制定了。

六、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首先,不要急于求成。

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根据这一原理,可以推论解决了这个矛盾,还会有其他矛盾。如果急于求成,可能这个矛盾尚未解决,却又引起了其他矛盾,这就得不偿失了。这意味着对一些改革不能划定时间表,特别是对一些争议较大的改革,更不能划定时间表了。我们党的群众路线要求我们的任何大的改革都要充分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一点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什么叫作充分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不总是能够清晰地界定的。而且从世界看,许多所谓专家,其实并不能提供真正具有专业性的意见。许多专家不过是把他从事的工作作为一种职业来做,而并没有作为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来做。所以仅听某些专家的意见是不够的。

其次,广泛地调查群众意见。

群众最关心什么?最关心的一是自己没有钱买到想要买、应该买的东西(收入分配问题),二是买到的东西不想要(产品质量问题),三是环境问题,四是长远发展问题。我想,如果中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够解决这四大问题,就是巨大的成功。我想,群众也会对这四大问题的解决提出一些方案。这样得到的方案是最可靠的。那些出身基层、对基层生活有第一手了解有高度关切的专家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基于以上两点,也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认为,新建一些省属、市属企业甚至央企是非常必要的(停止对现有国企的一切可能的私有化也是非常必要的;我看到,国资委出台措施加强了对PPP的管理)。

西方国家在遇到经济问题时,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依赖。而本来,在我们国家,宏观调控可以通过中央直属和省属、市属的企业来进行。如果把这些企业都搞没了,我们国家就缺少了管理经济的有效抓手和杠杆。省属、市属的企业和中央直属的企业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哪种企业没有问题呢?而且省属、市属的企业和中央直属企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问题的数量级也得西方企业问题的数量级要小。

我认为,有没有这样的企业,对于我们国家是否有效地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有西方官员指出,西方国家也不会把所有领域都私有化。因为这样一来,其企业运营的成本就大大上升了。其成本上升的原因主要就在于,私有化后的企业必然追求利润,而高利润必然来自于高价格。所以上游企业的高价格就构成下游企业的高成本。我认为这一点在中国过去的改革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注意。在中国推进实体经济发展上,这一招应该是关键一招。

【王今朝,察网专栏学者,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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