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景胜:警察法修改及公安部新规章解决了警察执法三大问题

警察法修改及公安部规章草案所确立的维护警察执法权威,保护警察合法合规执法活动,保护警察及家属权益,明确警察执法免责条款等是完善我国警察法制的里程碑事件,有助于矫正近年社会瓦解侵蚀警察执法活动及执法权的不正常现象。警察保护国家、社会、人民、法律,国家、社会、人民、法律也该保护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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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景胜:警察法修改及公安部新规章解决了警察执法三大问题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立法规划中含警察法最新草案,公安部也公布了《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多年来一些学者喜欢批判“警察国家”,认为警察强势的国家容易专制,实践中大量事实表明警察在执法现场非但不强势而且很悲催。美国警察很强势,美国不该是专制国家吧?法学界主流也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防范公权力扩张及作为公权力的警察权的约束上。对公权力保持必要的警惕,防范警察权违规违法滥用侵犯公民权利,强调警察执法的合规合法也是必要必须。

但不能矫枉过正,走向另一极端,也应防范凌驾于警察执法权之上不讲秩序、责任、法制的自由、没有约束任意妄为的个人权利。和谐社会及良性有序高效治理的国家一定要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公权与私域、公民权利与责任、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此次警察法修改、公安部规章构建为寻找这一平衡点做出了有益探索和努力。

让我们来看看针对近年警察执法出现的新问题、新风险,警察法修改和公安部新规章草案对这些新问题、新风险给出了怎样的回应和举措?笔者认为此次修法和公安部新规章出台意在完善强化警权执行落地、重塑再造警威不可侵犯。

一、现实中被执法对象为逃避执法处罚辱警、袭警频发。各种变相阻碍执法的情况经常出现,如下跪、抱大腿、倒地嚎哭、撒泼打滚、对着警察跳舞、撒尿、煽动围观群众、让老人妇女阻拦、抢夺执法记录仪或其它执法器械、阻碍警务车辆通行、打砸警务车。网络骂警、辱警更是很流行,且辱牺牲警察。不仅辱警,且辱警察之母,警察要在曹尼玛的谩骂中为谩骂者录视频。

民众基于自己利益受损,如罚款、贴条、挪车、禁行、查超载、查酒驾等管制行为,抗拒警察执法、打骂警察,拒绝交通违规检查,强行驾车逃逸、驾车冲撞警察。辱警、袭警胆子越来越大,情节越来越恶劣,手段越来越血腥,做派越来越疯狂。司机拒绝检查车头顶起警察可行20多公里,拖曳警察致死的案例触目惊心。

吕景胜:警察法修改及公安部新规章解决了警察执法三大问题

2016年7月湖北赤壁,一辅警被压在身下,另一交警忙于拍视频,被压辅警脾脏破裂

针对上述问题,新规章草案第八条规定:民警在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过程中或者因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遇到上述情形的,公安机关应当积极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这其中包括:受到暴力袭击的;被车辆冲撞、碾轧、拖拽、剐蹭的;被聚众哄闹、围堵拦截、冲击、阻碍的;受到扣押、撕咬、拉扯、推搡等侵害的;警察本人及其近亲属受到威胁、恐吓、侮辱、诽谤、骚扰的;警察本人及其近亲属受到诬告陷害、打击报复的;被恶意投诉、炒作的;警察本人及其近亲属个人隐私被侵犯的;被错误追究责任或者受到不公正处理的;执法权威受到侵犯的其他情形。

二、近年热点涉警案例因舆论不实报道、造谣、缺乏专业分析引导、非理性情绪化炒作甚至妖魔化警察执法对公安机关内部错误处理警察影响巨大。舆论监督警察执法必要必须,但监督应以事实为依据且应遵循新闻职业伦理和尽量专业的态度。媒体或网络舆论对热点案例的评论甚至炒作只讲一方面,忽略另一方面。即只渲染警察暴力、警察打人,混淆警察强制手段适用的法定条件和法定性,回避被执法者拒法、抗法、拒不配合执法。如北京雷某案与山西王某案皆因当事人作为被执法对象拒不配合执法,甚至出现暴力抗法引发警察强制力、强制手段过度造成悲剧。

