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成批“爆雷”,早该摒弃庸俗经济学了

金融改革的方向不是什么“与国际接轨”,而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金融体系应当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以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金融体系没有现成的样板参考,应当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新路。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应当承担起更多更大的责任,将金融体制的顶层设计落到实处,疏堵结合:既要遏制扰乱社会秩序的金融活动,又要积极引导资本的流向、积极支持当前的产业升级。

2018年6月以来,P2P平台成批“爆雷”。哪怕按照保守的估计,2个多月来的涉案金额也达到了4000亿元人民币以上。数十万个家庭,一夜之间由所谓“中产”变成“金融难民”。历史证明——改革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引,庸俗经济学不仅没有推动社会进步,反而给普通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不懂科学社会主义的人,哪里有资格空谈什么“改革”?

P2P成批“爆雷”,早该摒弃庸俗经济学了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增大,中国金融市场再也不是世界范围内的“小角色”。进入2018年,中国银行的市值总量已经超过美国银行的2倍;A股总市值约60万亿元,也接近纽交所总市值的40%。中国金融市场体量的增加,意味着对金融体制建设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打个形象的比方,小杂货店和大型连锁超市对管理体系的要求肯定不同,体量越大,对管理水平的要求就越高。当下应当如何构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金融体系?不妨借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一句话:“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老路和邪路

封闭僵化的老路,是否定金融对于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历史上的计划经济是按照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架构来运行的,而苏联政治经济学在金融领域是空白。苏联政治经济学完全否定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意义,由政府直接行使资源配置的职能。

在工业化刚起步、资本稀缺的时期,中央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尚可接受;但是当产业结构复杂化、资本不再稀缺之后,资源配置效率可就成问题了:

第一,信息不对称性导致资源配置的结果不是最优的,说得更通俗一些,就是国家计划中没有充分考虑到的因素挺多。

第二,由于国营企业可以伸手要钱、存在“预算软约束”,却没有必要的破产清算机制,导致效益长期很差的企业构成严重的财政负担。

第三,由于缺乏直接投资渠道,数量巨大的居民存款只能存在国家银行里面,难以灵活发挥作用,实质上构成了资产闲置。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计划经济下的银行不是真正的银行,而是金库、货币发行公司。

由此可见,不重视金融的老路,是想走都走不回去了。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客观上需要科学合理的金融体系作为助力。

改旗易帜的邪路,则是完全无视金融的负面作用,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盲目鼓吹金融自由化。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有其固有弊端,金融资本以套利为唯一导向,并不在乎金融活动是否真正帮助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弊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这场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将次级房贷等垃圾债务包装为五花八门的证券和理财产品,鼓励大众购买、其实是让全民接盘。待到金融危机爆发前夕,虚拟经济已经与实体经济的运行严重脱节,大量金融资本在虚拟经济中循环套利,并没有成为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运营资金。

以美国为代表的所谓“现代金融体系”是不折不扣的邪路,它仅对极少数金融资产阶级有利,而公众则是被定期收割的韭菜。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许多美国公众的401K退休金账户余额遭到“腰斩”。就在举国上下哀鸿遍野之时,美国政府还要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庆幸劫后余生之时,照样给高管发放花红——这可真是典型的劫贫济富。

老路不管用,邪路很可恶,它们都不可能是当今中国的选项。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金融体系,必须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新路。

金融活动是一分为二的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金融体系,应该明确以下基本原则:

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金融体系的意义在于灵活配置资源、发展生产力。只有为发展生产力而开展的金融活动才是必要的、合理的。无益于发展生产力的金融活动则是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必须防范的对象。

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高于私人资本的利益。国家允许私人资本在金融市场适当获利,但是当私人资本的利益与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产生冲突时,国家必须出手干预、先礼后兵——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节制资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金融体系,在价值取向上与处处维护私人资本的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有着本质不同,不可能做到完全“接轨”。“金融创新”绝不意味着私人资本想干啥就干啥。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金融活动当然也不例外。金融活动对生产力的影响,既有建设性的一面,也有破坏性的一面。

建设性的金融活动,本质上是帮助实体经济中真正从事生产的企业解决融资问题,使得企业可以获得充裕的资金用于研发、制造、并购等与再生产相关的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建设性的金融活动已成功地帮助许多国有企业实现融资,为国企的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

