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从中国走向世界

新中国建警至今的宗旨和指导思想则一以贯之,无论治安形势、犯罪形态、科技装备、工作方式如何变化,但以人民为中心和以民意为警务导向,秉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执法的理念如终不变。这一本质特征,恰恰是比较中外警察,尤其是中国警察和美国西方警察最根本的区别。枫桥公安所提出的“群众警务”之理念和实践,正是体现了中国警察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植根人民,依靠人民,警民融合,共同打造世界最安全国家,和谐稳定社会的政治秘码所在,也是中国政府在一个幅员辽阔、拥有近14亿人口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为中国人民提供最良好治安环境,赢得国际社会口碑、足资各国借鉴的发展中大国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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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从中国走向世界

2018年是中国的“枫桥经验”诞生55周年,我作为浙江警界的一名老警官,撫今追昔,心潮起伏。

一、历史回望忆来路

“枫桥经验”源自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浙江诸暨的一个枫桥小镇。1963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浙江警方派出的工作组,依靠当地群众的力量,监督改造地富等专政对象,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没有抓捕一个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此成功经验受到毛泽东主席充分肯定,先后三次在谈话和批示中提到枫桥的案例。翌年,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枫桥经验”, 在随后两年中,全国形成了自建国以来,捕人最少,治安最好的局面。

2009年我率浙江警察代表团访问考察加拿大、美国,着重交流社区警务、预防犯罪工作。在十余天的奔波切磋中,加美警察向我们介绍了警察融入社区,在民众协助配合下,防范违法犯罪活动滋长蔓延,维护好辖区治安的经验和做法。我忽然意识到,加美两国的社区警务,实际上就是新中国建政以后,人民警察一直秉持的“打防结合,以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工作方针和执法理念。

“枫桥经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虽然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但它的核心内涵始终未变,这是变与不变的历史辩证法。所谓变,是指上世纪六十年“枫桥经验”产生之初,源自于公安机关对四类分子的教育改造;尔后在文革期间历经跌宕起伏;进入新时期首开全国农村给地富摘帽先河,调动了几代人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之初,青少年犯罪活动高发,浙江在推广贯彻“枫桥经验”之际,又创造性地提出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理念,得到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的充分肯定,使“综合治理”的“两个决定”上升为国家意志和最高层级的政策法律;在城乡深化改革,农民进城务工,人流、物流、资金流滾滾涌动,社会矛盾迭加的形势下,枫桥又率先提出化解矛盾的工作思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就地解决”;党的十八大以后,“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地成为平安法治建设,社会基层治理的中国样板。总之,“枫桥经验”跨越了计划经济年代的前三十年,又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后四十年,社会矛盾、城乡结构、生产力发展、犯罪形态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始终不变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五十年后,习近平同志在批示中言简意赅地一语概括道:“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从第一代党的领袖毛泽东,到十八大后主政中央的习近平,对“枫桥经验”强调的都是同一个核心理念,即党的群众路线,群众工作。面对国内外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挑战,只有动员起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我党事业的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铜墙铁壁,中华民族的复业大业才能成功。

五十五年来,“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充满活力,并随着时代大潮奔腾向前,从诸暨枫桥走向浙江城乡,从钱塘江域又传遍神州大地,为浙江乃至全国的“改革、发展、稳定”,构建平安和谐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浙江省在推广弘扬“枫桥经验”中,先后涌现出“红枫义警”、“毛叶现象”、“海上枫桥经验”、“警务广场”、“家园卫士”等警民共建治安品牌,也出现了重要国际会议如G20峰会期间的“杭州志愿者”、“武林大妈”、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烏镇管家”等群众性自发的维护平安秩序、和谐社会的活动。近年来,在与多国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中,外国学者普遍赞誉中国的社会治安。一位美国教授说,他在纽约晚上十点以后不敢单独外出,而杭州女孩更晚时间都单人在街上行走,治安确实好。其实又何止杭州一个城市,中国各地都基本如此。故作为世界陆域面积位列第三、人口第一的大国,被国际社会多次评价为全球治安最好国家之一,由此大大提升了老百姓的安全感和幸福指数,中国政府多次在国际独立机构对全球民意抽测中,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和认可度始终排名数一数二。而这其中,“枫桥经验”所体现出来的核心内涵,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以民意为导向,专群结合,警民融合,打造平安、法治、和谐社会已成为一种国家常态。

