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领域

过去在新自由主义的干扰下,改革中所付出的成本多由广大底层劳动者所承担。当然,有些成本是需要多数人承担的,但其中有些不该让他们承担的,也让他们来承担,这就不够公平。现在中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更多的是要让大多数劳动者能够享受改革的成果,让广大劳动者对改革有感。这是与新自由主义猖狂时期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而这样的改革才是真正为广大劳动者所欢迎和接受的。

四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领域

关于改革开放四十年,发现有很多事是需要清理,或者梳理的。有些问题,如果没有梳理清楚,可能会有不少困惑。

以前在一篇文章写过,改革开放是举国自下而上共同的需要和愿望。这一点至今也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当时的那些动机可能比较直接,也比较简单,就是要改善大家的生活,让普通老百姓能过上更好更富裕的日子。然而在改革开放的进行过程中,很多事并不完全如人们原来所希望的那样,总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中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一点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广大群众就已经有这样的希望了。只是后来搞了个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这项转变被中断了,但这反而更激起群众对这个愿望的更为强烈的要求。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迎合了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是民心所向,并不为过。

要实现这样的转移,在思想观念中的变革同样是不可缺少的。1979年展开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这种思想观念转变过程的一个必须。突破僵化的思想框框,让原来被禁锢的观念获得解放,确实让广大人民群众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像人们曾经所认为的那样,还是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对于极“左”的、僵化的观念展开的批评得到广大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呼应。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偏差的出现也是在所难免的。那种借着批判极“左”,而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念也开始露头。一时间,有些人以为,对这些方面的批评也成了批判极“左”和僵化的共同方向。

但是,邓小平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在1980年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思想的提出,对于当时那些以批判极“左”和僵化名义的错误思潮是一个较大的冲击。他们不甘心,总是在极力反扑。所以从那以后,这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念,与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念之间展开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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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出现的对电影《苦恋》的批评,1983年对所谓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批评,都与这样一场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过应该承认,虽然今天看来,对所谓《苦恋》的批评,总的方向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具体的做法过还是显得过于粗糙,其说服力还是有限。所以这个批评没有完全达到预想的效果。

人道主义的提出,是国内一部分人根据文革中出现的错误,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反人道的做法。这种对文革的批评可能有那么一点道理,但是这种用人道主义来指责文革还是很肤浅的。而且这种批评大量引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很多观念,结果在一些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就造成了似乎资产阶级的东西更合理、更有说服力的印象。

人权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所强调的一直是要维护广大劳动者群众的权利和利益,没有抽象地使用过人权的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维护劳动者大众的利益,比抽象地空谈人权更为有力,更为具体,也更有针对性。但是,当时在国际上,用资产阶级的观念来指责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让当时的决策者们一时无法适从。虽然后来也接受了所谓人权问题的说法,但这其中总归有一点不那么适应。现在时间一长,我们也开始懂得如何用资产阶级之矛来攻资产阶级之盾了。但是,在我看来,坚持维护大多数劳动者大众利益的观点仍然是更为鲜明和有利的。

所谓异化,本来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概念,黑格尔用过,马克思在青年时代也用过。后来,马克思认为,这个观念还是比较表面,不能深入说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问题,马克思后来也就很少用到这个观念的。青年马克思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过劳动异化的概念。在八十年代初,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把异化概念上升到更个普遍的范围,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可能存在异化,就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其言外之意,就是社会主义产生异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异化的结果就是损害了大多数人们的利益。

这个观点本来没有太多的根据。但是由于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其中更为具体的情况,因此一时也有点发懵。在批判所谓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过程中,有些问题讲得也不是太清楚。所以这样的批判虽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对于批判本向,人们还是有点不甚了了。

在这个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争论过程中,经济建设所涉及的政策开始真正进入到社会领域中来,由于当时投资普遍的展开,造成物价有了较快的增长,人们开始讨论通货膨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最严重的是在1988年。那时的特价涨幅确实很大也很快,但更多的是人们心理的恐慌。因为有各类小道消息说,中央准备完全放开物价,任由物价自己涨落,政府不再干预。虽然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但这种消息的传播足以造成庞大的恐慌。全国和地一股疯狂的抢购潮迅速扩展。

在这个问题上,涉及的其实就是包括物价在内的经济因素,政府到底要不要加以管控。按照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政府完全没有必要管控物价。这种观点认为,只要到了一定的阶段,物价就可以自动调节,无须政府的干预。但在实践中,这样的状态似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特别是在当时那种投资遍地开花的时候,指望市场自动控制物价,无异于天方夜谭。