比较成功的案例是香港的“红筹股”,即具有中资背景、并于海外注册及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从1993年至1997年6月底,红筹股公司通过首次发行及增资配股筹集的资金为115.5亿美元。1997%20年上半年,香港股票市场的总筹资额约为1433亿港元,其中,红筹股占了23.8%【1】。这些资金在当年显得体量巨大,顺利解决了大型国企面临的资金问题,推动它们向市场化转型。时至今日,红筹股公司都已成为各自所在行业的翘楚,名字也耳熟能详,例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华润医药、中国海洋石油、招商局港口等等【2】。

破坏性的金融活动,扮演的往往是将资金与实体经济割裂,甚至从实体经济中抽出的角色。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垄断资本家将大量资本以借贷的形式输往国外,中小资产阶级则将资金存入银行或购买债券。法国形成一个庞大的的靠剪息票为生的食利阶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总计达200%20万人以上,连同家属约500%20万人【3】——这和时下某些“小资”鼓吹的“依靠被动收入获得财务自由”是不是很相似?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列宁将当时的法国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法国向国外的资本输出绝大部分不是生产性的投资,而是借贷资本,包括给外国政府的财政贷款,或者购买有外国政府财政担保的债券。在法国金融资本家看来,坐等吃外国政府的利息实在是太省心、太舒服了,像沙俄这样的大国,政府违约的风险并不高。以致里昂信贷银行、巴黎国民贴现银行、兴业银行、工商信贷银行等大银行专心对外放贷,而逐渐减少对法国工业企业的投资,甚至不愿提供中长期贷款。法国金融活动的腐朽,使得法国的工业企业不得不依靠自身积累来解决资金问题,对法国本土的工业发展非常不利。

《白毛女》的故事则是旧社会华北农村高利贷的缩影。以黄世仁为代表的放贷人不事生产,却通过高利贷榨干了贫农的绝大部分收入。以杨白劳为代表的贫农连维持基本的生存都做不到,哪会有资金购买农具、牲畜或开展养殖?放贷人客观上将资金从农业生产中抽出,对农业发展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时下有些人盲目鼓吹发展金融,只谈金融是如何“高大上”,却闭口不谈金融畸形发展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这样的人,不是傻就是坏。从历史经验来看,金融的畸形发展会提升企业的融资成本:在金融泡沫破裂之前,循环套利会在虚拟经济内部造就一段时间的高收益率。而这段时间对于实体经济中的企业来说,恰恰是非常难熬的——要想融资,就得承诺比虚拟经济更高的收益率,而这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可是如果不做出、或者无法履行提供超高收益率的承诺,企业甚至融不到资;于是金融资本更不愿意向实体经济注资,继续留在虚拟经济中循环套利,直至金融泡沫最后破裂。房地产业(不是建筑业)的畸形发展,已经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印证了上述情形。

顶层设计,堵疏结合

正因为金融活动是一分为二的,国家对于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应有必要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目的是趋利避害,充分发挥金融活动的建设性作用,并且特异性地抑制金融活动的破坏性作用。

说到金融改革,许多人的习惯性思维仍是“与国际接轨”,先看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有什么样的金融环境、金融产品——真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最终迷失了自我。如前文所述,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地方多得是,而且完全以私人资本获利为价值导向,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取向和实际需要。

大道至简,金融改革应该用“奥卡姆剃刀”除去繁琐的思维,回归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调整金融政策所促生的金融活动和金融产品,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真正从事生产的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得融资?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金融改革的方向就是对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金融改革一定出现了偏差、错误。

构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金融体系,在操作层面上应当体现为堵疏结合:国家从全局战略出发进行顶层设计,堵住对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资本流向,鼓励资本流入对发展生产力最有意义的领域。

堵住扰乱社会秩序的源头

堵,是为了防止私人资本驱动金融畸形发展、对生产力的发展乃至社会稳定造成破坏性影响。某些金融活动起到的是扰乱社会秩序的作用,以下几个方向应当坚决堵住:

1、无授信机制的互联网消费金融

应坚决停止发展以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消费金融。商业银行的消费金融(如信用卡业务)建立在严格的信用审查制度之上,信用额度与个人收支状况有着科学的比例关系。与商业银行相反,许多经营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企业完全没有授信机制。它们兜售的这类消费金融,本质就是利用某些低收入群众的贪欲,诱使他们寅吃卯粮——这些人并没有稳定增加收入的有效手段,却习惯于透支自己的消费能力,最后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当代杨白劳,被金融资本恣意吸血。