二、与西方警务比较,“群众警务”凸显中国警察执法理念

“群众警务”是枫桥公安在实践“枫桥经验”过程中的理念传承与概念创新。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体现了人民警察践行毛泽东、习近平两代领导人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内涵,体现了公安工作植根于群众,以民意为导向,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中国警察特色。“群众警务”的提出,既是来自于基层公安工作对新中国建政以来,广大民警全心全意服务人民,严格公正执法活动的鲜明、简洁、创新概括,也展现出在新时代这一执法理念不断深化扩展的广阔空间。今天走进枫桥派出所的大门,人们可以听到或看到,在新形势下该所对“群众警务”理念的三句话新诠释:一是“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表明的是公安机关“执法为民”的工作理念;二是“用群众眼光看治安”,指出判断治安工作的好坏标准是人民群众的感受和满意度,而不是自己或上级的评判,或单纯的考核指标衡量;三是“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进一步提出了对所有民警的职责要求,又演化成对民警工作的具体考核内容。在上述执法理念和工作要求的引领下,枫桥公安始终保持着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群防群治,警民合作,几十年来始终保持了发案少,治安好,社会平安的良性常态,在浙江省案件高发频发的本世纪头十年,枫桥镇的发案率基本维持在万分之二十左右,而其他地区的平均发案率高达万分之一百零七。党的十八大以后,枫桥公安继续秉持“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工作思路,将全镇239家各类社会团体组织起来,共同参与社会治安共商共建共享活动,人数高达14500多人,并取得显著成效。刑事发案率从2013年的331起,下降到2017年的133起,四年下降60%,年均下降达20.4%,矛盾纠纷总量从1064起下降到608起,年均下降13.2%,先后6次获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称号。实践雄辩证明,当年毛泽东同志指出,公安机关一旦将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做得并不比专门机关差和弱。毛泽东强调公安机关“最重要的一条是做群众工作,教育组织群众,做一般性公安工作”,这一指导思想几十年如一日,至今仍然是中国公安工作的生命线和政治优势,说到底,公安工作的本质就是群众工作。诚如公安部老部长、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所说,公安机关即是执法部门,又是群众工作部门,此话可谓鞭辟入里,一语中的。

论中国,看世界。追溯所谓全球警务革命的浪潮,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即1829年英国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以伦敦大都市建立警察机构为标志,到十九世纪末被西方视为现代世界警察的诞生,其特征称之为职业化。被誉为“警察之父”的罗伯特.比尔则提出了“建警十二原则”,并设计了平民化的警服;第二阶段是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主要以美国警察的警务改革为标志,将警察机构从地方政治的纷争和羁绊中解脱出来,其鲜明的特征是警察职业专业化、独立性,向法律负责,依照法律办事执法;第三阶段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由欧美推动的所谓警务现代化,这种变革特征主要表现为:工作上快速反应,高效率办案。为此必须扩大编制,实现指挥通讯、办公执法装备现代化,警察普遍运用了道路车巡、计算机设施等;第四阶段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以社会化为特征,掀起了世界性的第四次警务革命,其主旨为警务工作要回归社会,融入社区,针对的恰恰是第三次警务革命的弊端,即现代化的车轮越转越快,但是警察离民众却越来越远,违法犯罪率也不断攀升。鉴此,西方警界意识到,脱离民众是无法有效控制犯罪率的升高,故提出了警察要重回社区的“社区警务”理念;所谓的第五阶段,即有观点提出,是以信息化为特征的警务革命,但似乎并未形成警界共识。

上述种种所谓“革命”,多从“西方中心论”的话语视角予以解读,习惯从警察的职能、架构、器物等方面论述。而新中国建警至今的宗旨和指导思想则一以贯之,无论治安形势、犯罪形态、科技装备、工作方式如何变化,但以人民为中心和以民意为警务导向,秉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执法的理念如终不变。这一本质特征,恰恰是比较中外警察,尤其是中国警察和美国西方警察最根本的区别。枫桥公安所提出的“群众警务”之理念和实践,正是体现了中国警察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植根人民,依靠人民,警民融合,共同打造世界最安全国家,和谐稳定社会的政治秘码所在,也是中国政府在一个幅员辽阔、拥有近14亿人口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为中国人民提供最良好治安环境,赢得国际社会口碑、足资各国借鉴的发展中大国样板。