在案件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匆忙下结论或为平息事态当地警方匆忙处分涉案警察是否公平?如2016年12月中旬发生在黑龙江甘南的记者暗访遭警察“殴打”事件。在甘南一个被当地群众称作老黄牛58岁老警察,在赶到校园对两个陌生男人向小学生发放糖果,两个男人对警察的盘问答非所问并且急于离开。警察对糖果是否安全的怀疑及对两人的不明身份之怀疑是法律授予警察在出警现场的合理怀疑权和侦查权,且学校是易受攻击场合具有高风险性,国家也有相应规定对学校安全防范有严格要求,此时警察依法想带离两人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两名男子拒不配合,暴力反抗,警察依据《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操作规程》进行徒手制止合法。徒手制止中互有肢体缠绕互动甚至冲突,有人受轻伤亦属正常,胳膊肿胀也符合徒手制止(别臂)的特征。

吕景胜:警察法修改及公安部新规章解决了警察执法三大问题

仅依上述事实就认定警察打人且被撤职难有说服力,仅拿记者单方面发布音频里的啪啪声断定警察打人证据不充分,声音也可以是拍手、拍桌子所致,也可以是双方肢体相互接触发出的声音。面对警察正常履职中的盘查、盘问,拒不透露身份且态度嚣张,这既不是公民权利也不是记者的权利,没有谁可超越法律法规。利用舆论优势单方炒作此事得出的结论并不具有公正性,一个基本常识是报社与警察冲突争议应由第三方独立居中判断和解决,报社是争议一方当事人,当地警方怎可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依据争议对方结论对警察处分?如此,甘南警方在舆论压力下匆忙处分老警察,对警察公平否?不公处分将寒警界人心。没有或缺乏事实依据的舆论报道也不能超越法律法规和新闻职业伦理。

针对上述问题,新规章草案第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法依规开展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工作。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对民警采取停止执行职务、禁闭等措施,不得作出免职、降职、辞退等处理或者处分。

公安机关不得受舆论炒作、信访投诉等人为因素影响,不当或者变相追究民警责任,加重对民警的处理。

此外,公安机关应当根据行为事实、情节、后果,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客观评价民警行为性质,区分执法过错、瑕疵、意外,依法依规作出责任认定。

三、近年一些热点案例中因被执法对象抗法、抗警,在警察依法实施强制手段强制制服过程中被执法对象意外死亡,受人死为大、死了有理、安抚家属维稳等思维惯性驱使,警察背锅作为牺牲品被无端处分,难以服众,给警界带来巨大消极影响和职业挫折感。以警界广为争议的山西王文军案、北京邢永瑞案、贵州张磊案为最为典型。

2016年媒体、专家、社会公众在狂评雷某案时是否应该具备三个知识点:一是公民面对警察执法服从在先,存疑在后;二是警察特殊行业有合理怀疑侦查权、现场执法权;三是警察对被执法对象强行逃逸有职业敏感,越强烈逃逸越怀疑其有前科,反抗越激烈制服越剧烈,制服力大于反抗力,两力相抗,角力升级,出现伤亡概率更大。

试问,当时有多少人具备这三点知识,可以说当时许多人包括所谓专家学者律师并不具备上述三点知识。如果当时人们具备这三点知识又会怎样评价雷某案?雷某意外死亡的根本原因是现场抗法、抗警察。如果服从警察调查或跟随警察回派出所接受调查何来悲剧?胃内容物倒流吸入呼吸道窒息(呛死)的根本原因是激烈反抗,双方肢体缠斗压迫身体及肠胃、呼吸道,以及因雷某自己连续剧烈反抗与警察制服动作中引发的雷某肌肉剧烈伸缩、肠胃痉挛、体位变化身体扭曲所致。

山西王文军案的悲剧在于王文军在混乱现场急于脱身维持秩序,面对僵持7分钟暴力抗法死抱其大腿不放手、抓扯裤裆的泼辣中年女性实施徒手制止按头用力过猛,该妇女反抗导致王某按头力度加大,引发该妇女颈椎断裂死亡。因是女性,王文军不敢对其肢体有过多接触,只好有距离地按头,如弯腰采取抓手推搡肩膀有可能加深肢体接触,警察对异性的身体接触一般比较慎重,否则会被反诬耍流氓之类,王某忌讳于此是值得同情的一点,也是警察现场执法难、徒手制服难的体现。