前一段时间引爆网络舆情的“裸贷”事件已经足以说明问题。某些女大学生一时贪心不假,但这更反映出了金融监管的缺失——金融监管的目的就是保护弱者,允许这种吸血的网贷平台存在,本来就是个巨大的错误。

消费金融顶多短期内拉动个人消费,而长期来看甚至会抑制个人消费——债台高筑的低收入群体,大多数收入都用来还本付息,哪里还有闲钱去消费?消费金融并不向从事生产的企业注资,对产业升级毫无意义。

2018年4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加大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整治力度及开展验收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未取得金融牌照不得从事互联网资管业务。这算是亡羊补牢,为无授信机制的互联网消费金融的野蛮生长踩了一脚刹车。

2、高利贷活动

国家应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高利贷活动,重新制订高利贷入刑的司法解释。促使民间借贷全面转向公开、透明、受监管的平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间借贷不等同于高利贷。某些人以“为民间借贷提供更多空间”为借口,鼓吹给高利贷活动“松绑”,这种论调纯属祸国殃民。民间借贷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也有其客观合理性——农村居民为了盖房子向亲戚朋友借点钱,过去和现在都很常见。而高利贷则是畸形发展的民间借贷,对生产力起到的是破坏性作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的司法解释,年利率36%以上的高利贷是无效的。那么放贷人要想完全收回高利贷的本息,肯定不会走法律程序,而一定会通过威胁乃至控制债务人的方式强行索取非法债务——这便大大助长了基层社会的黑社会活动,发生于2017年4月的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的背景就是黑社会代为索取高利贷。

因此,国家应该通过严格的立法和执法,将正常的民间借贷与高利贷做彻底的切割。正常的民间借贷要规范化,在规范化的前提下国家才能保护债权人的合理权益,例如加强法院执行力度,应用人工智能识别债务人拥有的银行账户,不动产及其他有价资产,以智能算法自动强制执行(既然已有人工智能查税的先例,搞强制执行并不遥远)。规范民间借贷活动其实有利于降低小额借贷的实际融资成本。

此外,对于换个马甲重新出现的高利贷,应当坚决予以封杀。金融监管的职能,本来就是将金融风险与普通公众隔离开来。正因为普通公众承担金融风险的能力极为有限,所以许多国家才建立了“特许投资人”制度,规定收入和财产总量低于一定额度的普通公众不能参与某些投资。在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确实忽略了金融监管——如果政府不去主动识别金融风险、承担起“防火墙”的责任,难道要把识别金融风险的责任交给六七十岁的老人和女大学生吗?

由于一段时期内监管的缺失,P2P平台涌现出“E租宝”、“易乾宝”等著名庞氏骗局。涉案金额在百亿元人民币以上的P2P平台有十几家,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则不可胜数。

出于维护金融秩序和基层社会稳定的需要,必须对高利贷长期采取高压政策、严厉打击。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高于私人资本的利益,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金融体系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一点既不能动摇、也不允许质疑。

3、很少受到监管的金融活动和金融产品

信托基金等金融产品,历史上一度很少受到监管。导致许多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炒作,房价高涨造成城市居民的严重负担,也推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这当然不利于发展生产力。我国移动支付发展很快,但是由于一开始绕开了银行清算体系,客观上为洗钱等非法金融活动提供了空间。

国家应当进一步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原则上保证所有金融活动、金融产品都有对口的监管机构,金融监管不应存在死角盲区。2017年11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2018年3月,原银监会、原保监会合并成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由此终结了此前“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

2017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要求各银行和支付机构于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接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即“网联平台”),以及业务迁移相关准备工作;自2018年6月30日起,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网络支付业务全部通过网联平台处理。网联平台既有力地支持了移动支付,又将其纳入了监管范围,清算系统则堵住了洗钱等非法金融活动的口子。

