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政府对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压制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多方面的打击和压制。在日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日本自民党与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日本共产党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日本右翼势力制定出新的反共策略,即创建“两大政党”体制,实际上就是设置出两大保守势力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不给左翼势力以通过选举获得议会多数席位进而执政的机会,以防止其势力壮大,动摇现存制度根基。日本意识形态斗争程度激烈并将长期存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程度,加强并完善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整体局面有了较大的改观,报刊、书籍、影视等传统媒体中宣扬主旋律、正能量的作品不断增加,网络等新媒体提倡爱国、报国,诚实、守信,与错误思潮作斗争的声音不断增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得到加强和保障。与此同时,笔者也注意到,有的人对近年来国家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管理颇有微词,认为限制了言论自由、影响了学术探讨,提出西方发达国家不强调意识形态,更不会有意识形态斗争。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来看看邻国日本的现实情况。

二战后的日本政坛有两个政党最有特点:一个是长期执政、基本上创造了一党执政局面的自民党;另一个就是自1922年建党以来,虽历经磨难,却是唯一不改党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日本共产党。由于这两个政党所持的立场、观点对立明显,也很难调和,相互之间的斗争自然十分激烈,且从未停止。日共近年来不断调整策略,积极联合其他在野党参与大选,希望通过议会选举道路推翻自民党政权。而自民党对日共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忌惮、打压依旧十分明显。

2016年3月23日,安倍政府以日共没有改变“暴力革命的方针”为由,将日共再次确定为“至今仍按照《破坏活动防止法》要进行调查的对象团体”,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有媒体称此举为“过度反共”[①],也有媒体批评这是政府犯下的“时代错误”[②],日共更是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撤销这一决定”[③]。实际上,所谓的《破坏活动防止法》(简称《破防法》)自1952年制定之初,就是针对共产党的。它是二战后,驻日联军司令麦克阿瑟在日本推行麦卡锡政策的延续,是在冷战时期为应对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制定的一项法律,具有明确的反共性质。虽然当时就引发全国的抗议浪潮,日本各届普遍认为,这一法案的通过,必将对“公民表现之自由”、“结社之自由”造成限制[④],但是仍然被迅速地强行通过并实施。1989年2月,时任日共中央委员会副议长的不破哲三曾就公安调查厅自1953年起36年来一直基于这一违反日本宪法的《破防法》对日共实施调查、却又未能向公安审查委员会提交出一份适用于此法的、能够证明日共是“有实施暴力活动可能团体”的申请,提出过严正的质询并抗议[⑤]。而在又过了27年后的2016年,自民党政府却仍能够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再次作出这一针对合法政党——日共的、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决定,其意图就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事实上,二战后的日本曾经有过两个最大的左翼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被称为“革新势力”,并曾长期与以自民党为首的保守的右翼政党相抗衡,形成长达38年的“五五体制”(1955—1993年)局面,可以说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与左翼政党的存在、左翼政党对右翼政府的制衡有着很大的关系。但由于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一直奉行妖魔化、分裂、打压左翼势力的政策,而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又出现波折,使得民众对左翼政党的认识越来越负面;加之左翼政党内部因为派系众多,纷争不断,多次出现分裂,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最终导致日本最大的左翼政党——社会党日益式微,且因保守势力的挑拨、分化,1980年更是与右翼的公民党结盟,达成排斥日共、认同日美安保协议的“社公协议”[⑥]。1996年社会党更名为社民党,目前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已经很小了。日共虽然也曾因分裂遭到弱化,但因为坚持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主张,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至今较好地保存了实力(拥有30多万党员、2000多个地方支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

也因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党的分裂、弱化,日共成为右翼保守势力的重点打压对象。1976年,民社党的春日一幸委员长在众议院提出以“共产党=杀人犯”为议题的议案(被称为“春日质问”),公开攻击日共,并由此拉开了所谓的“日本共产党是暴力和独裁的政党”的反共运动。1980年,更因“社公协议”的达成,一度形成唯独排除共产党的、事实上的“全部执政党”体制,国会运行中也出现“排除共产党”的局面。地方层面、国民运动方面也都受到相应的影响。对此,日共作出了积极的反击,在1980年的第15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日本共产党与无党派合作”的方针,1981年,促成了“全国革新恳”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左翼势力,但这一时期成为日共发展非常困难的一段时期。