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派别第一次向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进行的激战,当时那些自称为改革派的人们,几乎都是站在新自由主义这一边。所谓改革派的一方把反对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另一方称为保守派,似乎只有他们才是坚持改革的一方。这种观点很快被西方媒体接了过去。在西方媒体中,所谓改革派是他们所要支持的,而所谓保守派则是西方媒体所要打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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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本身也是一个过程。刚开始,人们只知道要改革。可是到底要改什么,很多人自己也未必能说得清楚。当然,也许是因为要改革的东西太多了,需要理出一个头绪,按部就班地来进行改革。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并不是一个规划中的改革项目,是农民自发搞起来之后,由中央认可的。不管要改什么,首要的是要把经济搞上去。在搞经济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的开放除了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之外,我们更需要这个国际的大市场。而要想与这个国际大市场相衔接,我们就要接受和遵循其中的规则。这就把我们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方面引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引进外资,扩大内资等一系列环节连接了起来。市场与资本一向就是天然融合的。而市场与社会主义则需要一个较长的磨合过程。然而一旦把资本引进来,就会出现资本有意无意地要与社会主义唱对台戏的可能性。有时甚至不止是要唱对台戏,而是取社会主义而代之。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的同时,国外的管理体系也被引了进来,同时,与此相联系的国外社会研究领域的理论也开始进入中国大陆。这里不乏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本没有任何准备和应对的情况下,这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入,一开始就打着所谓科学理论的旗号,来侵蚀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头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似乎没有任何防范,而只是一味地全盘接受。

这就是最终导致己巳年风潮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资本与国内迎合势力已经认为时机已到,可是大张旗鼓地来夺取权力,完成资本在中国的一统天下的目标。在这个忘乎所以的资产阶级进攻面前,中国共产党突然猛醒,发现势头不对,立即反击。幸好全国人民对文革的记忆还没有完全丧失,知道国家的动乱对国家和老百姓意味着什么。所以这场风潮最终被击退,也真是一件幸事。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围绕这个问题,两种观点、两个阶级的斗争也拉开了新的序幕。改革开放之后一些出国留学的经济学的学者们,带回来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也带回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他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他们尝试西方资产阶级理论的试验田,用资本主义的理论来围剿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借助国有企业的改革,来试图把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达到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釜底抽薪的作用。

不幸的是,他们在一定范围内得逞了。大批国有企业被分割被肢解,被半卖半送给了私人,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大批工人下岗失业,收入急剧减少,生产质量急剧下降,引发社会上此起彼伏的不间断动荡。情况是严重的,形势是危险的。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决议》,才初步扭转了这个危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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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于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不满的,他们自发地组织起一波又一波抗争。虽然当时没有明显地收效,但毕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到了2001年,中央正式决定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思潮的批判,同时对于国有企业改革中所存在的这种大量被资本侵吞的情况展开了回击的动作。2004年,中央政治局决定对所谓管理层收购的MBO坚决予以停止,刹住了国有资产进一步流失的势头。

这场斗争真是惊心动魄。如果再不采取这种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完全可能与解体后的前苏联一样,所有的国有企业全部垮掉,中国再想搞什么社会主义就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了。当年,哈佛大学的专家们所提出的休克疗法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做出的。他们说就是要让改革不可逆转,意思是,把前苏联的国有企业全部搞掉了,即使共产党再重新执政,也搞不成社会主义了。这就是他们的险恶用心。他们也想对中国照方抓药,但没想到,中国共产党人不吃这一套,他们的阴谋没能得逞。

在曾经的一段时间内,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几乎占据了所有媒体的阵地,无论是报刊还是电台、电视台,都是他们活跃的舞台。而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要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们,居然找不到一块可以发表自己意见与观点的阵地。人们不禁怀疑,彼时的中国媒体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坚守的阵地吗?难道这些阵地不是已经失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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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下,马克思主义者终于获得了一块又一块阵地,新自由主义的代言人毕竟觉得理亏,或者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理论威力面前,毕竟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虽然他们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能够做出任何有力和有效的反驳。说他们气数已尽,可能为时尚早,但毕竟已经开始显露出下世的光景来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核心概念,是牢牢扣住市场经济的金箍。对此,新自由主义的拥趸们是很不满的,已故的董辅礽就一再要求去掉社会主义这项帽子。当然,这种要求是荒诞的,没有人答理他。

过去在新自由主义的干扰下,改革中所付出的成本多由广大底层劳动者所承担。当然,有些成本是需要多数人承担的,但其中有些不该让他们承担的,也让他们来承担,这就不够公平。现在中央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更多的是要让大多数劳动者能够享受改革的成果,让广大劳动者对改革有感。这是与新自由主义猖狂时期完全不同的两种思路。而这样的改革才是真正为广大劳动者所欢迎和接受的。

【胡懋仁,察网专栏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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