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还得靠跑”与正当防卫被认定引发的刑法思考

之所以近十年来一些偶发的涉及正邪纷争的刑事案件一经披露能引爆网络媒体,广受民众关注争议,是因为现在部分刑法条款脱离了中国的国情民意,导致百姓要求惩恶扬善维护正义的一些期盼法律给不了,而法律给出的正义又并非百姓所需要的等困局,从而形成了部分中国刑事法律与中国的民族特色水土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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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段“宝马男砍人被反杀”的现场视频聚焦网络媒体,引发了网友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该案中那位因被砍杀而反抗杀死砍人者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对此,不少律师、法学教授等在媒体采访或自媒体上纷纷发表各自见解,有正当防卫说,有防卫过当说,有故意伤害说等等,以法释案,莫衷一是。反映出现行部分刑法条款的适用难。

“正当防卫还得靠跑”与正当防卫被认定引发的刑法思考

近十年来,大凡类似被侵害者因反抗致侵害者死伤的案件每次审判结果都存在争议,其中有影响的案件有2009年5月10日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女服务员邓玉娇杀死官员案”、2011年5月发生在广州的“90后少女捅死性侵大叔案”和2016年4月发生在山东省聊城冠县的“于欢故意伤害案”等,这三起案件当事人均被法庭认定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在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中被从轻判处。

由此可见,作为一名普通百姓面对不法侵害,如何即有效保护自己免受侵害又不触犯刑律的确是个难题。为此,“@江苏检察在线”发文:【100起刑事案件告诉你,正当防卫还得靠跑!】

“正当防卫还得靠跑”与正当防卫被认定引发的刑法思考

该微博发出后,几乎是一边倒地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反对。有网友反问道,如果我跑不赢歹徒怎样办?如果被害人是女性,儿童,老人,跑不掉又怎么办?也有网友反驳道,正当防卫还得靠跑,这就是法治社会吗?如此下去,假如美国入侵中国是不是也学蒋军一样的跑呢?虽然网友的类比失当,反驳和调侃有些情绪化,但也不无道理,如果“正当防卫”还得靠跑,那么刑法设立这一条款还有什么意义呢。不过,当我们冷静下来想一下,“江苏检察在线”之所以提出如此的建言,是建立在对100起类似刑事案件终审结果的综合分析研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是从现实教训中给出的避险之方,实属无奈之选。因为“法治社会,‘以暴制暴’不被允许”。

如果本案中的“踦车男”于某某在争斗中看见“宝马男”刘某某跑回车内拿出砍刀后立刻跑离现场,也许该案不会发生。笔者搜看过来自现场两个方向的视频,于某某也是有机会跑走的。但是,面对暴力伤害不是每次都有“跑”的机会的,邓玉娇面对两个禽兽官员的施暴没有跑的机会,90后少女身陷魔窟面对老色狼暴力性侵更难脱身,前不久先后发生的两起单身女“滴滴”被害案也许被害女尝试过逃跑,其中乐清被害女赵某曾被迫向嫌犯转账9000元以求自保,但结果均惨遭奸杀。可见,当一个弱者遭受暴徒伤害时,不强烈反抗就只能被害,而以暴制暴又很可能触犯刑律,这说明什么?说明现行的以“保护人权”为己任的刑事法律并不能有效保护守法弱势群体,以致于专司刑事职能的江苏人民检察院官媒也不得不提示公民“正当防卫还得靠跑”。

之所以近十年来一些偶发的涉及正邪纷争的刑事案件一经披露能引爆网络媒体,广受民众关注争议,是因为现在部分刑法条款脱离了中国的国情民意,导致百姓要求惩恶扬善维护正义的一些期盼法律给不了,而法律给出的正义又并非百姓所需要的等困局,从而形成了部分中国刑事法律与中国的民族特色水土不服。

笔者因工作关系,与刑事执法部门有较多接触,就笔者了解,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总体是好的,而且正在不断修改完善,但也同时存在很多问题,离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还有一定差距,这里笔者仅列举三大主要问题:

一、立法原则问题

立法原则是指立法主体据以进行立法活动的重要准绳,是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实践中的重要体现。立法指导思想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善恶和执行,关系到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成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强了法制建设,“普法教育”连续开展了三十余年,法律法规制定修改了多少没几个人能答出来。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法律法规的增加并没有相应地促成社会治安秩序稳定。究其原因,还在于我国部分法律专家们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偏重于同国际接轨,缺少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素,在立法过程中过多借鉴于西方资本主义法典或中国封建主义王法,忽视了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根本。比如有及少数法律规范与社会主义宪法不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在具体立法中却将“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搞成了法律法规保护的主体,一部《物权法》连部分先富们违宪违法所得也立法保护起来,以法律的名义固化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成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又比如部分刑法条款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冲突,有些广大群众从道德规范上认为是正义的人或事,法院审判却依法认定违法犯罪,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法律的认同感,虽然法律规范并不等同于道德规范,两者间体系结构不同,但是法律规范决不应有悖于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法治必须维护社会主义道德,必须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这正是习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人民主体原则。又比如现行刑事法律都明文规定立法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但在具体条款和司法实践中却过多强调保护违法犯罪者的“人权”,将西方立法保护罪犯不认罪的“沉默权”和封建社会的“亲亲相隐”先后写进了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致使一些违法犯罪人员得不到罪刑相当的惩罚,削弱了刑法惩治犯罪的功能和力度。再比如现在社会治安不稳、恶性案件频发、强力反腐查处的“老虎苍蝇”贪污受贿金额达几亿几十亿元,我国却屈服于西方的人权指责在逐步减少死刑,导致了犯罪后果或成本的降低,达不到威慑或严惩犯罪的效果,人民群众很不满意。笔者认为,依法治国关键在立法,只有确保每一项立法符合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党的宗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如果背离社会主义宪法原则,靠一些对中国社会主义法理和人民民主专政原则一窍不通的假洋鬼子法学家或封建王法精英来立法,用西方资本主义法理来治理社会主义中国,只能与十八届四中会全提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南辕北辙。

二、执法理念问题

“正当防卫还得靠跑”与正当防卫被认定引发的刑法思考

理念决定工作思路,思路决定行为模式,行为模式决定事情的成败。“依法治国”从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到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已有二十一年,虽然二十一年来法律法规制定、修改、补充、废止不少,法制得到了完善和提升,但执法理念同法治原则却不相适应,法治精神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以罚代法、罚而不管、花钱买刑、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通过近几年整治尚未根本改变。而这些现象屡禁不止,关键原因还在一个“钱”字。“以罚代法”就是在行政执法中对触犯刑法的案件用行政罚款越权降格处理,为单位创收牟利;“罚而不管”就是执法单位利用职权,对执法对象搞罚款包干,通过暗箱操作,被执法对象定期向执法部门交一定数量的钱,执法部门虚拟行政案件查处,把早已禁止的“管理费”洗白成“罚没款”应付检查,收钱后放弃监管,放任自流。“花钱买刑”就是刑事案件被告人如果能够积极交纳罚款或者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则法院在审理判决时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甚至免予处罚(这是为有钱人量身定制)。“以权压法”、“贪赃枉法”很普遍,就是腐败官员或执法者为了私利视法律为儿戏,大搞钱权交易、权权交易,干扰正常执法审判,这是当今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出现“为钱执法”理念的根源有三,一是市场经济立法过份注重经济惩罚,放大了金钱在法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导致司法腐败的诱因,一旦罚款与腐败结亲,执法必然得不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尊重。二是少数贫困地方政府不能保证执法单位的正常经费,客观上造成了执法创收的屡禁不止;三是相关人员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把行政、刑事执法变成了发家致富的捷径,主观上导致了假冒伪劣、黄赌毒骗、盗抢伤害、贪污贿赂等违法犯罪增多。为谁执法、怎样执法的执法理念不厘清,制订再多的法也形同虚设,甚至适得其反。

三、法治环境问题

法治环境是指全社会主张法律主治、依法而治所形成的特定意义上的社会环境。立法指导思想的西化必然造成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法环境恶化,现在有一个现象相当普遍,就是百姓不信法、不讲法、不守法甚至群体抗法的事件时有发生。为什么出现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执法权被弱化:在刑事执法方面,我党历来主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原则和对罪犯(包括战犯或阶级敌人)采取不打骂不虐待的人道政策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改造方针。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学家们却一方面以预防刑讯逼供或诱供导致冤假错案为名加强对罪犯人权的保护,另一方面想方设法限止执法者的权力。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犯罪的手法日趋隐密化、高科技化,很多犯罪活动都是单独或家族实施,犯罪证据很容易灭失,在这种情况下立法保护罪犯的“沉默权”和“亲亲相隐”,又不赋予执法者更多的侦查权,在重程序讲证据的法制环境下,然不成要警察个个都成为福尔摩斯?或者让执法部门学美国搞全民监听?执法权被弱化带来的是很多违法犯罪案件得不到依法查处,百姓基本人权被侵害得不到法律保护,造成百姓对执法者腐败无能的诟病和对法律法规的不信任。