贵州张磊案的荒唐就在于法官分不清危机可能性与危害现实性的区别和转变,酒醉的两名被执法对象在两枪示警后仍然抓扯、抓打、扑向警察张磊,多份证人证言证明:“郭永志双手抓住张磊持枪的手使劲拽”。“郭永志抓到张所长持枪的右手部位”。“去抓张所长拿枪的手”。“手扭在了张磊持枪的手上”。在抓扯搏斗中张磊开枪击中二人后抢救无效死亡。该案证据效力已足够证明嫌犯有抢夺手枪的行为和过程,即已存在抢夺到手枪的可能性,其可能性已存在潜在危害,且在警告两次后近身搏斗,张磊应有权开枪。

吕景胜:警察法修改及公安部新规章解决了警察执法三大问题

法院认定:手枪枪套筒上的擦拭物虽含有死者郭永华的DNA型,枪套筒上的附着物中虽含有死者郭永志的DNA型,但无法确定所检验的DNA来源于嫌犯人体的何种组织细胞,仅凭DNA鉴定结论不能确定死者是否接触过涉案手枪。笔者理解法院认定枪套筒上虽有死者嫌犯的DNA,但无法证明是手上汗液或指纹,所以无充分证据证明嫌犯有明显的抢枪意图。

不是手上的组织细胞是人体哪里的组织细胞?是大腿上的、胳膊上的、脚趾头上的组织细胞?案件发生在2010年1月12日的贵州省遵义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坡贡镇。笔者查询遵义一月份平均日气温最高8度,最低2度,嫌犯当时不穿衣服还是不穿袜子,露胳膊、露腿还是裸身?该案似乎还得出另一个结论:嫌犯抢不到枪警察担责判刑8年,嫌犯抢到了枪或手枪上有嫌犯指纹,警察不担责。如果嫌犯抢到了抢,深度酒醉状态,对当时在场群众及警察危险如何?

针对上述争议案例及问题,避免今后再出现事后让警察无端背锅、无由问责,新警察法草案第八十四条及公安部新规章草案第十三条均规定:人民警察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法律责任,由其所属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补偿。

公安部新规章草案第十六条规定:对于民警依法履职尽责,受主观认知、客观条件、外来因素影响造成一定损失和负面影响的行为或者出现的失误,以及民警违法违规履职造成危害后果后,及时发现并主动纠正错误,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后果与影响的,公安机关应当从轻、减轻或免于追究民警的责任,或者向司法机关提出从轻、减轻或者免于追究民警刑事责任的建议。

上述便是警界多年期盼已久的依法履职免责条款。笔者多年呼吁构建警察执法豁免权,其理由和必要性论证可见笔者《警察法修订应构建警察现场执法豁免权》一文(察网2017年1月15日)。警察执法活动的公益性、法定性、效力预定性,执法措施的应急性、强制性、现场不可抗辩性,执法环境的复杂性、风险性,执法后果的不可预测性、不可控性都决定了警察这种高危职业应该享有因执法风险的豁免权。

当然警察执法免责条款并非可以滥用受到严格限制,且是在警察合法合规执法的前提下才能适用。作为个案适用也是严格控制,此处不必担心执法免责条款滥用导致侵犯公民权利。警察执法当然应该强调严格把握比例原则,减少损失原则,强制力合理限度原则,谨慎评估危险性,避免击打人体要害部位等等。免责条款仅是作为一般原则,并非所有案例皆用。因案而异,个案处理。

司法实践中免责适用于具体案件应考虑具体案情、限定条件,如免责适用的启动一般是针对拒法、抗法不配合执法、不配合调查、暴力袭警、强行逃逸开始作为起点,至警察制服反抗对象为止,即仅在抗法开始、制服开始至制服完成这一时段内警察可能享有意外伤亡的免责。制服后失去反抗力警察仍实施强制力导致伤亡当然要对警察问责问罪。

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社会在变,执法对象在变,刁民、暴民、地痞牛二也不该再冒充人民了,他们只是违法个体或犯罪嫌疑人,警察执法面临新情况、新压力、新风险。公民遇到牛二的概率有限,一线警察可能每天遇到牛二。警察对文明守法的公民应文明执法、人性化执法,对违法者实施强制手段是法律授予,警察执法是法律化身,是代表国家,对违法者、抗法者、袭警者的文明执法是办公室思维、脱离实际的伪命题。上述修法草案和新规章草案中保护警察的多种举措有助于维护警察权益,解除警察后顾之忧,促使警察放弃消极执法,鼓励激发积极作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警察保护国家、社会、人民、法律,国家、社会、人民、法律也该保护警察。希望警察法修改及新规章能够完善强化警权、重塑再造警威,让警察不要流血又流泪。

【吕景胜,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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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警察 公安 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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