三、打防结合,以防为主,专群结合,综合治理,中国为世界提供平安建设的智慧、经验和方案

世界各国政府都把为本国公民提供安全保障作为一项最基本的公共职能,而各国的治安警察机构普遍具有两项十分重要的职责:即打击惩治违法犯罪和预防减少社会犯罪现象。毛泽东当年曾明确指出,公安机关最重要的一条是学会如何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刑事案件。如何有效实现警察的治安职守?枫桥公安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治安典型,以“枫桥经验”的生命活力和创新发展,诠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警察打造良好治安环境的最大优势,乃是坚持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走打防结合,以防为主,专群结合,综合治理的平安建设独特路径。

枫桥派出所在处理打击犯罪与预防犯罪二者的关系上,几十年如一日,始终牢牢把握立足于预防,将工作重心向基层基础建设倾斜,将大部分警力部署下沉到社区、村居,以预防、减少和不发生违法犯罪行为为工作导向,如同美国华裔著名证据学家李昌钰所说,警察的第一大任务就是犯罪预防。枫桥派出所民警从当年的7人编制已扩展到如今的25人,还有69个协辅警,在警力摆布上,他们将全所警务划分为综合、侦查、社区三大块,其中60%的警力配置到社区警务上,并确定刚性清单,将考核权重向民警融入社区群众倾斜,如走访多少居民?警民熟识率?矛盾化解率?群众满意度等;有人才好干事。全镇分片设置了三个警务室,做到“24小时不关门,不离人,不关灯”,被老百姓温馨地称为“办在家门口的派出所”,日夜守护着群众平安,使村居民的安全感大大增強。该所为了动态掌握警情,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两种方式,走访群众,了解民意,排查隐患,整治问题,仅2017年全所民警走访群众12388户,电话访问2477户,密切融合了警民关系。然后将走访中收集到的问题分别整理成“社情反映”和“民意提案”,有针对性研究措施予以解决。在“问计于民”,先后开展的109次“平安议事”活动中,共梳理出各种意见建议521条,解决517条,处理功效高达99.2%。在全年治安防控工作中,共确立了十项基层治安重点任务,围绕治安“靶心”,采取对策,防范于先,有力有效地减少各种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使枫桥地区的治安生态呈现出良性循环、和谐稳定的局面。

枫桥派出所坚持依靠群众、群防群治、综合治理的警务理念和工作路径,体现出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优势和独特风范,本质上是由中共的执政理念,以及国家道路制度的选择所决定的。枫桥公安有一条铁打“所规”:新警入职必须先过群众工作这个坎。老民警带新民警,走访入户学“民语”,调处纠纷传帮带,互联网时代的新民警,不但要懂得“键对键”,更要学会“面对面”。不会做群众工作,你就不是一个称职的警察,你就始终拿不到从警的合格证书。截止到2018年4月,仍有16个青年民警在拜师学艺,由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师傅带徒弟”。

枫桥“群众警务”的一大亮点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以情理法说事化解人际之间的矛盾纠纷,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杨光照是枫桥镇一块金光闪闪不褪色的调解矛盾公安品牌,退休前他热心为民,排忧解难,为老百姓息访止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化解工作;退休后继续马不停蹄,乐此不疲。他领导的“杨光照团队”8年共受理了1700多件纠纷案件,妥善解决处理了6500多件,调解结案率高达96-97%,滿意率几乎高达100%。用调解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受到老百姓普遍欢迎,也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文化传统和公益习俗,其成效和受欢迎主要表现在:一是当亊人之间少结怨或不结怨;二是省时省力又省钱;三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兑现率高。西方重诉讼,往往动辄打官司,法律汗牛充栋,非律师类专业人士,很难厘清来龙去脉,故费时费力开支大,社会成本高,效率低。而中国法治则将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政治制度、民俗习惯融于一体,将基层调解纳入法治体系,这乃是东方文明对当代世界发展、法治进步的一大贡献。“枫桥经验”充分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渠道,秉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就地解决”的理念,正确妥善地处理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化消极、破坏性因素为积极、建设性因素,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安居乐业、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其中“群众警务”在化解治安纠纷、帮教失足青少年、预防违法犯罪方面,为“枫桥经验”增添了尤为亮丽多姿、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中国平安法治建设提供了一个精典范本的诠释和注脚,为世界各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中国乡镇基层治安的经典案例。