二是法律概念被西化:现在我国刑事法律接轨的是西方“程序正义、“疑罪从无”和“嫌疑人”制度,法院未认定就不是犯罪、未判决就不是罪犯。而现在法院刑事审判奉行“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的断案理念,造成了诸多法官为求自保而消极作为,或者机械理解和运用法律条款,致使一些严重侵害公民利益的犯罪分子得不到刑事处罚,正义得不到伸张。比如“黑社会”就是靠杀人越货暴力犯罪敛财,各地黑老大都是秃头上的虱子,百姓或执法者无人不知,但依法就是不能予以打击,原因在于黑社会作案没有留下证据而不认为是犯罪;再比如恐怖或暴力犯罪,很多都是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共场所滥杀无辜,可谓全民目击,可这些恐暴分子在未审判前还可享受“嫌疑人”待遇,真是奇闻怪事。更奇怪的是,现在因反恐的需要,提倡对现场作案的暴徒可以当场击毙,那么请问,未经审判当场击毙的是罪犯还是嫌疑人?警察可以当场击毙正在暴力犯罪的歹徒,而正在被侵害的普通群众能否紧急自卫反杀侵害者?防卫杀死是罪犯还是嫌疑人?普通群众有权剥夺“嫌疑人”生命吗(这也正是“正当防卫”难以认定的重要原因)?这种法律西化带来的自相矛盾,反映出的是法律概念的逻辑混乱。这样的法律如何让百姓理解和拥护?

三是法律平等原则被扭曲:我国的刑事和解、律师制度更多的是花钱买刑的变通制度,一般伤害或侵财、经济犯罪,只要有钱补偿或退赔就能减轻甚至免于刑事处罚,有钱人犯罪可以高价聘请甚至收买著名律师为自己辦护减罪,而弱势民众因没钱赔偿或请不起律师就只能坐牢,这种赤裸裸的金钱法制,客观上导致了一些贫困的弱势百姓或走极端报复社会、滥杀无辜,或采用人多势众的群体暴力抗法。再比如“高利贷”、“高息集资”是违法犯罪行为理应依法严惩,但近十多年来,“高利贷”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众多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或家破人亡、卖淫还贷等社会丑恶现象,但“高利贷”却不受刑事追究。尤其是少数不法富商为了自己暴富,高息集资抄房,资金链断裂后卷款外逃,引起受骗者聚集闹事,对这样的不法富商本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查抄没收脏款或家产,但有些政府官员却以维稳为借口公开包庇不法富商,以权枉法,令国有银行违规贷款给富商还集资款而逍遥法外。如此种种,导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被严重扭曲,使刑法的公平正义大打折扣。

影响法治环境的因素还有很多,这里只列举了三种现象,它直接导致了百姓对法律的不信任、不敬畏、不遵从和法治环境的恶化。而没有群众参与、理解、支持的执法环境,必然使“依法治国”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容易腐朽变质。

笔者行文至此,通过“长安剑”微信公众号了解到,昆山市公安局经过4天的缜密侦查,并商请昆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后得出的结论:“备受关注的昆山电动车主‘反杀’宝马男事件终于尘埃落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依法撤销于海明案件。”这次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其最大的亮点是警方认为:“刘海龙的不法侵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刘海龙被致伤后,仍没有放弃侵害的迹象。于海明的人身安全一直处在刘海龙的暴力威胁之中。”这是本案定性的关键点。过去的“90后少女捅死性侵大叔案”和“于欢故意伤害案”之所以被法庭认定为“防卫过当”,正是将案发过程分解成了两个孤立的阶段,前为正当防卫,后为故意伤害,因此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昆山市公安局结案通报发布后,受到了广大网民的一致赞同,赞扬这是法治的进步,正义的回归!由此可见,一个典型案件的正确处理,胜过千次说教。期望该案能够成为一个标杆,使正当防卫都能得到法律保护。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就要求我国的每一项立法,每一部法律都必须符合党的宗旨和初心,符合社会主义宪法,符合中国的民族特色和核心价值观,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只要真正做到了这些,用上述标准修改完善我国的法律法规,就一定能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遵循。普通老百姓不是也不可能是法学家,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很朴素,通俗地讲就是老百姓看重的是自己所处的法律地位,个人合法权益和身边的好人是否受到保护、坏人是否依法惩处。只有每一个法律工作者都心怀宪法,心想人民,心向正义,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贯彻落实在实处,才能使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早日实现!

2018-09-01

【去伪求真,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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