以上这些都是历史性的进步,有助于使金融监管扩大范围,增强力度。

4、疏通产业升级的血管

疏,是为了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存量,把握投资机遇,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特别指出:在构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资本应发挥重要作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围绕资本逻辑运行的金融体系存在诸多问题。例如,银行业存在“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悖论:从商业银行的立场来看,贷款给收支状况很好的企业风险最低,但是这样的企业往往不需要贷款——从企业的立场来看,无论是依靠营收从内部积累资金,还是直接从股市融资,可能都是更好的选项。迫切需要技术升级的企业才真有资金的需求,但是由于技术升级客观上存在开发周期,回款周期不会太快,商业银行不见得喜欢发放贷款。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金融体系既然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那就应当灵活利用市场机制,并且克服私人资本的固有缺陷。

如何有效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除了给房地产降温、严控对区块链货币等虚拟经济概念的炒作之外,还要保证投资实体经济有利可图。下面谈一些可操作性较强的具体方法。

1)鼓励创业风险投资参与产业升级,增强创投机构的专业性。

中国经济正面临产业升级,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高端产业的技术开发客观上需要大量资金。仅以生物制药行业为例,2018年前2个月,全球创投机构就已经完成了28亿美元对生物公司的投资,比2013年全年还要多【4】。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高端产业的定义有2个标准:一是产业中每个工人的研发支出超过450美元;二是产业中获得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位的人数必须高于美国平均水平,或者在本行业中所占份额高达21%。同时符合上述两个标准的行业才能被认定为是高端产业【5】。据上述标准,美国的高端产业有50个,其中35个属于高端制造业,12个属于与高端制造业密切相关的服务业(例如软件出版业,无线电信运营业等等),剩下3个属于能源行业。如果中国要在所有50个高端产业实现对美国的赶超,所需的研发资金的体量将极为巨大。

截至2015年底,全国创投机构投资高新技术企业项目数8047项,占比46.3%;累计投资金额为3361.2亿元,其中投资高新技术企业金额1493.1亿元,占比44.4%【6】。这个投资体量与未来产业升级的需求相比,只能算是毛毛雨。因此,当前应当鼓励更多的资本流入实体经济、支持产业升级。

打铁还需自身硬。创投机构要想有效地参与到产业升级中来,自身就要熟悉高端产业,这就涉及一个投资专业性的问题。就整体而言,我国创投机构目前的专业性水平仍然不高。有些“万金油”的投资机构,什么行业的项目都想染指,典型的例子就是徐小平的真格基金。从2007年到2016年10月,真格基金总共投资项目375个,包括电子商务、文化娱乐、汽车交通、医疗健康、房产服务等五花八门的行业。任何投资团队的知识存量和专业素养客观上都是有限的,如果什么行业的项目都做,就会导致什么项目都做不精。至2016年10月,真格基金总共退出项目13个,投资项目退出率为3.5%【7】——这种业绩放在业内是非常糟糕的。创投机构中表现较好的达晨创投,退出率为26.49%【8】,高下立判。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万金油”式的低端投资机构迟早被淘汰,而真正在产业升级中大有可为的,应该是高度专业化、专注于某一个领域或者某几个相关领域的创投机构。国家应当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成立或参与创投机构,并且通过政策引导增强创投机构的专业性。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

降低成立和运营创投机构的制度成本,鼓励民间资本的积极参与。对于专门投资高端产业的创投机构,降低资本利得税的税率。这将使得“万金油”式的低端投资机构显得毫无优势,被市场加速淘汰。对于拥有博士以上学位的、任职于创投机构的专家,配套一定人才政策。这等于鼓励更多高端人才加入创投机构的专业团队,提高投资的专业性。国家应该建立高端投资专家的培养机制。例如,从国企和研究机构遴选同时具备硕士以上学历和丰富工作经验的优秀人才,经过专业培训后输送到有国资背景的创投机构。2015年上半年,创投机构新增资本募集总量1420.9亿元,按照资金来源的所有制性质划分,政府及国有资金占比35.3%【6】。随着各级政府对高端产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政府及国有资本在创投领域已占据重要地位,多数省份、省会城市甚至国家级开发区,都成立了国资背景的创投机构。然而许多国资创投机构的专业程度很低,对高端产业的项目缺乏鉴别能力,要么抱着大量资金不敢投出去,要么只敢追在其他创投机构后面跟投项目。建立高端投资专家的培养机制,正是为了填补国资创投机构的人才洼地,切实提高国有资本的利用效率。

2)政策性金融向民间资本开放,以国有资本引导民间资本的流向。

通过政策性金融助力产业升级的具体手段是成立与高端产业对口的新型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新型产业投资基金应该具备以下特点:

公开募集资金。以往的产业投资基金多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而新型产业投资基金的本质为公司化经营的公募股权投资基金,社会公众可以自由购买。筹集的资金将用于投资未上市企业,投资期限为3-7年。国资入股。国有资本将首先入股新型产业投资基金,而且占股比例不宜太低,大于等于30%的比例可能比较合适。积极参与被投资企业的投后管理。如前文所述,国家应该建立高端投资专家的培养机制,帮助新型产业投资基金建立高水平的专业化管理团队,通过积极的投后管理提高项目成功的概率、保障投资人的利益。

上述构想大有深意,新型产业投资基金的特点,其实正对应着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

公开募集资金,是为了给公众储蓄提供新的投资渠道。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公众其实缺乏可靠的直接投资渠道:银行利率很低,想跑赢通胀率都困难;股市表现不稳定,以致近十几年来多数散户没挣到什么钱,甚至沦为被割的“韭菜”;于是稍有积蓄的公众,通过买房来达到对抗通胀、财产保值的目的。然而房地产开发热潮已经过去了,现在国家明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在雄安、海南这些近期被确立为重点开发对象的地区,政府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冻结房地产交易。投资房产这条路,很快也就要向对多数公众关闭了。

存量巨大的公众储蓄,总得有地方去吧?P2P网贷平台能够随随便便圈钱几十亿、上百亿元,足以说明问题。中年人由于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很重。很多人是由中年步入老年的时候才有一些积蓄。然而这个时期,也是多数人的学习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走下坡路的时候,再加上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多数公众并不适合直接参与复杂程度很高的投资项目。

P2P成批“爆雷”,早该摒弃庸俗经济学了

新型产业投资基金则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将公众储蓄巨大的存量与产业升级巨大的资金需求对接起来。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高端制造业需要巨额研发资金,仅以芯片行业的16nm光刻生产线为例,耗资可达百亿美元数量级。新型产业投资基金正好将零散的公众储蓄聚沙成塔,实现为产业升级输血的目的。

国资入股,起到的是多方面的作用。

第一,国资入股等于提供实质上的国家信用背书,虽然产业投资基金的风险显著高于银行的理财产品,但是国资入股意味着国家将高度重视基金的健康发展,绝不会只管生不管养。这有助于大大提高公众的投资信心,有利于募集大体量的资金。

第二,国资入股等于扩大了国有资本的支配范围。以一部分国资带动更多民间资本参与产业升级,兼具乘数效应和风险分散化的作用。这比全靠财政掏腰包要划算多了,可谓事半功倍。

第三,国资入股有利于保障产业投资基金的长期健康发展。国资作为基金发起人和事实上的大股东,可以名正言顺地选派专家,为新型产业投资基金配备专业化管理团队。管理团队也会保证投资方向符合国家战略,并且进行适当的风险控制。

新型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期限较长(3-7年),但是国资入股可以对冲一部分风险;一旦产业升级成功,参与其中的公众可以与“国家队”分享巨大的红利。相对于其他民间投资途径而言,公开募集的新型产业投资基金可能还是个不错的选项。

结语

金融改革的方向不是什么“与国际接轨”,而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金融体系应当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以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金融体系没有现成的样板参考,应当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新路。

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应当承担起更多更大的责任,将金融体制的顶层设计落到实处,疏堵结合:既要遏制扰乱社会秩序的金融活动,又要积极引导资本的流向、积极支持当前的产业升级。

参考资料:

【1】MBA智库:http://wiki.mbalib.com/wiki/红筹股

【2】维基百科:https://zh.m.wikipedia.org/wiki/恒生香港中資企業指數

【3】MBA智库:http://wiki.mbalib.com/wiki/高利贷帝国主义

【4】福布斯杂志:https://www.forbes.com/sites/matthewherper/2018/03/05/in-two-months-biotech-startups-raised-more-money-than-in-all-of-2013/amp/

【5】上海情报服务平台:http://www.istis.sh.cn/list/list.aspx?id=8600

【6】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

http://www.most.gov.cn/kjbgz/201709/P020170906315017505184.pdf

【7】投资界:http://pe.pedaily.cn/201612/20161222407079.shtml

【8】搜狐财经:https://m.sohu.com/a/160520503_509898/?pvid=000115_3w_a

【徐实,察网专栏作家,生物制药专家、投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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