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迎春:形式主义是党性薄弱的集中表现

党员干部队伍中长期存在的形式主义等“四风”问题,就是党性薄弱的表现。形式主义违背群众意志、脱离人民群众、损害群众利益,它同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根本宗旨相背离。脱离实际、违背规律是形式主义的实践特征,它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背离,其造成的实践后果是资源被破坏、风气被败坏。一些党员干部热衷于搞形式主义,欺上瞒下,实际上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缺乏忠诚,要从维护政治纪律严肃性的高度,提高反对形式主义的政治站位。

姜迎春:形式主义是党性薄弱的集中表现

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员干部队伍中长期存在的形式主义等“四风”问题,就是党性薄弱的表现。形式主义的难识别、难处理等特性使之成为一些党员干部身上的顽疾难症,对待形式主义,往往是人人喊打,就是难有真打;真想打时,又不知往哪里打。解决形式主义这个难题,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就是要从坚持和捍卫党性原则的高度,认清形式主义同党的根本宗旨、思想路线和政治纪律是根本背离的,认清形式主义决非小事小节、无足轻重,能否真正克服形式主义事关党的健康发展和前途命运。

形式主义背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它始终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它始终为人民群众谋幸福,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宗旨,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这个根本宗旨。形式主义违背群众意志、脱离人民群众、损害群众利益,它同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根本宗旨相背离。

形式主义往往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缺乏的表现。形式主义同命令主义是密切相关的,有的党员干部缺乏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不尊重群众,不走群众路线,习惯于个人专断、强迫命令,在工作上就很容易从个人好恶出发,而不是从群众利益出发。尽管我们党开展过多次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但是有些党员干部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群众路线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品格、精神追求和工作方法。因此,要通过经常性的教育实践活动和强有力的政策制度安排,使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遵循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颠覆了统治人类几千年的帝王史观、英雄史观,它是尊重群众的根本依据。有些党员干部往往自认为比人民群众高明,这些党员干部多多少少是受了英雄史观的影响。有些党员干部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发展、实践发展的决定因素。列宁曾经强调指出,人民群众是“独立的历史活动家”和“自觉的历史活动家”。对人民群众的认识不提到这样的高度,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尊重群众,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列宁认为,一些党员干部将群众视为政策措施的对象,视为实现特定目的的工具,这是许多困难和矛盾产生的根源。事实也是这样,一些党员干部做工作习惯于形式主义,搞形式主义成为一种路径依赖,而人民群众成为形式主义的工具。这样,困难和矛盾就会越积越多,隔阂和分歧就会越来越大。

摒弃一切特权思想是克服形式主义的重要前提。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起着离间和破坏作用,特权思想严重的党员干部必然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必然作风浮夸、习惯于形式主义。邓小平指出:“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1]“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这样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并不罕见。对于这些现象,广大人民群众有自己的评判尺度,他们是非常敏感而严格的“阅卷人”。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在评价人的时候,在揭露‘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的时候,非党无产阶级群众的意见以及在许多场合下非党农民群众的意见是极其宝贵的。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2]为了提高人民群众同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开展斗争的能力和水平,还要不断教育群众,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因为“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3]。

形式主义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科学的工作方法。脱离实际、违背规律是形式主义的实践特征,它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背离,其造成的实践后果是资源被破坏、风气被败坏。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从实际出发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基本要求,没有这个前提什么工作都不可能做好。脱离实际是形式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有多种表现,第一是实事虚做。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以扎实的作风和态度推进每一项工作,而有的人贪图虚名,做工作华而不实,“有的抓工作不讲实效,不下功夫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形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做,工作汇报或年终总结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仪式一场接着一场,总结一份接着一份,评奖一个接着一个,最后都是‘客里空’。有的下基层调研走马观花,下去就是为了出镜头、露露脸,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群众说是‘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4]第二是长事短做。党和国家许多事业都是需要长期奋斗的事业,需要长抓常抓,久久为功,重要的是必须做好经常工作,但是有些党员干部不愿下功夫掌握事业发展和具体工作的规律,习惯用突击运动的形式主义方式推进工作,工作非但不能向前推进,反而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甚至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损失。邓小平对做好经常工作的重要性曾经作过深刻阐述:“强调经常工作并不一概拒绝突击运动这种形式。如三反、五反、镇反、土改等,都是突击运动。……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不是一律的这里运动什么那里也运动什么。不能照搬,只能实事求是。如果一年到头运动就没有劲了,就变成浮夸、形式主义了,实际上违反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因此,归根到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大量的日常工作是基础,突击运动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最可靠,没有长期的群众工作基础不行。”[5]第三是难事避做。在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总是存在许多矛盾和困难,不解决这些矛盾和困难,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不能推向前进。因此,积极面对困难、勇于克服困难是党员干部的基本素养。但是,有的党员干部遇到困难绕着走,回避矛盾、回避困难、避重就轻,满足于形式上敷衍,致使矛盾和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

要真正克服上述形式主义作风,首先,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因为,“我们的理论观点是用来指导我们进行革命活动的。战斗活动的场所是检验我们理论观点的最好地方。对一个共产党人来说,真正的检验就是看他是否懂得应该怎样、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将他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行动。”[6]其次,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提升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真正克服本领恐慌,根本克服各种不良的机关作风。列宁曾经强调指出:“要让这些共产党员掌握他们所在的机关,而不是像我们这里常见的那样,让机关掌握他们。”[7]那些习惯于搞形式主义的党员干部,他们就是一些被机关掌握的人,工作缺乏主动性、创造性,总是被机关文牍主义牵着鼻子走。

形式主义背离对党忠诚的政治纪律

反对形式主义是党的一项重要纪律,一些党员干部热衷于搞形式主义、欺上瞒下,实际上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缺乏忠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对党绝对忠诚是最重要的政治纪律。要从维护政治纪律严肃性的高度,提高反对形式主义的政治站位。

要立足党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反对形式主义。忠于党和人民利益是对党忠诚的重要内容,形式主义往往损害党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如果党员干部只考虑局部的、暂时的、个体的利益,就很容易搞形式主义,使党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受损。那些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人,基本都是机会主义者,总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总是企图利用搞形式主义花架子进行政治投机,恩格斯曾经深刻阐述了这种投机行为的危险性:“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8]

要通过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性反对形式主义。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对党忠诚的重要方面,形式主义往往同违背党的政治纪律是紧密关联的。因此,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性是克服形式主义的重要政治前提。如何才能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性呢?第一,是靠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即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是靠他们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坚定的党性原则。第二,是靠广大党员干部善于同人民群众联系、接近,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通过广大党员干部的努力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列宁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

形式主义的全部危害都集中在一个“假”字上,它的形式和内容总离不开弄虚作假、虚情假意、假模假样、假公济私。倘若假风盛行,党风必然败坏。因此,反对形式主义,要害就在于识假打假,让假行虚为无依无靠、无所遁形。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8页。

[2]《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0~561页。

[3]《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7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69页。

[5]《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5页。

[6]《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9页。

[7]《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6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2页。

【姜迎春,察网专栏学者,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察网www.cwzg.cn摘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3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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