四、“枫桥经验”走出国门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2001年“9.11”亊件全球为之強烈震撼,随后美国以反恐名义,先后打响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阿战距今已18个年头,但阿富汗仍处在内乱与动荡之中,街头不时响起暴恐袭击的枪声和爆炸声,而伊战至今也有16个年头,被西方自称为“建立在谎言上的战争”或“一袋洗衣粉战争”,却带给世界更多的深刻反思和检讨:美国曾力图打造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已彻底破产,“茉莉花革命”引发的“阿拉伯之春”已变成漫长的冬季和灾难,战火、动乱、死伤、虚墟、难民潮,期间甚至出现声势浩大的“伊斯兰国”,反恐战争为何越反越恐?中东乱局蔓延发酵,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趋势加剧,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对立在西方国家也日益突显,全球治理面临着新的风险与挑战。环顾世界,自1840年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基本未变,但曾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已使中国和平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强有力的动力引擎;七亿多人口脱贫,每年给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引起世界強烈震撼,一门以探究中国发展密码缘由的新型学科“中国学”也应运而生。而解码中国崛起的核心密码,其改革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则是国家以人民利益、获得感为导向,始终保持了政治稳定、治安有序、社会和谐的生态环境。作为“枫桥经验”,正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以平安促发展,以良治促和谐,推动经济社会快速进步,人民福祉不断提升这样一个基层治理的公共产品典范。

从 “ 枫桥经验”引发的思考启示人们,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必须始终着眼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让每个人都获得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安全感,这是最大的人权保障。而世界上许多战乱、动荡、恐怖主义猖獗的国家,连基本的人权、安全保障都没有,何来生存权、发展权?而一些打着“民主”、“人权”旗号的霸权国家,甚至公然践踏国际法,抛开联合国,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肆意侵犯他国主权,用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杀他国无辜平民,更何来公平正义与人权保障?即便在美国西方发达国家,种族歧视、阶级压迫、暴力执法、失业恐慌、贫富悬殊、街头抗争等问题也层出不穷,充分说明国家的道路选择,发展命运最终体现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执政为民,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决定了人民共富、执法公正、法治为民、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枫桥派出所提出“群众警务”的理念,正是突显出一切来自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出发点与执法要求,生动体现出国家层面的追求目标与基层执法理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 “枫桥经验”引发的思考启示人们,在全球治理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安全问题具有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各国政府与警方必须充分动员民众,组织民众,警民联手,群防群治,以切实维护公众安全利益和“絲路”沿线的重大工程及园区项目。纵观历史,世界各国警方往往以职业化、专业化、科技化为主要特征,程度不同存在“单纯警事观点”的现象,这从五次警务革命的脉络就看得很清楚。然而中国警方的最大优势和优良传统,恰恰在于强调警民融合,综合治理,警务工作要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取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教育引导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为自身安全与警方携手共建平安工程;中国警方的这一特色理念,完全可以在全球治理与各国警方的交流合作中加以阐释和分享互鉴,尤其在“一带一路”与沿途65国警方的“共商共建共享”过程中,根据当事国国情加以实际运用和操作指导。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中国警察将走出国门,参加国际维和、与外警联合巡逻执勤、为他国培训高级警官和业务骨干,更应讲好中国警察和“枫桥经验”的故事,弘扬和扩大中国警方的话语权与软实力,以及“群众警务”的中国理念和影响力,为全球平安建设和世界人民的安全利益服务。

从“枫桥经验”引发的思考启示人们,在互联网普及的全球化时代,世界是平的,也是联通的。中国对于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就是各国要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其中一个重大的应有之题,就是面对当今世界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电信诈骗、网络攻击、金融欺诈等新型犯罪以及暴力恐怖活动等层出不穷,如何实现共同持久的人类安全。“枫桥经验”从平安、普惠、共享理念出发,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责任到人、到组、到村、到企、到单位,实现村村企企保安全,化解矛盾走在前,联动群防有综治,全民共建享太平。其所承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以及“计利当计天下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和基因;折射到世界194个国家和70亿人口的地球村,则各国均应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以合作、创新、法治、共赢来谋安全、助稳定、求和平、促发展,实现人类社会的互利共治,双赢、多赢、共赢。

(2018.5.31.)

 【朱志华,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浙江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研究员,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客座教授,浙江省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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