19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国内经济出现问题,民众的社会保障不断被削弱,如1982年老人的医疗费不再免费,1984年开始实行本人负担健康保险10%的费用,1985年开始减少退休金支付、增加保险费等政策,使得所有领域的社会保障日趋恶化。1989年4月,随着开征消费税,日本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越发高涨,对日共的理解和支持有所增加,日共在地方选举中出现向好局面。然而,由于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日本反共风潮再起,中断了日共短暂的转好局面[8]。尽管如此,1980年代的国内矛盾激化也促使保守势力意识到,“全部执政党”体制的危险性,因为这将导致执政党一旦选举失利,民众的选择必然只能是共产党了。于是右翼势力制定出新的反共策略,即创建“两大政党”体制,实际上就是设置出两大保守势力政党轮流执政的局面,不给日共等左翼势力以通过选举获得议会多数席位进而执政的机会。1994年更是引入事实上的小选举区制度,之前的比例代表制的特征被淡化,基本上失去了比例代表制的意义。因为比例代表制曾有利于集中于城市的工人阶级及其左翼政党,而小选举区制更利于保守党控制各地方选区。这些措施都是为抑制日共在议会选举中增加席位而设置的障碍。2009年民主党在选举中击败自民党,成为执政党,似乎实现了日本政坛的“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体制,然而由于民主党内部的纷争、执政能力的不足等原因,在经历了3年更换3位首相后,在2012年12月的总选举中民主党惨遭失败,也宣告了“两大政党”体制的破产。自民党再次成为执政党后,在参、众两院的议席已经稳居多数,政权日趋稳固。在这样的背景下,执政的自民党依然将防范的重点放在日共身上。

所谓意识形态,是指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阶级性,集中体现为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意识形态如果按社会历史阶段、以其阶级内容及其反映的社会经济形态即生产关系划分的话,可以分为:奴隶主意识形态、封建主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每个历史阶段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集中反映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表现出该社会的思想特征。当然,每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单一的,而是非常复杂的,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1.反映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2.反映已被消灭的旧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3.反映现存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并为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服务的新的意识形态。

在私有制社会,不同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私有制的反映,它们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共同点,即代表的是维护私有制的剥削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却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同传统的私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剥削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它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取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如同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一样,将是不可避免的,而在这一取代过程中,意识形态斗争必然是非常激烈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属于孕育中的新的意识形态,但由于它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就成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无论何时何地都将不遗余力地打击的对象。

从日共所遭遇的经历可以看出,即便在号称自由、民主,主张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政坛的纷争依然表现出最为明确的意识形态斗争态势。大选时,保守的右翼势力虽然争夺执政权,但相互间却不会真正采取压制、打击、迫害的方式,显示出“公平竞争”的姿态。他们非常清楚,各资产阶级政党本同属资产阶级阵营,所代表的都是大企业、大资本家的利益,具有共同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即便相互更替执政,并不会动摇资产阶级的执政根基,更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何况很多后出现的政党本身就是从自民党分裂出来的,其思想意识、政治理念更是差别不大。而左翼势力、特别是像日共这样的、明确宣称代表工人阶级同时也代表日本国民利益的政党则不同,一旦夺取政权,原本的社会制度就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资产阶级已有的利益和权力就可能失去,这才是资产阶级政党最担心,也最不能容忍的。因此,才会不论时代如何变化,右翼势力都会利用已经掌握的政权力量,不遗余力地打压左翼势力,以防止其势力壮大,动摇现存制度根基。从“破防法”的长期针对日共,到“全部执政党”的提出,再到“两大政党”体制(甚至不惜损害自民党一党执政的根基),再到小选区制的选举制度的改变、推行等等举措,无不显露出带有浓厚的、针对日共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事实上这就是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一种现实表现。在日本,意识形态斗争程度激烈并将长期存在是必然的。

作者:谭晓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注释:

[1]「東京」2016年3月24日。

[2]「日刊スポーツ」2016年3月24日。

[3]「赤旗」2016年3月23日。

[4]《1952年日本民众抗议“破防法”追求自由》,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624/17/2799607_295222549.shtml。

[5]「赤旗」2016年3月23日。

[6]小木曽陽司、大内田わこ:「創立90周年の年にふさわしい躍進を——志位委員長新春インタビュー」、「赤旗」2012年1月1日。

[7]小木曽陽司、大内田わこ:「創立90周年の年にふさわしい躍進を——志位委員長新春インタビュー」、「赤旗」2012年1月1日。

[8]小木曽陽司、大内田わこ:「創立90周年の年にふさわしい躍進を——志位委員長新春インタビュー」、「赤旗」2012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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